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共产党人的楷模
——纪念邓颖超诞辰九十周年
曾自
在纪念邓颖超诞辰９０周年之际，《忆邓大姐》一书同读者见面了。这本书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邓颖超崇高的思想品德、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博大宽阔的胸怀，使人们看到了一位直正的共产党人，懂得了为什么人们会由衷地景仰和爱戴邓颖超，把她尊为人生的楷模。
一生忠于共产主义信仰
邓颖超是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人之一，１９２５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自此以后，她把一生献给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她曾对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和周恩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不是什么英雄豪杰和大人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无止境的，无限度的，一直到最后停止呼吸。”几句朴实的话，表达了她对理想和追求的理解：实现共产主义是亿万人民的事业，这里没有什么“大人物”，人人都是为她奋斗的战士，每个决心为这个事业献身的人，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直到生命终止。这正是邓颖超的价值观、是非观、苦乐观。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她顽强奋斗了一生。
在７０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邓颖超几乎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她参与过党的多方面的工作，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她始终忠于党，坚信共产主义，从未发生动摇。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曾与她同住一处的三位同志都被捕牺牲了，她因难产住在医院里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后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支撑着产后虚弱的身子，又投入了新的战斗。面对生死的考验，她志守初衷，始终不变。长征过草地时，她连人带马陷入可怕的沼泽中，在齐腰深的泥水中，硬是靠着顽强的意志，沉着地坚持站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后继部队赶来才把她救了出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在国统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是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国民党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她无处不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邓颖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妇女解放，为国家和民族所作的巨大贡献，使她在党内外、国内外赢得人们普遍的敬仰和爱戴。但她从不居功自傲，而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建国后，每逢有人要写她的事迹时，她总是说：“过去革命斗争非常残酷，好多人牺牲了，好多好的东西都毁掉了，留存不下来，我们是幸存者，还能为自己留什么？”定工资级别时，组织上为她定五级，周恩来坚持改为六级，她欣然接受了。以邓颖超的才能和资历，她是能担任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的，但她从全局出发，继续倾注全力，为妇女解放事业甘当铺路石。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她坚持作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使邓颖超的晚年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她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据统计，五年的时间里，她参加会议、接见外宾、出国访问、看望同志等１６１２次，除去住院的１９２天，几乎每天都在繁忙的工作中度过。七八十岁的老人，又身患多种疾病，她还先后出访了缅甸、日本、朝鲜、法国等八个国家，为发展中国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１９８２年，她向党中央要求退休的报告未获批准，又接受组织的决定，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参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和建议，为端正党风、加强多党合作、推动海峡两岸的往来和实现祖国早日统一，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她曾在记满工作日程的台历上写下自己非常喜爱的诗句：“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你的生命要和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这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心声。她为自己崇高的理想，执著地追求着、战斗着！
一生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邓颖超的一生，可以说是完全彻底地献给了人民。《忆邓大姐》一书中，有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可以看到她的心是怎样与人民息息相连的。１９６０年元旦前夕，邓颖超在广东从化养病，恰好周恩来也来到广州，本想聚在一起过个新年，但因外事活动，总理不得不赶回北京。想到邓大姐一个人在外地过节，总理身边一位工作人员的爱人给邓大姐写了一封很动感情的信。邓颖超在回信中说：“我们多年来已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了。当我们过着这样生活方式的时候，我总想到祖国的千百万英雄儿女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线奋斗，没能和自己的亲人一起共度节日，又有多少革命烈士和家属们不是做出了伟大的牺牲吗？……人民的事业年复一年地兴旺昌盛，新年春节亦年复一年过得更好，这是多么大的快乐呀！在经历了不知多少险恶风浪而侥幸留得生命能够活到今天的我们，面对胜利的美好情景，这又是多么大的快乐和幸福。”“个人的事情都是微不足计的”。把人民的快乐和幸福看得高于一切，从不计较个人的苦乐得失，正是邓颖超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基础。
邓颖超的晚年，更能看出这位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她的晚年是辉煌而又艰难的。每时每刻都要以坚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大大小小１７种疾病缠身。然而病魔摧毁不了老人的意志，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四年多的时间里，我是在开党内外会议，接见外宾，出国访问，害病中轮番度过的，因而是在忙、累、病交替中度过的。我“不是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是站在努力作力所不能及的奋战岗位上，深恐有所失误啊！”这是何等可贵的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啊！
在最后的两年，邓颖超时时被面部和头骨的病痛折磨着，甚至进食都十分艰难，病情严重时一餐饭要用三个多小时。然而老人说：“我没有任何消极情绪，我觉得活到老就应当革命到老。我这把经过几十年斗争考验的老骨头，还应让它发点余热。”她系念不释的，仍是党和人民的事业。１９９１年邓颖超病重住院。那一年正值我国南方遭受严重水灾。江泽民总书记到医院看望她，她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各自的工作岗位，你担子重，要切实抓好党的建设，抓好抗洪救灾工作。”李鹏总理看望她，她恳切地说：“我现在是老弱病残分子，只有点余光余热为人民服务。但我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拥护你们，支持你们的工作。”她信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支持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她视力减退，不能看东西，仍关注着国内外大事，就让秘书给读报纸和文件。１９９２年春天，邓颖超病情恶化，时常处于半昏睡状态。一醒来，就要求秘书给她读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医护人员劝她休息一下，她说“我爱听”，就这样一直听完了这个谈话。她为我国终于找到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由衷的欣慰。
想到身后事，她说：活着要为人民服务，临死也要为人民着想。她先后写过两份遗嘱，提出病重无救时万勿抢救；死后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居住的房屋交公另作他用，不搞故居陈列；对亲属不要特殊照顾。她还详细交待，把积蓄的工资、图书、照片、通信等分别交有关部门，为人民所用。
一生坚持党的优良传统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邓颖超有着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有着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她时时处处以身作则，成为党内外公认的楷模。
邓颖超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她不搞一丝一毫的特殊化，总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她公私分明，从不把公事和家事混在一起。作为总理夫人，在周恩来任职期间，她没有因私事乘坐过一次总理的专机。１９６２年底，中央决定邓颖超陪同周总理去外地养病，并做短暂的休息。休养结束返京前，她坚持把自己和陪同一起去的服务员的住宿费、餐费如数付给招待所。她说：“周总理是中央批准来这里治病的，虽说治病，但每天都在工作，他的房费由公家出是应该的，我是来这里休息的，怎么能不交钱白住房呢？”
邓颖超和周恩来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并肩战斗几十年的战友和亲密伴侣，又同为党内高级领导人，但她从不干预总理的工作，在工作方面严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她轻易不进总理的办公室，甚至连总理秘书的办公室也很少进去。有时为了提醒总理休息，也是在门口叫一声：“恩来，该休息了”。总理出国访问，保险柜的钥匙总是交邓颖超保管，她从不私自开动。总理有一次出访走得匆忙，到了机场才把钥匙放在信封中，让工作人员转交邓疑超，其中还夹了一封给邓颖超的信。听说是保险柜的钥匙，邓颖超没有拆封就存放起来，待总理回来问起信的事，她才知道里边原来还有一封信。她和总理在一起，不谈论国家机密。她还为亲属们规定了若干纪律：不准对外说出同总理的关系，不准打听总理的工作，不准接受别人委托向总理转交的信件等。
凡和邓颖超接触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她待人接物，通情达理，富于人情。她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热情。胡絜青老人讲过一段肺腑之言：“邓大姐有一颗博大的心，最能同情和体贴别人，所以她成了妇女解放的斗士；私下里，她成了许许多多接触过她的人的朋友和追随者的榜样。”邓颖超同群众的联系是以心相照的，正是她待人的平易、真诚，使得海内外人士不分男女老幼都愿亲切地称她“邓大姐”。从她写给著名电影演员于蓝的一封信中，人们可以感受到她那永不衰竭的革命精神和无比诚恳的博大心胸。她对癌病在身的于蓝说道：“你是被疾病所压倒，还是用坚强的革命毅力和乐观主义战胜它？我相信你在艺术生活锻炼中和革命及个人生活经历的考验中，应该是采取后者的立场和态度……。”邓颖超真诚待人，使人愿意把自己心里的话向她讲，把生活中的苦难向她倾诉。艾思奇猝然去世，夫人王丹一面对高龄的婆母和三个年幼的孩子，陷入极度悲痛和孤苦中，邓颖超连续去信安慰，鼓励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抚育好孩子”，又嘱咐她“气候渐转暖，多抽空散散步，适当增强体力锻炼。”慈祥的老大姐的关怀，给人们以无尽的力量。帮助多少遭遇挫折的同志战胜了困难。邓颖超高度重视党风问题，视之为党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她坚持党的领导干部不搞特殊化。她严格要求自己，从我做起，为端正党风不懈努力。一位在长征中给周恩来当过警卫员的老同志，从外地通过民航带给邓颖超一些芒果，她按时价付了钱，还致信民航负责同志：“今后凡是遇到有人托带东西给我时，请告对方，根据我的通知不允许你们带，并婉言解释为盼。因为这种作法有特殊之嫌，不可为的。”
由于邓颖超在廉政方面以身作则，一身正气，她所提出的建议和倡导，有着极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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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邓大姐》简介
今年２月４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诞辰９０周年。为了表达对她的崇敬和缅怀之情，中央文献研究室约请部分与邓颖超交往甚深的同志撰写回忆文章，编辑成《忆邓大姐》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忆邓大姐》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江泽民、李鹏、陈云、薄一波、陈慕华为这本书题了词。赵朴初题写了书名。书中附有邓颖超珍贵照片１７幅，纪念邓颖超挽诗５首，邓颖超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７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手迹（邓颖超的遗嘱）。全书共３７万字，收入回忆文章７２篇。作者有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同志，有同我党多年合作共事的党外朋友，有革命先烈的后代，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有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有邓颖超、周恩来的亲属。他们满怀对邓大姐的一片深情，根据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从不同的侧面记述了邓颖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的光辉业绩、思想情怀。其中许多内容是鲜为人知的。
《忆邓大姐》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文笔流畅，生动、感人。它热情讴歌了邓颖超在半个多世纪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所建立的不朽功绩。并且生动地反映了邓颖超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忘我献身精神以及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和极富特色的人格魅力。无论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等艰苦环境中，始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她对同志满腔热忱，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周恩来在世时，她顾全大局，积极支持和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继续拚搏奋斗，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加强党的纪律，为维护妇女儿童的权益，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倾注了全部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通过这本书，熟悉邓颖超的老朋友会引起难忘美好的回忆；青年朋友会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李静
（附图片）
１９７９年４月，邓颖超同志在日本。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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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在东南野战军组成以后
——深切缅怀粟裕同志
张震
粟裕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共同经历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走向决定性胜利的历史阶段，许多往事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１９４８年２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南野战军，以陈毅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成立党的东南分局，由粟裕同志任分局书记，金明同志任副书记。同时决定以华东野战军第１、第４、第６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以粟裕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叶飞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还决定了兵团其他领导成员。当时，我在山东沂蒙山区接到调我去一兵团工作的命令，３月３日抵河南濮阳县东北孙王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司令部。在这里，粟裕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中原地区以及全国战局的基本情况，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为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发展我军的战略进攻，拟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计划，其基本设想是：以华东野战军主力三个纵队（第１、第４、第６纵队）在濮阳地区进行两个月休整，然后从湖北的宜昌或洪湖地区强渡长江，挺进到湘西、鄂南、经湘赣，尔后进至京沪杭地区，威胁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巢，创建新的解放区，以吸引调动中原敌军２０到３０个旅回防江南，便于我军各个歼灭江北之敌。还拟于翌年初以华野第３、第８、第１０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二兵团渡江南进。关于兵团领导干部的配备尚在考虑之中。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把这一战略行动称之为“第二次战略跃进”。第一次战略跃进是１９４７年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空前壮举。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又下决心，要以一部兵力打过长江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使老解放区得到休养生息，也便于我各个歼灭江北之敌，进一步巩固与扩大根据地。粟裕同志告诉我，由于我们的战略目的是在东南地区求得生存和发展，所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我们这支部队称为东南野战军，番号准备在渡江成功以后即行公布。中央军委专门为我们印制了新的印章和“东南流通券”，下拨了大批银元，以备这一战略行动使用。同时，部队还进行了一系列渡江和城市攻坚战斗的训练。就在我们整训之际，毛主席专门交待参加党中央１２月会议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让他带着自己亲笔书写的东南野战军领导人员组成名单和渡江计划返回濮阳，对这一战略行动部署加以落实。真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即将开始。
为坚决完成中央军委、毛主席赋予的战略行动任务，完成渡江准备工作，粟裕同志一面领导部队进行整训，同时密切注视中原战场和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经过审慎思考后，他感到渡江地区的选择，似在湖口、当涂段或南京至江阴间为宜，这里靠近我苏中、皖中老根据地，人情水情均熟悉，便于隐蔽企图。部队可采取宽正面、分路分梯队偷渡的方法。这样，渡江成功后离战略目的地较近，可以大大减少长途转战的伤亡和消耗，也容易达成战略行动的突然性。多少个日日夜夜，他总是在地图上画过来量过去，努力领会和认真思考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记得他曾向我谈过，东南野战军实行这样的长途转战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最主要的不利因素有以下几点：一是这么多部队渡江估计一个晚上过不完，第二天可能遭敌机和军舰的袭击，受到一定的损失。二是长距离转战部队伤亡较大，沿途要建立一些游击根据地，安置伤病员，一个地区一般要留下一个团加以掩护。这样，部队到达东南地区后，估计将减员四五万人。三是部队进入新区，没有可靠的后方保障，将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１９３４年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有这样的教训。四是东南地区多为水网稻田地，不利于大兵团机动作战。因此，估计蒋介石不会将中原地区的主力兵团像新５军、第１８军等部调往江南，对减轻中原地区我军压力，效果不会太明显。他认为，假如以这支部队长距离转战所付出的伤亡代价，直接用于中原战场作战的话，我们则可能消灭中原敌军主力的一部。通过若干次这样的歼灭战，就有可能改变中原地区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在中原地区，我军若选择敌一、二个师为歼击目标，由于敌机动兵团快速驰援，往往使我处于被夹击的不利地位。我们只有更大程度地集中兵力，以重兵阻援，并集中其余主力迅速歼击数路敌机动兵团中的一路，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粟裕同志从更好地贯彻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出发，密切结合中原战场敌我双方作战的实际，先是考虑以“三军协同，忽集忽分”的战法来对付中原的敌人。后又提出集中“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雨季和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的主张。同时建议对敌人近后方“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对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以这样三线部队的积极行动相配合，“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他先后几次同我们进行磋商和研究。当然，粟裕同志思想上不是没有顾虑的，他有恐自己认识问题不深不透，欠缺于对全局的了解，贸然提出不同意见，而影响中央军委的战略行动计划。同时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为了更好地把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和战区当面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应当采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积极提出建议，以供中央军委参考。
自从４月初陈军长（陈毅同志曾任新四军军长，我们都习惯这样称呼）从中央带来了１２月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之后，粟裕同志对整个形势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他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大胆直陈己见，向陈军长汇报了自己的看法。陈毅同志认为他的想法很有道理。粟裕同志还同华东局其他同志交换了意见。不久，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同志途经濮阳，粟裕同志又征询了先念同志的意见，先念同志也认为，我军无后方长途转战困难是很多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地区的作战行动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粟裕同志还发电征询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以及陈士榘、唐亮等同志的意见，他们也均认为目前渡江的时机不成熟，支持集中主力在江北打几仗，进一步改变中原战局。粟裕同志遂于４月１８日正式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中央军委、毛主席十分重视，当即电告华野前委，要粟裕同志随陈毅同志立即赴河北阜平县汇报有关渡江准备情况。部队整训工作暂由叶飞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当面听取了粟裕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后决定，将我军任务改为目前先开辟渡江通道，集中力量在陇海线开封、徐州段附近地区打几仗，以寻歼国民党新５军为我军主要作战目标，东南野战军番号停止使用，仍用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番号进行作战。５月２８日，粟裕同志和我们一起研究确定了歼击新５军的作战方案。部队渡过黄河后即与新５军遭遇，在定陶、成武一线形成对峙。我军北靠黄河，回旋余地小，且陈士榘、唐亮所率第３、第８纵队还在平汉路南段，我军兵力尚未集中，在这十分紧急的时刻，粟裕同志急电中央军委，提出改变在陇海路歼灭新５军计划，并重新考虑了几个作战方案，其中主要是以第３、第８纵队强攻开封，调新５军南援，在运动中将其歼灭的攻城打援方案，并于６月１６日呈报中央军委，申明“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部队执行。有何指示，请即赐复”。中央军委、毛主席很快复电指示我们说：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要我们在情况紧急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毛主席作为杰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保证了粟裕同志在紧张激烈的大兵团交战之中，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权，先破开封，调动了敌人，但因邱清泉兵团十分狡猾，沿旧黄河堤增援开封，使我军不便割歼，遂又考虑改变决心，中央军委、毛主席也曾提醒我们，区寿年兵团同我军作战经验较少。粟裕同志当机立断，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志，建议在运动中歼灭区寿年兵团，得到中央军委批准，遂指挥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方法，在中原野战军和中原军区部队的大力协同下，先后围歼了区寿年兵团主力，重创了黄百韬兵团一部，取得了豫东战役歼敌９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豫东战役的胜利，是南线我军战略进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加快了我军战略进攻的胜利进程，为顺利转入战略决战创造了良好条件。按照中央军委、毛主席规定的新的战略任务，进一步筹划在长江以北地区大量歼敌，最终实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问题，我们华东野战军在粟裕同志领导下，继续进行渡江的准备工作。我攻城部队一举攻克有守敌１０万的坚固设防大城市济南，使山东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我们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之际，粟裕同志立即提出我军下一个战役目标是南下徐州。一是经徐州以东地区，在海州、连云港、两淮地区作战，即“小淮海”战役计划，其目的是削弱孤立徐州刘峙集团，调敌出援创造战机；打通苏北和山东的联系，取得新的“粮仓”，以支持和准备更大规模的作战；也便于从苏北南渡长江，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准备渡江的任务。二是经徐州以西地区，配合中原野战军逐次歼敌，将敌人打至江边各点固守，为我军渡江创造条件。后来，从徐州以东出两淮的淮海战役计划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我华东野战军即于１０月间挥师南下，并于１１月６日按计划发起淮海战役。战役打响后，粟裕同志一面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原定作战部署，指挥部队合围由海州、连云港西撤的黄百韬兵团，同时阻击与钳制徐州东援之敌。一面密切注视全国战局发展对战场情况产生的重大影响，于１１月７、８两日连续两电强调“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建议我军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提出或打孙元良兵团，或打黄维兵团为战役第二阶段的歼击目标。粟裕同志的建议为中央军委、毛主席所采纳。与此同时，毛主席对全国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了新的判断，于１１月１４日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了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鉴于南线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毛主席于１１月１６日决定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与指挥华东、中原两个野战军，从组织领导上保证了战役全胜。这样，原来的“小淮海”发展为“大淮海”了，由徐州、淮安、淮阴改为海州、淮河，包括徐州、蚌埠地区。战略目标的变化，引起了淮海战场敌我双方战役布势的一系列调整，达成了抑留敌徐州集团于淮海地区并调动黄维兵团北上的目的，为我军扩大淮海战役规模，最终胜利完成南线战略决战奠定了基础。
淮海战役胜利后，我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兵临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渡江战役前夕，小平同志由陈毅同志陪同，来到蚌埠以南孙家圩子三野司令部，听取我们在粟裕同志赴济南治病前研究的关于当面敌情、渡江部署与作战方案的汇报。小平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意见，综合二野、三野当面情况，亲自起草了著名的京沪杭战役纲要。
我们按照纲要以及三野预定方案区分了四个兵团的作战任务。粟裕同志回来后，我把整个作战部署情况向他作了报告，并按照他的交待，根据京沪杭战役纲要确定的方针原则，拟制了部队渡江战役计划。当时我们分析，突破敌长江防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分割敌人，不让敌人退至沪、杭与浙赣线。粟裕同志特别强调要第９、第１０兵团切断太湖南北走廊，使敌人不能有效地加强上海防御。在我军突破敌江防成功之际，粟裕同志立即要我与第１０兵团叶飞同志取得联系，他命令第１０兵团直插太湖以西宜兴、长兴地区，会同第９兵团部队围歼南逃之敌。第８兵团除以一部兵力担任南京守备外，主力参加太湖走廊会战。粟裕同志又告第７兵团不顾一切向纵深猛插，抢占钱塘江大桥，以便我军以后向福建进军。他告诉我：钱塘江大桥能过火车、汽车，非常重要，如果破坏了，严重影响我军下一步战略行动。我当时还是第一次听说一座桥梁既能通火车、又能通汽车。这座大桥后来被７兵团第２１军先头部队在敌人准备炸桥时迅速夺取了。粟裕同志的这些判断与部署，为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统一部署，从４月２０日起，粟裕同志指挥第三野战军在江苏江阴和安徽芜湖等地突破敌人江防，并迅速转入追击，一举解放南京和杭州，尔后根据中央军委、总前委指示，又组织了淞沪战役，解放了上海，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１９４８年春东南野战军组成，到我军渡过黄河寻歼敌新５军，鏖战豫东，到北上攻济打援，后又南下徐州，决战淮海，直至１９４９年春百万雄师过大江，其间不过短短一年的时间，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如此迅猛、天翻地覆的变化。
回想起来，粟裕同志的确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