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要闻)
专栏：
进一步学习和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为《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第二版出版而作
逄先知 潘荣庭 江作玲 冷溶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一周年之际，邓小平同志的前两卷文选，经过增补修订之后，出版了第二版。这是落实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一战略任务的又一重大步骤。
《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第二版的出版，使邓小平同志的三卷文选有了一部从内容到形式更为完备的版本。三卷文选在时间上相衔接，内容上相贯通，历史跨度从1938年至1992年共55年，收入文章、讲话、谈话、题词222篇，约80万字。邓小平同志最重要的著作，都包括在其中了。
中国共产党现在有了两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一部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一部是《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这两部著作，是我们党在长期的奋斗中所产生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邓小平同志的著作，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必将取得成功。
在《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所反映的半个多世纪中，世界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长期冷战局面以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中国从一个被侵略受欺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独立自主、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现在正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快步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在这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作为在国际上发挥重大影响的政治家，为推动历史前进，作出了杰出贡献。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即1938—1965年卷，是邓小平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著作，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许多思想，至今有重要指导意义。特别是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的著作，反映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参与的集体探索，包含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
第二卷即1975—1982年卷，是1975年整顿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著作。在这一卷文选中，邓小平同志全面系统地阐发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做了大量思想上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工作，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内容。
第三卷即1982—1992年卷，是全面改革时期的著作。在这一卷中，邓小平同志不断总结概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从内容上、体系上，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我们党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其中二、三两卷，汇集了邓小平同志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的最重要最富有独创性的著作，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之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今天我们学习这三卷文选，要着重学习和掌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着重学习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着重学习和掌握党的建设理论。这样，我们就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
一、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思想基础，是贯穿《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一条红线。
中国革命和建设7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10多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邓小平同志说，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过两次大讨论。
第一次，是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在这次讨论中，毛泽东同志确立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七大以后，仅仅用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取得全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就是这期间的有关著作。邓小平同志后来回顾这一历史过程，高度评价了这次讨论，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右的、特别是王明“左”的沉痛教训，在1941年、1942年发起了伟大的整风运动。他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深刻地说明实事求是的含义。他在为中央党校的题词中，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他把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从而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页，以下引文均引自《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论作为一个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还是一个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总是从实际出发，善于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指导工作，其中有一些又带有普遍性的意义，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为指导各个解放区工作的文件，发到全党。收入文选第一卷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等文，就属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历来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楷模。
第二次，是打倒“四人帮”后的1977年到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这次讨论中，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重新恢复了自1957年后开始逐渐背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完全抛弃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大量论述，就是在这次讨论中作出的，集中反映在第二卷。他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全党从极左的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为振兴中华，为开辟历史新时期，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著作中，全面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第二卷第143页）他不但从拨乱反正的角度，更着重从开创新的历史时期、进行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说明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他响亮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和全党的共同努力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我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大力清除“左”的影响，同时排除右的干扰。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他的主持下，党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正确评价和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第二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对于全党的团结、国家的稳定，使我们党有一个继续前进的根本立足点，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现在看得愈来愈清楚了。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关于思想路线问题两次大讨论，以及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路线问题的论述，给了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首先，有没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关系着我们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着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我们有过两次贯彻这条思想路线而取得辉煌胜利的经验，一次是七大以后，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两次都使我们的事业蓬勃发展，兴旺发达。我们也有过两次因为背离这条思想路线而遭到失败和挫折的惨痛教训。一次是王明的“左”倾路线，一次是1957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两次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巨大灾难。这说明，思想路线问题非同小可。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不是小错误，而是大错误，如果不能得到纠正，其后果足以亡党亡国。
第二，有了这条思想路线，关键在于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正在于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从文选第二卷特别是第三卷可以看到，这十多年，每到改革的关键时刻和在关键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总是大声疾呼，反复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就从根本上推动了改革。农村改革是这样，城市改革也是这样。他在第三卷中一再指出，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我们干的是一项全新事业，马克思、列宁本本里没有，国外也没有搞过，只有靠我们自己摸索。1992年初，在改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号召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第三卷第382页）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教育，由此带来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
第三，要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必须教育全党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他指出，只有学好哲学，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第二卷第382页）他总结历史上两次背离实事求是都是因为“左”的错误这一教训，从思想方法上分析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想早一点进人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第三卷第140页）“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认为，片面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造成“左”的错误的重要原因。他反复强调，要全面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不要把它们当作教条。“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马克思主义诞生已有一个半世纪了。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得到发展。我们强调要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在当今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在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之永葆青春的活力。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践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第二卷第179页）“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三卷第291页）他说，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对他们去世后一百年、五十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卷第291页）
正如毛泽东同志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探索出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我们今天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归根到底，是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他在1980年就提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第二卷第312页）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党在实践中逐步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二、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党在这十几年取得的最可宝贵的伟大成果。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把第二、三卷文选联系起来学习，我们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看得更加清楚了。
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适合自己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毛泽东同志开始的。在文选第二卷中的许多文章对此作了充分肯定。邓小平同志说：“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第二卷第313页）“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第二卷第235页）他多次讲到毛泽东同志最成功的实践是三大改造，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卷第314页）他认为，毛泽东同志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建树，他强调：“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第二卷第133页）
邓小平同志吸取了毛泽东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更主要的是总结了他犯错误的教训。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以后，逐渐把注意力放到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上，方法也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
邓小平同志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前提下，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从文选第一卷到第三卷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思路是一贯的。在建国初期他就说过：“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卷第148页）
邓小平同志对这一问题有了真正深刻的认识，是在经历重大曲折，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后。这时他不再一般地看待这个问题，而是把它上升到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高度。面对“四人帮”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谬论所造成的生产停滞、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拉大的严重局面，邓小平同志反复思考：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社会主义是穷的还是富的？什么叫革命，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是为什么？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孕育产生了。
现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1975年的全面整顿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第二卷从这里开始编起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在第二卷1975年的九篇著作中，邓小平同志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萌芽，在搞社会主义问题上，他已经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思路。
新思路的明确提出和全面展开，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从那时起到党的十二大期间，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与此同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理论观点，其中心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搞改革开放。这就是说，已经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明确了这一理论的主题。十二大以后，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全面发展。第三卷文选集中反映了这一理论发展的情况。内容上不断丰富：形成了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明确方针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理论上不断突破：依次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等基本理论。体系上不断完善：十三大概括为十二条，十三届七中全会又概括为十二条，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党的七十周年讲话中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进行阐发，到十四大又概括为九条。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标志着这一理论体系的完整提出。在形成党的基本理论过程中，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样，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所记录的18年历史中，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党继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我们看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这一理论首要的基本问题。它把第二、三卷文选贯通下来，使我们的认识豁然开朗。抓住这个中心，就容易读懂这两卷文选。邓小平同志说，他在1975年的整顿中就批判“贫穷的社会主义”。可以看出，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论述最多的，一个是思想路线问题；另一个是政治路线问题，这里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这次新增补的1980年4月至5月的《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是他阐述这个问题比较集中的著作，反映了他在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所作的深入思考。围绕这个问题，第二、三卷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
下面主要结合第二卷新增补的文稿，作一概述。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二卷第313页）尽管他当时还没有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但他总是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两个方面来论述社会主义优越性，说明他已经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经过十几年认识和实践的发展，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三卷第373页）
关于判断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标准。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的《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第二卷第314页）他还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第二卷第311页）在1979年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他也是从这三方面来解释什么叫革命：“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第二卷第231页）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南方谈话中提出“三有利”标准的思想渊源。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三十年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第一条就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卷第312页）这是他较早提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1987年十三大前，他要求十三大报告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说清楚一系列改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他说：“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第三卷第252页）
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同志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入手点。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工作重点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在1980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高度评价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第二卷第311页）1984年又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92年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这次增补的1979年的《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首次提出这一设想的著名谈话。第二卷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重申了这个设想。在第三卷的《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等著作中，形成了“三步走”的明确而完整的设想。
关于社会主义的改革。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提出改革任务。这次增补的1979年的《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是他具体论述改革问题较早的一篇著作。第二卷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都是关于改革问题的重要著作。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在第三卷的大量文章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又进一步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著名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在改革问题上最主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文选第二、三卷中，共讲了十次，第二卷有两次，第三卷有八次。这次增补的1979年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他第一次关于市场经济问题的谈话，使用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提法。第三卷的《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提出计划也是方法的观点，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的传统理论。1992年南方谈话进一步阐发这个观点，使全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关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政策也是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提出来的。从1975年的著作和这次增补的1978年的《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9年的《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等著作看，邓小平同志最初是从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资金等问题上提出对外开放的。他在这些文章中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第二卷第133页）“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第二卷第111页）“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第二卷第198—199页）在第三卷的《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等许多著作中，他全面阐述了对外开放的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后来又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中，最主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在第三卷中他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专政不低于其他三条，要在理论上加以说明。十几年来，他一贯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动乱，强调保持稳定，为改革和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他还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他一再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教育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根据这次增补的《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一文，可以了解邓小平同志从1979年就提出了两手抓的思想。他说：“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也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第二卷第189页）以后他进一步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任务，在南方谈话中形成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完整思想。
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敏锐地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在这次增补的《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中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第二卷的《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等著作，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1988年他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关于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同志在外交战略上有十分丰富的思想，这些大多反映在第三卷中。这次第二卷增补了3篇外交方面的著作。其中1982年的《中国的对外政策》一文，把我国的对外政策完整地概括为三句话：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并且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提出来。在1978年的《实现四化，永不称霸》一文中，他又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不称霸，如果称霸，“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第二卷第112页）邓小平同志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第三卷第328页）
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一国两制”。这一设想是从台湾问题上提出来的。根据这次增补的《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和《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两文，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思考这一问题的由来。以后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一国两制”思想形成发展起来，这方面的著作主要集中在第三卷。
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在实践中形成的上述方针政策和理论观点，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刻得多了。邓小平同志在回顾我们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过程时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党在建立不久就规定反帝反封建是第一阶段的革命，“但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就等于真正懂得什么叫反帝反封建吗？不！因为制定和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是很不容易的。……这些问题，我们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解决，没有搞清楚”。（第一卷第340—341页）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56年党的八大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提出了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路线。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有了二十多年成功的特别是失败的经验，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明确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提出改革开放任务，走上了正确道路。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我们党又总结了十几年改革成功的经验，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形成一整套比较系统的理论和各方面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我们党逐步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人类文明成果，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革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提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创立了列宁主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据当今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理论，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会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完善，但是它的正确性已被实践所证明。坚持这一理论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会取得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更加伟大的胜利。
三、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搞好，关键在共产党。有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有了一套科学的理论，还必须有一个好的党，这是我们事业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保证。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完整学说，是列宁提出来的。根据这一学说，列宁建立了一个好的党，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把列宁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宗旨、三大作风以及党的组织原则等一整套理论，建立了一个好的党，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特别是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地得到加强和改善，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邓小平同志的党建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邓小平文选》中，关于党建问题的内容，十分丰富。文选第一卷，有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全面总结和阐述党建理论的最重要的著作。这一卷中的《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等，都是这方面的著作。邓小平同志深刻地论述了党执政后所面临的新考验，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党的团结等问题，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邓小平同志新时期的党建理论，集中反映在文选第二、三卷中。他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提出了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每到改革的关键时刻和重大任务提出时，他都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在1975年整顿中，他指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第二卷第35页）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他强调，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很繁重，“归根到底，要有一个好的党来领导。”“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他全面阐述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各方面的问题。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他针对我们党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同志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他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第三卷第314页）九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第三卷第365页）他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第三卷第380页、381页）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论述最多的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我们党在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怀疑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思潮，西方敌对势力也总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种倩况，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他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说明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第三卷第252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第二卷第391页）对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的损害极大，迫切需要恢复党的战斗力。为此他在1975年整顿时就提出整党的任务。进入新时期以后，他再次提出，党的状况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要整顿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
第二，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问题。从建国以来，在党的几次最重要的会议上，在党和国家处于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同志总是向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层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他说，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制度，是我们传统的制度，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他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过去犯错误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他多次提到，要努力恢复和建立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认为，这样的政治局面，是我们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综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民主集中制实行得好还是不好，坚持它还是放弃它，确实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党自身的生死存亡。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根据民主集中制的要求，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该集中的必须集中。他说：“我们党是统一的，团结的，有战斗力的党。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我们党要永远保持集中统一。这样的党，才真正有战斗力。但是，只有在民主基础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党，有纪律的党，有战斗力的党。”（第一卷第307页）八十年代后半期，在改革日益深入，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下，他鲜明地提出：要加强中央权威。这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最高利益所在。邓小平同志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错误的教训，提出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要着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第二卷第333页）
第三，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搞好党风，反对腐败。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我们党确立了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在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就从根本上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从根本上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发扬革命的精神，影响和带动全体人民实现伟大的任务。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第二卷第367页）他说，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外，就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他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在党风和社会风气上存在的问题，严肃指出，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都好，改革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第三卷第154页）他特别提出，要坚决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扎扎实实做几件反腐败的事情，“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第三卷第379页）他指出，党是全社会的表率，改变社会风气，关键在于搞好党风。
第四，按“四化”方针建设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关系全局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同志最关心的，在第二、三卷中讲得最多的问题之一。邓小平同志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问题。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就要靠这一条。他指出，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首先是革命化。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要选人民公认的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他特别重视干部队伍年轻化问题。他把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主要指领导干部年轻化。他提出，要制定一系列制度鼓励年轻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他在1980年就提出要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他身体力行，在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为全党作出表率。
我们党是一个有五千四百万党员，领导着近十二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我们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前不久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要求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新的伟大的工程。要实现这一伟大工程，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同志新时期的党建理论，根据十四大的部署，抓好党的思想建设，推动全党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当前，特别是要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
通读《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是一贯的，是系统的，是全面的，又是发展的。他在1975年整顿中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社会主义问题所作的深入思考，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观点，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等，十几年中，反复阐述，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不变，一贯到底。许多我们后来才深刻认识其重大意义的问题，如社会主义本质，衡量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两手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他在改革初期就已经鲜明地提了出来。他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思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全面地论述了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加强民主和健全法制，改革、发展、稳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他在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后，总是根据实践的发展，检验它们，丰富和完善它们，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样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
通读《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我们还深切地感受到邓小平同志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鲜明的革命风格。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处处表现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处处表现其以大局为重，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革命品质，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在解放战争发生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他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率领一路野战大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对整个战局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以后，以他为首的总前委，又率领两大野战军，组织实施了震惊中外的淮侮战役和渡江战役。在“文化大革命”中1975年的整顿期间，他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与“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打倒“四人帮”之后，他带领全党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拨乱反正，开创了新的历史时期。他领导中国进行气势恢宏、举世瞩目的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在改革出现风险，国外敌对势力施加巨大压力，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面前，他镇定自若，稳如泰山，冷静判断和正确分析各种因素，果断作出决策，抓住有利时机，把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所以能做到这一切，正在于他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从青年时代起一直没有改变。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终生为追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崛起和振兴而英勇奋斗。他总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从世界的大局、中国的大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他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尊重实践，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以求实创新精神，不断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不但要学习他的思想理论，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也要学习他的革命风格，这样才能把他的著作学好、学懂、学透。
当前，全党正在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把对第三卷的学习，同对前两卷特别是第二卷的学习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从整体上了解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和精神风貌，进一步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必将有力地推动这一学习更加广泛深入地展开。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为胜利跨入二十一世纪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