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刘少奇洛阳赞牡丹
田耘王月红
为了撰写《洛阳牡丹世家》，我们专门访问了世代种植牡丹等花卉的原洛阳王城公园副主任王国荣同志。访问期间，王国荣给我们介绍了３０多年前他陪同刘少奇主席参观洛阳牡丹的情况。
１９６０年４月中旬，国家主席刘少奇来河南视察。他先在郑州视察了一些工厂，４月２１日去偃师县视察小麦生长情况，当日下午抵达洛阳。２２日下午来到王城公园观赏牡丹。
刘主席身穿灰呢子中山服，在夫人王光美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赵文甫、洛阳市委书记吕英等同志陪同下，乘坐两辆轿车来到王城公园。王国荣坐上刘主席乘的车，沿着公园中轴线由南向北徐徐缓行。到木香区时，盛开的木香花送来一股股袭人的香气。刘主席示意停车，问道：“这是什么花？真香！”
“木香。”王国荣回答。“能不能做香料？”刘主席挺有兴趣地问。“能。”“做了没有？”刘主席进一步追问。“派人出去学习过，因为种植量小，没有做。”“以后可以发展，扩大种植面积，做香料。”
穿过木香区，汽车继续前行，来到牡丹区。这时牡丹花虽盛期已过，但园中仍然姹紫嫣红，绚丽多姿。刘主席在牡丹园里逐个品种仔细观看。王国荣同志一一加以介绍。随同的新闻记者抓住时机，迅速按动快门，纷纷抢镜头进行拍照。刘主席在看牡丹时连连点头，频频称赞：
“牡丹花不错，洛阳牡丹真漂亮。”
看着一些开败的残花，刘主席又问道：“牡丹花能开多长时间？”
“最多十几天，具体到一朵花只能开六七天。”王国荣回答。
“牡丹虽好，可惜花期太短，你们能不能设法延长花期？”
“别的没办法，采取遮荫，能延长几天。”
离开牡丹区，刘主席渡过涧河去参观汉墓。
时至今日，刘主席生前关心和称赞的洛阳牡丹品种更多了，花也开得更加鲜艳夺目。这一朵朵盛开的牡丹，不但在笑迎中外宾客，也在告慰英灵。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富国利民勋业照人
——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
孙越崎
在５０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谈到中国工业的发展时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这不但讲出了近百年来我国工业发展的史实，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富国利民的民族工商业家的追思。我所知道的民生公司创办人卢作孚先生克己奉公，不断开拓前进的一生，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业企业、特别是交通运输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实无愧于毛主席给他的高度评价！３月２５日是作孚先生诞生１００周年，我作为作孚先生的同龄挚友和重建的民生公司董事长，更加怀念作孚先生，特追忆我同他亲身交往的几件事，以见其远见卓识，才气过人，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
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
早在２０年代，贫困落后的旧中国，交通运输之困难，可谓难于上青天。祖国的浩荡长江，形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内河，游弋着外国的商船，践踏我国的主权，吸吮同胞的膏血。作孚先生凭着满腔爱国热情于１９２５年创办民生公司，仅以一只７０吨的小轮船，航行于嘉陵江上的合川与重庆之间。到抗战开始时，经过十多年奋发图强、惨淡经营，船舶大有发展，航线大有延伸，使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打破了日、英、美、法等国垄断长江航运的局面，终于将帝国主义势力排除出长江的航运界。抗战前夕的卢作孚，已是功在祖国，口碑在道，令我景慕其名了。
劈波三千里疏运十万吨
抗战以前，我在河南焦作担任中福煤矿总经理。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鉴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决计将中福煤矿的机器设备，从焦作拆迁至大后方四川，再展宏图，以支援抗战大业。于是，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组织全矿员工拆卸机器设备，先行抢运到汉口。战时的汉口，军运倥偬，难于兼运这四五千吨的煤矿生产资料，只得存放在汉口丹水池煤场。正在无计可施之时，适逢作孚先生来到汉口，我们相识于翁文灏先生的寓所。国难当头，我们的话题不期然谈起了战区各类工厂的内迁问题，由此而谈到内迁工厂和川江轮船运输缺乏煤炭这个突出的问题。我即告以中福煤矿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当时正在汉口等待迁川，若能同作孚先生兼任董事长的天府煤矿实行合作，可解决内迁工厂和民生公司的燃料问题。勤劳国事的作孚先生闻之大喜，当即同意双方合作，改建、扩建天府煤矿，提高产量以满足战时后方的急需。他并应允将中福公司的机器设备尽快运输入川。由于我们二人性格相近，都以事业为重，一言为定，不定协议，亦未同双方董事商谈，就这样竭诚合作，共赴国难。
战时的运输任务，都带有“急如星火”的特点，否则将有资敌的危险。汉口沦陷后，宜昌两岸拥挤着从下游撤退来的三万以上的待运人员和九万吨以上的待运物资，而宜昌以上只能行驶小轮船，运输量较小，加以枯水季节即将来临，大家都争相抢运，情况十分混乱。勇于任事的作孚先生知难犹进，坐镇宜昌，亲自调度督运，审时度势，克己从公，作孚先生便先运中福公司的器材，我为此心急如焚，两次前往宜昌，面向作孚先生催运。那时，敌机每天飞临宜昌上空骚扰，影响运输效率。我正坐困危城束手无策之际，幸亏作孚先生想出了一个高明的办法。从宜昌起运物资不直接运到重庆，由直运改为分段区间运输，先将物资运进三峡以上各地，借地利以为屏障，即使日寇侵占宜昌，我军有险可守，再将物资倒运至重庆。由此而争取了时间，加快了宜昌积压物资的疏运，在宜昌陷敌时，已是空城一座。能够及时而又圆满地疏运如此多的人员、物资，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慧眼识顽石天府灿乌金
中福公司的机器设备运抵重庆后，我们立即着手改建、扩建天府煤矿。由于该矿的基础较差，技术落后，实际上比新建还困难。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基建工程需要从头做起。这样一来，合办一年，产煤量并未增加，开采的多是石头，连民生轮船公司用煤，天府煤矿也不能按需供应。许多股东也就啧有烦言，什么“天府在开石头矿，不是开煤矿”。作孚先生面对这一难堪的局面，遂独自一人来矿上考察。他虽非矿业内行，但他一看便知这是工程上的“披荆斩棘”，而不是盲目施工。作孚先生力排众议，向心存疑虑的股东们说：“这不是开石头矿，而是准备开大煤矿，不久就要大量出煤了，请大家不要听信流言蜚语，妨碍工作。”作孚先生以亲自考察的结果，统一了股东们的认识，推动了工程的顺利进行。我钦佩他的胆识，以致我们二人始终合作得十分融洽，这是天府煤矿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后来中福公司扩大合作范围，又与民生公司等有关方面合办了嘉阳、威远、石燕等煤矿公司，都由我兼任总经理。这些煤矿运用当时的现代机器开采，产量大增。天府一矿的年产量多达５０万吨，占了重庆地区全年煤产量的一半左右，满足了工业、交通和市民的用煤，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大业。这与作孚先生的大力协助把中福煤矿大批器材和人员内迁入川并真诚合作开发天府等煤矿是分不开的。当天府煤矿后峰岩矿厂建造的办公大楼落成时，我亲笔题名为“作孚楼”，以表彰作孚先生对抗战劳苦功高。
“民生”通四海勋业启后人
作孚先生的另一成就是北碚的建设，除当时最大的天府煤矿和四川的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外，还有大明染织厂、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兼善中学、温泉公园等。抗战时期，北碚接受了许多迁川的学校、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中国西部科学院为他们提供房屋及设备，并与之密切合作，使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得以继续。许多社会名流如梁漱溟、晏阳初、老舍、梁实秋、竺可桢、顾毓琇等均曾在北碚工作过。
抗战胜利后，我复员去平、津和东北，闻知作孚先生主持的各种事业蒸蒸日上，令我深引为庆。民生公司为发展海运事业，除开辟天津、青岛、广州、台湾等新航线外，还将航线延伸至海外的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日本各国，增进了我国人民同上述各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与此同时，作孚先生还向加拿大贷款订造了九只新型客货轮。在贷款担保问题上，曾遇到许多困难，作孚先生坚忍不拔，多方奔走，使贷款造船一事得以实现。但因此而拖延了时日，致使轮船出厂时间推迟。只有“荆门”、“夔门”二轮于１９４８年底驶回长江参加营运，其余七只轮船出厂回国时，因上海已解放，长江口被封锁，无法驶入长江而不得不滞留香港。
作孚先生应周总理的邀请，于１９５０年６月回到北京作为政协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并被补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在作孚先生的领导下，民生公司员工发扬机智勇敢的精神，终于使１８只滞港轮船先后安全返回祖国，连同原在长江与近海的１００余只民生公司轮船，加入了人民交通运输的行列，奠定了新中国江、海航运的基础。
作孚先生在京期间，我常去他的住处交谈，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谟献策划。有一次，朱德总司令在中南海宴请作孚先生，我也被邀作陪。席间，作孚先生畅谈了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意见，高瞻远瞩，长策在胸，谈得朱总司令、吴玉璋同志、贺龙同志等满座欣然。
正当党和国家将畀以重任的前夕，作孚先生不幸于１９５２年初过早地去世了。同年３月，我返京途经重庆时，曾去重庆民生公司吊唁。待我回到北京，方知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为作孚先生的去世深感悼惜。
作孚先生于１８９３年４月１４日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贫苦家庭，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堪称自学成才的典范。少时即立志救国，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运动，随后又投身五四运动，为唤醒民众，长期从事民众教育工作，曾与恽代英、王德熙等在川南进行新教育试验蜚声全川。“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孚先生一直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号召“一致团结”、“赶赴前敌，共救国难”。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电告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作孚先生曾担任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亲自组织指挥了撤退工厂、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到四川，运送军队、军火、粮食到抗日前线，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孚先生艰苦朴素，公而忘私。无论是办教育，或者是办实业，他的目的都只有一个：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生活幸福。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
哲人虽亡，精神不死，作孚先生的事业载在史册，昭兹来者，启迪后人。值得欣慰的是：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民生公司于１９８４年重建，成为繁荣航运事业的一员。作孚先生毕生事业中蕴蓄的“民生精神”必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中的一种精神财富，成为改革大业中的一种鼓舞力量。我们不能忘记作孚先生，就要群策群力，克勤克俭，乘风破浪，开拓前进，以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国防科工战线的怀念
——沉痛哀悼王震同志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王震同志逝世的消息传来，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科技人员沉浸在悲痛之中，以多种形式寄托自己的哀思，深深怀念这位为国防科技工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卓越领导人。
一
１９７６年以后，王震同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分管国防工业部门的工作。当时，由于长达十年的内乱影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防工业形势更为严峻，处于“一散、二乱、三落后”的局面。特别是揭批林彪、“四人帮”还没有普遍展开，一批帮派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头头尚未清理出来，各级领导班子急待整顿，部分企事业单位瘫痪、半瘫痪的状态急待扭转。在这种极端困难复杂的情况下，王震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战略部署，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气魄，以对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紧迫感，无私无畏，勇挑重担，为国防工业拨乱反正作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国防工业系统培植帮派势力，残酷迫害干部，破坏科研、生产，造成管理秩序混乱，规章制度废弛，设备损坏严重，产品质量低劣。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争取形势尽快好转，王震同志针对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首先抓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国防工业部门旗帜鲜明地开展揭批查斗争，坚决平反冤假错案，使一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恢复工作。１９７８年初，王震同志亲率国务院国防工办和各国防工业部负责同志，先后到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１００多个军工企事业单位进行检查，批判无政府主义，整顿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领导班子，把帮派骨干和打砸抢头头清除出去，选拔了一批懂技术、懂管理的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为各项工作走上正轨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整顿领导班子的同时，王震同志还重点抓了军工产品质量整顿。通过整顿，军工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同时，通过整顿改善了经营管理，增强了质量意识，使国防工业逐步转到注重质量、讲求效益的轨道。
二
王震同志在战争年代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深知建设现代化国防对国家、对民族的极端重要性。他经常引用古语“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告诫国防工业部门要居安思危，提高警惕，把国家安全放在头等地位，把研制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作为首要任务。
为了加强科研，保证科研走在前面，从根本上提高国防科学技术水平，增加技术储备，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王震同志亲自组织领导下，国防工业部门狠抓了科研调整工作，主要是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加快新武器的研制。同时，还加强了基础研究，以及技术改造、工艺更新等，使国防科研、生产转到更高的技术水平上来，保证我军武器装备不断有所改进，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科学技术的竞争，核心是人才竞争。王震同志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始终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作为加强国防科研、提高国防科学技术水平的关键。１９７８年初，他针对林彪、“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义正词严地说：“四人帮”把科技人员诬蔑为“臭老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臭老九”，拜他们为师。王震同志还一再指示，国防工业部门要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把有真才实学的人提拔起来，特别要不拘一格地大胆选拔青年尖子人才，尊重、信赖、依靠他们，使他们充分施展才能，保证国防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为了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王震同志亲自抓典型，多次召开科技人员和专家教授座谈会，当面听取意见，并采取具体措施，尽最大努力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使他们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从事科研、试验和教学工作。王震同志关心、爱护、尊重科技人员，大大激发了他们献身国防建设的热情。广大科技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求是、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大力协同，联合攻关，不仅加快了新装备的研制进程，而且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作出了新贡献。
三
国防工业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在完成军品任务的前提下，如何把技术、人才、设备充分利用起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这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发展，为国防工业确定了军民结合的方针，要求国防工业部门至少拿出一半的力量发展民品。王震同志坚决贯彻小平同志和中央的决策。早在１９７８年９月，他就明确指出，军民结合是解放２０多年来党中央对国防工业提出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把国防工业和整个四化建设联系起来的大政方针，因此，它是新时期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开始转民时，有的部门和企业认识不足，管理体制也不适应；有些基层单位的负责同志担心搞民品影响军品，有畏难情绪。为此，王震同志多次开会研究，深入宣传军民结合方针的重大意义，使大家逐步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信心，提高了生产民品的积极性。各国防工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放开手脚，广开门路，上了一大批民用产品，有的在国内市场闯出了牌子。自１９７８年来，军工民品产值以平均每年２０％的速度增长，产品结构开始由单一军品型发展为军民结合型，这种战略转变在国防工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四
王震同志分管国防工业期间（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０年），我国改革开放尚处于初始阶段，思想上的禁锢比较严重，加之军工有一定的特殊性，改革开放的难度更大一些。王震同志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组织和领导国防工业部门大胆探索，大胆实践，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我国的国防工业体制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多年来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在这种体制下，“等、靠、要”的思想比较严重。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军工投资相对减少。为了激励国防工业部门和企业增强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弥补国家对军工投资的不足，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王震同志提出并经国务院批准，对国防工业各部实行了财务包干，即规定每年上交国家一定的利润，超过部分留给部门用于更新改造和发展民品。各部对有条件的企业，也实行利润包干。这是国防工业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实践证明，实行这一改革，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有利于打破“大锅饭”，有利于加强经济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益，也有利于扩大各部和企业的权力。
在抓紧体制改革的同时，王震同志还大力推进国防工业的对外开放。在他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国务院国防工办和第三、四、五、六、八机部先后成立了出口公司，在产品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军民品出口，增加了创汇，为国防工业摆脱困境和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扩大对外开放中，王震同志一直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摆在突出地位，作为加强国防科研、提高科技水平的重大措施。他多次指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这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对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改造工厂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加快四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要求国防工业部门，充分利用有利时机，抓紧同国外进行科学技术和经济合作，通过买方信贷、补偿贸易、合作生产等多种渠道，加强科研，加速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多年来，通过引进技术和智力，促进了国防科学技术的大跨度发展，提高了自行研制的能力和水平。
现在，王震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他为国防工业改革与发展作出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