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心怀坦荡的张闻天
师哲
（一）
１９２６—１９３０年，张闻天在莫斯科，他的名声很大。
他是在美国留学之后到达莫斯科的。他的英语水平相当高，不仅可以阅读，还可以用英语演讲。到苏联后，他又很快掌握了俄语。
他刚到莫斯科时，在中山大学听课，他的真正水平很快就被发现，并把他送到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年龄较大，性情沉着、文静，学者风度十足，大家喜欢称他“老教授”。他的俄文名字是伊思美洛夫，他的笔名有时只写“思美”，而大家平时说到他时，习惯称他“洛甫”，于是“洛甫”成了他的又一名字，一直沿用到延安时期。
那时，我们党内堪称教授者，他是唯一的一位。所以在苏联特别受到党组织的器重，校方的重视，留学生的尊敬。更因为他的勤奋好学，品格高尚，广大留学生喜欢亲近他，围绕在他的周围。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王明的注意，于是极力设法接近他、吹捧他。但王明的心态却同广大留学生截然不同。他推崇张闻天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抬高自己，拉拢群众，并影响国内的苏区，是把张闻天当做自己的一块金字招牌利用的。张闻天和王明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也搞不到一起，但是他太单纯了，他认为大家都是为革命走到一起来了，除了革命，别无所求，根本不知道革命队伍里还有勾心斗角的事。所以他是个既无害人之心，又无防人之心的人，也就没有识破王明的用心，没有警惕，终于还是被王明利用了！于是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他是和王明一伙的，而他实际上是受害者。
我回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常给我讲“党史”，其中说过这样的话：“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长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张闻天确实有一定影响，但他的影响绝不是帮派性质的。实际上“说服”张闻天并不很困难，他是个既不抱成见，又无个人野心的人，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召开，张闻天是起了作用的。
（二）
我１９４０年３月回到延安，那时，张闻天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我们同住在蓝家坪。他当时主管理论宣传、思想建设、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兼任马列学院院长之职。
我同他见面没有几天，他就给我派用场了。先是拿来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等人的一些文章，要我把它们翻译成中文发表；接着又要我到马列学院教授俄文。我本不想干，可是他把我叫到马列学院，把学员召集起来，当众宣布：“这是你们的俄文教员。”这样一来，我不想干也得干，而且两天之后就要正式上课。我要求给我点时间，以便制订个教学计划，拟订个教学大纲，编个简单的教材，稍微准备一下。然而，他把手一挥：“没有这个必要，你教就是了！”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张闻天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鼓励。
我和张闻天除了工作上的密切关系以外，也一起打球，一起散步，一起谈天，反正每天都要碰上几次面。但是几年过去了，他仍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写。他有时写成“施哲”，有时写成“斯哲”，有时又写成“司哲”。有一次我给他纠正说：“我的姓是‘师’，师长的‘师’。”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反正你的姓名是假的，只要音同就算了。”他竟以为我的真名实姓和他的“洛甫”一样是假的。他在小节上就是这样的粗心和武断。
我同张闻天在谈到共产国际时，他也认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派到中国的代表提意见、出主意，都带主观性和片面性，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他在理论上是知道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的。延安整风期间，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的发言我记忆犹新，他说：“只啃书本而未经实际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人，其思想方法往往是简单化的、单一的、片面的或直观的；或者是刻板划一而不是辩证的，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是客观形势早已发生了变化，而他还是老一套，至死不变；或者只强调反对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却不知道或不能理解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革命问题得到正确解决，取得胜利，获得解放，本身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有力的贡献！”
他的话无疑是由衷的。然而理论上的认识是一回事，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却是另一回事。张闻天毕竟是诚实的人，他上面的话，实际是承认自己的弱点，他由衷地佩服毛泽东，相信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正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坚定的党性修养。
中央自１９４１年底开始的整风学习，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接着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和本位主义，最后还提出反对山头主义。关于山头主义，毛泽东提出的准则是：“承认之，照顾之，削弱之，消灭之，最后达到统一、一致。”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延安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调查研究之风大兴。张闻天要求并经中央批准，也带了一个“延安农村调查小组”出发了。
他们住在农民家里，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整理出了《陕甘宁边区神（木）府（谷）县直属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和《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两篇调查材料。历时一年多，于１９４３年３月回到延安。张闻天将这次的调查经过，以及调查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向中央作了详尽的汇报，这就是著名的《出发归来记》。
张闻天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应该承认，在调查研究的方法、取材、提炼和利用上的本领，谁也比不上毛泽东！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日，张闻天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诚恳地、深刻地说出了自己对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危害的认识。他说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就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而现在更加明确了。从遵义时起，他就对毛泽东有了正确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事实上，从那时起，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然而由于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够彻底，改正也不够彻底，所以到达陕北后，对地方上的问题未能真正弄清楚，也就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其次是对于进入边区的青年未能抓紧教育，而在六中全会后，对青年的教育又是教条主义的等等。
大家对他的检讨是满意的，毛泽东也有同样的看法。
他是这样检讨了，但一切事情都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的。多年来，我所遇到的从１９３７年（西安事变后）开始到达陕甘宁边区，并在各类学校学习过的知识青年，无一例外地都说他们是在那个时候奠定了马列主义的基础，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并且在一生中都起作用。马列学院的学员也不例外，个个都是好样的！这样的伟大成果当然不是张闻天一个人的，但如果面对意识形态方面的伟大成果，却说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错误的，这恐怕不符合逻辑，是怎么也说不通的！
“七大”选举出中央书记处的５位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搬到枣园去住，集中办公。张闻天和彭德怀虽不是书记，也被邀到枣园住，书记处开会时常邀他们出席。虽然“七大”以前，张闻天早就不起“总书记”的作用了，直到“七大”选举以后，他那“总书记”的名义也未正式免掉，在某些对外的情况下，还要给他挂上“总书记”的牌子。正像解放军由毛泽东调遣，名义却是“总司令朱德”一样。
（三）
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回到了中央。
１９５１年４月，张闻天接替王稼祥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赴任前夕，我到景山后街他的住处拜访了他。我们是老相识，久别重逢，格外亲切。我发现他那学者的风度没有变，却增加了几分老练。他离开苏联已有２０多年，对苏联现状不大了解，我却在近两年陪同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到莫斯科往返数次，所以他抓住我要了解苏联近况，他提了许多问题，我尽自己所知，都一一作了回答。
张闻天任驻苏大使期间，正是中苏关系友好的高峰期。两国政府和两党中央的往来，都是互相直接接触，完全用不着经过外交途径，往往是我们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后，张闻天才知道，大使馆的任务，则往往由代表团团长直接交代。这就使得大使馆的工作相当被动和困难，工作量也很少。使馆工作人员不免有些意见，不安心。但张闻天却不曾有意见，他从实际情况出发，规定使馆人员除日常工作外，一律学习，提高自己；并要求大家结合学习搞些调查研究。这一措施，既发挥了他的特长，又表现了他的进步。使馆人员安心了，理论上长进了，工作做得更好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大多数的会谈场合都是请张闻天参加的。
张闻天驻苏期间，同苏联领导人的关系非常友好，尤其是同外长莫洛托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１９５４年，张闻天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日内瓦会议。在会议的全过程中，周恩来同莫洛托夫有着频繁的接触和会谈，张闻天几乎每次都参加了，不过他不轻易发言。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得出莫洛托夫对张闻天是十分尊重的。
４月３０日，莫洛托夫为了帮助我们在外交上打开局面，征得我方同意，在他的住处为中英两国首席代表周恩来和艾登及其重要成员举行了一次招待会。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张闻天也出席了这次招待会。宴会后，莫洛托夫、周恩来、艾登在会议厅里座谈，张闻天邀英国副外交大臣到另一间会议室交谈，我应邀作陪。张闻天同他直接用英语交谈，我只能听懂大概，张闻天还要不时为我翻译。从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了这个副外交大臣是个道道地地的商人。他２０年代后期到过上海，在十里洋场进行过激烈的角逐，但似乎他的命运不佳，没呆多久就回国了。此时，他的一身仍然散发着买卖人的气味，相形之下，更显出张闻天那种学者风度的高雅。
日内瓦会议以后不久，张闻天向中央提出了卸职报告，要求回国工作。按常规，大使卸职，应向驻在国政府外交部打招呼。而我国政府由于同苏联之间不讲究礼节和程序已习以为常，所以中方未征求苏方意见，也未打招呼，就同意了张闻天的请求。莫洛托夫得知后，感到非常意外和突然，想挽留，又不便开口，十分焦急不安。他不明白：是苏联有对不起张闻天的地方，还是张闻天犯了什么错误？他让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把这事情弄清楚，并争取张闻天留任。
我当时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同时负责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俄语翻译，所以同苏联人打交道较多，同苏联驻华使馆人员来往也较多，对张闻天要求回国的经过我也是了解的。有一天，罗申请我去“吃茶”，见面之后，方知是为了打听张闻天卸任回国的原因。我告诉他：卸任是张闻天自己提出来的，不是他犯了什么错误，也不是苏联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没有任何特殊原因。尊重他自己的意愿，继续留任是不可能了。
张闻天这次回国之后，我就很难见到他了，至于他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坚持真理、直陈大跃进的缺点和偏差、为彭德怀辩护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附图片）
张闻天与夫人刘英合影。 本报稿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疾风知劲草扳荡识诚臣
——怀念王震同志
王国权罗元发刘达赵凡
我们和王震同志相识在五十六年前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年我们与王震同志同战斗在一个战壕，同坚持、保卫一个抗日根据地，同睡一条炕，同吃一锅饭，出生入死，患难与共。每忆及此事，王震同志那铁骨铮铮、豪爽乐观的形象，仍历历在目。
１９３７年９月平型关大捷以后，我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主力挺进京、津、保前线开辟敌后新战场，刚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急需大部队支援。就在这关键时刻，王震旅长奉命率一二○师三五九旅长途跋涉，过黄河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跨越同蒲路挺进晋察冀雁北抗日根据地，使当地军民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从此，我们开始了与王震同志共同战斗在晋察冀边区艰苦的抗日生活。在灵丘—广灵、涞源—蔚县两条深山狭谷中，多次伏击日寇侵略军，切断敌人张家口至太原之间通道，打击敌人，巩固发展了我雁北抗日根据地。这一段经历，虽经半个世纪岁月，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１９３８年，在灵丘县上寨村，地委机关和三五九旅旅部住在一起，时值严寒的冬季，王震同志看到当时地委书记王国权连一件皮大衣也没有，怎么能在冰天雪地中打游击？他即令旅供给科送来了新疆人民为支援抗战，捐献给八路军的长毛黑绵羊皮大衣给王国权御寒，他一直穿着它直到抗战最后胜利。一场战斗结束，缴获的武器、弹药，王震首先分一部分支援地方武装和兄弟部队。著名的白求恩大夫用的德制勃郎宁手枪，就是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灵县邵家庄伏击日寇缴获的战利品，王震同志亲手把这支手枪送给了白求恩大夫。在王震同志一生中，他首先想到的是革命，是战争胜利，是战友，而很少想到他自己。
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集结了３４个旅２５万余人，企图占领我陕甘宁边区，消灭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和边区部队。陕北战场上我军机动作战兵力只有２．７万余人。敌我兵力十分悬殊。在这危急的时刻，王震同志率二纵队和教导旅成为保卫延安的左翼兵团。在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王震同志同兄弟部队一起，三战三捷，给敌人“重点进攻”的气焰以沉重的打击，扭转了陕北战局，取得了战略主动权。
当时任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的罗元发同志至今还记得：１９４７年５月４日黄昏时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各部向蟠龙镇发起总攻时，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发现陷入重围的敌人有逃跑的迹象，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前沿阵地抓起一支卡宾枪高喊：“我是王震，同志们跟我冲啊！”战士们一听王胡子带头冲锋，全体官兵像潮水一样涌向敌一六七旅旅部所在地，一举全歼敌人。
在当时艰苦的战争年代里，王震同志为了战斗战役的胜利，常常忘了吃饭、睡觉，忘了自己。他满脸络腮胡子无暇梳理，因此，战友和同志们都爱称他为“王胡子”。王震同志也高兴部下和战友这样亲切的称呼自己。王震同志一向关怀部下，平等待人，亲如手足，不摆架子，他和干部战士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革命友情。因此，他能在战斗关键时刻一呼百应，令行禁止，克敌制胜。
王震同志是屯垦戍边的热情倡导者和执行者。从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开始，在新疆两年多的时间里艰苦创业，开荒百万亩，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创建了１００多个军垦团场。１９５３年，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后，除出色地完成铁路修建任务外，１９５５年他带领铁道兵部分转业官兵，在黑龙江北大荒建立了军垦农场。随后，他又率领九个师的铁道兵转业官兵奔赴北大荒，开垦荒原，建立农场。可以讲，王震同志是我国农垦事业的创始人。
“文化大革命”以后，王震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离开了农垦的岗位，但他的心是同农垦事业、农垦战士紧紧连在一起的。他虽身居要职，仍时刻关心农垦事业。
王震同志调中央工作长住北京后，非常关心、支持和帮助北京市发展奶牛业和肉、禽、蛋、蔬菜、干鲜水果等副食品供应。他在任农垦部部长时就亲自帮助北京市农场局在郊区国营农场发展奶牛、养猪、养禽、养鱼、养羊和蔬菜、干鲜果品生产。１９５８年，他曾决定拨专款，用于发展北京的奶业。他还从新疆、北大荒等垦区调来奶牛、羊、马、猪等优良品种放到京郊门头沟区的百花山新疆大尾羊实验养殖场、灵山伊犁良种马实验养殖场及几个奶牛场饲养。他曾亲自找北京市主管此项工作的同志多次到他的办公室或家中出主意、想办法，帮助发展生产。他多次说首都涮羊肉和牛奶供应要有一个来源，要建立肉、奶、禽、蛋、鱼生产基地。由于大城市人口增加过猛，当时首都北京牛奶供应十分紧张，王震同志急人民所急，为中央分忧，主动向中央呼吁，在外汇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专门拨出２５００万美元的额度，用于进口奶牛新品种解决北京的吃奶问题。
王震同志立场坚定、胸怀坦荡，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勤于学习，不耻下问。他在政治上爱护同志，保护同志，敢于负责，无私无畏。１９７２年底“四人帮”横行之时，王国权同志在北京医院碰到王震同志。王震同志提醒他“四人帮”很可能要继续闹事、整人，要多加注意。后来“四人帮”逼王国权带病出国就是证明。这是王震同志在特殊情况下保护战友、保护同志采取的特殊办法。在“四人帮”肆虐的年代，王震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感和责任心，勇敢地站出来，协助叶帅、徐帅、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促进了“四人帮”的覆灭，为挽救党和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震将军永远活在党和人民心中！（附图片）
王震与夫人王季青在抗战前线。本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