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找乐
朽木
娱乐是人类需求之一，自古而然。但娱而乐之又谈何易哉！国语中有逗乐、取乐、找乐之说即一明证，乐，并非唾手可及之易事。
于是有专门提供娱乐的行当及人员产生，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成为一个行业，影院、剧场乃至文艺类书报刊，均在此列。发展到今日，则又有卡拉ＯＫ、营业性舞厅、ＫＴＶ包房与激光唱盘与影碟等等加盟，可谓阵容庞大。
不幸的是人们仍在找乐。即如１０月１６日《文汇报》披露，便是如此。一方面，“众多高档娱乐场所生意清淡，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广大工薪阶层抱怨大众化的娱乐场所越来越少”。毋庸多说，相信读者会对此深信不疑。岂止在上海，北京广州何尝不如此？“娱乐场所”雨后春笋，但大众（！）却无处去玩，无处可乐，还在“找乐”！其原因十分清楚，那些“众多高档娱乐场所”所关注的，本来就是些一掷千金的大款、大腕、大亨！而这几“大”人数是有限的，兜里的钱也不是无限的，最后必然“门庭冷落车马稀”了。相反，广大（！）工薪阶层便无乐可言了，没有那么多钱，去不了“高档娱乐场所”，“低档”的、大众的娱乐场所又一天天一时时地在减少消亡！最后当然只有“望乐生叹”的份儿了。
这还是城市哩，还是大都市哩！乡镇呢，农村呢？则更是等而下之了。不断有消息在传媒公布开来，这里乡下没有电影看，那里乡下缺戏少书。这个状况不容忽视。尽管我们有过文化大篷车驶在黄土高坡，有过大艺术家们在山村小径上的跋涉，那都是远远不够的。到哪儿去找乐？
人要看小说，要听京戏，要听拉二胡，要看杂耍……就像人要喝水吃饭，少了，便会营养不良，萎靡羸弱，故我们称食粮有物质的与精神的两种。无米无谷，则会嗷嗷待哺；无娱无乐，一样会寝食不安的。今人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是幸事，但娱乐水平的提高却尚有距离，未能同步，尤其是广大工薪阶层与群众中更为突出，则又不能小觑。
也许“找乐”是一个永久性的话题：对于一种娱乐形式的熟稔仍会跃跃欲试于另一种娱乐，看够了戏的票友可能会去舞场伸伸胳膊活活筋脉，就像人类从茹毛饮血发展到今天的对于吃食的讲究甚至上升其为文化。这种“找乐”应看做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无论如何，那种缺乏基本娱乐的大众的“找乐”，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缺憾和忧虑，则无论如何应成为有关部门乃至全社会关注并采取措施的当务之急。
第12版(副刊)
专栏：
关汉卿的寂寞
张雨生
元代祁州城南的伍仁村，是戏剧宗师关汉卿的故里。此地今属安国市，小磁河旁村流过。一个秋风瑟瑟的黄昏，我寻觅到这里。
来之前，我找到了一本旧书，开封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关家园遗址，一张是普救寺遗址。关家园即关汉卿故居，占地九亩九分，是一座很排场的府地。我按图索骥，却怎么也找不着。经村里人指点，才知道老房子荡然无存，遗址面目全非。关家没有后人，老房基地上，修了新平房，住着几户异姓人家。普救寺与关家园隔道为邻。寺里诵经念佛，鼓乐鸣钟，自幼陶冶着关汉卿。他通晓丝竹管弦，五音六律，南北杂曲，就是在这里启蒙的。普救寺也无踪影，断垣残壁都不曾见。旧照片大概是解放初期拍摄的。４０多年的岁月，将历史的遗迹荡涤得太快了。
唯有关汉卿的墓地还在。出村东北行，约二里处。我寻到这里，同样找不到。问种地的农民，他指着一片玉米地说：“在那中间。”连条小路也没有。我沿着地垄，分开玉米棵子，才钻进来。墓地是个小土丘，立着一块石碑，上书“伟大戏剧家关汉卿之墓”。这里曾是关家坟场，大修农田的时代，全铲平了，只留下这座坟头，孤零零的。种地的农民说：“有一回，在市里开关汉卿纪念会，外国有人来，说要扫墓，临时修了修，树了这块碑。”
好在这位伟人，始终耐得寂寞。他以卓著的成就，在我国戏剧史上坐着头把交椅，但其生平却不见于正史，不见于艺文志。封建史家的局限和偏颇，使得他几近埋没。终因大师一生创作了６０多个剧本，留下了《窦娥冤》、《单刀会》、《望江亭》、《拜月亭》一大批名著，以至在民间久传不息。关汉卿的生平，最早见于《录鬼簿》，说他是大都人。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祁州志》，说他是祁州伍仁村人。数百年来，伍仁村一带，流传的关汉卿的传说，以及民间艺人还能演唱他的众多杂剧，做了印证。专家们考查认定，关汉卿成才于祁州，闯荡于大都，因《窦娥冤》触怒权贵，避难于杭州，晚年埋头著述，蛰居于故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戏剧大师才以他的真实面目，被写入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１９５８年６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将他列为世界名人。
关汉卿创造的辉煌，比莎士比亚早３００年。然而，今天，莎士比亚的故乡，英国的斯特拉特福德，保留有他的故居，还有他上过的小学。小城的三个剧院，经常有一处上演他的剧目。
在安国市内，有“关汉卿纪念馆”，我听说后，又匆匆赶去。说是“纪念馆”，其实是在药王庙里，暂借两间耳房，展出几件从关家坟场挖出的旧物，以及一点文字说明、今人的字画。管理人员开门后，嘟囔着说：“这里没人买门票，一点收入也没有。上面来了文化人，说要题字，我们还得掏钱买纸笔。”
想到了关汉卿，我们能为他摆脱寂寞做点什么呢？
第12版(副刊)
专栏：文化采风
飘扬在太行山的旗帜
韩征天
十月的太行山，传出一条新闻，诞生才一年的长治商厦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先进企业之一。
去年８月８日，数万群众以隆重的庆典，迎接上党老区第一座现代化商厦的诞生。
厦旗如白色大鹏般地展翅于无垠蓝天。商厦的开业，竟能成了一座城市的节日，成千上万双欢欣和惊奇的目光后，隐藏着怎样的期盼！
毕业于天津商学院的总经理常中苏，深知大厦在太行山的特殊位置，意识到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社会主义大文化对经济发展、人格构建及行为风范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在他的心目中，这座恢宏的殿堂不能缺少民族魂。太行山的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是一部读不完的爱国主义教科书。为此，他和他的一班人于一个个不眠之夜中，为商厦设计出了以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和树立爱祖国、爱商厦、爱本职为中心，以优化商品、服务和环境为目标的一整套科学的、规范的企业文化制度。他们还组织了自己的礼仪队、模特队、服务队。此外，厦旗、厦歌、厦徽、厦刊、厦服……企业文化的结晶如珍珠般地辉映于员工们的明眸笑靥之中，构成了商厦独特的艺术情韵。
今年初夏的一天，一位南方来的客人在目睹了商厦的升旗仪式和队列表演后，走进了常中苏的办公室。
这位客人是一个著名的企业集团的总经理，有这样一组数字，曾使他对其在长治的总代理感到困惑：该集团所生产的高档衬衫，在北京和长治的销售额分别为５００万元和５０万元。然而，论城市常住人口，长治不及北京１／３０；论每日的客流量，长治不及北京的１／１００；论经济实力及居民的购买力，两者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座年轻的商厦何以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呢？沉思了许久的客人，终于从那面高高飘扬的厦旗和商厦员工的精神风貌上得到了答案。他对常中苏说：“你们的力量来自太行山，来自于企业形象的感召力。我为找到了你们这样的合作伙伴而高兴！”
商厦的勃勃朝气和它所展示的极富个性的文化氛围，作为一种价值的体现，对老区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难以估量的。如它每日之晨的升旗仪式，尤其是重要节假日升国旗的仪式和队列表演，已成为古城一个新的文化景观，也成为外地客人了解老区、认识老区的一个窗口。
商厦人都知道，“爱国主义不能挂在口头上，当年抗日，就要多打鬼子，今天则要做好本职，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像拾万金而不昧的时装部营业员张丽霞；像丢下家中嗷嗷待哺孩子而一心为了工作的“不称职母亲”、金笔专柜柜长路方；像言教更注重身教的童装部和家电部的夫妻经理；像商厦里的“雷锋”王红斌和礼仪队的“红色娘子军”……他们如一朵朵绚丽之花，催开了商厦的满园春色，使商厦这道崛起于太行老区的风景线亮丽生辉，充满了无穷的魅力。
商厦没有辜负太行山人民的期望。无论是开业之初对消费者进行的“质量、价格、服务”等三个方面的“承诺”活动，还是今年春季的首届服装节和仲夏的购物节，无一不凝聚着他们回报太行母亲的一片真挚情感，无一不抒发着他们勇于争先、敢于创新的豪迈气概。前不久，有关部门对商厦的企业形象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顾客满意率达９９．６％。
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使长治商厦在开业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先后获得“全国百家无假冒伪劣商品商场”和“中原明星企业”等荣誉称号，如今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先进企业又榜上有名！长治市劳动竞赛委员会为他们荣记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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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广角
文天祥与和平碑
蔡常维
矗立在潮阳市和平村旧桥的南端的和平碑，高２米，宽近１米，碑质为花岗岩，碑文只书“和平里”三个苍劲、雄浑的大字，基座为一巨龟。和平，旧名蚝坪，宋景炎三年，文天祥丞相为坚持抗元率兵来潮阳，扎营于此。有一天，文天祥两个女儿晚间出营舞剑于树下，将玉扇挂在树上，忘记取回，为乡人拾获，交来宋营。文天祥深为乡民拾金不昧精神所感动，觉此地风和气平，因取与“蚝坪”谐音，改乡名为“和平”，并亲手题书“和平里”三字镌碑纪念，给和平百姓莫大鼓舞。
后元将张弘范带元军从福建水路直逼潮阳。在激烈的战斗中，文天祥的部将刘子俊先被俘虏，自称文天祥，后被元军查出，惨遭活烹。乡民无畏无惧，一日之内，元军同时俘虏到三个“文天祥”。文天祥两个女儿阵亡，他也在五坡岭被俘，被解押来到和平元军军营中，张弘范劝降不成，便秘密将他囚禁于舟中北解上燕京。当囚舟自潮阳经海口（今海门），潮阳义士陈梦龙截劫囚舟不成功，壮烈牺牲。文天祥解至燕京囚禁三年，威武不屈，慷慨就义。这段爱国军民可歌可泣的事迹写进了县志。
文化大革命期间，为避免碑被荡毁，当地干部与群众将碑与碑座分别掩埋于泥土中。此碑虽经历史的曲折变迁和人世的沧桑沉浮，但它与文天祥的英雄气概一样，数百年来一直屹立在当地人民心中。
第12版(副刊)
专栏：长城走笔
话说“关”冷“莎”热
金台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产生伟大的人物；而伟大的人物又使伟大的民族熠熠生辉，成为宝贵的财富。
我国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完全无愧于用现代的一句时髦话讲：“莎士比亚是英国的关汉卿。”因为关夫子比莎翁早生三百年，且二人的成就又不分伯仲。
然而，中国人知道关汉卿的人肯定不如英国人了解莎士比亚的比例高，否则，关汉卿也不至于在秋风萧瑟中与孤坟野草为伴。
如今，我们看到的是，凯撒、拿破仑等辈洋明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宾馆、卡拉ＯＫ的招牌；杨贵妃、杜十娘之流女明星满面春风地在那里招引四方游客；连玉皇大帝、土地老爷一帮鬼神亦披金挂彩、神气活现地安享香火。
固然，能写出《窦娥冤》的关汉卿一时还不能使门票增加几张，但他至少可以使我们的腰板挺得直一些，即使在那些“莎士比亚”们面前，也不觉得怎样的自惭形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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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棋逢对手（版画）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