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两封信
汪作舟
案头放着两封信：一封是翻拍的原信，写于北京紫禁城附近，日期是１９００年９月１８日；另一封则寄自地中海滨的小镇圣·乔治·道尔格。如今，在面临紫禁城的一扇窗前，我仍不时品味着它。
在巴黎工作期间，应友人拉巴尼夫妇之邀，我偕妻曾造访那南方小镇，在主人家小住三天。
时值深秋，我们乘高速火车南下。拉巴尼先生驱车专程前往蒙彼利埃市，亲自到车站来迎接，将我们领上他的小车，接着便向小镇疾驰而去。这位自学成才的法国电力公司的退休工程师，年近古稀，不善言谈，只一星半点地向我们介绍沿途的城镇和风光。但他那从心底溢出的笑意，却更能使人感受到金秋地中海阳光的明丽和温暖。
４０分钟后，汽车进入半似城市、半似农村的小镇，最后在一座左为庭园、右是菜圃的小楼前停下。
在客厅里，当妻子被拉巴尼夫人紧紧拥抱时，我也被四周那既感独特、又觉亲切的陈设布置融入一种温馨之中了。壁上挂着中国工笔画和写意画，顶上吊着清代六角形彩绘玻璃宫灯，柜上陈列着弥勒佛、观世音的塑像……我不禁惊诧，在这异国他乡的偏远小镇，竟也有这样一片浓郁的中华文化的氛围！转而一想，主人热爱中国，他们的足迹曾遍及长江南北，黄河上下，作为旅游者，带回一些心爱的纪念品，何足为奇？然而，从一些工艺品的久远年代看，这又是一般旅游者可望不可即的。我不便深究，但总有几分不解。
次日开始，以小镇为中心，主人连续两天驾车领我们观瞻了尼姆的古罗马竞技场，蒙彼利埃那长虹般穿越城市上空的中世纪引水渠，那辉映着白云绿树的明镜式现代化壮丽建筑，以及附近一座座崭新的或正在兴建的海滨旅游城。
临别前那天晚上，闲谈中，拉巴尼夫人突然离座，拿出一只玲珑剔透的白底青花小瓷瓶，请我们帮助识别其制作年代。瓶底印记标明：雍正年间制造。她说，这瓷瓶，那宫灯，都是她叔祖父留下的。不一会儿，她又从卧室里拿出一块黄色绸缎。展开一看，原来是一封信！上端写着：“北京，１９００年９月１８日。”拉巴尼夫人显然觉察到了我们惊奇的神态，随即解释道：这是他叔祖父布鲁阿尔给他父母写的一封信。接着，她便同我们一道辨读起这封年久退色字迹不清的信来。
２０世纪的第一年是极其黑暗的一年。这年８月１４日，八国联军从天津攻进了北京。从信中看，作为联军法国部队的一名士兵，布鲁阿尔是当年９月７日进入北京的。他和其他法国军人就“住在皇宫附近”。他对当时的北京作了这样的描述：“北京城非常大，周长４５公里，环城有三道城墙。”
这封信是八国联军罪行的一个铁证。布鲁阿尔写道：“包括天津在内，所有城镇都被摧毁了，而且被洗劫一空。”“我们靠掠夺和抢劫为生。我们身边有堆积如山的绫罗绸缎，有很多很多钱。”与此同时，这名法国士兵抱怨：“但是，我们却饿得要死，早早晚晚都喝稀粥”。北京的９月，秋凉袭人，而他“穿的还是单薄的衬衫和内衣”。没有袜子，他“裹着的是丝绸的包脚布”。没有纸张，他只能“在绸缎上十分困难地写信……”
或许是因为这段历史对宾主都过于沉重，或许是考虑我们第二天就将上路需要早点休息，读完信，主人和我们没多叙谈，便各回自己的住室了。然而，９０年前祖辈遭受的欺凌，９０年后幸遇的友情，俨如一浊一清两排巨浪猛烈地撞击着，翻腾着，使我通宵难寐。拂晓前，我索性着衣走出院落，登上镇边的高地，凭眺起地中海黎明时分那壮美的景象来——面对东升的朝阳，任思潮随海涛起伏，由心曲与白云飘飞。
返巴黎后，我们函谢拉巴尼夫妇，并流露因未及抄录该信而感到的遗憾。回国前不久，我们收到了他们的厚厚一包邮件，里面有拉巴尼先生亲自翻拍的那封信，以及我们在他那里作客时也未曾见的８张清代仕女、艺人的倩影。为方便我们阅读，拉巴尼夫人把那字迹模糊的信，誊写一遍，另纸附来。在给我们的信中，她直抒胸臆：“幸运的是，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法中两国人民之间有着真诚的友谊！”
读着一今一昔两封信，我仿佛又置身于小镇。我看到，在那里，穿过云山雾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透过历史阴影，拉巴尼夫妇那坦荡纯洁的心，显得分外闪光耀眼了。（附图片）
图为1900年英法联军中的法国士兵布鲁阿尔寄自北京，用黄绢写给家人的信。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侃侃打电话
龙岩
我们这个世界如今越变越小。日新月异的交通和通讯技术把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联系得更加紧密，人们的交往也愈加频繁。这就有一个如何更好地了解人家的问题。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点和习性，就说打电话这件顶平常不过的事吧，一开头双方应答的那几句话也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状态和各自对文明与礼貌的理解，有共性也有个性，探究一番颇有意思。
试以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私人通话为例。
在俄罗斯，电话铃一响，主人拿起听筒说：“哈罗，正在听您说话。”打电话的一方马上应答道：“安德烈来打搅您了。”
在美国，接电话者不仅要先喊一声“哈罗”，还要报告自己的姓，拿起听筒就说：“哈罗，（我是）约翰逊。”对方也是这个格式：“哈罗，我是欧文。”打电话的一方也可以掌握主动，听得对方已拿起听筒便说：“哈罗，我是欧文。可以跟约翰逊先生说话吗？”
日本的礼节之多世界闻名，因此打电话亦具日本特色。比如田中太太接了找田中的电话，在她去找田中先生来听电话时，不管她认识不认识对方，必得客气地加上一句：“总是受您关照。”政府机关和公司在接到电话时则往往要主动首先报告自己机关的名称，但不报个人姓名，这也许是为了突出团体意识吧。
以精细著称的德国人把这几句应答设计到不能再省略的地步，欧美通行的“哈罗”也节省掉了。受话者拿起听筒劈头就自报家门：“（我是）施密特。”如果是某公司，那么受话者立即射出一串均匀的连珠炮：“西门子公司新闻和公共关系工作部，（我叫）施密特。”这又跟上述几个国家有了差异：不仅报机关名称，也要报个人姓名，大概是为了强调个人责任感。打电话的一方这时要说的是：“在这里说话的是弗兰克。早上好！”对方这才开始问候：“早上好！弗兰克先生。”——格式整齐规范，如同巴赫的音乐。
品味个中奥妙，真是各有千秋。“哈罗”是个妙不可言的语气词，给下面的对话创造了一种心领神会的轻松活泼的气氛，而且给人一点小小的缓冲余地。对我们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来说，这时正好可以在大脑中构造下一个句子。不说“哈罗”的德国人最直截了当，不容你多思索，第一句话就把“我是谁”这个最主要的信息通给你，再等着你来通报身份，然后再问候不迟。一来一去，跟打乒乓球似的，干脆利落。一句废话也没有。如果你一旦拨错了号码，你一听对方说话马上就意识到错了，说上一句“对不起，我拨错号了。”那个自我介绍也就可以省去了，双方顶多费时五秒钟。我揣测这种简捷明快的模式恐怕也是工业社会的节奏逼出来的，工作繁忙，时间紧张，打电话不能绕圈子。对公司来说，扩大影响、加强与顾客的联系本来就是生存之道，当然在自报家门上就更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
这也就不由得想起国内有关的习惯来了。个别的时候，打电话的人劈头就先“审”起对方来了：“你是哪里？”这边一听“来者不善”，“警惕性”甚高，立即反攻：“你要哪里？”那壁厢坚不吐实，反而穷追不舍：“你是哪里？”这边“戒心”愈加高涨，答曰：“你究竟要哪里？”这一通猫鼠游戏除了浪费时间之外，什么信息也没交流起来。我很疑心这是多年某种封闭的环境遗留下来的一种心理状态。近年来，发觉国内拿起听筒就自报家门，就给你一声问候的多起来了，大概这也是开放程度更高的结果。现代化建设要争时间，容不得拖沓、等待、慢慢来。因此，打电话还是直截了当、痛痛快快的好，犯不上在开头几句应答上罗嗦不休。十几亿人口都省出几秒钟，也节省下不少电话费和精力，而且还使线路更加畅通。何乐而不为呢？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白宫主人与音乐
肖勇
凡看过电影《周恩来》的人，大概都记得片中的一个情节：总理亲临人民大会堂，观看军乐团为迎接尼克松总统而组织的排练，并对大家说，“尼克松可是音乐上的内行，他的钢琴弹得很好！”
尼克松不仅弹得一手好钢琴，而且还能在教堂演奏管风琴和指挥交响乐团。不过，若论白宫主人的音乐传统，应当追溯到１８０１年１月１日。那天，亚当斯总统在白宫举行盛大新年酒会，特邀陆战队乐团助兴演出，开了先例。两个月后，他让位于杰斐逊总统，继任者与音乐也有缘分，善拉小提琴。
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对战争歌曲十分关注，本人又是一位歌剧爱好者，曾观看过１９部歌剧。１８６５年４月１４日林肯不幸遇刺时正在一家剧院的包厢内欣赏歌剧。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艺术上倾向好莱坞风格，并一直热心于音乐艺术的推广，他和夫人出任过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名誉赞助人。杜鲁门总统对音乐的热爱，有两个典型事例：一个是他的办公室里有台钢琴，工作间隙总要弹上几曲；另一个是他曾与女儿并肩四手联弹，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一时传为佳话。
艾森豪威尔总统尽管自己喜欢通俗的音乐剧，但也强调古典音乐的重要性。他执政时期，通过了两项重大艺术法案：《国家音乐评议会法》和《国家文化中心法》。肯尼迪总统主张提高艺术家的地位，还提议将“总统自由勋章”的颁发对象扩及到艺术家。约翰逊总统则很会利用音乐为政治服务，例如，为了密切白宫与国会的联系，他倡议举行了命名为“向国会致敬”的音乐会。
卡特总统和夫人的音乐修养颇为人们所称道，他们不仅频频出席各种音乐会，而且还常到乐队的排练场，饶有兴趣地观看排练。１９７８年，“戴维营协议”签字后卡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埃及总统萨达特一道欣赏了世界著名弦乐艺术大师朱克曼和帕尔曼的精彩演奏。里根总统和夫人都是演员出身，曾与许多合唱团联欢过，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８７年８月，中国少年儿童合唱团访美，其间应邀到白宫南草坪演出，并获里根亲笔签署的荣誉证书。
如今的克林顿总统在去年大选中已向公众展示了他吹奏萨克斯管的风采。他能给白宫的音乐带来何等气象，人们正拭目以待。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医学与健康
电子游戏机与癫痫病
若水
电子游戏机与癫痫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日本脑神经外科专家田中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最近证实，过分沉湎于玩电子游戏机可能会诱发癫痫。
癫痫病系脑电波发生紊乱所致。专家们认为，在日本每年发作癫痫的１００余万患者中，至少有数万人发病的直接或间接原因是长时间地注视着闪烁不定的游戏机屏幕。对这些患者的试验显示，他们大多对光有过敏反应，见到强光或闪光，脑中便往往出现被称为“光痉挛”的脑电波异常。这些人对其他“光刺激”（如迪斯科舞厅中的激光灯、滑雪场的强烈反光、水面闪光、树荫里的跳跃光点甚至过近的闪光灯等）也会产生“光痉挛”过敏反应。在对几头具有光过敏体质的大狒狒的试验中，当接受每分钟８—２０次的光刺激时，它们也会癫痫发作、不省人事。
有鉴于此，专家们告诫说：热衷于玩游戏机的青少年（特别是已发作过癫痫者）玩的时间不能太长，一般一次不要超过３０分钟；玩时离荧屏也不要太近，更不要“目不转睛”；此外，睡眠不足、过度劳累时尽量不玩游戏机。一家著名的电子游戏机公司在对外出口的游戏机上，已写上了警告语：请避免在疲劳状态下玩游戏机，每次也不要时间过长。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看电视与小胖子
美国两所大学的研究者说，越来越多的美国儿童成了小胖子。他们说全美国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孩子超过正常体重，爱看电视节目可能是导致小胖子增多的主要原因。
据美国一家科学月刊报道，这次试验对象是十名小胖子和十五名体重正常的儿童，这些孩子年龄在八至十二岁之间，研究者在实验室里安装了能量测试仪——它能把孩子们的能量消耗转化为能直观显示的体重下降。然后他们让孩子们看精彩的电视节目。
试验结果是，看电视的儿童消耗的能量要少于那些睡觉的孩子所消耗的能量。先前的研究表明，全美六至十二岁的孩子每月平均要看二十六小时的电视节目。这些孩子在看电视时不爱活动，但却爱吃东西，因此体重一直呈上升趋势。研究者最后说，在过去的十五年间，美国小胖子的数字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八。
（王若愚）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马六甲掠影
高爱民
历史名城
以树命名的马六甲，是马来西亚一座古城。１５世纪末已成为商业中心和繁荣的港口，几乎每条街，每座建筑物都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传奇性故事，它们也是马六甲王朝衰亡后被葡、荷、英侵占的历史见证。
该城多种教堂并存。葡萄牙于１５２１年建成的圣保罗教堂至今保存完好。荷兰建筑风格的基督教堂的圣坛上方，仍可看到精致的“最后的晚餐”画像。印度庙也常年香火不断。甘榜乌鲁回教堂则是马最古老最享盛名的教堂。甘榜古宁回教堂则将东西方建筑风格熔于一炉。
华人神庙——青云亭建于１６４６年。所有建筑材料从中国运来。该庙屋檐上，镶嵌玻璃及瓷块，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庙内供奉着观音菩萨和天后娘娘；神坛上记载着佛祖的生平；在这里可以看到佛教、儒教和道教三教同堂的景观。
古城门是１５１１年葡萄牙人所建。城堡因战争和风雨侵蚀，只保留下城门。另一处红屋是１６５０年荷兰式建筑，曾是荷兰总督府，现已辟为历史博物馆，屋内保留着一间１７世纪木制花雕天花板。
历史城的城廓格局，似有华夏文化影响。登高俯瞰三幢高楼像中国民间奉置的“三炷香”，鹤立鸡群（市区内今后不再盖超过此高度的大厦）。传说敬烧“三炷香”，财来人旺，这使多元文化氛围的马六甲历史城更具魅力。
千里姻缘
马六甲与华夏古往就有血之亲缘。１４５９年中国皇帝将汉丽宝公主许配给当时马六甲统治者苏丹满苏沙为妻。跟随公主而来的女仆竟有５００余名，苏丹将她们安顿在三保山上。如今这座山是中国境外最大的华人墓地，占地２５公顷，有１２０００多个墓穴。公主专用的洁净甘甜之井，位于三保山脚下，故称“三保井”，此井由公主随从人马挖掘而成。这里有向三保井投入钱币能重游此地的传说，引得观光者纷纷投掷。“三保庙”庙前古树新枝，庙后有甜井。传说郑和的船只至此，忽然船底破洞，幸被一条“三保鱼”堵住洞口，幸免于祸，从此叫起“三保庙”。此庙实为纪念郑和之功而建。
此后，华人不远万里前来谋生经商者络绎不绝，同时也给此地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习俗，在这里的大街小巷，市面店铺的格局、布置陈设，其华夏文化气息比国内还要浓。家庭铺面贴有红底金字对联、供奉神龛。在夜市一条街，中国式的大红灯笼横成排，纵成行，组成了空中灯笼阵。商贩里不少华人、华裔热情操业。到此的观光客一天的疲劳不见了，眼神有点不够用了，忙着看这听那，也忙着趁热尝尝当地香浓可口的风味小吃。在这大红灯笼映照下，尽情食饮，真有点乐不思蜀了。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周末一笑
赛马 李有观殷作安供稿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退休有退休的乐趣胡元朝摄于布鲁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