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历史真实与电视剧艺术
——电视连续剧《唐明皇》座谈纪要
４０集电视连续剧《唐明皇》播出后，在观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６月４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本报文艺部联合召开座谈会，与会者围绕着《唐明皇》及其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真实性、艺术品位和艺术价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发言综述如下，以期广大观众更加关注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从而推动我国电视剧艺术创作的不断提高与发展。
关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真实
张天民（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唐明皇》是历史剧，而且是历史题材的正剧。有人把它视为对历史的图解，这未免太匆忙。“戏说”历史不叫历史剧。我不反对“戏说”这种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形式，但历史都“戏说”就糟糕了，特别是年轻一代，更需要一批严肃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给予他们比较准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描写，给他们一部比较正确的历史。《唐》剧正是这样一部塑造了许多生动艺术形象而又符合历史事实的成功之作。从历史经验看，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历史与现实的连接中，为观众提供一个广义的、尊重历史真实的空间，使观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很有意义的。
童道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明皇》是一部“正说”历史的电视巨片，与它所依据的文字的历史相比，这部形象化的历史无疑更具有丰富性。它通过从开元之治到天宝之乱的历史过程的展现，揭示了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悲剧性。编剧聚精会神地描写了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死亡，也描绘出了历史内容的悲剧性真实。因而，一部历史剧的成功，一定是它历史内容的展示本身的成功。
杜高（戏剧评论家）：《唐明皇》鲜明的艺术特点是它的历史真实性。它按照现实主义的艺术要求，通过一个个有历史感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让观众看到那个历史时代的本来面目，力避对历史人物褒贬的简单化。剧作按历史编年的进程，真实、从容、流畅地展现了一幅内容丰富的历史长卷。因而，《唐》剧不同于“戏说”那种挥洒自如的历史题材作品，也不同于那些更富浪漫主义的历史剧，那些作品注重的不是历史的真实性，而是对历史的评价。
李斌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明皇》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处理上，都有新的尝试。如马嵬驿兵变和李林甫、高力士等人物的处理，既尊重史实，又在史料记载的基础上有所探索。历史工作者与影视工作者携手拍摄电视剧，互相取长补短，对于历史剧的创作是有益的。一方面它可将历史研究成果从书斋中解放出来，让历史为现实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影视工作者历史知识的不足，以提高历史剧的质量。
欧阳山尊（著名编导）：《唐明皇》的题材是史诗性的，十分广阔，但又有点像编年史，也像传记片。剧作虚构得不够大胆，但绝不能“戏说”化。作为历史剧的编导，在二度创作上，把握题材既要尊重历史大背景，又要在情节、人物的塑造上保持自由度。历史剧是艺术创造，应注重艺术性。
仲呈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唐明皇》在史识方面，匡正了旧史学、旧文学的某些差误，摒弃了流传极广的“女人祸国”说，重新塑造了高力士、唐玄宗、杨玉环、李林甫等历史人物；但剧作在审美观照天宝、开元年间的社会历史情况时似不甚充分。我认为，决定荧屏上历史人物形象生命力的，不独在镜头自身，更在荧屏之外的历史学界、哲学界的新鲜思维营养。
朱汉生（《当代电视》副主编）：《唐明皇》在思想和艺术的结合上是成功的。但在历史剧创作的历史性问题上，编导受历史真实的制约，想象还不够大胆。对历史真实怎么理解？我认为，历史剧创作在大的时代背景、重大历史活动、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历史行为，不能有悖于历史事实这个前提下，可以更丰富地去想象，这点可以吸取港台影视的东西。《唐》剧之所以在观众期望值很高的情况下，某些情节有些落空，受到群众的批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关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艺术品位
张天民：《唐》剧播出后，应该说是引起了轰动效应，舆论界反响强烈，但严肃的深层次的评论却凤毛麟角。这次座谈会研讨的不仅是一部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今后我们电视剧的创作问题。大陆电视剧是搞成港台式的呢，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风格和形象。拿《唐明皇》与《戏说乾隆》相类比，是不妥当的。我们的历史剧应保持自己的艺术品位，把“戏说”作为我们当今观众审美水准的标尺，甚至要求历史剧作者都要学习，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朱汉生：在《唐》剧之前播放的《戏说乾隆》可视性、娱乐性很强，社会各阶层都喜欢看。处理这类历史题材，港台新模式有刺激性，观众拿它与《唐》剧作参照，是社会走上市场经济消费心理的折射；但要求我们也这样拍历史剧，路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新闻导向、文艺批评决不能受《戏说乾隆》的影响，因为历史剧不但要有娱乐性、可视性，还要有教育意义，以史为鉴，启人深思。随着大陆与港台的文化交流，我们不能把长处当短处扔掉，应保持自己的好传统。《唐》剧有弱点，但它尊重历史，有思想和艺术的结合，又有哲理性和教化意义，因而《唐》剧是高品位、高标准的。
王中忱（中国社科出版社文艺部副主任）：娱乐性不单纯是一个欣赏性问题，《戏说乾隆》突出娱乐性，追求的是可视性效果；而我们“国家队”创作的电视剧要追求品位的高雅，要创作精品；因而不是你非要适合市民趣味，而是要让群众追赶你。有娱乐性，但不单纯追求娱乐性，达到真正的雅俗共赏，才是一种真正的高水准的艺术品位，才能逐渐缩短与群众的欣赏距离。
靳雨生（《唐明皇》剧作制片人）：“戏说”非吾所长，“调侃”非吾所能，即使想蹚蹚路子，必须仔细脚下，冠以“中国”字样的电视工作单位的工作者万万不可信马由缰，否则自己摔个鼻青脸肿倒还事小，谬种误传，罪莫大焉。
关于《唐明皇》的艺术价值
孟繁树（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我主张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评价《唐》剧的艺术价值。纵向说，和历史上的李、杨戏相比，《唐》剧有三个突破：其一，这部作品文化意蕴很深，文化感很强，表现了灿烂的文化历史氛围，能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其二，它塑造了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如此完整、全面、深刻的唐明皇的形象；其三，杨贵妃蕴含的编导的现代意识比较明显，对女性解放认识比较强烈。横向说，《唐》剧与其它大型历史题材电视剧相比较，历史感更重些，容量更丰富些，艺术价值也更沉实一些。
杜高：《唐》剧的艺术价值主要在于它塑造了唐明皇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帝王形象。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唐王朝如何走向衰亡，也看到了无限的权力如何毁灭一个生机勃勃的人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唐明皇的形象内涵是深刻的，获得了一定的艺术典型价值。
陈家林（《唐明皇》剧作导演）：《唐明皇》不是单纯的李、杨的爱情戏，而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是我们的基本创作思想；因而这部片子更多意义还是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希望这部片子能够容纳更多的信息量，通过建筑、音乐、舞蹈、服装等构筑全景式的场面。这样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片子以唐明皇的命运为核心点，不是写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以一个人的命运为贯穿线写一个朝代的兴衰史。这样，我们力求把这个片子拍成历史性较深、文化档次较高、欣赏性较强的三结合之作。这就是我们所努力营造的《唐》剧的艺术价值的出发点。
座谈会还就《唐明皇》剧作的结构、情节、节奏、群众的评议，以及我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走向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本报记者王力军）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随笔”与我们这个时代
李宁宁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为这个时代所钟爱的思想乃至情感的流行色调。如果说，我们曾经有过凝重的诗的时代与小说的时代，那么，我们今天正处在展示生命的个性与风韵的散文的时代。而随笔是散文中最自然、最贴近生活本相的表达方式。
当然，一种文学样式，它所以普遍地成为人们关注的时尚，是因为它能够折射出一个时代特定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心态。
现代人用自身创造的较为丰富的物质文明，为自己重铸了一个充满机遇与选择，同样也充满渴望与失败的生存背景。对现代人来说，那种外在于人的绝对价值，开始轰毁，而内在于心灵的自我个性则得到不断的培育和滋长。对生存个体的尊重，对自我价值的展示，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品格。
因此，社会的话语方式也有很大变化。现代人已很难满足于被置于独断论的话语氛围中，去聆听或观看无论是作家还是理论家拥有的对人生的演义与阐释。他们更希望拥有自己的故事，更看重自己对生活的体验与评价。但无论是感悟与表达，现代人都希望看到那种贴近生活本真的自然，那种被生命的汁液浸泡过的真诚。
正是基于现代人的这种心理渴望，于是，随笔，这种以自然本真沟通你我的文学形式，成为一种时尚。在纯文学市场见出萎缩的当今文坛，随笔却凭借着这份坦诚与自然，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为广大读者情所独钟的对象。
汪曾祺在自选的散文集《蒲桥集·序》中说：新潮派的诗、小说、戏剧，我们大体知道是什么样子，新潮派的散文是什么样子呢？想象不出“新潮派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到了他们写散文的时候，就不大看出怎么新潮了。”为什么呢？显然，前者是可以模仿的。作者可以躲在文本后面，通过特定的话语操作，显出自己移植对象的灵性。而随笔不行，它无法进行角色替代。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变成他人的故事。随笔必须是袒露的，它无法酷似某一外在对象，它只能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灵魂。
对随笔来说，它无须夸大主体的体验，突出情感的强度；它亦无须虚构一个故事以诠释某一真理。同样它既无须去追逐时尚以实现新闻的价值，也不必精雕细镂以显示其情致的优雅。随笔是本色的。创作主体是坦诚的。现实什么样，它就怎样存在。作者有什么样的人格，它就具有什么样的品位，随笔才能够那样的自由与洒脱，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永远向你敞开心扉的朋友。
实际上，当我们能勇敢地直面人生时，我们便拥有表达与阅读共同建构的潇洒的心态。潇洒地敞开自己的内心，潇洒地走进他人的视野。因此，潇洒的随笔，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个性生命中最迷人的文学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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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法津梁书学渊薮
——初读《中国书法全集》
冯其庸
刘正成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计划出１００卷，现在已出九卷。这九卷是《秦汉金文陶文》（一册），《三国两晋南北朝·王羲之、王献之》（二册），《宋辽金·苏轼》（二册），《宋辽金·米芾》（二册），《明代·董其昌》、《明代·张瑞图》（各一册）。
我粗粗翻读了以上九册，一个突出的感觉是此书的编辑体例设计得科学而周到。全书有主编刘正成的总序，从宏观的角度概括叙述了中国书法的发展及其美学的、哲学的、艺术的珍贵价值。各卷则除了所收大量珍贵的作品外，还有文学方面的：绪论、评传、考释、年表等等，以此组成这部计划周密，选择精到的巨著。例如第九卷（目前已出各卷的最前一卷）《秦汉金文陶文》是一部力作。从书法的角度看，秦汉时期无疑是一个特殊重要的时代，东汉后期，已经是真、行、隶、草并行的时代，这绝不是纯理论，而是由大量实物佐证的事实。由此可见这一卷所收的书法，从书学和书法的角度来看，确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的。
王羲之、王献之的两卷，当然是学书者的经典。本卷的文字部分，有启功先生和刘涛、韩玉涛、王玉池等诸位专家的专文，可以作为导读。我们细读羲之的《丧乱帖》、《频有哀祸帖》、《孔诗中帖》、《二谢帖》等等，觉得仿佛是一个去掉行枷镣铐的囚犯，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自有一种随意舒畅之感，而羲之、献之又把它表现得如此流畅妩媚。在另一种角度上，它又真实地反映了魏晋时代士大夫崇尚潇洒自在、通脱不羁的一种玄学精神。书法，真正能充分地反映出作者的个性特点和精神面貌的，行、草比起篆隶要外露、显易得多。
全集中苏轼的两卷，自然是集中的重点，是书家之珍品。本集前面有刘正成的《苏轼书法评传》，这是一篇力作，作者没有就事论事地只谈书法，而是从苏轼的经历、修养、时代背景、政治遭遇等多方面综合叙述，然后才谈到苏轼各个时期的书法的特征，这样才真正达到了深入而浅出的阐发，这确是一篇很好的导读。
全集中《张瑞图》一卷，尤为我所喜好，并不是张瑞图超过了王羲之、苏东坡，而是我自有所取。张瑞图在明代的书坛上，可以说是异军突起，他用笔的转折劲峭，风格的险而辣，一反当时园熟流丽的书风，我说的自有所取，就是取其可以作药，以治浮滑园熟之病。
全集各卷的考释文字也是极具功力，而且不仅有功于书学，还有功于对以上诸家的文学、史学的研究。
一部百卷大著，而每卷竟能精当至此，实为难得。所以我认为这是每个书法爱好者的必读之书，如果认真读完这一百卷的导读、考释文字，那么他的书学水平自然也就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