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正确认识精神生产的价值
袁雪芬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下,怎样认识精神生产、文化工作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值得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研究。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人们普遍关心的实践问题。
一、许多精神产品确实具有商品属性,但精神产品的价值绝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包括艺术家、理论家、记者、学者等等,是从事精神生产的劳动者。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确实存在着一些共性,都要投入必要的劳动量,需要一定的成本。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许多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确实存在着一些共性,都要通过流通领域与消费者见面,譬如,书籍报刊要通过书店、邮局卖出去,文艺演出要通过剧场卖票。在这个意义上,精神产品确实具有“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属性。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点,以使我们文化工作的运行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性质是不同的。精神产品的价值,不能用在市场中赚多少钱来衡量。这是因为精神生产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规律。精神生产中的不同部分,对市场经济的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有一些种类如商业文化、娱乐性文化更多依赖于市场,而有一些种类如高品位的艺术、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等,则不能被市场所左右,不能以票房价值、经济价值衡量其艺术价值、学术价值。就后者而言,价值判断要以给人们精神什么影响、凝聚着多少智慧和才能为标准,要看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使民族更健全地发展。如果用金钱作标准,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精神产品的性质和功能,许多事情就无法解释。试想:《资本论》的价值能用金钱衡量吗?《义勇军进行曲》的价值能用金钱衡量吗?从我亲身的经历说,“孤岛”时期,在那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日子里,上海滩上一方面充斥着乌烟瘴气的“恶性海派”文化,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另一方面进步的话剧工作者却在艰难的条件下演出了《文天祥》、《葛嫩娘》、《党人魂》等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表达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广大中国人的心声。我正是看了这些进步话剧受到激励、受到启迪,在1942年从事越剧改革的。这些作品的价值怎么能用金钱衡量?
二、精神生产者要有点“精神”,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要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人总要有点精神。作家艺术家有什么精神,直接关系着在产品中用什么精神影响人民。这里,就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说价值取向的问题,怎样看待自己的责任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文化工作,确实面临着转换机制,转变观念的课题。怎么换?怎么变?主要是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摒弃平均主义、干与不干一个样、心安理得吃“皇粮”的弊端,引进竞争机制,积极主动地迎接文化市场挑战。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深化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精神生产力,拿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奉献给人民,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应该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可以统一的。以我们越剧为例,《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祥林嫂》、《红楼梦》等四大精品和一大批优秀剧目都连演不衰,不但在国内而且在海外都受到热烈欢迎。《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拍成电影后,都曾创下国产片的最高上座纪录。道理并不复杂:竞争总是优胜劣汰,观众喜欢的是优质的精神食粮。越剧这个剧种,为什么在不长的时间内能从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地方小剧种发展成全国性大剧种?关键在于经过不断改革提高了剧种的整体水平,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和艺术家。越剧历史上,并不是不存在唯票房价值是从、为招徕观众不择手段的现象,但这些演出、这类演员即使红火一时,却很快被淘汰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正赢得观众的,是优秀的艺术。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不总是统一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选择什么的问题。在40年代初,越剧在“孤岛”上海有过畸形的繁荣,同时演出的剧团、戏班达十几个。但是,我的心情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当时国难当头,越剧舞台上演的却大量是才子佳人故事,有不少演出甚至相当庸俗、低下。我当时想,如果单纯是为了赚钱糊口,干什么职业不行,为什么一定要演戏?为了使自己的人格不受到侮辱,我在1942年初以吐血生病为由退出舞台。后来老板请我再度登台,我提出的条件是必须进行改革。改革要请编导,老板心疼钞票。我情愿只拿包银的1/10,其余9/10用来请编导。改革之初,尽管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但有一条是清楚的:不演庸俗无聊的戏,要演对社会有益的戏。以后,我们提出戏剧是社会的镜子,演了大量有反封建、反暴政、表现爱国精神的戏。正是选择了这样一种价值观,“新越剧”才异军突起,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觉得,从事艺术、文化工作的人,应该时时想到自己的责任,要抵制各种诱惑,执著地追求高尚的目标。今天,从个人收入来说,我生活比较清苦,但我不以为耻。如果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只想到钞票,什么赚钱干什么,怎么会把精力集中在文化成果的创造上?现在经商热、出国热固然有复杂的原因,但我始终认为,文化工作者头脑应当清醒,应当认真思考自己的工作的价值。改革不是改行(部分人员下岗除外),而是为了促使文化工作更健康、更蓬勃地发展。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艺术,而文化艺术需要一大批专业人士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劳动去创造。如果我们的价值观颠倒了,那就对不起子孙后代,是对历史犯罪。
三、政府应当采取切实的措施,对文化工作进行扶植。
发展、繁荣文化事业,除了文化工作者自身要增强责任感外,我认为政府也应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切实的措施加以扶植。
建国以后,尽管在文化工作方面存在“左”的干扰,但成绩毕竟是巨大的。以戏曲为例,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各个剧种通过戏曲改革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戏曲界每个人都会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的切身体会:戏曲的发展、繁荣是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大力扶植分不开的。毛主席、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之余,经常观看戏曲演出,与戏曲界亲切交谈,循循善诱地对大家进行教育和引导,国务院作出决定减免戏曲演出的娱乐税、巡回演出的车旅运输费减半……这一切,首先使戏曲工作者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戏曲地位的提高,从而更珍惜“灵魂工程师”的称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精神的文化工作,政府不能不花大力气,给以必要的投入。从五届人大以来,我曾多次在常委会上呼吁,要重视文化工作,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如果不重视,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我们不能在将来成为经济上的巨人、精神上的侏儒。事实上,如果不重视文化工作、精神文明,也会影响、制约经济的发展。
怎么重视呢?我认为,政府对文化工作要进行分类指导,采取不同的政策。文化工作有各种不同的部分,各部分有不同的特点,与市场的联系也不相同。如果把一切文化种类全推向市场,让市场去选择,在市场中自生自灭,这是不科学的,违反文化发展规律的。对于文化中一些属于基础理论、基本建设、高水平艺术精品的部分,在政策上应当倾斜,给以大力支持。上海近几年设立了文化发展基金会、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最近又决定对七个文艺演出团体重点扶植。这些都是对的。我建议,在财政计划中增加文化拨款,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投资应按比例提升,也可以抽取一些赚钱的文化事业的收入来补贴不赚钱但很重要的文化品种。国家和各地区在编制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时,应重视文化发展的规划,使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
要提高文化工作者的地位、待遇,为他们进行创造性劳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现在人才流失严重,有些剧团名演员拒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待遇偏低、不受重视则是不能不正视的事实。分配不合理,实际上也反映了对文化工作价值、地位、作用的认识问题。如果充分肯定文化工作的价值不能用金钱衡量,就应该在分配政策上体现出来。
(本文是作者在中宣部召开的文化工作理论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发表时略有删节)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散文的文采
陆文夫
我不知道是谁、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散文和小说决然分开。把写小说的人称为小说家;把写散文的人称为散文家。其实,这两种文体不大好分家,作家们也不要上当受骗,把自己囿在一个圈子里。在有些国家,小说和散文是一个词儿,散文是相对于韵文和戏剧而言的,即除诗歌和戏剧而外,其余的文体都叫散文。
也有人为小说下了定义: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故事。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有些小说甚至还谈不上有什么连贯的故事,是较长篇幅的散文而已。有人说散文的着重点是一种境界,是情景的交融;小说的着重点是人物,是对人物的刻画。这话似乎有道理,却也不全对。记得小时候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荷塘月色》与《背影》。《荷塘月色》当然是情景交融的,可那《背影》呢,那位抱着桔子跨过铁道的父亲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屈指算来已经是整整的五十个年头。也许是少年时期的记忆特别清晰吧,至今还没有哪篇小说中的人物能超过《背影》的。
我认为写作的人不必去研究文体,我也没有看见哪位小说家或散文家是先研究好文体之后才开始写小说或写散文的。相反,我倒见过有些说得头头是道的人写出来文章却并不是那么头头是道的。文体是一种形式、一种方法,此种方法却又不同于机床操作法。它是和使用者的个性、爱好、修养、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有关联。也就是说,这种方法是被个性、爱好、修养、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所驱使的。在方法和形式等等的问题上,我认为是兴之所至,性之所至。所以现在有人又把散文之类的文章称作随笔,这也不无道理。
随笔也不是随便写写的,当然也不是每篇小小的散文都要有什么深文大义,但是,最好要有一点,要有点儿文采。文采为何物?是优美和才华的混合体。是文词优美,才华横溢。也不能要求每篇散文都是文词优美,才华横溢,我是说最好能有那么一点。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国际莎学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由武汉大学英文系和武汉莎士比亚中心联合召开的武汉国际莎学研讨会于五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珞珈山庄隆重举行。四十多位海内外学者参加了大会,与会者就莎剧的教学、演出、翻译、研究和评论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次会议对促进我国莎学的普及和提高,增进国际间莎学研究的学术交流,都有积极的意义。(小禾)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鲁院举行学员作品讨论会
日前,鲁迅文学院先后召开学员作品讨论会。新疆作者曾明了的《风暴眼》等小说、辽宁作者吴秀春的《半路夫妻》受到与会者的关注,与会者并就当今文学创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何杨)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工人文学的历史与未来”研讨会在津举行
由《天津日报》文艺部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联合举办的“工人文学的历史与未来”研讨会近日在天津召开。与会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产生了一批批有成就的工人作家,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会议就工人文学的现状、基本母题、审美趋向等进行了讨论。
(文一)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湖南召开“深入生活,服务基层”表彰会
湖南日前表彰了成绩突出的十个文艺团体和十九名文艺工作者。省文化厅的支农轻骑队,连续三年下到一百零三个边远乡镇进行慰问演出,行程二万多公里,演出数百场。省企业文联,坚持“服务第一”宗旨,为活跃职工文化生活做了大量实事。会议还表彰了活跃在基层的一批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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