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

  政府下力铺路搭桥
白水苹果销路大开
本报讯陕西省白水县发挥政府部门的服务功能,拿出当年帮农民种果树的劲头,为果农销售苹果铺路搭桥,受到农民欢迎。去年全县产苹果1.5亿公斤,到目前已销售一空,仅此一项农民人均收入突破千元,县财政也收入1400万元。
白水县委、县政府从1985年起,把发展苹果产业作为奔小康的支柱和龙头,下大力气扶持农民种植苹果。8年过去了,目前全县苹果面积已有30万亩,农民人均种植面积达1.5亩。面对蓬勃发展的规模势态,沟通产销渠道,拓宽销售市场,保护果农利益,已成为县委总揽农村经济工作的主旋律。
去年初,县里投资2200万元改变县乡村三级道路交通条件,改善县城供水、吃住等基础服务设施,兴建4个大型苹果购销市场,还成立了华鹏苹果集团总公司,下设18个分公司,212个固定服务点,常年为果农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去年苹果尚未采收之前,县里及时采取措施撤销一切关卡,改变计税办法,实行收税到户,计税到园,方便客商。在全国50个大中城市设立了购销信息联络点,提早联系客商。7月底又组织百余名购销人员组团参加全国干鲜果福州订货会,是订货会上唯一的一个县级代表团,成交总量达1.2亿公斤。9月采收时节到来,县里组织了万名推销员走南闯北忙推销;县级领导分头到乡,机关干部到户,协助果农掌握市场行情,洽谈价格,签订合同。县法院、司法局联合成立“苹果销售法律服务中心”,公安机关增加值勤治保力量,交通、邮电、服务单位昼夜营业。县政府每3天将全国各地的购销信息,通过213个苹果协会,不断反馈给果农。去年10月,正值苹果销售黄金季节,他们成功地举办了’93白水国际苹果节,1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友人,3000多名客商云集县城,普遍反映白水既是产苹果的大基地,又是销苹果的好市场。白水苹果成了各地顾客的抢手货。(李军志彬)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编后

这也是基地建设
商品基地建设是个长期的过程。白水县辛辛苦苦8年了,至今仍要拿出当年种果树的劲头来帮农民推销苹果,因为跟搞计划经济不同,光出产品不是办基地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产品尽快转化为商品。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原先少产甚至不产苹果的地方,如今大产苹果了,于是大家都说那里成了苹果基地。但是,如果基地里堆积如山的苹果卖不出去,或者卖不了好价钱,接下去农民就可能要砍果树,“基地”也就会空有其名。如此夭折的基地各地都有,是个值得吸取的教训。
开始办基地时人们都很重视上规模,这是无可厚非的。没有一定的规模自然形不成基地。但一旦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就要花大力气抓市场营销。一个新基地建成,人家还不了解你,对你们果品的成色也不清楚。不花大力气开拓市场、预测市场是不行的。应该说能产多少苹果主动权还在自己手里,产下的苹果卖得动卖不动,就不是我们“一家”能说了算,所以疏通销路、开拓市场,也是抓基地建设,而且是更重要的。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

  春运车站访民工
本报记者刘鲜日
1月26日,是春运工作开始的第6天,中午时分,记者来到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
源源不断的肩扛大包小箱的民工从地铁出站口涌出,朝北京车站站前广场猛跑;从各路公共电汽车上挤下来的人流,大部分也是肩扛棉被,手提行李,匆匆忙忙往车站赶的民工。“张三李四,快点快点”的吆喝声不绝于耳。
中午,据说是春运期间北京站一天中人流的最高峰。你站在高处扫一眼广场,是五彩缤纷的一片,到处是卧在行李旁,吃着面包或饼干的民工。
记者走进一群从河南来京打工的民工中,他们是“包工头”从乡里招来的建筑工人。眼看离“大年三十”不到半个月了,“包工头”放假,让他们回家过年。“在北京,钱还是好挣,只要卖力干,每月几百块没问题,就是车票难买,火车难上。”一位男青年对记者如是说。一位姑娘接过话去,振振有词:“都说我们盲流盲流的,像当泥瓦匠这样的脏活累活城里人干不了,我们来干有啥不好的?一来我们有机会挣点钱,二来把城里人不爱干的事都包下,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嘛。”她是高中毕业生,为建筑队做饭烧水,一年下来收入也不少。
记者截住从北京回四川的五位姑娘,都是保姆。她们分别在海淀的两所大学的教师家帮忙。谈到感受,一位说还可以,一位不表态,另外三位有点不满:“在城里人家里挺受歧视的,挣点钱真不容易。”
离开寒冷的广场,记者挤进售票大厅。高分贝的嘈杂声,浓浓的臭气味;忽而被冲散、忽而又收紧的排队长龙一直向前延伸,到售票窗口时又乱作一团。
挤到京沪线沿站售票窗前排成的长龙旁,记者找到两位男青年,一位是从安徽阜阳来的,在京拉板车卖菜。一位是从苏北来京摆小商品地摊的,前者在京打工已3年多,按他的话说是“小发了一笔,在家令人羡慕,几位小兄弟也跟着来北京干”。后者是去年3月才来京的,他的感觉有两个:“一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干这样的活,二是农民只有离开土地才能赚点钱,种地亏本嘛!”说着说着,忽然身后传来一位“女高音”叫唤:“哎哟,又没票了,今天都是第4天排队了,这到什么时候才能走得了?”回趟家,真难。
候车室自然是乱而无序,到处是人堆和行李堆。记者遇到一位来京出差的广西某企业的干部,问他对民工进城的看法,他直截了当:“城市确实有许多事需要农民去干,因为他们不怕累、不怕脏、不怕苦,但到了春节期间,我们这些人就受罪了,一到车站就感到身体不适。”
记者在这里还见到一位青年农民,除了行李之外,还特意从书店买了几本书,用绳子扎紧提在手里,最上面一本是《科学养鸡技巧》,记者得知,他是在颐和园附近的一家养鸡厂做临时工的,一年多时间学到不少东西。说这次回家就不再来了,计划在家乡办个养鸡场,有了技术,在农村照样能挣钱。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

  河南乡镇企业健全发展机制
全省组建产值达亿元以上的企业集团200多个
本报讯加大科技投入,健全发展机制使河南省乡镇企业1993年又结丰硕成果:实现总产值2050亿元,工业总产值1389亿元,利税242.18亿元,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利税增长超过产值增长速度。
去年以来,河南重点抓了乡镇企业发达的18个县和336个产值超亿元的乡镇以及348个产值过2000万元的村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以这“四强”为依托,组建企业集团,连片开发工贸小区。目前,全省已组建产值达亿元以上的企业集团200多个,初具规模工贸小区500多个,40亿元产值以上的县13个,亿元乡镇501个,亿元村58个,亿元企业21个,“四强”产值利润占全省40%以上。
河南乡镇企业之所以能持续发展,一是大力推行了农民股份合作制。仅1993年就新办股份合作制企业2万多个,入股资金近60亿元。二是狠抓科技投入,全省上年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3万名,引进新技术、新项目、新工艺1.6万多项,实施技术改造项目6000多个。三是企业树立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观念,在税后利润投向上,60%用于扩大再生产,仅此约占全省去年新投入资金的35%。
(辛向东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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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宽甸农民转业带来增收
本报讯在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农村,“要想富,栽果树”、“要想富,多养畜”、“要想富,种蘑菇”这样一些顺口溜将大批农民从耕地上吸引出来。去年,全县农村非粮食产值达到19.7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0%以上,人均收入810元,比上年增长30%。
宽甸是个山区县,农村总劳动力12万人,劳均耕地不足4亩,单靠种田,僧多粥少,不少农民没活干,收入迟迟上不来。如何把农民收入这块蛋糕做大?县委和政府审时度势,提出广开财路,帮农民转业,或上山,或下河,或进厂。近几年,通过鼓励农民融资办厂等办法,使2万多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已占农村总产值的65%。在此同时,引导农民利用山水资源大搞多种经营,收入也相当可观。
这个县山峦、水域面积十分广阔,县委和政府划出近百万亩荒山和水面,承包租赁给农民经营,首批已有11644户参与开发性建设。全县已发展板栗近千万株,封沟549条养林蛙。利用山多气候温和的条件。建蔬菜保护地3910亩,引进优良果树新品种31个,形成百里万亩蔬菜鲜果带,还利用林下物大搞食用菌生产。跳出单一种粮的圈子,使农民致富有了新天地,全县80%以上的农户有了致富项目。长甸镇下河口村人均耕地只有0.6亩,通过在荒山土坡栽果,人均收入已达1500元。
(刘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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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乡情实话

  干部会太多
群众会太少
在农村采访,得知广大农民有一迫切要求:希望村干部不要把开会当饭“吃”了。
据调查,农村“会荒”在很多地方程度不同的存在着。有的村一年到头不开个群众会。村干部参加县里、乡里的会议,回来后一不传达,二不宣传,只是自己闷在肚里,上级有什么新要求、新观念,群众胸中无数,心里没底;党和国家的新政策、新精神,不能及时同广大群众见面,形成了中梗阻,农民对此意见很大。有的农民一针见血的指出:当村干部只知道敛提留、催河工,那怎么能行!
在此方面,农民对村干部的要求两条:一是对上级会议精神要及时地、原原本本地传达给群众;二是希望村里自己多召开一些会议,譬如农村帐目公布会、本村经济发展规划会、致富经验交流会、重要信息传递会、科学种田现场会等等。多召开一些有意义的会议,既能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又能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何乐而不为?
          山东阳信人民广播电台崔宝坤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短讯

  临沂乡镇企业利税一年翻番
本报讯山东临沂市乡镇企业再上新台阶,1993年,全市乡镇企业实现利税15亿元,实现一年翻一番。
在发展乡镇企业中,该市坚持不以产值多少比高低,全凭效益论英雄,并制定了相应的考核奖惩和制止弄虚作假的办法。去年全市有21个乡镇办事处乡镇企业实现利税过2000万元,有9个企业、12个村利税超千万元。(宋继民相锡桓周丙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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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岭新貌
位于深圳经济特区北侧的布吉镇南岭村,是一个不足700人的小村,昔日贫穷落后,粪便满地,人称“鸭屎围”。
1979年以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他们走出一条新路。南岭人经过13年的艰苦创业,先后投资近亿元,办起21家工厂,去年集体经济收入近亿元,村集体资产达2亿元。全村实行了劳动工资制,老年农民退休制、公费医疗和公费教育制,家家户户住上小洋楼,彩电、冰箱、音响、电话应有尽有。
今后,他们计划5年内投资3亿元,重点抓科技、人才和旧村庄的改造,修建“农民别墅”楼、商业大楼、影剧院、图书馆、农贸市场、公园等,努力把南岭村建成“村庄小都市”。
(附图片)
左上图:村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左一)和日本外商签订新的合资项目合同。
右下图:农民张国恩(左一)投资建设的面积达300平方米的三层住宅楼,室内装饰优稚。
右上图:村里“三来一补”鞋厂职工在检查出口鞋质量。
沈树人 刘庭芳 张雅心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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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短讯

  广州农垦成为副食品生产基地
本报讯记者蒋建科报道:广州农垦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10年来,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0%以上,达30亿元,成为广州市重要的副食品生产供应基地。
广州农垦现拥有15个在原国营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工商联合公司,9个直属企业,29个集体村,他们注意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七五”期间,有18项成果获国家、省、部、市级科技进步奖,累计新增产值5904万元,创汇354万美元,投入产出比达1∶8以上。从1984年起广州农垦先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45台(套),从根本上改变了农垦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短讯

  山西探索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
本报讯山西省在组织当前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实施以效益为核心,自我激励,滚动发展的新机制,通过实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去冬共筹集冬修资金47180万元,其中集体、个人占71%。
在去年10月初开始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山西各地大胆实践,在投入、经营管理、激励、监督等方面着手探索建立新机制。长治市出台了5条政策规定:允许群众投资户办、联办小型水利工程;支持以“四荒”为依托,兴办水保绿色企业;租赁、拍卖荒山荒沟,自主开发,50年不变;允许群众自办机井灌溉工程,经营自主,受益归己;经市水利部门验收达到设计标准的农民自办机井灌溉工程,市政府每眼井奖励2000元。这些措施克服了群众“不怕大干,就怕白干”的心理负担,激发了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忻州地区新开工的工程,90%以上是当年或次年就能见效的“短、平、快”工程。吕梁地区把拍卖“四荒”收回的194万元,全部投入小流域治理,加快水土流失的治理速度。临汾地区采用“有偿投资,贴息补助,分期还本,滚动发展”的集资办法,吸引回5万名外出打工经商的农民返乡搞农建,带回资金63万多元。(孙力)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短讯

  洛河故县水库胜利竣工
本报讯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洛河故县水库工程于1月23日正式通过国家验收。
故县水库工程位于河南省洛宁县境内,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有灌溉、发电、供水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也是黄河中下游防洪体系重要配套项目之一。该工程自1991年2月下闸蓄水投入营运以来,两次拦蓄洛河1300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洪峰,减轻了下游地区及黄河防汛的压力;1991年豫西地区遭受百年罕见的旱灾,故县水库半年内向下游放水达1亿立方米,为缓解旱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电站自1992年12月并网发电,已累计发电1.4亿千瓦时,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库养鱼年产达15万公斤,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石一菊)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

这几个来自浙江省温岭县的农村姑娘购买商品也注重自我保护。在选购化妆品时,她们认了厂名、商标和有效期,还打开盒子识辨真假优劣。 金云元摄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经济纵横谈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意义何在
——有关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具体操作办法
本报记者夏珺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话:“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尽管只有几十个字,对加速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代社会发展史表明,城市化是世界范围的历史趋势。19世纪初,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3%左右,到20世纪初就提高到14%以上,80年代猛增到42%。据联合国有关组织预测,到本世纪末,世界上将有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世界上是比较低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80%—90%),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40%),仅为28%左右。
我国城镇的发展与非农产业发展相比也是相当滞后的。就全国来说,国民生产总值中非农产业所占比重由建国初期的40%左右上升到1992年的75%左右,但80%的人口在农村的格局基本没有改变;就农村来说,农村社会总产值中非农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30%上升到1992年的60%,但分散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年年在增加。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至少带来三方面的不良后果。
首先,第三产业不可能正常发展,也就无法获得应有的规模经济所带来的规模效益。换言之,如果撇开加速城市化进程,想单纯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还会造成更多的新问题。
其次,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在给农村经济带来繁荣、富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农村病”。突出表现是乡镇工业布局过于分散。1992年,全国有乡镇企业2079万个,其中1900多万个分布在自然村。乡镇企业布局过于分散,存在着三种不经济,即土地利用的不经济、规模的不经济和运费的不经济,加上不利于集中治理污染、低水平重复等,造成资源、资金的极大浪费。在城市化滞后的条件下,乡镇工业越发展,这种浪费就越大。
第三,削弱了我国产业结构在其调整过程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资料表明,近年来,随着我国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不少地方富裕起来的农民掀起了“建城热”,出现了一批像浙江苍南县龙港镇那样的农民建设的“农民城”。一大批农民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到1993年,全国有1.16亿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户口仍是“农业户口”,形成了一个城乡两栖、“既非市民,又非农民”的游离阶层:户口在农村原籍,承包着农村的土地,而就业、日常生活又在城镇;在农村和城镇都拥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设施,一方面,无心或无力再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无法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身份待遇。
当初,我们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主要是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尽量减少吃商品粮的人数。因此,“非农业户口”成为控制农民进城进镇的第一道闸门。过去,这道闸门确实起到了控制的作用,因为你没有城镇户口,即使进了城镇,也买不到粮食、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孩子不能入托入学;一旦被发现了,还要被遣送回农村。那时农民进城,除了生活上有风险外,还有政治上、舆论上的风险。但改革开放十几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进了城照样可以买到粮食、找到工作、租到房子,只要交一定的“赞助费”,孩子也可以入托入学;对农民进城的舆论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宽松了。实际上,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户籍制度要作相应的调整。
堵塞不如疏导。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阻碍人才和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严重障碍,人们不能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的需要选择居住地,使得许多具有良好区位优势的小城镇长期得不到发展,这也是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之一。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已取消了对城市居民的粮食统销制度,为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的问题是抓住机遇,恰逢其时的。“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将有利于打破城乡分割的旧体制,调动农民希望进城生活和兴办产业的冲动,并使其与农民手中的资金潜力衔接起来,按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建设新型的小城镇,发展第三产业,加速城市化进程。
据悉,公安部、建设部、农业部、国家体改委等部门正在着手调查研究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具体操作办法,一些具体问题正在研究当中。不过,在大的原则上大家已取得共识,这就是,这项改革应采取积极推进、分步到位的办法逐步进行。最终目标是取消户籍管理上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为城乡人口合理流动拆除政策上的樊篱,但这是一个相对长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历史的教训证明,无论干什么事业,光有紧迫感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否则往往欲速而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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