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周总理与十三陵水库
徐同理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对十三陵水库的规划、建设、管理等很关心。在建国初期，周总理就提出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设想。他说：“北京名胜古迹甚多，风景优美，但有山无水是美中不足。尤其十三陵这个名胜古迹，是外宾必游之处，有山无水是一遗憾。若能修个水库，有个大水面，就更加美了。”１９５４年夏，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向北京市规划局有关人员传达了总理的指示。继而，着手进行地质、地形勘查，并于１９５５年７月增设东山口水文站。
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１日，十三陵水库破土动工。总理曾多次来到工地视察、劳动。３月２９日，总理听取了工地指挥部及水利专家的汇报，提出了若干问题同大家一起磋商，如工程进度、质量到移民、伙食及工具革新等，无不挂在心上，并指示工地领导一定要处理好。施工期间，适逢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后的６月１５日至２８日，在周总理的率领下国家机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长、司局长５４０多人，先后分两批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
总理每次到工地都带头劳动，不顾年逾花甲的身体，活跃在劳动队伍当中，有时排在行列中同大家一起传递石头，有时拉车，有时汗流浃背挑土、铲土，有时推车送石料，肩并肩的和群众一起劳动。他说，工地上的各样活儿他都要“学一学”。６月２２日，他的手指头被石头砸破，流了血，别人劝他休息，但他仍然坚持劳动。在两批劳动开始时，总理都给大家作了亲切的讲话。他指出，在共同劳动中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等职务之分，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的劳动者。领导干部在一起集体参加劳动，共同生活，就是要创造出一种热爱劳动、上下间完全平等、大家互相协作和毫无隔阂的新风气。还说，在我们今天正紧张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我们就要为共产主义的伟大未来创造条件，使全社会所有的人都热爱劳动，都能做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这正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必备条件之一。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努力创造出这种新风气，树立这种新风气。
总理和部长及所有的人，在第一天到达工地以后，就在集体宿舍中睡地铺，在一个食堂里吃大锅饭。下午３时，总理同大家一起迎着酷热的太阳，徒步八里去工地。下午６时许，大家都在工地上吃一些干粮和咸菜，共喝一桶汤。然后继续劳动，直到夜间十一时，才披星戴月地回到驻地。
工地的建设者们，听说总理和这么多的领导干部来参加劳动，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有时前来送绿豆汤，有时表演精彩的文艺节目，同领导同志联欢。２２日，总理劳动一天后，虽然他已经很疲劳，可是他把个人的劳累置之度外，仍然在夜间十二时以后，到伙房去同炊事员亲切交谈，慰问他们，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总理的平易近人，工作深入的作风，给水库建设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支队伍在劳动中都表现了高度的自觉，劳动效率非常突出。工地指挥部原来给第一批劳动者的任务，是一星期备石料２６０立方米，结果这支平均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的劳动队伍，在两天之内就基本完成了。经过他们的请求，指挥部又追加任务３２０立方米，最后他们还是超额４８％完成全部任务。
斗转星移，岁月如逝。在敬爱的周总理劳动过的十三陵水库的今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光秃秃的蟒山、汉包山、豆角山等，已是苍松翠柏，郁郁浓荫；库岸垂柳吐丝，繁花似锦；坝下果园树木成行，生机盎然，给人以春华秋实之感；碧波荡漾的湖中，昌平八景之一——“天峰拔翠”的遗址，矗立一座高４２．５米的九脊九柱九角三重檐的龙宫殿，游人络绎不绝；赫然立在公园内的纪念碑，镌刻着总理遒劲的题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四周被鲜花簇拥，见物生情，令人肃然起敬。十三陵水库建成后，坝基础渗漏严重，蓄水效益很低，遵照总理的指示，在１９７０年进行了基础防渗处理，基本解决水库渗漏问题。“为有源头活水来”，北京市政府批准了由白河堡水库补水方案，１９８６年全线通水，从此，十三陵水库有了第二水源，清流源源入库，基本保障了有一个大的水面。
总理生前诸多设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项得以兑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也可以得以慰藉。（附图片）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不尽的思念
——回忆邓妈妈对我们晚辈的关怀
罗挺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１日，我乘火车从军港旅顺口返回北京。当晚，新闻联播中传出低回的哀乐，满车厢刹时肃静下来。在听到播音员用悲怆痛切的语调宣告邓颖超同志溘然长逝的消息后，人们的脸上立时显现出难以割舍的哀痛神情。我的心也一下子缩紧了，真不愿相信这是真实的。播音员继续用低缓的声音播放讣告，大家默默地聆听着。当听到邓妈妈最后留下的那份一无所求、感人肺腑的“遗嘱”时，人们感情的闸口再也控制不住，早已蓄积在眼睑内的泪水无声地涌滚出来。邓妈妈生前对我们后一代那深挚的、充满期望的目光又浮现在眼前，那亲切的、语重心长的话语又回响在耳边，令我们终生难忘……
我第一次见邓妈妈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一个春节。当时，在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引下，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人们的心情也随之开朗。那年的春节似乎过得特别热闹，到处充溢着喜洋洋的气氛。大年初二，邓妈妈特意邀请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的父亲罗青长当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及其家属到她的住处联欢，共度春节。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真是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早早随同爸爸妈妈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走进庭院，但见古亭掩映，假山堆翠，小桥流水，典雅质朴。院内的松柏郁郁葱葱，经冬犹绿，霜雪不凋，在它抗阻了来自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后，更显得清翠欲滴。孩子们一到，静谧的小院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那天，男孩子们的活动是进行乒乓球比赛。周总理和邓妈妈亲临观看，由童小鹏叔叔（原总理办公室主任）担任裁判，众兄弟姐妹们在一旁助威，气氛非常热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接近邓妈妈，开始不免非常紧张、拘谨，球也打得连连失误。但当我看到邓妈妈那充满慈爱、鼓励、信任的眼神后，就渐渐放开了手脚。总理和邓妈妈时而为我们的每一个好球而加油鼓掌，时而为孩子们之间出现的戏剧性场面而开怀大笑，他们还欣喜地、颇有兴致地为我们获胜的小选手发奖（奖品是铅笔等普通学习用具）。大家兴趣盎然，无拘无束，仿佛融和在一个温暖如春的大家庭之中。由此我深深感受到一代伟人对后一代蕴含的那犹如父母、胜似父母的真切爱心。联欢会后，邓妈妈约大家明年春节再来。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都盼望能再看看邓妈妈。当时，我在东海舰队舰艇部队工作，回北京的机会不多。当邓妈妈得知我休假回北京结婚，即将返回部队时，为表示新婚祝贺，让爸爸妈妈带着我和爱人去看望她。１９７７年５月３１日，我再度跨进了西花厅的院落。院内花木扶疏，特别显眼的是邓妈妈喜欢的海棠树，枝条被修剪得疏密适度。环境依然是那样静雅、清幽。经过十多年的风雨，房舍显得有些陈旧，门前柱子的红漆已经剥落，屋内的陈设极为简朴，从中可以看到主人清正廉明的品格。落座后，邓妈妈关切地询问我在部队学习、工作、生活的情况，勉励我献身海军事业，守卫好祖国的东南大门。接着，邓妈妈特意拿出一组韶山纪念照，以作为我们的新婚纪念。这组照片包括“毛主席旧居”、“毛主席种过的稻田”、“毛主席考察韶山农民运动的旧址”以及韶山新建的环形公路、青年水库等。此举寓意已在不言之中。我们暗暗发誓：请邓妈妈放心，我们一定沿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革命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最后见邓妈妈是在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０日。在这之前，我的母亲因病去世，全家都沉浸在哀痛之中。尽管邓妈妈当时也已报病危住进了医院，但她把此事一直挂在心上，专门委托她的秘书赵炜阿姨向我们全家表示深情地慰问，并提出一俟身体好转，她要亲自见见我们的家人。这一次见邓妈妈是在北京医院的病房中。那天，邓妈妈安坐在轮椅上，由于久受病魔的侵扰，她面容清癯，头上又多了些银丝，身体比过去削瘦多了。但她的目光仍旧是那样深邃、透亮、坚毅，依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她半开玩笑地说：“我差点见不到你们，一条腿已经迈过去，又退回来了。”病中的邓妈妈对个人生死看得十分淡然，她最关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梦寐以求的是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她谆谆教诲我们：“要记住，老百姓说对的事就要办，说不好的事就不能办。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垮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脱离群众。因此，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两个主义害死人。要从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照搬人家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像当年延安整风那样，学好马克思主义，不能走过场……”。最后，邓妈妈加重语气对我们年轻人说：“你们要革命到底！”在温馨感人的家庭气氛中，预定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我们依依不舍地与邓妈妈告别，衷心祝愿她老人家早日康复。但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邓妈妈去了，但您用全身心关怀哺育的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定会继承您未竟的事业，一个辉煌灿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将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敬爱的邓妈妈，您安息吧！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永存的丰碑
——深切怀念石辟澜烈士
段君毅夏衍孙大光
今年１１月４日，是石辟澜牺牲４６周年，在这难忘的日子里，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老战友、党的好儿子石辟澜烈士。
石辟澜１９１０年７月１６日出生在广东省潮州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里。当年的潮州，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下，马列主义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加之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及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给辟澜纯洁的心灵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石辟澜在家乡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暗无天日的统治，急切寻找“拯斯民于水火”的真理，于１９３２年“１．２８”前后到了广州，靠做点小事情和卖文为生，并就读于国民大学夜校政治经济系。时留日进步学生何干之（谭秀峰）、谭国标在国民大学任教，石辟澜听了他们讲授的《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初步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犹如在长夜难明的境况中隐约望到了启明星的闪光。他与同学年学史（连贯）、陈健等组织秘密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针砭时弊，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之后，石辟澜参加了广东文化运动总同盟（简称“文总”），并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文总”当时是我党领导下的外围秘密组织，主要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联盟”、“戏剧作家联盟”等群众组织。“文总”负责人经常开会，传达党的指示文件，研究斗争形势。石辟澜根据党的指示，组织青年成立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推销、介绍进步书刊，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进行革命宣传演说。在这风雨如晦的年月里，石辟澜怀着赤子之心，满腔热情，无畏地战斗着、学习着，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约在这期间，石辟澜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４年１月底，“西南政府”陈济棠害怕革命力量发展，派代表到南京和蒋介石谈判，甩掉“反蒋抗日”的假面具，加紧镇压人民革命，于８月１日枪杀了“文总”负责人谭国标、温盛刚、郑挺秀、凌伯骥、赖寅仿、何仁棠等同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文总”无法继续活动，“文总”负责人部分转移上海，石辟澜走避香港。
在香港，石辟澜担任《大众日报》特约评论员。这个报是“民族革命大同盟”办的，是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梅龚彬等反蒋抗日的喉舌。石辟澜根据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为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促进群众救亡运动的发展，还直接加入了“民盟”，并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分析形势，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还利用办报的有利条件，广泛结交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与洪飙（周楠）、唐章同志等在一起组织了香港救国会，并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很快形成了能够号召１０００多人进行救亡活动的群众团体。
１９３５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华北，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１９３６年５月３１日到６月１１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石辟澜作为华南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应邀在会上作了发言。他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的精神，精辟地分析了广东和全国的形势，阐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好评，被认为是“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报告之一。会上，石辟澜被选为全救会执行委员、总干事会脱产总干事。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上旬，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国民党借机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下旬，“全救会”领袖人物“七君子”被捕，原来在第二线的石辟澜等年青的“全救会”干事，立场坚定，毫不畏惧，勇敢地把整个斗争的责任担了起来。在这场救国会内部的斗争中，石辟澜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使青年干事们挑起了救国运动的重担，成为“全救会”的中坚。
“８．１３”淞沪抗战失败后，上海沦陷，石辟澜以“全救会”执委兼总干事身份回到广东，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开始，石辟澜奉命先是在国民党组织的“广东各界抗敌御侮联合会”任职，以特派员、督察员身份去各地巡视检查，发动和组织群众，随后就积极参加到文化界的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中去，被选为“文抗”（即广东省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理事会的理事。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下旬，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后长驱直入，广州随即沦陷，四战区司令部和广东省政府撤离广州。石辟澜随四战区撤到韶关。１９３９年初，石辟澜根据广东省委指示，主办省委刊物《新华南》半月刊。
《新华南》问世后，它以鲜明的旗帜，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网遍及粤、桂、湘、赣、闽等省。
１９３９年６月，平江惨案发生。１９３９年冬至１９４０年春，蒋介石集团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形势逆转，《新华南》处境更是险恶，广东ＣＣ分子高信在国民党省党部召开的出版会议上公然指名大骂《新华南》，还派遣特务跟踪石辟澜。党为了石辟澜的安全，１９４０年夏把他调离粤北。同年秋，中共粤南省委成立，石辟澜任中共粤南省委宣传部长。在粤南省委工作期间，石辟澜患严重肺病，经常发烧咳血，在这种情况下，他始终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带病坚持工作。
１９４１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轰炸九龙，石辟澜驻地房屋玻璃被震碎。敌机仍在头上盘旋轰炸，石辟澜冒着生命危险，爬上五楼将党的机密文件烧毁，为了党的事业，他确实做到了与友人共勉时说的一句话：“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石辟澜在中共粤南省委任宣传部长期间，与省委妇女部长邓戈明同志结婚。日军轰炸九龙后，石辟澜、邓戈明撤到香港，日军随即占领了香港。这时，海上已被敌人封锁，时有敌人汽艇巡逻，并用机枪扫射，过海随时有牺牲的危险，石辟澜毅然派邓戈明乘小艇返回九龙，与组织部长王均予联系。
１９４２年２—３月石辟澜在梅县养病，化名余清。４—５月，郭潜叛变，中共粤南省委被破坏。冬，组织上决定石辟澜离开梅县，撤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待机赴延安。临行时，他与怀孕的妻子商定，孩子出生后即送老百姓抚养，以免影响工作。因此，石辟澜直到牺牲一直未见到过自己心爱的儿子。
１９４３年春，石辟澜绕道桂林到重庆。秋，同周恩来等同志同乘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到延安。石辟澜到达延安后，随即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１９４５年５月，中共七大闭幕后，在中央城工部领导的大后方支部学习。１９４６年，全国内战形成，石辟澜获悉党组织拟派一批干部去蒋管区做地下工作，他又积极要求回南方，经组织批准，石辟澜经半年长途跋涉，于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到达冀鲁豫解放区。
石辟澜来到冀鲁豫解放区后，见到了在冀鲁豫行政主任公署工作的段君毅同志，石辟澜积极要求到基层锻炼，被分配到南乐县任县委副书记。他把学马列主义理论，学毛主席著作，学解放区的各项政策，与南乐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工作作得很出色，受到了南乐县干部的尊敬、群众的爱戴。
１９４７年６月，党中央、毛主席洞察形势，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接着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创建大别山解放区。其时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动员一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石辟澜一向喜欢火热的战斗生活，主动要求南下，他离别了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小女儿来到巍巍的大别山，参加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伟大斗争。段君毅同志也来到了大别山，任鄂豫区党委书记，在鄂豫交界的麻城县双庙观等地领导鄂豫解放区的创建工作。９月初，石辟澜来到了工作最艰苦的麻东地区，任麻东工作队队长，这时石辟澜仍用化名余清，群众亲切地称他为余队长。
麻东，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在大革命时期，这里曾有郑齐玉反动民团镇压商南起义，经常掳掠、骚扰苏区。由于种种原因，这股反动势力一直没有被消灭，反革命势力比较猖狂，石辟澜来后，住在河西新屋湾。他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深入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把地主的粮食、衣物、农具分给穷苦农民。革命的风暴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他们不甘心失败，妄图进行垂死挣扎，国民党县自卫队中队长郑家贤，勾结与我军有杀父之仇的恶霸地主熊存绪，发动反革命暴乱。１１月４日清晨，匪徒们包围了乡政府，并直扑石辟澜驻地新屋湾村。
当时驻扎新屋湾村的工作队只有石辟澜和警卫员严国民两个人。匪徒们将石、严捉住，绑捆起来。凶残的敌人将他两人分别吊在两棵大桑树上，严刑拷打。石辟澜坚贞不屈。上午１０时，匪徒们把石辟澜押到金字岗小山上。枪声一响，我们党的优秀儿子石辟澜、严国民倒在血泊之中。
石辟澜牺牲后，当地老百姓把他俩的尸体掩埋在沙滩上。１１月１１日，鄂豫军区第四分区部队打回来，全歼了土匪，平息了暴乱，群众把地主的油漆杉树棺材抬来，重新安葬了烈士的遗体，把他安葬尹家岗上。
血肉之躯可灭，生命之花常开。石辟澜那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像一朵灿烂的山花永远开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