第12版(副刊)
专栏：
赵树理和故乡人民
董大中
赵树理成了大作家，也没有想着挤到“士”的队伍里，仍然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每次回到村里，不进家门，总是先到有人群的地方，或劳动，或说笑。乡亲们站着，他也站着；乡亲们脱一只鞋，垫在屁股下，席地而坐，他也同样脱下一只鞋来，坐在地上。听说有人病了，他登门拜访，主家无钱买药，他拿出票子，说：“快去！”听说队里的会计不在，没人算帐，他找到队部，摊开算盘，跟队长一五一十算起来。远在北京，他也时刻想着故乡人民。高级社时代，村里人想吃苹果，赵树理已在北京买好了苹果树苗，让女儿广建跟车运回，栽在村子西边的一大片山脚下。大刮五风的时代，赵树理在县上担任书记处书记，坚持实事求是，跟其他领导人多次“顶牛”，县委书记说：“你还是到你尉迟村蹲点吧！”赵树理说：“好！”从此尉迟村人没有受到虚报产量之害。
赵树理的故乡原叫“吕窑上”，传说唐朝大将尉迟恭得罪皇帝后，曾在此避难，故改名“尉迟”，至今村里还有“尉迟庙”。这个小村子，依山面水，风景秀丽。可是在旧社会，它也穷得叮当响。赵树理在《新食堂里忆故人》中写到不少穷人，有一个叫各轮，“他的遭遇和鲁迅写的阿Ｑ有点相像，当年我也曾想给他写‘正传’，后来终于没有写成”。在“食堂的南边有一户姓冯的，父子两代都没有一垄地。孩子名叫福归，我称哥，也是在外讨饭被饿死的。我写的小说《福贵》，有一部分就是他的生活。”１９８０年我第一次访问尉迟，专门看了福归当年的住处，早已破烂不堪，陪同的文友说，那连阿Ｑ住的“土谷祠”也不如。
尉迟村的变化是在赵树理逝世以后。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乡亲们开始改变“缺粮、缺钱、缺草”等“五缺”现象，过年的春联也越贴越宽。１９８８年，村委会主任马海政靠贷款建起一座煤矿，两年后投产，年产１０万吨。接着又办起了炼铁厂、防水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年工业总产值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上。１９７８年，全村人均产值３４元，１９９２年增至１４６８元。人们有了钱，改善居住条件成了头等重要的大事。于是村委会作出决定：拆，所有的旧房子全拆；盖，给每个家庭盖一座小洋楼，除了煤气，一应设备俱全，包括电话和空调。去年春天，我再一次访问尉迟，村子西边即果树园的旧址上，已盖起第一批楼房，一共八排，每排两套，每套２００多平方米。村委会已改为“尉迟实业总公司”，马海政担任总经理。马海政告我：第一批居民搬进去后，就从村子的西边拆起，边拆边盖，分三期，大约用一年时间，建成新村。我离开尉迟快一年半了，我想，旧尉迟多半早已不复存在了。
我忘不了去年春天在尉迟所见：当年福归们住的地方，盖起一座大商场，摆放着席梦思、空调机等等。大商场的南边，即原来的“东头院”，住着防水材料厂的一位干部，家里有大客厅、小客厅。大客厅有３０多平方米，落地纱窗，正面墙壁上挂一幅将近十平方米的大壁画。小客厅里，几个中年妇女正在收看香港“卫视”播映的《北洋水师》。主人说，新楼盖起，这里也得拆了重盖。
赵树理对尉迟人民有情，尉迟人民对赵树理有义。赵树理的故居在村子西边。我问：“赵树理故居也拆吗？”马海政笑着说：“哪能呢？这是我们村的文物，人们都说留着它。尉迟庙也要留下。”赵树理的墓在村子北面的高地上。赵树理的英灵看着各轮和福归那一辈人的后代，住在宽敞舒适的小洋楼里，也许会在冥冥中写一部《尉迟村的变迁》吧。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汉字的委屈与报复
何鸣声
汉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闪烁着我们民族的智慧之光，准确运用汉字是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经常看到汉字在受委屈。
将汉字“张冠李戴，改名换姓”者司空见惯。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听人把“赡养”读成“瞻养”，把“卫戍”读为或写为“卫戌”。殊不知“赡”从“贝”，古代以贝为币，既要供养，必须给钱，不是凭眼睛（目）去看看就行的。“戍”是“人”拿着武器（戈）守卫，“戌”是古代十二时辰中相当于今天的下午７时至９时，正是店铺关门的时候，字中的一横即指门栓。如是“卫戌部队”岂不成了只负责戌时的部队而成笑话。有的法官把“酗酒”读为“凶酒”，有的医生把“臀部”读为“殿部”，有的老师把“爱迪生”读为“爱由生”，把“忏悔”读作“千悔”，有的领导干部把“棘手”读为“辣手”，把“柑桔”读作“柑吉”，有的管科技的干部把“造诣”读作“造脂”。电视屏幕上更有不少，如《三月潮》中把“惴惴不安”读作“喘喘不安”，电视剧《吴玉章》中把“民国猝然成立”读作“粹然”，《阴阳鉴》中“唾手可得”读作“垂手可得”等，某电视台一位相当有名的播音员竟把“一蹴而就”读成了“一就而就”等等情况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又怎不叫汉字深感委屈？
在用汉字时，又常常有人随心所欲，强行对汉字或是截肢整形，或是随意简化，歪曲了汉字形象。某县新建一农贸市场，３６条标语，１４８个错别字。某县重点中学雄踞于校门上６个大字的校名，竟然错了３个字。房管部门在办公用具上写着“房菅”，“氿（酒）?（菜）仐（食）品”之类乱简化的字满天飞，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的场合，使用汉字的“脏乱差”现象十分严重，甚至令人发指。
别看汉字任你摆布不吭声，它也有自己的个性，必要时也会反戈一击，让你够受的。
１９３０年４月，阎锡山、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发动讨蒋的中原大战。阎冯两部预定在沁阳会师聚歼驻河南的蒋军，在拟制命令时误将“沁阳”写作“泌阳”，两地相隔数百里而导致失败。这是多一撇使一场战争失利的典型。
《人民日报》曾载过一则消息，乌鲁木齐市粮食局挂面厂花１８万元从日本购进１０００卷重１０吨的塑料包装袋，袋面图案请人设计好后又经过好几个有关部门审查后交给厂方印刷。结果，这批印好的袋子运回时发现“乌”字多了一点而成“鸟鲁木齐”，一点之差，１８万元袋子成为一堆废品。
１９８９年６月，浙江浦江县６岁农村幼童胡康康，右胫骨患骨髓炎决定动手术，医生填写手术报告单时随意将“右”字写成“左”字，结果造成病童双腿致残，实在令人痛心。医院也为此赔偿损失上万元，责任医生受到严厉处分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
从５０年代开始，国务院就发过通知，反复强调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正确使用汉字是社会文明的范畴，不可等闲视之，糟蹋汉字是定会受到惩罚的。
第12版(副刊)
专栏：五光十色
“南海戈壁”札记
胡立人
西沙群岛最南端的中建岛，是西沙群岛的第三大岛。它被人们称为“南海戈壁”。中建岛地势低平，海拔仅一点五米，面积约一点五平方公里，表层由珊瑚沙和贝壳等组成。涨大潮或台风过境时，大部分被水淹没，植物不易生长，全岛一片白色的珊瑚沙。
我去中建岛，是从西沙最大的海岛永光岛去的。乘船行程一个上午。在深蓝如镜的海面上，瞭望四周，空旷无物，海天难分。只有船舷两旁的飞鱼，伴我们同行。有些飞鱼可飞一百多米远，一米多高，此起彼伏，蔚为壮观。这是北方海域所见不到的。当接近中建岛海域，从海上看到中建岛的时候，只感觉它像漂泊在大海里的一只白色乒乓球，随着海浪时隐时现，晃来晃去。它既不像西沙群岛其他岛屿，更不像北方的海岛。我国东海、黄海、渤海的海岛，大都是石头的，高高的山峰，矗立海中。而西沙群岛其他岛屿，也大多是珊瑚岛，海拔低，但岛上长满了低矮的抗风桐。从海上远远望去，这些海岛如同铺在海面的一块绿色地毯，也是很美丽的。
上岛前，我们每人配发了一副墨镜，一防日光，二防中建岛上的雪白的沙光。到了夜间，在皎洁的月光下，遥望全岛，又好似置身于北国的雪原之中。
中建岛无淡水，无林木。除了阳光和空气，一切生活用品都靠从海南岛运来。盛夏的中午，地表温度高达六十摄氏度。光脚走在沙滩上，脚被烫得受不了，被迫穿上胶鞋，还要戴上草帽以遮太阳；有的人把一条肥皂放在日光下，不久就软了、化了，变了形状。
但是，中建岛的游泳条件是很好的。海滩沙粒很细，远海深蓝，近岸碧绿，海水清澈见底。
中建岛上驻扎着著名的、曾被中央军委命名的“爱国爱岛”守备队——天涯哨兵。凡上过这个岛的人都知道，中建岛的生活是艰苦的。晚上的大风，使不少人患上了关节炎。交通不便，使日报成为月报。特别是当气候恶劣时，交通中断，吃不上蔬菜，罐头、咸菜吃光了，有时只好用咸盐、酱油下饭。
“人在岛在国旗在”。这是中建岛指战员们对党、对祖国的壮丽誓言。他们所以能这样做，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根据中建岛环境极其艰苦，战备任务极其繁重，随时准备抗击入侵之敌的特点，开展了经常性的学英雄、学传统活动，突出培养干部战士的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
守备队党支部在组织“学英雄的事迹，走英雄的道路，创英雄的业绩”活动中，树立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自然，建设海岛的思想。他们在一片白沙，寸草不生，养鸡不活，养猪猪死的地方，发扬两不怕精神，顽强奋战，硬是把“南海戈壁滩”改造成“海上乐园”。不但种活了树木，生产出蔬菜，还养活了猪、鸡、鸭、狗。部队在炽热的珊瑚沙中摸爬滚打，苦练杀敌本领，每个干部战士都达到了“一专多能”、“一兵多用”，人人都有几手的“天涯哨兵”。
我们生活在中建岛的日子里，处处都可以听到嘹亮的《人民战士守西沙》的歌声。战士们说，唱一遍《人民战士守西沙》，就受到一次形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从中得到鼓舞。这首歌词，已成为干部战士的共同心声。
他们不少人在“决心书”里都引用了其中的歌词：“人民战士走天涯，远离故乡到西沙，祖国领土处处亲，珊瑚岛上来安家”、“披着风雨迎着浪，一片丹心为国家”，作为自己保卫海岛的誓言。
富饶的南海，美丽的岛屿，可爱的战士，与之相处的日日夜夜，使我久久难以忘怀！光荣的“天涯哨兵”，我永远想念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