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开明祥和、平易可亲的邓大姐
杨拯民
１９９２年夏天，我随政协视察团刚刚结束在辽宁省的活动，准备翌晨返回北京时，７月１１日晚从电视新闻中得到德高望重的邓颖超大姐辞世的消息，感到非常悲痛。１２日返回北京后，即同老伴、妹妹一起赶到中南海西花厅，送上一个花篮，面对邓大姐的遗像深深地鞠躬，寄托我们的无限哀思。
我们全家对邓大姐都怀有深挚的感情。我和邓大姐最后一次见面是１９９２年４月份。当时我因小病住院被她知道，派秘书来看望。出院后，我去看望她，她正在重病之中，仍然叮嘱我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大姐住院期间，我看过她几次。她骤然离去，使我在感情上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痛惜失去了一位多年来一直关怀爱护和指导我的慈母般的长者。
记得第一次见到邓大姐是１９４４年秋天，在延安杨家岭周恩来同志的窑洞中，距今已有近半个世纪了。
那年秋天，组织上决定把我从中共米脂县委调往关中军分区，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当时陈毅同志拿着电报来找恩来同志商量事情。邓大姐在一旁看到我十分拘谨地坐在那里，就主动走过来和我聊天。她十分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等情况，使我感到非常温暖，精神也放松了许多。一会儿，陈毅同志走了，恩来同志又继续和我谈了起来，这时候邓大姐很自然地走到一边去了。谈完话，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带我去杨家岭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饭堂去吃饭。途中，恩来同志不时被人拦住交谈。到了饭堂，见到都是中央领导同志，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外，少奇、弼时、富春、陈毅等同志均在这里吃饭，我有些不知所措。邓大姐又来和我闲谈。她告诉我，经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条件大大改善了，食堂有六菜一汤，主食有米饭、馒头、面条，她让我多吃一点，喜欢哪样就吃哪样。她热情周到的关照，使我紧张的心情踏实了许多，温暖之情油然而生，至今记忆犹新。以后，由于战争的原因以及解放后我长期在外地工作，直到１９６２年我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才有机会再和邓大姐见面。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看完电影，大姐一下子看见了我，马上叫住我：“你不是杨拯民吗？”随即转身告诉了周总理。总理说：“我见过他的，他现在已经在陕西省委当书记了。”真没想到，相隔１８年之久，邓大姐在电影场能一下子认出我来，使我很激动。１９６７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整得过不下去了，只好给总理写信，没过一星期，我的问题就从“敌我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总理病重期间，我寸心悬悬，多方打听，想去探视，连写了几封信给邓大姐希望看望总理，但未能如愿。总理逝世后，天津当时在“四人帮”控制下，不让我来京参加吊唁活动，经过我多方努力，直到最后一天中午，王炳南同志才打来电话，叫我下午３时前赶到北京医院。这才得以向最敬爱的总理致了最后的敬意。
１９７８年４月，我从天津调到北京工作，见大姐的机会多了。特别是１９８２年我调到政协担任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工作后，邓大姐作为六届政协主席，我即开始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承教诲，接触更多，感受也更深了。五年中，她那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和无微不至地关怀同志、朋友的博大爱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邓大姐担任政协主席后，经常到机关办公室来了解同志们的工作情况。每次大会和常委会她都到会。同时，还要参加几个小组会。我们考虑到她的年事已高，身体又多病，劝她减少几次会议，但是邓大姐坚持到会听取同志们的发言。此外，邓大姐还要亲自找外地来京委员交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邓大姐特别重视政协的民主制度，她确定除了每次要开小组会以外，还要有大会发言，给每一位委员多一些发表个人意见、见解的机会，以充分发扬民主。常委会开会时，她坚持每次到会，倾听委员们的意见，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在平时工作中，邓大姐作风严谨细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密切联系群众。我们每次向大姐请示工作，总是很快就得到她的批示，最长也一天时间就能得到回音。她的指示总是十分具体、明确。她的工作效率是十分高的。从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就足以说明大姐的工作效率之高，实属罕见。第一件事是１９８５年，杜聿明先生的夫人在香港去世，大姐决定让当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程思远先生去港办理善后，在邓大姐的亲自疏通干预下，还在密云水库休假的英国使节连夜赶回北京签字放行，复杂难办的入港手续只用了２４小时就全部办好。第二件事是政协副主席华罗庚在东京访问期间，突然病逝。也是在大姐亲自安排过问下，我们从北京到东京，办完华罗庚副主席的验证、火化、运送，直至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仅用了３６个小时。
邓大姐听取别人意见，总是从善如流。只要你的意见正确，就很快会得到她的有力支持和鼓励。记得一次她在政协工作人员大会上对机关工作有所批评，后来经过说明情况，在另一次会议上她就作了更正。邓大姐非常注意了解周围同志的情况。同时，她也真诚地希望同志们了解她。一次我去中南海西花厅，她让秘书给我看女作家胡杏芬写她１９３７年在北平西山疗养院养病时的故事《李知凡太太》一文。我懂得她是让我们这些助手更了解她，不但了解她的现在，还知道她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经历。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流。
邓大姐继承发扬了周总理缜密细致的工作作风，有些事情我们想不到、看不到，她却观察入微，并身体力行。有一次政协大会期间，邓大姐指示我们要照顾好程砚秋的夫人，尽可能在生活和医疗条件上给予照顾；原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儿子原为全国政协委员，不幸病故，大姐立即关照将王以哲的女儿补为政协委员。这些事情她想得都比我们深。
和邓大姐接触过的同志，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大姐对人非常热情，对我们这些助手，她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平时，当她发现我们有什么错误的时候，立即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但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及身体情况，她又常常像慈母般地给予入微的关心。１９７９年，我第一次突犯心肌梗塞被送到医院抢救，邓大姐知道后，立即给医院打电话，要求尽力抢救。由于她的关怀和医院的努力，才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并且在第一线继续工作了八年半。１９８７年，我第二次心肌梗塞，大姐又一次给予了直接有力的帮助，再次挽救了我的生命。此后，大姐又批准我到国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我现在还能做一些工作，是大姐殷勤眷顾的结果。
５０多年来，周恩来同志、邓大姐和我们杨家两代人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经常关心我们全家现有成员的情况。有一次，邓大姐到西安视察工作，专门派秘书到我家，探望长期卧床的养母张惠兰，并带来大姐的礼物，慰藉老人，使我们全家深受感动。就在１９９２年３月份，重病缠身的邓大姐得知我生病住院的消息，又派人到医院看望，并送礼物表示心意，叮嘱我配合医生，积极治疗。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发生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曾起重要的转折作用。对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曾被周总理誉为“千古功臣”。多少年来，周总理、邓大姐对参加过西安事变的人和他们的亲属，给予了很多的关注。西安事变后期，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西安几度出现危机。由于我父亲杨虎城将军与恩来同志的真诚合作，化险为夷，保证了事变的和平解决。１９３７年４月，恩来同志劳山遇险后到西安我家看望我父亲，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了他。在蒋介石迫令我父亲出国考察时，恩来同志又和我父亲同机去上海。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父亲毅然中止欧美之行，兼程回国，参加抗日。但他一回国，便遭蒋介石指派的特务监禁。在抗战期间，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要求。１９４９年，得到我父亲遇难的消息后，我首先请示恩来同志，是他批准我去重庆移灵。十年浩劫中，周总理又给了我家极重要的政治保护。１９７８年底，刚刚拨乱反正，在京的部分参与西安事变的有关人员于北京饭店聚会，以示纪念。邓大姐得知后，分别请有关人员到家中交谈、照相。在西安事变５０周年纪念会上，大姐病在医院，仍派人出席纪念会并代她作了书面发言，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崇高敬意和对家属的关怀爱护。
邓大姐在７０余年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她那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廉洁求实的品德，是全党学习的楷模。
我个人特别感受深的是她的风格：开明祥和、平易可亲。
我们将永远怀念她！
（本文选自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回忆邓大姐文集。）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创建者
——怀念沈图同志
杨成武孙毅唐凯胡逸洲
沈图同志在民航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几年。民航，成为他挚爱、精通、献身的终生事业。他在《沈图回忆录》中描写过他踏上新工作岗位时的豪迈心情：“我和航空一见钟情，我爱上了她，超过我所爱的一切。因为她是党的新事业的一部分，是振兴经济的双翼，是民族腾飞的翅膀。”
６０年代初，周总理卓有远见地指出：“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沈图同志忠实、坚决而创造性地执行了周总理“飞出去”的指示。
沈图同志会同各有关部门制定了开辟国际航线的规划；并亲自主持每次国际通航谈判的准备工作。他善于依据中央的精神，制定出几种供选择的谈判方案，以应付形势的变化，作到主动、稳妥。他总是占有第一手资料和最新的信息，所以无论是向总理或其他负责同志汇报，他能作到胸有成竹，是中央决策的好参谋。
沈图同志参加和主持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通航谈判。他善于驾驭谈判，在棘手的谈判中，通过曲折迂回而最终达到目的。连他的谈判对手都对他高超的谈判艺术十分钦佩。
１９６３年９月，沈图同志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巴基斯坦谈判通航协定，他提出由西线飞入中国的航线方案，受到周总理的肯定，使中巴通航谈判加快了达成协议的进程。１９６５年，他率团赴仰光修订“中缅航空协定”，获得我们日后飞行东南亚航线的业务权，这种锲进一点向外扩展的方案，充分表现了谈判的高水平。在基本完成东南亚的航线布局后，沈图同志又着手研究从北线和西线飞出去的计划。１９６６年初，沈图同志率团去莫斯科，虽然中苏关系处于冰冷时期，但几经周折还是签订了“中苏航空交通协定”，为我国日后经由莫斯科通往欧洲、非洲和拉美的空中通道提供了可能性。根据周总理指示，沈图同志同年５月又率团赴法国进行中法通航谈判，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签订了“中法航空交通协定”，这不仅为中法顺利通航奠定了基石，而且为我国开辟亚洲到欧洲的航线铺平了道路，进而利用法国的通航点开辟通往非洲和拉美的航线。为建立中法直达航线，必须与航线经停的一些国家建立过境关系。为此，沈图同志又对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巴基斯坦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通过商谈，顺利地疏通了关系，为建立西亚和欧洲联程航线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文革”期间，周总理关于“飞出去”的指示受到严重干扰，开辟新航线的计划也暂时停顿下来。在此期间，虽然周总理多方保护，但沈图同志仍遭到迫害，关押达五年之久。
１９７３年周总理又一次指示：“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要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建设民航事业。”正是在这一年，由于周总理亲自下达命令，沈图同志才从河南南阳返回北京，恢复了在民航的工作。他身陷囹圄，却仍坚信党的领导，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表现出他一贯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他不计较个人恩怨，更加努力奋发，为民航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坚定地继续执行周总理“飞出去”的指示。
１９７４年，沈图同志主持了中日通航谈判，谈判经常夜以继日地进行，周总理曾抱病听取沈图同志的汇报，做了很多重要指示。沈图同志在谈判中一一加以贯彻，使中日通航谈判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理想的结果。
１９８０年进行的中美通航谈判，是我国通航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最复杂、最棘手的谈判，谈判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分两轮进行。沈图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和《上海公报》的精神，全面指导了谈判。他直接负责与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商讨，把国务院领导确定的谈判方针和对策，结合通航业务，下达给在一线参加谈判的正、副团长，听取他们对谈判情况的汇报，制定具体的可行方案。沈图同志在同当时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谈话时曾这样形象地高度概括了中美通航谈判的特点和实质：“中美航空大门上挂着一副对联，在美国一边是‘天空开放、自由竞争’；在中国一边是‘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如何打开这扇大门，有待双方的努力。”如何打开中美的空中大门？简言之就是把两种冲撞的政策，调和起来。经过双方政府和民航当局的努力，最后于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０日，在华盛顿白宫内，薄一波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分别在“中美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上签字，从而在太平洋上空架起了中美间１．６万公里的空桥。
沈图同志不遗余力地带领民航职工踏踏实实地积极开辟和发展国际航线，使中国民航飞向世界，同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航空协定，建立起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通向五大洲的航空网，实现了周总理生前关于“飞出去”的遗愿。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９日，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作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历史性决定，１９７３年周总理指示应该参加国际民航组织。沈图同志从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８３年曾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二十一至二十四届大会。以沈图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出席二十一届大会时，引起世界性的轰动，受到与会者的普遍欢迎和赞赏。在选举理事会的１１７张的票中，中国以９３票当选为理事。沈图同志除在会上积极发挥作用，为提高中国民航声誉外，还十分重视通过会外交往，广结朋友。会议工作人员说：沈图先生举行的招待会，创出席人数的最高纪录。
在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史上，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沈图同志的业绩，他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做出一个又一个重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沈图同志对民航的建树更为突出。
沈图同志在担任民航局长期间，正值我国改革初潮时期，他意识更新快、思想开拓、锐意改革，他坚决拥护并坚定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贯彻好三中全会精神，沈图同志提出民航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安全生产，改善服务，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来，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
沈图同志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沈图同志的名字和他那崇高的精神永存！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虎口里的斗争
——缅怀张晔同志
金明任质彬高克亭穆林
张晔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他于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２日逝世，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他晚年疾病缠身，仍然十分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念念不忘祖国的兴旺和富强。他那高尚的思想品质和对革命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
张晔同志原名周维新，出身城镇贫民家庭。青少年时期他就在山西运城贫民高等小学参与组织学生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不久又参加了太原兵工厂工人运动。１９２６年夏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才１９岁。在保定从事地下党活动期间，党组织拟派他去苏联学习，李大钊接见他时称赞他说：“你这个人很能活动，就不要去苏联了，留在国内好，到天津去吧。”经彭真同志分配，他在天津地委领导下作码头工人工作，后任租界区区委书记，天津赤色互济会秘书长，积极撒播革命火种。他在天津工作期间，党组织还一度派他返回太原打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由于他及时提供情报，党组织得以粉碎敌人几次破坏。有一次我党在太原举行集会，反对逮捕李大钊同志，遭到阎锡山部队包围，他机智地掩护省委负责同志安全转移，脱离危险。１９２８年元旦，当阎锡山举行反共祝捷大会的时候，他参加了山西党组织炸毁其会场太原新华舞台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他得悉了阎锡山策划的“清党”阴谋，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又冒着生命危险闯到省委机关把敌人准备逮捕的名单交给省委，山西省党组织得以避免了一次大破坏。张晔同志这些勇敢的行动，在极其危险的时刻，保卫了党的组织。
张晔同志在天津工作期间，曾两次被捕，经过狱中磨练，政治上进一步成熟。１９３３年冬，张晔同志在山东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他第三次被捕了。在这之前，山东省委和新建的临时省委以及地方党、团组织连续两次遭到大破坏，损失严重，除极少数地区外，党的活动濒临停顿状态。这年秋天，党中央委派张晔同志整理恢复山东党的组织，任命他为党的山东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到青岛建立起山东省工委。但为时不久，由于叛徒告密，省工委也遭到破坏。他先后被押在反动政府的济南法院第五监狱、青州第四监狱和济南反省院。他这次入狱长达四年之久，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山东释放政治犯时出狱。
张晔同志被捕后，不论是在法庭上还是监狱里，他都临危不惧，坚贞不屈，一直坚定而巧妙地进行了同敌人的斗争。从１９３４年初到１９３７年冬，张晔同志始终是济南第五监狱、青州第四监狱、济南敌第十二期反省院中政治犯狱中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第四监狱里还一度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张晔同志任支部书记。
那时国民党的监狱当局对在狱的普通刑事犯人，强迫进行超强度劳动，克扣囚粮，中饱私囊，滥施私刑，极尽残酷虐待之能事。狱方怕政治犯到狱中工厂做工，接触宣传普通犯人；而政治犯的待遇则同普通刑事犯人一样，吃的也是带砂子的黑窝头、烂咸菜或煮点烂菜叶子。不仅如此，政治犯每天只准到院内放风（走步）十几分钟，只准入厕一次，大小便都在监号的瓦罐里，号子里空气极其恶劣，到了热天，更难忍受。特别是狱中除了宣传国民党反动观点和迷信的书籍外，不准阅读任何书刊，更不准看报，政治犯完全隔绝了同外界社会的一切联系，根本无法了解政治时事动态。这种难以言状的残酷环境，对同志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形成极大威胁。因此，政治犯在监狱和反省院进行改善环境和待遇的斗争，既是坚持革命气节、保存革命力量的必要手段，又是争取学习、提高自己、准备迎接新战斗的实际行动。
张晔同志领导团结狱中同志，从１９３４年夏到１９３６年，为争取最低限度的合理待遇在青州四监先后进行了四次绝食斗争。１９３６年春，日军在华北步步进逼，全国人民群起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亡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仍在山东和全国各地关押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第四监狱的政治犯为了要求释放出狱参加抗日，要求阅读书刊，又毅然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这次斗争长达六天之久。同志们在１５０小时内颗粒未进，有些同志已处于昏厥和半昏迷状态。监方迫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更顾虑发生政治犯绝食致死的严重后果，不得已作了让步：除按法院规定不准看报外，允许亲友送进或自费向上海订购书刊；政治犯全部去镣；小号门白天全天敞开；每星期有两次可到中央厅旁的煤火灶上烧开水、购进生肉等做菜分给大家。这次斗争显著改善了狱中生活，特别是争取到了阅读书刊的权利。这是第四监狱斗争中最大的胜利，同志们振奋极了。
１９３３年起，前后被捕的山东共产党人，先后拘押在青州四监的有近５０人，他们经过一系列狱中斗争，大大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当局极端反动的本质，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这些曾关押在山东第一、第四等几个大监狱和反省院的同志，在“释放政治犯”中出狱后，绝大多数都参加了重新恢复建立的山东省委和各地党委１９３８年元旦前后领导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并成为起义的积极骨干和领导者。他们在狱中斗争和学习所积累的本领得到充分的发挥，对山东抗日武装的起义、抗日武装的迅速发展壮大和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晔同志是一个有鲜明党性的共产党人。６０余年，始终如一。同他共同斗争和工作过的同志，都对此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像一团火，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奉献给人民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直到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