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新中国文学词典》读后
王彬彬
无征不信是辞书应有的品格。别的著作有错误也许都可以原谅，但辞书作为工具书，出现差错则是难以原谅的。前些年有辞书出版热，其中不乏粗制滥造甚至胡编乱造之作。有些编者，无非是打着辞书的旗号欺世盗名而已。这类所谓的辞书，大大败坏了辞书的信誉，玷污了辞书的形象，弄得辞书在人们眼中也变得不可信起来。
而近期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潘旭澜先生所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在近年出版的众多辞书中，显得卓尔不群。
《新中国文学词典》，收词目４２００个，上起１９４９年，下至１９８９年。在这四十年里，中国的文学面貌可真称得上是波谲云诡。编纂一部辞书，对这四十年间的种种文学现象加以记录、解释和评价，一方面很有必要，但同时也难度极大。这难度是两方面的。一来，在资料性上，难以做到全面、准确；二来，在评价上，难以做到如实、公允。而潘旭澜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则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首先是资料性上的全面和准确。该辞书所收词目包括：作家、诗人、评论家、编辑家及其他有关人物；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散文诗、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戏剧影视剧本、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文艺理论批评、美学、中国文学研究、外国文论译介；文学团体、机构、会议；文学运动、论争、思潮、事件、流行词语、有关重要现象；文学期刊。在人物部分，还酌收了一些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和美学研究者。词目的解释，有根有据，多依据原始资料，是具有相当的准确性的。
与资料上的全面准确相比，更难的是评价。《新中国文学词典》，在对各种文学现象的评价上，根据编者的眼光，对各种文学现象尽可能做出精当、公正的评说。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护生”的旨趣
——谈《护生画集》
陈星
老一辈的读者，大凡还都记得丰子恺先生曾与弘一法师等诸多文化名流合作出版过《护生画集》，然而对于大多数青年读者来说，或许对此还比较陌生。其实，在丰子恺六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中，他居然为了此书的完成，历经了四十余年的沧桑岁月。
《护生画集》的编绘计划肇始于１９２７年秋，初集出版于１９２９年２月（开明书店）。此后分别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９６１年初、１９６５年９月和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出版了第２至第６集。其中前三集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后三集分别在新加坡、香港出版。台湾也于１９８１年由林海音女士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全套本，影响十分巨大。如今海天出版社出版的全套本，不仅是大陆的首次，而且还是原始材料汇集最为齐备，印制最为精美的一套《护生画集》，值得庆幸。
《护生画集》究竟是怎样的一套书呢？按照弘一法师的说法，即是“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它以一画一诗或一文的形式宣传保护生物，爱惜生灵，培养爱心，崇尚和平的思想。编绘者把此书的读者对象定位在普通的老百姓，使人人皆能看懂，人人易于领悟。比如《诱杀》一图，弘一法师的配诗是：“水边垂钓，闲情逸致。是以物命，而为儿戏。刺骨穿肠，于心何忍？愿发仁慈，常起悲悯”。再如《倘使羊识字》，其诗曰：“倘使羊识字，泪珠落如雨。口虽不能言，心中暗叫苦。”诚如马一浮先生在第一册序文中所说：“故知生则知画矣，知画则知心矣，知护心则知护生矣。”马一浮还希望读此画册的人都能善护其心。这点也正是弘一法师、丰子恺等所刻意追求的。虽然从表面上看，编绘者是希望护生戒杀，这也是佛教诸戒律的首项。但作者并不局限于此，其真正的用心则在“护心”上面。丰子恺自己就说过：“普愿世间读此书者，切勿拘泥字面。”他还进而解释过：“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
《护生画集》问世以后，影响十分之大。即第一册就有十五种版本之多，还有英、日文本发行。这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不说是空前的，也是少见的。这部画集，不仅普通百姓爱读，文化人亦乐于收藏。为六册画集作序、跋的文化名流计有弘一法师、马一浮、夏丏尊、李圆净、章锡琛、叶恭绰、朱幼兰、虞愚、广洽法师等，如此阵容，再加上丰子恺先生的妙笔，足以使广大读者敬而亲之。
六册护生画的题材十分广泛，每册内容同旨而异趣，一画一诗皆见菩提本性。其构思创意多取材世俗常景，举凡草木虫鱼、田园风情、市井人物、古趣史迹……一一呼之而来，随缘入画。故劝戒、警策之中亦见人情温暖，读来饶有意趣。
护生即护心，“亦即维护人生之趋向于和平安宁之大道，纠正其偏向于恶性之发展及暴力恣意之纵横也。”《护生画集》的意义大凡主要体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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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作协最近联合召开广东第一届青年作家代表大会。这次有一百多青年作家代表参加的会议，旨在坚持党的“二为”文艺方向，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新形势下，树起重视创作的旗帜，努力造就跨世纪的文学新军，鼓励作家高扬时代精神，多出力作和精品，为人民奉献精美的精神食粮。会议还制定了鼓励创作的具体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谢非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以及兄弟省市作家代表出席了大会。 （穗球）
△九月十一日，《文艺报》举办“艺术生产问题”讨论会，与会的理论家们围绕艺术生产理论的内涵及其在当代的意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王文）
△描述著名华人实业家的纪实文学《李嘉诚传》（夏萍著）研讨会最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光英、荣高棠、邓朴方、陈荒煤、冯牧等出席，并发言作了高度评价。 （深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广东文艺改革”研讨会近日在广州举行。与会者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市场的问题。 （羊）
△由河南省作协和西峡县委主办的“西峡笔会”日前举行。“改革欢呼作家，作家钟情改革”，是这次笔会的共识。 （周）
△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举行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研讨会。对作品的历史感、史料价值等进行了研讨。（木）
△中国青年出版社最近为江西作家陈世旭的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新作举行讨论会。 （文）
△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大家》最近创刊，刊物立足红土地，面向全国，力图为严肃文学事业做出贡献。 （李）
△由胡明扬、赵遐秋主编的《中外名诗赏析大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该辞典收录了古今中外三百多位诗人的六百余首诗作并加以注释。 （一闻）
△李畅兴的报告文学集《异军骁将》由百花社出版。（闻文）
△王浩洪著《现象·规律·技巧》一书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陈）
△郭兆甄、苏方学合著的传记文学《娃娃博士——中国原子弹氢弹元勋邓稼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记述了邓稼先的一生，描绘了老中青三代科学家的群体形象。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加强国际交流
邓绍基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和发展的时间很长，如果从一般认为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算起，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古代小说在它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由“文言”到“白话”，由短篇到长篇的过程，也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唐代，就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唐人传奇的勃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起着里程碑的作用。唐代“市人小说”和“俗讲”的出现，实际上开了宋以来白话小说繁荣的先河。除了以上这两点以外，我想在这里着重指出，唐代又是中国古代小说走出国门，向海外传播的时期，《游仙窟》和《冥报记》等作品流传到日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在国与国的文学交流中，除了在文学创作上相互发生影响外，也会形成文学研究上的一种国际现象。在我看来，唐代即是中国古代小说向海外传播的起始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成为一种国际现象的起始时期。自那时以来，中国古代小说不断地经由各种途径，传向国外，包括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还引出历史佳话，公元八世纪，著名的日本《万叶集》编辑者大伴家持十分欣赏《游仙窟》；公元十八世纪，著名的德国文学家歌德十分赞赏《好逑传》，就是有力的例证。
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是中国小说的幸事，也是中国小说研究者的幸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内外同行们之间沟通声气，交换资料，研讨方法，彼此必定会获得益处。 在中国，对古代小说的研究也是源远流长，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批评也是随着小说本身发展而发展，并且表现出自身的风格和特点的。但由于受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对古代小说特别是对宋以来的白话小说的研究，真正形成科学规模，并取得与诗歌、散文即通常说的“雅文学”研究的同等地位，是在这个世纪初，主要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形成科学规模的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学者，几乎都十分注意借鉴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我们从中国小说史的创始之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从中国通俗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都可发现这种特点。这也是中国小说研究的优良传统之一。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早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早已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门重要学问，并且越来越趋向兴旺发达。特别是这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无论是资料的发现，作家作品的考订，还是重要总集、选集的汇辑，还是小说史和理论开掘方面，都有新气象、新收获，研究家的队伍也呈现出很多新面貌和新特点。
我们在北京举行’９３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荟萃海内外小说研究家于一堂，也正是顺应着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的繁荣兴盛这样一种客观形势，提供讲坛、提供机会，让海内外同行在一起交流研究的信息和成果。反过来又会在国际范围内推进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扩大中国古代小说的国际影响，吸引更多的研究者，使我们的这个研究领域更加繁荣昌盛。
对于这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或者类似这样的会议，我还有一种认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历史和文化越来越为外国人士所知，影响也就益发增大。在中国举行这样那样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国际研讨会，也正是这种影响增大的一种表现。而这种现象反过来又促使我们更加热爱和尊重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也进一步加深我们研究历史、文化传统的责任感。而且还可以这么说，这种责任感又不仅仅是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的，同时还是从世界眼光和全人类眼光出发的，因为这两者正好是统一的。
对于这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或者类似这样的会议，我还有一种认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交通的发达，国际间的文化交往越来越多，现在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将要出现国际文化融合热。当然，这种预测是一种战略估计，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文化融合，应该说还是遥远的事。但在目前举行这样那样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总体上总是有着重要意义，既有助于我们弘扬民族文化，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也有助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最终有助于全局意义上的国际文化融合。
（本文是作者在’９３年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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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文化市场的几点思考
孟晓驷
文化市场是精神文明建设重要阵地。
如果说文化市场是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之鸿运而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经济现象，那么，当今的文化市场就已经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结合部。文化市场目前的发展方针必须具备开发的多维性与拓展的立体感，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文化与经济联姻 鉴于文化市场是整个社会商品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文化市场的发展紧密地依靠社会商品大市场，可以达到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效应，即：一方面促进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实现“以经补文，多业助文”；另一方面“以文促经，以文促贸”，用文化来促进经济贸易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新兴的文化市场在这方面潜力很大，功能也十分突出。 普及与提高并举 文化市场无疑是大众文化消费和娱乐的场所，但在普及的基础上向高层次演进，是当前文化市场在不断发展中的一种积极的萌动。如今春以来，中央乐团百名一流演奏家数次举办“ＰＯＰＳ音乐之夜”晚会，在北京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在不失去严肃音乐本意的前提下，将通俗易懂的高雅音乐小品奉献观众。其结果是观众感奋，乐手落泪，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可见，进入市场的文化艺术产品可以促进文化市场中间消费层的转化，在传播艺术的同时，能够造就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懂得艺术和欣赏美的大众”。
城市向乡镇辐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文化市场的开发与培育十分重要。目前我国农村文化市场正在启动，为满足需要，文化市场应该向乡镇辐射，使城市型文化热点在乡镇得到普及。要看到中国十二亿人口中有八亿农民，文化市场在乡镇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因此，我们的管理对策一定要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别，积极引导“文化下乡”，进而在我国广大农村逐步形成具有生机的、丰富多彩的、与城市互补的文化体系。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这是针对包括文化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而言。所以，根据这一要求，我们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对策不仅要建立在明确的发展方针的基础上，同时要围绕建立全国统一的文化市场模式，在充分发挥政府主管部门宏观调控的职能手段上下功夫。在这方面，我们面临三个亟待完成的任务：
建立灵活的信息系统 准确的信息是符合实际的宏观调控所必须具备的前提之一。而我国疆土辽阔，人口众多并且层次差异很大，恰恰文化市场又是一个消费趋向和热点瞬息万变的特殊市场，因此，准确的信息必须建立在灵活反馈的基础上，否则，失去时效的信息往往使宏观管理和决策滞后甚或失误。鉴于这种情况，有必要迅速建立全国统一的文化市场管理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为我们及时进行统筹规划、政策导向、组织协调和开展服务提供准确的实际依据。
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 实践表明“政出多门，分兵把守，管理体制分割”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文化市场的主要障碍之一。１９８８年，国务院在批转文化部“三定”方案的文件中规定文化市场管理局归口管理全国的文化市场。去年，中共中央９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理顺影视、音像体制，明确职责任务。”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能实现。在文化市场日益发展的今天，尽快理顺体制，实现统一的横向归口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
建立健全的法规体系 现代市场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高度规范化的市场规则，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市场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的发展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任其自由自在，自生自灭。一方面我们要运用市场机制实行优胜劣汰；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市场有其短处，完全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是不行的。为了扬长抑短，政府不管运用政策计划手段也好，还是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也好，归根结底必须在法规的范围内进行。所以，不断健全和完善有关文化市场法规体系，是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当然，健全的法规体系还要求我们改变那种“有法可依，无人执法”的状况，按照十四大报告中关于市场管理要“加强执法监督”的要求，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通业务、懂政策、会管理、廉洁尽职、秉公执法的管理队伍，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纠”，进而从根本上实现依法加强对文化经营活动的管理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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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真实性与严肃性
——读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有感
李炳银
现在，各种报刊上标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字样的作品极多。大有铺天盖地，八面出击之势。
其实，只要认真仔细地去翻检阅读一下这类作品，这其间的绝大多数，从相对严格的意义上讲，是并不能算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
报告文学是建基于真实（事实的真实）之上的文学报告；纪实文学也是依赖于基本的生活真实而创作的文学。在这里，真实或是基本的真实，自然是第一性的，是决定作品能否成立并标明其属性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应当明确的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仅仅拥有真实或基本的真实性内容，还绝然是建立不起自己文学的形象的。除去这最基本的重要因素之外，文学还应该包容和具备诸如社会主义、理性思辨、感情色彩，形象描绘等主要因素。这诸多因素的整体综合，才可能把文学的性格表现得充分而突出。
从目前的现状看来，对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偏识态度和轻率行为，非常严重。有的人就把真实视为一种诱惑，试图让真实变成某种便捷的工具来为其所用。实际上，这种带有投机心理的对待真实的态度，并不是对真实的尊重，而是一种轻蔑与调戏。它破坏和损伤了真实的严肃性，也正在败坏着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庄重品格。那些反复地炒卖着这个星，那个星，这个家，那个家，这个师，那个师等的陈年旧俗，轶闻艳事，趣味奇习的所谓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就属于这一类低俗平庸的作品。
再一类作品，作家作品对待真实的态度是严肃的，但是，对于真实在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中的作用和价值却理解得很不准确与深刻。在这些人看来，只要面对真实，似乎就可以走向报告文学，走向纪实文学。很少去分析和判断自己所把握的真实具备了多少时代的、历史的、社会的、人生的、感情的、心灵的、哲学的意义，是否足以从它生发开掘出有价值的内容来。反正是只要真实就去写，不管写得怎么样，都称之为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结果，乐意让人写，让人报告，让人为自己宣传的人是愈来愈多；愿意去写，去报告，去为他人宣传的人也愈来愈多。再后来，在这种写与被写的过程中，文学的色彩就变得十分淡化了，而与功名利禄的关系却变得突出密切起来了。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真正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始料不及的悲哀吧！
正是有感于如此现状，我以为，时下，在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领域，应当大声疾呼，反对低级庸俗，反对伪劣产品的蔓延滋生。我们要竭力维护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庄严，提高其思想文化品位，使它的创作得以健康发展，以有利于文学，有利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