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专访
送基辛格秘密访华的飞行员
吴迎春
１９７１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秘密来华，同我国领导人会谈有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大问题，这一详情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作了披露，为世人知晓。但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提到驾机送他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私人驾驶员”，在我国知之者恐怕不多。前不久，本报驻巴记者专程采访了他。
在卡拉奇一个宁静的院落里，我见到了他。他身着短袖格子衫，面色红润，魁梧健壮，看不出有６６岁的高龄。“您的身体很好！”“是的，我是被强制退休的。”说完，他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他就是泰穆尔·贝格机长（见右图）。
贝格先生的籍贯是印度海得拉巴市的德坎，少年时就热衷于飞行，年及弱冠即遂心愿，成为飞行员。在空军中服役两年后，１９５２年加入东方航空公司，该公司后来和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合并，他自动加入巴航。在长达３５年的飞行生涯中，他为国内外许多重要领导人驾机。由于高超的飞行技术和对巴基斯坦的贡献，他先后３次荣获巴总统授予的勋章。回忆自己的飞行生涯，他非常自豪，其中，驾机送基辛格的中国之行更为令他难忘。
他的思绪回到了２２年前。一天，他接到一项重要的飞行任务，但送谁到什么地方他全然不知，因为这是一次高度保密的飞行。
为保证这次飞行成功，事先进行了试飞，从伊斯兰堡经乌鲁木齐飞北京，返航时带回了北京的３名领港员和４位中国外交部官员。
赴北京的日子来临。１９７１年７月９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的查克拉拉军用机场，身着风衣、戴着宽边帽和墨镜的基辛格，登上了贝格先生驾驶的波音７０７飞机。基辛格的美国专机停在查克拉拉的民用机场，以掩护他的这次北京之行。陪同基辛格的中国外交部官员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和唐龙彬先上了飞机。在飞机起飞时，贝格方从乘务员那里获悉乘机人是基辛格。
４０００公里航程，４小时４５分钟飞完。专机顺利抵达北京郊区的南苑机场。随后，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在北京会谈，中美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完成使命后，基辛格于７月１１日乘贝格先生的飞机秘密返回伊斯兰堡，此后，中美双方宣布了令全世界震惊的消息：基辛格访华，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
当我谈及我国领导人曾多次在感谢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时提到此事，他高兴地说：“中国是巴基斯坦的真正朋友，我为此感到骄傲。”
贝格先生领我参观了客厅中的陈列品，并着意介绍了周总理送给他的礼物，一件高尺许的上釉瓷瓶，洁净光亮、一尘不染，深为贝格先生所珍爱。他又拿出相册，其中有周总理和他及其他巴航成员合影的照片。他说，他曾非常荣幸地为周总理驾机，送他到开罗参加亚非会议，一代伟人的音容笑貌在他的记忆中长存。
贝格先生还是巴民航飞往中国的第一人。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９日，巴中直达民用航线正式开航，贝格先生驾机从巴基斯坦飞经中国昆明抵达上海。１０年后，由北京开往卡拉奇、巴黎的国际航线正式开航。他动情地说，自这条“空中丝绸之路”开通后，巴中的友好交往日益频繁，友谊日益增进。１９８４年４月至５月，为庆祝中国民航通航巴基斯坦１０周年和巴航通航中国２０周年，两国的友好代表团互访，贝格作为巴方代表团成员访华，在我国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款待。
（附图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初识波恩
黄晴
出法兰克福机场，乘车沿高速公路直驱波恩，行程约１７０公里。
德国的高速公路无严格限速，汽车时速常在１４０公里以上，一切都在飞快地动，给人以不容稍缓的压迫感，只能去跟上这种速度。
这段公路并不直平，眼前不时展现红白两色，恍若驰动的光龙，沿起伏蜿蜒的公路闪烁浮游，在夜幕衬托下，景象相当壮观。
波恩，傍山依河，人口仅３０万左右。波恩的道路并不阔大，往来汽车虽不少，却似无喧噪之气。这里的房屋多为二三层小楼，掩映在树木草坪之间，颇具乡间牧歌情调，故波恩居民常戏称自己为乡下人。
初到德国几天，便感到德国的规矩之多往往令新来者手足无措。以倒垃圾为例。倒家庭日常垃圾有一个桶，倒废纸有一个桶，倒塑料金属物品也有一个桶，扔玻璃瓶则要按绿、褐、白３色分别投入３个桶。在波恩的道路两侧，各种交通标志犹如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使人有随时可能犯规违例的感觉。德国人的民族性格中似乎熔铸进了一种强烈的秩序感。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一书中曾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生了革命，水兵占领了皇宫，他们成立了特别行政小组，将皇宫物品一一登记存封，在地板上铺上报纸以免损污，在庭院中清理碎石，因而被称为“井然有序”的革命，这一事例颇为传神地反映出德国人的这种性格特征。
时逢圣诞前后，德国一直淫雨霏霏，连月不开，使异乡异客者不免生出“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联想。几年来，德国人总企盼过一个“白色的圣诞”，去年又未能如愿。１９９３年的圣诞是在洪水泛滥中来临和度过的。据报道，这一次的洪水泛滥是六七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波及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地，已有人员死亡的报道。笔者的居所离莱茵河约三五百米，１２月２０日后，河水开始溢过沿河道路，其后又漫入河边的教堂和墓地。在电视镜头上，波恩的联邦议会大厦已遭到洪水侵袭，不少人被迫迁居。
直到２５日，波恩的洪水才开始下退，街道上留下了厚厚一层淤泥。在一些社区内，年轻人马上行动起来，使用压力水龙和铲子清扫冲洗街头。德国人爱干净，见不得脏乱，出了事，有了问题，马上就着手去做，去解决，即使是在节假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德国居民的断壁残垣之中，有人看见仍摆着精心养护的鲜花，于是大大发了一通感慨，说这样的民族是不会垮掉的。今天，笔者对此也多少领教了。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外剪影
圣诞树下断肠人
郭天禄
巴黎的圣诞气氛似乎比别地来得早。刚进入１２月，香榭丽舍大街两旁的树枝上就挂起了密密麻麻的串灯。巴黎的冬季天也黑得早，下午５点多，街上已是灯火通明。商店内购圣诞礼物的人熙熙攘攘，店前的圣诞树放射着迷人的彩光，圣诞老人的出现引起孩子们阵阵欢叫。
但这一切都与皮埃尔无缘。走过圣诞树时，他头也不抬直奔地铁入口。皮埃尔必须在６点１５分之前赶回地铁留宿中心，如果迟到，便一个月内不得入内过夜了。
３５岁的皮埃尔失业已达两年之久。夏歇路边，冬宿地铁。现在，他打发时日像上班一样精确、刻板。早晨７点半离开中心，一杯咖啡喝到９点半，然后乘车在地铁内闲逛两个小时。“我不能停下来呆在一个地方，这样太危险。人们会抢走你的证件。对于我们，失去证件就是完蛋的开始。有身份证，警察会客气点，否则就没地方过夜，麻烦将接踵而至。”在维莱特科学城的图书馆内，皮埃尔呆到下午３点多，然后再乘地铁转悠。他也曾碰到面谈招工的约会，但对方无法与他联系，留宿中心不设电话，他也不能告诉对方他的住地。住房等于工作，面对这个简单的等式他一愁莫展。
在地铁入口处，一张新贴的广告引起皮埃尔的注意。黑白画面气氛低沉，年轻的妈妈面容憔悴，两个孩子双眼透着忧伤，旁白：“妈妈，今晚我们住哪？”像是遇到了知音，皮埃尔沉思了一会。想起不久前在寒风中倒下的８个无家可归者，皮埃尔心中似乎有种庆幸，没有表情的脸上泛出一丝苦笑。
在列车上，皮埃尔碰上巴斯卡尔。巴斯卡尔，２８岁，曾受雇于一家房屋修缮老板，后不幸受伤，住了两年医院，出院后成了残疾人，被老板理所当然地辞退。他曾经坐地乞讨过，但又不甘心受人怜悯，“我希望工作，不然我就要卧轨自杀。”同是天涯沦落人，对巴斯卡尔的遭遇，皮埃尔非常同情。他们相视无语。“我们避免打招呼。我们知道自己像动物一样，到处流浪，但又要笔直地向前走。在留宿中心，我不愿使用‘我们’这一集合词。大家应当始终把自己当成这个中心的外人，这样才不会留下来，才不会失去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然而，严冬总是和这群“希望者”过不去，１９９３年的寒流又来得特别早。政府有关部门一再呼吁社会各界帮助流落街头的２０万无家可归者，地铁也开办了临时收容所。流浪者自己的报纸《碎石路》、《路灯》、《马路》，详细介绍了无家可归者的悲惨境况，吁请人们伸出友爱之手。对这些，皮埃尔无动于衷，也极少翻阅自己的报纸，他自己不就是一份活生生的报纸吗？
留宿中心的圣诞树也亮了。但这不属于皮埃尔。在他的心中，甜蜜的巴黎，农产品盈余的法国，电力充足的欧洲，都已是明日黄花。“我恨这个剥夺了我工作权利的社会……”诅咒中皮埃尔进入了梦境，那里他拥有自己的圣诞树。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一角
日本的义务献身活动
刘建云
日本文部省在对去年准备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进行面试时所用的毕业生调查表上，新设了是否参加过义务献身活动栏目，把日本的社会义务献身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暑假，是义务献身活动的最好时机。由于在１９９３年联合国组织的支援柬埔寨活动中，日本一位年轻的义务献身者以身殉职，引起日本社会的注目。因而，除了对老年人、残疾人的看护服务外，所谓“进修体验旅行”也十分流行，参加者大多是学生，也有一部分公司女职员，据说女职员比男职员容易请假。参加由东京都各级社会福利协会联合组织的暑期“义务献身活动参观旅行”的人数，由１９９２年的３０００人增加到去年的５０００人。
由于有工作的人难以抽出时间参加义务献身活动，１９９１年日本富士施乐（复印机）公司，首创了义务献身活动休假制度。休假时间分为半年、一年、两年等不同档次。有的公司全额支付此期间的工资、奖金，有的则按一定比例支付。
尽管许多企业都先后引进了上述休假制度，实施者却寥若晨星。这项制度的首创者富士施乐公司，在１９９１和１９９２年两年每年实施者仅４人，１９９３年才增至５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休假影响未来的晋升。
还有些企业采取短期休假制度，一般是在规定的休假日之外，附加一周左右的特别休假日，供参加义务献身活动之用。富士通公司从１９９２年４月采用“累积休假制度”，即每人每年享有５天参加义务献身活动的有薪休假，并可连续累积至２０天。
在日本，过去人们把义务献身活动仅视为一种“单纯的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现在则进一步意识到，这也是一种能够增进人类之间相互理解的轻松、愉快的活动。也有人指出，由于战后日本论资排辈的终身雇佣制已开始动摇，公司职员已有选择第二人生、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的可能。所以，义务献身活动对于参加者来说，也是一种发现新的人生观的机会。而对于企业来说，鼓励义务献身活动，可以提高其在社会上的形象，扩大其社会影响，并在其内部创造一个积极、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增加企业的凝聚力。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口音歧视”在美国
唐若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提出上诉，控告招聘单位只因其“外国口音”而对他们备加歧视。他们气愤地指出，有的招聘人员甚至在面试时，就对他们“不够道地”的美式英语横加指责，当然，他们的最终命运是被无情地拒之门外。
美国机会平等委员会去年共收到２００余起控诉。该委员会审理的第一桩案子的上诉人是印度裔工程师帕蒂尔。此君称，他在加州艾迪国际公司工作，一年后被解雇，公司告知解雇他的唯一理由是，他讲的英语明显带有印地语腔，而这种外国口音在给客户打电话或外出催款时于公司的“形象”不利。
佛罗里达州一家保安公司则炒了５名菲律宾裔保安人员的“鱿鱼”。他们反驳说，他们能流利地用英语交流，只是他们从小学到大学全在菲律宾由菲律宾英语教师授课，因而他们的英语难免带有菲律宾语腔。他们指出，雇主并不在乎其他雇员讲的英语带有法语或爱尔兰语口音，但偏偏对带菲语或墨西哥语口音的雇员“侧目而视”。
美国机会平等委员会的资深律师特卜罗不乏讥讽地把１９９３年称作“口音歧视年”。他分析说，一般来说，一个工作岗位如需讲英语，那么只要能顺利交流就行；而对“外国口音”的歧视即是歧视说话人原先的祖国。他还指出，既然美国号称各国移民的“大熔炉”，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就应宽容地接受那些形形色色带有外国口音的人。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年满３５０岁才结婚
居住在非洲东部的士桑第族有一种奇特的风俗，男女青年只有满了３５０岁才能结婚，否则便是违法。
原来士桑第人计算年龄的方法与众不同，他们以１８天为一年，如此算来，一般人都能活到１０００岁以上。士桑第人之所以要选择３５０岁作为结婚的年龄，主要是为纪念他们的始祖士桑第。据说他生前曾以１８天为静卧周期，直到在３５０个周期之后，才与一位姑娘结婚。由于他繁育了士桑第族，故其后代便以３５０岁作为结婚的年龄。
（哲一编译）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啤酒：捷克的“民族饮料”
黄英尚
拥有约１０３０万人口的捷克，把啤酒作为“民族饮料”。据报载，捷克前年人均喝啤酒１６７．０３升，为欧洲之冠，也是世界之最。
捷克人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喜欢喝啤酒。他们视啤酒为“液体面包”，不可或缺，几乎每日必饮。捷克人爱喝啤酒，是因为啤酒不仅清凉爽口，能消热解渴，而且营养丰富，有滋养身体之功效。他们把许多上了年纪的人的便便大腹，称为“啤酒肚”。冬天或阴雨天，不少老年人有泡啤酒馆的习惯。
捷克人喝起啤酒来，堪称豪饮。他们不需任何下酒菜，半升或一升一大杯，往往几口而尽。有一回，我们路过布拉格的一家小饭馆，看到一位中年男子在独酌。他每要一杯啤酒，服务员就用铅笔在他的粗瓷垫盘边上画一道。盘边被密密麻麻地画满一圈，说明他从下午到晚上已接连喝了３０多升。但他兴犹未尽，仍频频举杯。过去见过报道，有喝多达１０５升者。
捷克不时举行各种饮酒比赛。去年６月的一个周末，某地举行第三届饮啤酒接力赛，９９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相继喝了１００升，费时１２分４５秒。８月下旬，某市举行第二届国际饮啤酒比赛，优胜者为一平时很少饮酒的公共汽车司机，初赛、预赛和决赛时分别喝了１、３、６升。某市分两次举行啤酒节：９月上中旬向顾客供应价廉啤酒，让啤酒爱好者喝个够；１０月上旬以半小时为限，比赛谁喝得最多，对夺冠者奖以成桶啤酒。
捷克拥有不同规模的啤酒厂７１家，以年产２０００万至５０００万升的中型厂家居多。前年捷克的啤酒产量近１９．５亿升，人均约１８９升。啤酒的度数多为１０至１２度，也有低度、７至９度和１３至２０度者。产品大部分内销，一部分销往斯洛伐克、波兰、德国和奥地利。去年因同斯洛伐克分道扬镳后对其出口大为下降，对其它国家出口也遇到了困难，夏季旅游者的减少和提价导致了消费下降等，估计啤酒将减产约７％。
在捷克受消费者欢迎的啤酒中，首推创办于１８４２年的皮尔森古泉啤酒厂酿造的１２度啤酒。该厂之所以能生产出最受欢迎的啤酒，据了解是因有距厂不远处出产的优质啤酒花；当地的水质好；发酵过程长，放在用橡木制作的槽（桶）中发酵的啤酒具有特殊的香味；有１５世纪初叶胡斯革命运动时期挖掘的地道作为酒窖，存放时间长。
捷克盛产啤酒花，素有“绿色金子”之称。产地主要分布在捷克西北部，摩拉维亚个别地区也有出产。去年种植面积为１．０４万公顷，因受气候影响，收成虽高于前年，但比平常年景低约１／５，每顷收干酒花约９１４公斤。产品近３０％用于满足本国需要，其余的几乎全部出口创汇。暑假期间，数千大学生远道前往帮助采摘。
（附图片）
（题图为捷克北部某地的酒桶式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