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廉洁美德励后人
——忆周总理及我的父亲周荣鑫二三事
周少华
崇尚节俭，艰苦朴素，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解放以后，我们的党把艰苦朴素，反对特殊化，搞好干群关系，看作是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很多老一辈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这样做的。周总理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是举世闻名，深受人民敬仰的。对这一点我们家有着很深的体会。我们经常听父亲周荣鑫说，晚上在国务院开会，消夜最常吃的是白菜粉条豆腐炖白肉片，外加小包子。爸爸有一次陪总理去天津出差，回来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说：总理请客，吃的是当地老百姓最常吃的玉米面贴饼子熬小鱼。
周总理不仅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而且给国务院机关也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如：在国务院开会加班吃了饭，到月底发工资时，机关会扣掉饭费并把帐单转回家来；因私事不许用公家的汽车；看病用车要交钱，看电影要交钱，甚至开会喝杯茶也要交钱。这些规定国务院机关一直是严格执行的。记得“文化革命”中，王震同志非常关心那些被打倒和受迫害的同志，经常去看望他们，并积极替他们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情况，为他们给中央送信。因为跑的地方特别多，所以汽车费收得也特别多，一个月被国务院扣掉的汽车费多达几十元。现在在有些人眼中，几十元不当回事，在当时工资低，房租、水电和暖气都要交钱，每个月都扣几十元钱，还要帮助有困难的部下和亲朋好友，弄得老将军的工资不够过日子了。还是我父亲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说明了情况，把老将军串门用车作为公务处理，免于收费。
我们那时很羡慕一些军队领导干部的家属，因为他们可以坐父亲的汽车串门玩耍，而我们则只能骑着自行车到处跑。记得我小弟弟刚交了女朋友，女朋友家住得很远，弟弟第一次去她家里玩，父亲的司机谢师傅应弟弟的请求，开着父亲的红旗车去了。这件事被父亲知道后，很不高兴。他告诉谢师傅说：不要惯他，他不能随便用公家的车！
父亲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后不久，曾经作了一个决定：取消每星期六在政协礼堂的电影晚会。６０年代电视还不普及，主要的娱乐是看电影。新片子，好电影都先在这里演过之后才在外面的电影院公开放映。我们这些正副部长的子女们都是受益者。往往等到学校再组织学生看电影时，我们会不无得意地告诉老师：我们早就看过了。爸爸对我们这种优越感非常反感，经常批评我们太特殊化了。他还说，每个星期六在政协礼堂门口都停满了汽车，下来一车车的孩子，脱离群众，影响太坏！爸爸早就存心要取消这个电影晚会。调到国务院工作后，他终于有了机会，便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个情况，得到了总理的支持。一天，爸爸得意地向我们宣布，总理支持取消电影晚会，不要你们这些孩子再搞特殊化了。我们姐妹几个虽然一致反对爸爸的意见，却最终无法改变这个决定。这件事我们从来不敢对朋友们说，因为知道大家都不高兴这个决定。
第三届人代会之前，党中央作了一项规定：干部提职不提待遇。我父亲作为国务院秘书长，一直严格执行这一规定。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国家规定，正部长在家中的会客室和书房、办公室可以不交房租。我父亲作为正部长却一直不肯享受这一待遇。直到他去世，我们家也没有少交过一分钱。１９７３年，妈妈去世，弟妹都小，家中生活很困难，爸爸有心脏病，每个月都要吃中药“三参附子汤”，其中一味人参就要花５０元，因是自费药，不能报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这个当家人实在没办法支撑这个家。万般无奈，我只好找到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叔叔，请他免去多交的房租，并和卫生部打个招呼，允许报销药费。爸爸知道我找了吴叔叔后，立即给吴庆彤打电话，斩钉截铁地说：“少华提的事你不要办！”我白费了力气还挨了爸爸的批评。
爸爸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敢于坚持原则。记得三届人大散会后，有一位新当选的副委员长要回外地，他的秘书给我父亲打电话，要求按副委员长待遇给他在火车上派挂工务车，我当时就在旁边，只听爸爸回答说：“中央有规定，提职不提待遇，你们首长也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你还是不要给你的首长添麻烦吧！”
“文化革命”中期，父亲没有了工作，和我们聊天的时间多了。他曾多次对我们说过：向党向人民要名誉、要地位、要待遇，是件很丢人的事。
我记得一次看周总理视察邢台地震的纪录片，里边只有总理和受灾群众的镜头，却没有我父亲，我们问爸爸，“你不是和总理在一起吗，怎么电影里没有你？”爸爸说：“我一看见拍电影的就赶紧躲开，应该宣传周总理，我决不抢镜头！”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１７年了。每当我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周总理的镜头，内心都无法平静，一种深深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这不仅仅是对周总理的崇敬和热爱，还因为我知道，在一些电视镜头的外边，在离周总理不远的地方，经常会有我的父亲陪伴于侧。我父亲热爱总理，尊敬总理，学习总理的美德。这些美德更是留给我们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春蚕到死丝未尽
——回忆高元钧在广州疗养院的日子
何慧英
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四个月了，可他热心为观众服务的情形永远令人难忘。
记得在一九九○年三月底，组织安排高老到广州疗养院疗养。疗养院每星期组织两次参观游览，生活过得丰富多采，高老虽然很愉快，但时间不长，他就不肯疗养了。在一次广州军区首长来看望他的时候，高老提出要下连队慰问演出。首长听了很高兴，立刻同意，当时就把演出小组去的地点和人员定了下来。演出人员由高老带领，有高老的徒弟张继良、姜晋欣和张的徒弟郝本平，演出小组由首长命名为“高派三代人一团火演出队”。
两天后，演出队就出发了，受到部队干部和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到达的第二天，首场先给干休所的老前辈们演出。演出结束时，观众中有位老前辈激动地走到高老身边，含着泪说：“一九五一年，我在朝鲜战场上看过您的演出，很受鼓舞！想不到四十年后，我还能看到您的演出，演得还是那么动人，使我太高兴了。”说着，俩人热烈拥抱，他一直送高老上车后，才依依惜别。
接着，演出队赴八个连队轮流演出，当演到第五个连队时，部队领导怕高老太劳累，决定还有三个连队不去演了，可高老坚持要演出，三个连队的战士听说后，连日请求首长答应让高老演出，情绪十分热烈。最后，部队领导答应了，高老也十分高兴。为了高老的健康，部队领导决定把三个连合在一起，在大操场演出，战士个个喜笑颜开。高老说，给战士们演出是幸福。每到一处，高老不但给指战员演唱，还想到炊事班辛苦，总是设法为他们演出。
这次演出一直持续到“五·四”青年节。那天，高老提出要和军区的青年干部、战士联欢，得到大家的赞同。联欢会上，老艺术家和青年军人情绪高昂，愉快欢乐，结束时，大家尽兴而归。
高老一生对山东快书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为人随和热情，不摆名角架子。特别对观众有深厚的感情。他年逾古稀，仍不忘为工农兵和广大群众演出。到部队慰问战士时，哪怕只有几个战士，甚至只有一个战士，他也认真地说上几段山东快书。他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对党对人民群众一片真诚和热爱的高尚品德，被人们广为传诵。
（附图片）
高元钧与徒弟们
1990年，高元钧同志（右二）和徒弟们赴深圳为基层演出。图为演出间隙在当地合影。左二为高元钧同志的夫人、本文作者何慧英。本报稿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将军德范垂青史
——缅怀韩伟同志
刘澜涛杨成武旷伏兆
叶挺独立团的最后一名老兵，参加过安源路矿大罢工、北伐战争、秋收起义的韩伟同志，走完了８６年的人生征程，于１９９２年４月８日逝世。
在半个世纪的征战中，他信念坚定，骁勇善战，运筹帷幄，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他立党为公，德范齐辉，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作为与他生活、战斗、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愈加留下斩不断的思念。
“我有失败、坐牢和杀头的思想准备”
韩伟同志１９０６年３月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一个工人家庭。１９１９年进安源路矿当徒工。１９２１年冬，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先后亲临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创办工人夜校，他报名入校，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１９２２年９月，他作为工人纠察队的一员，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１９２４年６月，他因在罢工斗争中表现坚决，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时，组织派人找他谈话，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我有失败、坐牢和杀头的思想准备。”
１９２５年冬，安源工人运动遭到反动派的破坏，白色恐怖笼罩矿区，党团员转移，他因受派到长沙送信，回来后与党团组织失掉联系。为寻找组织，他历尽千辛万苦从水口山找到长沙，从长沙找到武汉，终于在广州找到了党组织，并被派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并指挥的第一支武装——叶挺独立团去工作。
１９２６年５月，北伐战争开始。７月，他因作战勇敢，升为班长。８月，他代理排长，在贺胜桥战斗中一连刺死两个反扑的敌人，只身夺得机枪一挺，一举出名，成为铁军中的小老虎。北伐军围困武昌时，他与团政训员刘茂生回安源接转团员关系和团转党关系，返回时，武昌已解放，铁军撤走。他在找不到铁军时又回到安源。
风云突变。１９２７年“４·１２”大屠杀后，白色恐怖，一些胆怯的人脱离了革命队伍，而他却在关键时候带领安源修理下厂工人义勇队，进行自卫还击。６月，由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２４师到安源募兵，他与１３０名青年工人集体入伍，编入师补充营。７月，补充营编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三营，参加南昌起义，因未能赶上，于９月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周围的人问他“怎么办？”他说：“找毛委员去！”即带几十名起义军战士到文家市，正巧毛泽东率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他因道路熟悉，跑到队前，向毛泽东请求带路。途经三湾，起义军进行改编，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１军第１师第１团，共７００余人，两个营，他任１营２连３排排长。之后，他一直跟随毛泽东转战于井冈山和闽西、赣南。
革命如同开顶风船，常遇险滩恶浪。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后进行缩编，韩伟由福建省军区参谋长兼独立师师长改任第３４师第１００团团长。１０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第３４师担任全军总后卫，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他指挥团队浴血奋战三天四夜，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主力红军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创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而他所带领的部队却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他与仅剩的几人跳悬崖后幸存，四处觅寻红军和党组织，不幸被叛徒出卖，身陷囹圄。在国民党武汉行营，特务们软硬兼施，严刑毒打，他铁骨铮铮，坚贞不屈，维护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要命一条，夺志无门。”无奈，敌人将他判刑后送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以期用非人的生活折磨摧残他，逼他屈服。他咀嚼着霉米烂菜，与一抓就是一把的臭虫搏斗，决心活下来，盼望着红军快快打回来。他巧妙地与土匪、恶棍、流氓犯充任的“牢头警子”作斗争，教育、感化着有正直感的犯人。由于他的卓越工作，在押犯禹希清、刘肇复出狱后到了延安，走上革命道路。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经周恩来出面交涉他才出狱，回到了党的怀抱。
“能往脸上贴金的事他从不说”
老同志们在一起相聚，每当谈起生活、工作时，韩伟同志的夫人马冰如常常形似报怨，实为褒扬地说丈夫：“他这个人，屎盆子爱往自己头上扣，能往脸上贴金的事他从不说。”这话似显粗俗，但话俗理不俗，使人从中体味到他从不表功的正派作风。
的确，韩伟同志“能往脸上贴金的事”很多，但他从不把“金”贴在脸上，当晋升、炫耀的敲门砖。他是个老资格，参加过安源大罢工，参加过北伐，红军时期就当上了军的干部；他参加过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参加过毛泽东用兵之始亲自指挥的宁冈战斗和粉碎何键部的“围剿”，被海内外人士誉为“毛泽东‘三湾子弟’之一”；他当过毛泽东的警卫排长和红四军前委混成大队副大队长，专门负责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首长的警卫，在同甘苦共患难的斗争生活中，与领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些人的眼里是晋升、荣耀的资本，而他却认为，如果这是“资本”，便是对群众与领袖间的无产阶级感情的玷污。
韩伟同志对领袖们的感情，不仅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阶级感情上，而且建立在坚持真理的基础上。１９３３年，“左”倾路线占上风时，谭震林受到无端的批评，强行给戴上“罗明的好徒弟，江西罗明路线的同道”的帽子，并被撤销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隔离审查，韩伟对此很有意见，竟冒着被诬陷的危险，去安慰和看望谭震林。解放后，谭震林同志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一次开会相遇，提及此事，他一笑了之。
韩伟以真挚的感情关心照顾着领袖们，好事做了一桩桩，而他却从不对人说，有些事甚至连家人也不十分清楚。他去世后老同志们到他家看望，凑到一块儿说起来才知道毛主席多次夸赞：“韩伟是个好同志！”
１９４４年，韩伟护送刘澜涛同志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参加“七大”，到延安后，刘澜涛向毛主席报到。毛主席问他与谁同行，刘说与韩伟。毛主席说：“韩伟是个好同志，他当过我的警卫排长，在我最困难时对我帮助很大。”“七大”期间，毛主席请韩伟吃饭，席间，毛主席对韩伟说：“有事来找我。”他说：“谢谢主席，你太忙了，我不便打扰你。”告别时毛主席送他一个皮挎包作纪念，他拿回去舍不得用，特地用灰布精心缝制了一个套子套上，就连挎包带子也都包得严严实实。此事，他从没给人讲过，到１９９０年住院才告诉儿子，儿子要看他还不让，直到他病故清理遗物儿子才看到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１９５９年国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问杨成武同志：“韩伟同志现在哪里？”杨答：“在北京军区当副司令员。”毛主席说：“韩伟是个好同志，在我困难的时候，把大衣送给我，设法给我找饭吃。”罗瑞卿同志彻底平反后，韩伟同志去看望他，罗对韩说：“有一件事我对不起你，１９６４年大比武时，毛主席让我代他向你问好，我没有捎到，后来我又被打倒、关起来，现在才告诉你。”“谢谢主席，谢谢你。”说罢，两人陷入了对毛主席的久久思念。
林彪住所毛家湾与韩伟家一箭之路，吃罢饭溜个圈儿就到，方便得很。林彪红极一时时，一次开会相见，要他这位老乡加战友常去家里玩，他一次也不去。林彪垮台后，有人夸他路线斗争觉悟高。他笑笑说：“二尺五的帽子我戴不起。不过，我觉得一个革命者要襟怀坦诚，对领袖对上级和对下级都应一个样。”
严于律己立党为公
立党为公还是为私，这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志。
韩伟同志从１９２６年入党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坚持原则，维护党性，事事从党的利益出发。他在工作岗位上是这样做的，离职休养后仍然不走样。据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一些同志介绍，韩伟同志离休后虽年事已高，但每月交党费他却从不让秘书代劳，他说这是个组织观念问题。军区机关逢年过节给干部发些补贴，给他发的那一份，他都如数让工作人员从哪里领来退到哪里。工作人员劝说，机关干部人人都有。他说，机关干部工资低，给他们发我赞成，可党给我的工资够用了，没有必要再要额外补贴和照顾。有一年北京吃鱼供应困难，市场价格也贵，工作人员开车到京外给他买了一次鱼。他得知后，将夫人、秘书和老司机叫去，批评说：“你们这样做看起来为我好，少掏了几个钱，可你们没有想一想，省的钱还不够汽油钱、公里费。今后再不准开车去买鱼。”就是对家人和亲友用车，他也卡得很死。有一年春节，他的一个外孙和妻子、小孩从郊区进城看望他，给他拜年。吃罢晚饭，西北风骤起，并伴随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因为有孩子，外孙夫妇很想让他用车送一程。他却说：“你们坐公共汽车吧。路上滑，万一出了事故，会给国家造成损失。”无奈，外孙一家只好冒着天黑路滑，三次转程，历时三个多小时才回到家。
近年来，人们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感慨地说，风源在干部，特别在领导干部，老百姓意见最大的是领导干部为子女提升、入学、分配干预太多。他对自己的儿子一向要求很严，让他们与普通人家的子女一样去竞争。他的大儿子旺生很早就转业到地方，至今也还属一般干部，他的二儿子京京在部队工作，因工作中成绩显著，荣立二等功。他夫人的侄女，是他和夫人从小养大并供给上了大学，毕业后国家需要到边疆去，他即动员夫人，说服侄女，服从分配，愉快地到了新疆。对待家人是这样，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他要求工作人员：不准为他向组织要照顾；不准以他的名义干私事；不准接收别人赠送的礼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坚决执行，他很是高兴。严是一种爱的形式。战争年代，他能将生的希望留给部属、留给战士，将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和平时期，他能关心部下，热心为他们排忧解难。他的司机已在他身边工作了３５年，有人劝司机：“别干了，去到外面挣大钱。”司机说：“韩老待我好，我跟他有感情，愿意为他多服务几年，直到送终。再说人活着不光是为了钱。”
韩伟同志走了，战友们挥泪与他告别了，抚今追昔，韩伟将军的德范却给人留下了永久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