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笔谈
市场经济与群众文化
张晓林
文化与经济从来不是陌然隔绝的。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会对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影响，问题的区别仅仅在于影响的方式与大小不同。崛起的市场经济，一方面使典雅文化面临着困惑和挑战，另一方面却又使群众文化得到某种程度的扩展和繁荣。当然，群众文化的扩展和繁荣是通过通俗化的形式来实现的，其间不免裹挟着某些令人担忧的“媚俗”和庸俗的现象。
市场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来说，似乎与群众文化有着一种更为深刻、更为契合的关系。首先，市场经济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解放了人的精神世界，使人们的文化欲求强烈地表现出来。市场经济使社会成员具有了一定的物质财富，摆脱贫穷之后的人们，必然“富而思文”、“富而思乐”，这既刺激了丰富文化生活的欲望，同时又提供了这方面的物质能力；其次，市场经济是需要科技、需要知识，依靠科技、依靠知识的经济，显而易见，这将以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驱策着人们重视和追求各种文化知识；第三，市场经济的紧张、快捷的生活“节拍”，也推动着人们尽可能多地涉足文化娱乐生活，从中得到休息、愉悦和陶冶，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和升华；第四，市场经济不但承认物质产品的商品性，而且也使精神产品的绝大多数以商品的形式进入生产和流通领域，形成巨大的文化市场。精神文化生产在一般意义上、一般范围内借鉴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市场机制，从而调动了精神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精神生产的发展，文化产品丰富多彩，这就适应和满足了社会多层次、多侧面、多趣味的需求。由此，不难断言，市场经济对于群众文化的发展所给予的推动力和促进力是空前巨大的。
群众文化的发展是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关系紧密相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促进了其发展和繁荣：一方面是由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根除了剥削制度，提倡共同富裕，从而避免了社会的一部分人总是处于贫穷境地的状况。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自然可以共同追求和享受精神文化生活，因而文化的群众性是空前广泛的，群众文化也就具有了真正的群众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作为最高目标，反对和抵制“金钱至上”观念，反对和抵制色情、暴力、怪诞离奇的反文化现象，因而确保了群众文化昂扬向上、健康有益的格调，确保了群众文化的文化品位和意义。当然，“应该”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现在”的东西，理论并不和现实完全等同。实际上，现在我们远没有达到共同富裕，拜金主义的影响也没有消失尽净，因此没有摆脱贫困的一部分群众还不可能尽情地涉足文化，而受色情、暴力、怪诞离奇等腐朽文化毒害的一部分群众也不得不失去文化的滋养和熏陶，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文化还受到一定的局限。但以长远的、根本的观点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群众文化的发展终究是一致的，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富裕之后将走向文化，成为有文化的群众，而社会文化又因其社会主义性质，将不断得到净化和提升，给群众以越来越多的文化享受和欣赏。
自从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的市场经济已经给予群众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助力。遍布城乡的“科技文化热”久盛不衰；各种各样的读书班、培训班层出不穷；尤其是大街小巷的音乐茶座、歌厅舞场、游艺录像迅速崛起，热闹非凡；这一切毫无疑问是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和推动有着直接关系。现时代的群众文化之所以充盈着生机和活力，之所以在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以往，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我们所处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时代背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远没有囿于经济领域，它对文化领域的辐射力、影响力、推动力是不可低估的。其最直接的成果就是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的出现，既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前提，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同经济的市场极大地解放了物质生产力，不断满足群众的物质需求一样，文化的市场也极大地解放了精神生产力，也在不断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然而，要指出的是，由于文化市场所具有的盲目性、自发性；由于文化市场宏观管理的滞后和薄弱，更由于各种错误观念的存在和诱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市场，对于群众文化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市场机制固然可以刺激文化生产，但也容易引发商品化、金钱至上的倾向，由此使得色情、暴力等低级庸俗的东西滋生；再比如，由于市场机制的盲目、自发作用，往往使文化发展出现急功近利和结构失调的问题，造成娱乐文化过于膨胀而知识文化相对低落的畸形格局。问题的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问题的忽视和无视，只要重视问题，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群众文化管理的改善与加强。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使群众文化面临一个发展契机，但同时又使群众文化置于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条件之中。群众文化的管理无疑要继承以往的好传统、好方法，但又不能简单地袭用。在复杂的环境中，群众文化的管理似乎也应当是复杂的。鉴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诱发文化商品化的倾向，有可能诱发色情、暴力等低级庸俗之类东西的产生和泛滥，我们首先应强化文化的立法意识，健全和完善有关的文化法律和法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发展方针应当有利于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有利于精神文化的生产。这一方针应上升到法律层次，用法律形式稳定和固定下来。大凡与此对抗，大凡触犯文化法律法规的，诸如色情、暴力等文化劣品，就应当诉诸法律。在法律的尊严和威慑下，群众文化会受到有效的净化。同时，在微观搞活的情况下，更有必要加强行政的宏观管理，以避免和减少无序和混乱的现象。此外，文化经济政策的导向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文化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借助经济的力量来推动文化的发展，使经济利益对文化生产与经营的牵动由自发变为自觉。总之，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群众文化管理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能顾此失彼。法律手段的作用在于禁止非法的文化物品进入文化市场；行政手段的作用在于保障文化市场的有序运行；经济政策手段的作用在于调节文化市场的结构，使之合理和和谐。可以相信，随着我们引导和管理的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群众文化所出现的问题一定会得到有效解决。这样，我们不仅从市场经济发展中得到较高的物质生活，同时也从群众文化繁荣中得到较高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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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国与和平的主题
——《新战争与和平》读后
许建国
老作家李尔重８卷本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最近由武汉出版社全套出版。这部４５０万字的皇皇巨制，生动描述了从“九·一八”到“八·一五”１５年间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书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整体描述。从“淞沪抗战”写起，写了“热河失守”、“塘沽协定”、“一·二九运动”、“何梅协定”、“二·二六事件”、“绥远抗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血洗南京”、“华北根据地”、“山西战场”、“东北抗联”、“转战江淮”、“皖南事变”等，１５年历史风云刀光剑影，上千人的性格刻画，几十次重大战役的炮火硝烟，在作者丰富的经历、冷峻的眼光和深刻的思想操控下，艺术地组合成一幅波澜壮丽的历史画卷。
作者李尔重长期从事领导工作，有着丰富敏锐的政治经验；作为一位抗战全过程的亲历者，戎马生涯的经历又使他对当时的历史有了很深的直接感受，由此便萌发了要写一部抗日战争书的念头。作者历经十年寒暑，辛勤笔耕，完成了这部历史的警世巨著。十年来，无论是三九严寒，还是盛夏酷暑，或是节假日，他每天坚持写作七八个小时。在他的房里贴着一则《布告》：“余已年逾古稀，身埋半土，任重道远，秒争寸阴，犹恐心愿未了，抱恨归眠，来访晤谈，应在晚间，额外之求，恕不从命。”
《新战争与和平》一书，以恢宏的艺术气魄和对历史真实性的严肃，述写了抗日战争中的整个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艺术地显示了中华民族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是一曲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歌。作为一部纪实性的历史小说，该书的突出特点和成功之处，在于作者以深厚的爱国主义激情，站在历史的高处，对抗战作全景式的述写。这超脱了一般战争小说为局部战斗所限制。这样对历史的反映就会更加全面、完整、真实。而且，透过战争生活的表层述写，跃升到政治本质的揭示。让人们看到战争的根源在于日本垄断财团。战争表现为不同政治目标和利益冲突。政治决定着战争的进程、方式，在艺术上战争是隐秘曲折地表现出和政治的因果关系。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确人民的力量才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
该书以事叙史，依事写人。通过对众多爱国将领、民族英雄、战斗勇士的刻画，反映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再现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民族魂魄。特别是作者以鲜明的笔调和激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写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奋起抗战的感人事件和战斗场面，读完该书，我们看到，从中央领导到八路军战士，为革命无私无畏，英勇善战，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解放事业，他们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转战南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他们为人民的解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充分证明，抗战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胜利。
在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在纪念抗战胜利５０周年之时，让我们广大的青少年读一下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一书，使我们牢记历史，不忘那些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而献出生命的爱国志士、人民英雄先烈，并继承和发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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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栩栩如生的伟人塑像
——评《中国有个毛泽东》
徐佩印
由钟起煌任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有个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泽东》，分青、少年版两册），最近，被中宣部评为“五个一工程”的“一本好书”，这是一本广受读者欢迎的通俗评传读物。
《毛泽东》一书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者、卓越的学者、诗哲、理论家的生动塑像。该书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手法将事理融于生动形象的艺术表现之中，是史笔和诗笔的完美结合。它为理论和文艺联姻，将重大题材通俗化、艺术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该书的成功之处在于：
全景式地描绘了伟人的革命生涯。一个伟人的一生，可以演绎出多少部皇皇巨著！《毛泽东》一书写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个时代，它以毛泽东的经历为脉络，以时间为顺序，谋篇布局，逐章道来。该书对伟人一生的描述是全方位的。既写他少年时代发奋求知、确立改造中国的宏伟志向的经历，又写他的爱情、为人、品格；既写他青壮年时代戎马倥偬、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壮举，又写下他的细腻的情感历程；既写出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重大决策，又写出他不谋私利、克己奉公、为人民的困苦垂泪、与群众命运与共的感人篇章。该书作者成功地为我们再现了一个走下神坛的活生生的毛泽东，塑造了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民族解放道路的毛泽东，一个终生为人民谋利益、具有高风亮节、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毛泽东。
充分展示领袖的生动感人形象。该书以小见大，点面结合，寓史传于形象之中，理、事、情、趣融为一体。编撰者饱含深情的笔触，调动翔实丰富的史料，审慎稽核，精心探研，驾驭语言的功力扎实，游刃有余，一气呵成。一滴水能显现太阳的光辉，一则故事就是一颗闪光的珠玑，结珠成串就成了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该书从伟人的某个“点”入手，折射出他的哲学思想、战略、战术、智慧、能力、才华、品行的方方面面。实现了作者以一根红线贯穿，将那些“雕栏”、“画础”式的小故事串成了一个宏伟的“大伽蓝”的目的。该书把握了青少年的阅读兴趣，采用讲故事的形式，给人以画面感，让领袖的形象跃然纸上。书中诸多篇章，都运用浓重的散文笔调。重彩的画笔，优美的文采，使读者渐入佳境，品味到书中的美学韵味。一个严肃高大的伟人成为令人尊敬、爱戴的智者，读者心目中和蔼可亲的良师，有血有肉、有精有神、有情有义的益友。
具有较高的理性思考价值。该书以述为主，兼具评论，史论结合，相得益彰，做到了既述亦作，述作结合，多有闪光的理论之见，生动的形象与精采的哲理达到了有机统一。如谈到毛泽东是一位伟大而平凡的公民时，概括道：“对国家大事，他废寝忘食地操劳；对生活享受，他像战争年代一样艰苦；对亲友，坚持按原则办事，决不徇私用情；对人民，他与人民共患难，心连心。”这些理性判断是建筑在领袖丰富业绩的地基上的，从而使这位伟人的形象更丰满。
该书对毛泽东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作了着力的描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是花费巨大心力的。该书的编著者以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为指针，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探索”的辉煌实践，也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晚年的失误和错误，使这本书成为有一定影响的、较全面的毛泽东的通俗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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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村情感的温馨回忆
——谈谈刘醒龙的小说创作
阎春来
也许刘醒龙过于熟悉他所描绘的题材，也许刘醒龙对于最新闯入自己心灵的生活的感知，远远超过了那来自于遥远的温馨的回忆，刘醒龙小说很少用诗意去打扮出一个难以理解、令人敬而却步的大家闺秀。他一味地做着朴实，朴实得似乎愿意下嫁给每一个人，朴实得每个人都可以对她指指点点，然而他就是有那么点像“我”（《威风凛凛》中人物）爷爷说的那样：“有点威风全藏在骨头里”。我从他和他的作品里感受到了一种沉重。他在去年调到武汉市文联当专业作家前，一直生活在偏远的革命老区英山县，他对那里的农民、“小知识分子”和他们生活的环境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熟悉。醒龙是一位从泥土里成长起来的作家，他所创作的小说，诸如《凤凰琴》、《村支书》、《威风凛凛》等，都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从这些小说里也同时展示出了刘醒龙对他生活过的土地、人物的特殊敏感性，也正因为他的敏感性，所以在他进城时间不长，便很快创作出了城市文学《孔雀绿》。这篇小说让人们认识到了刘醒龙迅速熟悉生活和对生活敲骨吸髓的能力。
看刘醒龙的小说，我想谁也不会说他仅仅是沾了熟悉生活的便宜，他熟悉生活，然后用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波澜不惊、娓娓叨叨的话语，表述内在的激越和深沉。根据刘醒龙对生活的把握角度和艺术思维向度的变移，他的小说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凤凰琴》、《村支书》为代表的小说，二是以《秋风醉了》、《菩提醉了》等为代表的小说。
《凤凰琴》、《村支书》等对刘醒龙算是较早创作的成名作品。那时刘醒龙往往是感情的成分比之于理性占了上风，他有一颗拥戴像村支书、余校长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乡村人物的心。在那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千百年来生养了中国人忘我无私的品质。这种体现在余校长、村支书身上的朴素的人格魅力，让刘醒龙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和感激。如果我们从《凤凰琴》中体会到了对中国教育的忧思，如果我们从《村支书》里感受到了中国广大农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是那种古老深沉、纯朴美好的人格力量，感召和震撼了我们。
在《秋风醉了》、《菩提醉了》之类的小说中，刘醒龙由对温柔敦厚人格的依恋转入对人性怪圈的拆解和幽怨。这种在时间不长却对题材的把握以急转直下之势冲击读者心灵之态势，令人惊异。可是想一想，刘醒龙创作有年，对于生活的积累和艺术的思考均已达到了久蓄待发的时机，自然而然会阔步求新。《秋风醉了》、《菩提醉了》写的都是“文化人”和管文化的人，虽然刘醒龙在乡村生活时间很长，本应是描绘农人的里手，但事实上，刘醒龙最熟悉也最擅长的还是“文化人”。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篇小说外，《威风凛凛》中的赵老师、《农民作家》中的两位农民作家等都是刘醒龙着意刻画的此类人物。体现在“文化人”身上的那种既不同于地道农民的朴实和农民式的诙谐狡黠，又突出地显示了对文化人所应代表的文明进步相异化的“文化”没落，成了刘醒龙最抢手的东西。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秋风醉了》、《菩提醉了》在人物、情节、情调、意蕴上都现出它们无异是一对孪生姐妹。为什么刘醒龙倏忽间创作出了两篇极为相似的作品，我以为在刘醒龙以这两篇小说为代表的这类作品里，存在着一个揭示怪诞人性模式的情结。比如在《秋风醉了》、《菩提醉了》中，王副馆长屡屡代理馆长职务，论工作能力，论建功立业，论对上司的讨好之意，他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扶正，但事情怪就怪在，他屡屡被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物挤掉馆长的位置，弄得他心灰意冷，干脆泯灭了做馆长的念头。然而正此时，主管部门的领导说他经过磨练，已变得成熟起来，完全可以担任馆长职务。这“成熟”二字真让人感慨唏嘘。你是一块硬柿子，就要把你捏软，你是一块软柿子，就要把你捏破，等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什么也都是了，也许这就是刘醒龙所鞭辟到的怪诞人性模式。
从刘醒龙整个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势来看，《秋风醉了》、《菩提醉了》之类的小说更具有指向未来的代表性。不知刘醒龙从乡下扛起的那把锄头，还将人性深挖到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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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１９９４年度“庄重文文学奖”颁奖
１９９４年度“庄重文文学奖”颁奖大会日前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来自香港、上海、北京及有关省、区的各界人士三百余人参加了颁奖大会。今年是第七届，颁奖对象为西藏、安徽、河南、四川、贵州、云南等五省一区的青年文学工作者。经过有关省、区作家协会的认真甄选和慎重推荐，评奖委员会在对获奖候选人的创作成果和水平进行总体把握、全面衡量的基础上，评定出１９位近年来在文学创作和评论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作家。
（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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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人生宝鉴》出版座谈会举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日前召开了高占祥新作《人生宝鉴》的出版座谈会。与会的学者、评论家及新闻界人士认为此书是一部开启人生智慧、弘扬民族美德的佳作，是值得向社会各界和广大青少年推荐的。高占祥的新作，通过１２０篇文章，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地探讨了人生修养与道德发展等问题。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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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王充闾作品讨论会召开
散文家王充闾先后出版了《清风白水》等散文集，引起了读者关注。在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联合召开的讨论会上，与会者将王充闾的散文称为学者型散文、文人的散文，认为他的作品熔智慧、学识、情趣于一炉，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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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秦牧全集》首发式举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秦牧全集》首发式最近在广州举行。秦牧生前已结集出版的作品共６１种。这次编入“全集”的作品除极少数散失外，包括了作者的其它全部著作，共５００多万字。按文体分类编排，“全集”共分１０卷：第１卷至第６卷为散文、杂文；第７卷第８卷为小说、儿童文学、戏剧；第９卷为文艺随笔、文艺鉴赏；第１０卷为《集外集》、《书信》等。会议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人民文学出版社、汕头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举办。
（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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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纪念丁玲９０周年诞辰座谈会举行
１０月１２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丁玲研究会、鲁迅文学院、鲁迅博物馆主办的纪念丁玲９０周年诞辰座谈会在鲁迅博物馆举行。林默涵、魏巍、周而复等三十余人聚集一堂，缅怀了丁玲作为一名革命作家，为中国现当代革命文学的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涂绍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