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笔谈
我们理论工作的根本指针
郑必坚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应当怎样来加强我们的理论工作呢？我认为以下三点是重要的。
一、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极端重要性
邓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南方重要谈话提出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历史性号召，党的十四大作出的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历史性决定，应当成为我们理论工作的根本指针。我们这样一个十一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五千万党员的大党，所从事的又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没有一条贯通全局和各方面工作的正确路线，要想取得胜利和成功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历史上，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是怎样在实践的检验中成为全党的统一的科学思想，从而指引中国人民大革命取得胜利，就很清楚了。只要看一看建国以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理论和路线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因而导致后来的一系列严重挫折，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就很清楚了。只要再看一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任何困难、曲折以至惊涛骇浪面前都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从而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就更加清楚了。由此可以看出两条：第一是正确理论和路线的极端重要性；第二是有了正确理论和路线，还必须在任何复杂情况下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的极端重要性。应当说，这是我们党的长期历史，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五年来这一段最新历史所提供的最根本的政治经验。
展望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我们大家都满怀信心。我们打下了继续前进的坚实基础。我们有着加快发展的不可多得的有利时机。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有胜利保证的。与此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远见的伟大的党，我们党中央又清醒地估计到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曲折和困难。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党的正确理论和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家知道，这个自觉性和坚定性的问题，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已指出的。当时他说，“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那末，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随着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的出现，这种自觉性和坚定性是不是还要受到新的考验，还要不断深化和提高呢？无疑是这样的。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加强理论武装。
理论武装的一个根本问题，是邓小平同志反复提出的要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读邓小平同志的著作，特别是进入全面改革阶段的著作，大家都会注意到一点。他说过，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他反复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必须是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但必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反复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并在南方重要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三有利”的标准和包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内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概括，还提出了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的战略思想。事情很明白，只有坚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一方面同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潮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又同墨守成规、脱离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观点划清界限。也只有坚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在实践中经过长期奋斗，拿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不断深化和提高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的过程，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理论武装和实践检验相互促进的生动过程。思想理论的解放，促进了实践的前进，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问题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努力，反过来又促进了思想理论的深化和拓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１５年，难道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吗？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全党同志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加强了，发展了，一步一步地提到更高的程度。这是我们大家都亲身经历过来的。
这里我还要特别引用１９８７年２月６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要求，我认为应当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为之付出长期努力并不断做出新的成绩的首要课题。
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都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关键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在新形势下把改革和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把有系统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工作切实地组织起来，加快实施。我认为，这应当引起我们理论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并且围绕这个课题，努力工作。
党的十四大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来之不易的。这个决策要付诸实施，又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就理论工作来说，现在的问题，是要从一般的理论观念的探讨，进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总体设计和模式创造的研究；从一般的方针原则的探讨，进到原则与实际相结合的实际操作的研究；并把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同解决当前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们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很不容易，很艰巨，不仅是由于理论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难点，而且首先是由于我们改革和发展事业面临着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挑战。什么条件和挑战呢？第一，就社会发展阶段来说，我国是不发达国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严重落后，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补上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一课。第二，就经济体制来说，历史形成的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渡，是艰难复杂的过程。传统经济体制还有待于继续从深层次上进行改革，它的缺乏约束机制和风险机制的弊端仍然存在，而新体制尚未形成，它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第三，从经济环境来说，总体上存在着不可多得的有利机遇，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不能满足需要的矛盾将长期存在，经济生活某些方面很不宽松，以至紧张。为解决当前一些突出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何同深化改革相协调，成为一个难点。第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经济生活，利益结构，活动方式，以及相应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发生了众多的前所未有的变动、矛盾和问题。第五，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又要精神文明不滑坡，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向上走，抵御资产阶级的和封建的腐朽思想的侵蚀，任务同样很艰巨。以上这些是我们全党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我们理论工作者在这方面也应当有所作为。大有用武之地。所以说，现在正是加强理论工作，深化和拓展理论研究的极好时机。应当努力做到：既能够帮助党和国家的决策机关和实际工作部门，提供有理论深度的紧密结合实际的思路和方案，又能够生动实际和有说服力地回答人们认识的诸多热点和疑点问题。在这里，我认为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当前实践要求的角度，尖锐地提出了对理论工作的迫切要求。
还要说到一点：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思路，是需要认真领会的。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讲到这方面问题有十次以上。其中大部分已经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同志最早讲到这个问题，是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６日同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的谈话中。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层用明确肯定的态度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最早最重要的谈话。１９８２年７月，他又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较，它的优越性在于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应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又如，１９８７年２月６日，他又明确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市场是一种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就是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此外，我认为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这就是１９８５年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当时美国人提问，中国出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是否反映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同志这样回答：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更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带来了可喜的结果。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向富裕繁荣之路。邓小平同志还指出：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所以，我们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有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问题的论述，分析是深刻的，思路是明晰的、实际的、全面的、一贯的。了解和研究他的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一百年不动摇，我认为也应当包括这样的大思路不动摇！
三、向着更加实际和更加活跃的方向发展
我们理论工作的任务是够多够重的了。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引下，在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在理论联系实际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理论工作应当紧紧地围绕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的需要，向着更加实际和更加活跃的方向发展。
首先，应当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这里的根本问题，我认为是在于要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为中心，把理论研究同实际经验的总结更好地结合起来。要总结自己的经验，也要总结别人的经验，要总结新鲜的经验，也要总结历史的经验。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延安整风时期所做的《怎样研究党史》这篇演讲中强调的“古今中外法”。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他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同时从“古今中外”这几个方面来全面地历史地加以研究，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来研究。他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这之前，１９４１年５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调指出的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和研究国际经验，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古今中外法”。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局面无疑是大得多了，问题也复杂得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今中外法”已经过时。相反地，我认为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和更加有系统地（包括使用各种现代科研手段）运用这个方法，来研究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对外国的研究，在我们搞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今天，比起过去来，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８年６月３日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这样说：我们有３０多年的经验教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谋求中国的发展，摆脱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还要吸收国际的经验和技术。我想大家都会赞成，应当把毛泽东同志的“古今中外法”和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作为我们加强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其次，应当加强对策问题的研究。看来很需要多方面、多层次、有系统地大大发展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要分工合作，聚集人才，尽可能吸收众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来参加。前不久我看到上海《解放日报》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报道了上海市政府在６月３日召开决策咨询工作会议。报道说，理论界、企业界和政府有关部门３００多人出席，会上宣布了市政府的三项决定：成立上海市发展研究基金会；首批聘请４３位专家为市府决策咨询工作的“高参”；设立决策咨询研究优秀成果奖。我看这是一个重大措施，无论对于实际工作还是理论工作都具有重大意义。
为决策提供咨询，是一种需要独立思考的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我们各级党和政府的决策真正提供科学的依据。
第三，应当加强对于社会实际状况的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变化的深度、广度和走向，很需要我们开展深入、细致和持续的调查工作以及某些必要的预测工作。这对于党和政府及时准确地掌握社会生活的脉搏，是很有意义的。
第四，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当然都需要按照自身的性质和特点，适应社会主义两大文明建设的现实和长远需要，广泛开展具有实践意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众多课题的研究，包括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提高传统学科和各类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的建设水平，等等。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有所规划，并且突出重点，相应地建立和健全基金制和奖金制。
邓小平同志早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著名的讲话中就指出，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写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他还说：“我提议中央宣传部把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并且提议，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以便给这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十四年前直接向我们中宣部提出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啊！我们决心和大家一道，努力做好。
理论工作“重在建设”，一是理论建设，二是队伍建设。我们的理论队伍，总的来说，必须如实地肯定，是一支好的队伍。这个队伍，要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基础上更加团结；要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下更加务实；要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更加活跃，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开拓创新。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的人越多越好，而决不是越少越好。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强调指出的：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新的生产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理论工作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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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坚定不移地弘扬奉献精神
薛军
奉献精神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不要提倡奉献精神？这在一部分同志中似乎成了问题。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讨。
大力弘扬奉献精神，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实质上说，就是要实现原来以行政控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转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完成经济体制的全面创新。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不能不涉及非常广泛的利益关系调整。如果没有报效国家的宏图大志，没有无畏的献身精神，在我们国家现有的物力财力条件下，要完成这一伟大变革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大力弘扬奉献精神，我们的党员、干部坚持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私奉献、勇于牺牲，做出表率，才能带动人民群众正确地对待利益调整，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大大减少体制转换中的阻碍因素，尽快地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说过：“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他主张“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可见，弘扬奉献精神是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
大力弘扬奉献精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毫无疑问是要在经济生活中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交换原则的动力作用、激励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健康发展，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首先，价值规律是经济规律，对经济生活发生作用，但在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也万万不可忽视精神的反作用。“黄金有价，情无价”，人生价值和金钱不能划等号，人的献身精神没有价码。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者以最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有效成果，并实现最大的利润，这就可能使许多经济活动只考虑自身的利益，不考虑、甚至损害社会利益。解决这个问题，既要依靠法律、法规、政策，也要强化人们对社会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要求人们时刻想到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对社会负责并做出奉献，把追求个人合法利益与为社会奉献、对社会负责统一起来。其次，单纯由市场机制主导个人收入分配，会造成个人收入分配的过分悬殊，引起分配上的社会不公。这种社会不公反过来必然会成为制约和侵蚀经济活力的消极因素。因此，要有必要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机制，要讲盈利，要讲赚钱，要重视个人利益，要合理拉开差距，反对平均主义，但又不能搞拜金主义。要让干部和人民群众懂得，个人利益只有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发展中才能得到实现。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且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大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通过一系列手段合理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保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保持社会稳定，使国民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不讲奉献，唯个人利益是求，拜金主义思想滋长，必然有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大力弘扬奉献精神，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防止商品交换原则浸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江泽民同志明确指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经济领域必须重视和运用价值规律，讲等价交换，但决不能把商品的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搞市场经济，是党的不可动摇的决心。要求党员干部在处理政治事务，参与政治活动时，坚持政治标准，防止政治生活商品化。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廉洁奉公，一身正气，是党的一贯原则。这二者的统一，就是把执行现行政策，与对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要求结合起来。其关键在于教育党员、干部自觉地享受在后、甘愿奉献，不把人民交给的权力当作交换的资本。如果放弃或放松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听任商品交换原则渗入并主导党内政治生活，党的统一意志、统一思想必然瓦解，政治生活秩序必然混乱，腐败现象必然恶性膨胀，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必然严重削弱，党的领导必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大力弘扬奉献精神，是我们党保持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紧迫要求。
奉献精神，是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中坚力量对社会的责任意识的体现，具有永恒的社会价值和积极意义。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形成并发展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无数仁人志士身体力行，有的舍身成仁，有的甘于牺牲，造福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可敬业绩，成为我们弘扬奉献精神的宝贵财富。今天，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些财富继承下来，融进崭新的时代内容，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