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沿海·沿江·沿边地区·改革开放研究征文
股份合作制推进了农村市场经济发展
——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张友余
温州股份合作企业，是广大农民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实践过程中创造的一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它产权明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机制灵活，有力地推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到１９９２年底，全市有股份合作企业２４１５３家，其中工业企业１．７万多家，年产值８８．６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４７％，占整个乡镇企业产值的８０．５％。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温州股份合作企业更加勃发出新的生机，成为构筑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市场活动的竞争主体。
股份合作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股份合作制是家庭企业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创新。８０年代初期，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层次是家庭工业，即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主要从事投资少、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运输方便的再生加工产品和小商品起步。它们充分利用自身的资金、传统技术和家庭住宅，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出现了桥头钮扣、金乡小商标、肖江塑料编织袋、柳市低压电器等十大产销基地。到１９８４年，全市已有家庭工副业户１３多万，产值占全市农村工业总产值的近６０％，由此形成了以家庭生产经营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供销员为骨干、小商品大市场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温州经济格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成了家庭企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而现有狭小的家庭经营已愈益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内部发展的动力和外部市场竞争的压力，逼使家庭企业实行变革，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市场的挑战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于是开始了几家、几户集资投股，以资带劳、联合经营。接着又突破亲属关系合股的狭隘性，实行更大范围的资金、技术、场地、跨所有制性质的合股合作生产经营。这样，既保持了个人经营的积极性，又发挥了生产要素组合的优越性，形成了规模效益。各类股份合作企业很快在农村应运而生，并广泛运用到城市企业。
政策导向推动股份合作企业蓬勃发展。家庭企业发展以后，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大量雇工，发展私营经济；一种是相互组合，发展股份合作企业。但是，在股份合作企业发展初期，由于无章可循，不少企业出现了“一年合伙，两年红火，三年散伙”的不正常现象。为了引导多种经济成份的更好发展，１９８７年以来，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股份合作企业的性质、特点、财产制度、分配办法以及其他各项政策作了规定，并选点试验，制订章程，建立制度。然后，向全市推开，为其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此同时，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也得到了国家农业部和省领导的重视和肯定，从而形成了农村股份合作企业是劳动农民的合作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共识，并准予以集体所有制（合作企业）登记注册。这样，在经济上，股份合作式的经济实体，有一定的企业规模，经得起风浪，弥补了家庭工业的局限性和脆弱性。而且企业有不可分割的集体积累，既是资金的联合，又是劳动的合作，有较强的社会主义集体合作因素。它能较大程度获得各级政府的公开鼓励与支持，又能广泛地为农民所乐于接受。用农民的话讲：“股份合作，产权明晰，利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拿得到，合乎实际，顺乎民心”。
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建设
１９８７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温州建立以乡镇企业制度建设为重点的综合改革试验区。从此，我们把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建设摆上了议事日程。
温州股份合作企业，主要是由个体、家庭工业按其内在的发展要求，通过联户、联营、合资、合股等形式逐步演变形成的。从股金投入和组织形态看，主要有四种类型：一类是以资带劳，全员入股型。这类企业职工之间的股权均等；二类是股份经营型，即股东按份投股，合股经营；三类是混合型，由国家、集体、个人等互相参股，形成多种所有制的混合型结构；四类是“总厂式”股份合作企业。根据国家有关农村合作经济的政策规定，结合温州的实际，我们认为股份合作企业制度建设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企业制度建设的一个导向，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我们颁发了《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等一系列文件规定，强化了股份制的方式，建立企业内部的产权制度；按照股份和合作的原则，建立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将股份制和合作制两者结合起来，融于一体，构造一种机制灵活的新型企业制度。具体的举措是：
确立产权明晰的财产制度。产权明晰化，是企业制度建设的基础。股份合作企业产权制度是以按股共有为主体，实行按股共有与共有共用相并存。企业资产由股东个人所有与企业集体所有两部分构成，原始投入的股金、扩股、增股的新增资产及税后利润５０％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属于股东所有；集体原始投入的资产属集体所有；税后利润提取１５％的公共积累，属于企业集体不可分割的共有财产，用于发展再生产。在产权关系上，对于股权的处置，我们经过实践和探索，作出了不准退股的规定，但允许股权的继承、买卖和馈赠，稳定了企业。现在，企业的资产构成，呈现出三种趋势：在自有资本与负债比例上，自有资本大于负债，但负债的比例有上升趋势；在股东自有资本与公积金的比例上，自有资本大于公共积累，但公积金逐渐呈上升趋势；在股份资本的比例上，个人股金的投入远远高于集体法人股东的投入，但集体、法人股也有增多的趋势。根据这一实践，目前我们有重点地将股份制的灵活机制引入乡镇集体和国有企业改革，对其资产进行评估，增量资产实行股份制，即保持国有资产的增值，同时注入新的经营机制，突破了国有资产模糊的改革症结，有效地进行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试点。
规定利益直接的分配制度。分配合理化，是股份合作企业制度建设的中心环节。股份合作企业个人收益分配，是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以按劳分配为主，职工实行多劳多得的原则。股东的收益，主要是股息和税后利润分红。税后利润分配，５０％用于扩大再生产，按股共有；２５％作为股金分红；１５％作为企业公共积累；１０％作为职工奖励福利基金。据有关部门对４００多家股份合作企业调查，其年税后利润分配与政府制订的分配制度基本吻合。根据调查匡算，其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大体比例是７∶３和６∶４之间，体现了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共同富裕道路的一种有效途径。
建立民主的管理制度。一般的企业都建立股东大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集体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股东大会是企业最高权力机构，行使所有权；董事会是股东大会休会期间常设机构，行使决策权；厂长（经理）是企业法人代表，行使经营权。这将企业财产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互相制约。企业行政机构和负责人也按股份制的原则产生，股东大会选任董事，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任，厂长（经理）由董事会委任。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里，还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组织，加强了职工的民主参与意识和监督职能。
股份合作企业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的建立完善，标志着这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从一般的乡镇集体企业和私营合伙企业中分离出来，具有真正的自负盈亏、自我制约、自我发展的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并取得自己合法的经济地位，成为温州经济发展中一种相对独立的企业形态，并从自发状态向着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逐步发展。
股份合作企业新的发展态势
改革１４年来，温州股份合作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列在各种所有制经济总量的首位，在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当前，在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温州股份合作企业正呈现出一种不断拓展深化的发展态势。
在企业规模上，向总厂式、集团化方向发展。这类企业产生于“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农村，通过集股、扩股、联合，根据自愿、互利、平等的原则，采取“统一管理、双层经营、分级核算、自负盈亏”的形式组建成了总厂式的企业集团。根据１１家股份合作制总厂式集团统计，共有成员分厂６７９家，２１９５个股份，形成了一批以龙头产品为中心，以专业村为基础的企业群体。瑞安市塑胶鞋股份合作总厂，组建于１９９０年，３年来累计产值已达２．２亿元，上交国家税收１７００万元。股份合作总厂式集团企业的产生，优化了企业组织结构，发挥了企业规模效益，显示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进而加速了市场发育、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进程。
在经济结构上，从第二产业向多产业方向发展。股份合作企业始于第二产业，又很快地流动到第一、三产业。这里有农民合股，购置了最豪华的大客车，开辟了从温州到北京的直达班车，创全国最长的客班线的；有在农村中的种植业、养殖业中出现大批股份合作企业组织的；有股份化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等等。股份合作制向多产业发展的事实表明，这种企业制度创新，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渗透性，具有较强的活力。
在所有制结构上，从单一个人投股向多形式、多层次投股的混合化方向发展。股份合作制初创阶段，投股者基本是农民个人，利用资金、实物、场地入股，实行优势互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制度建设的深化，出现了国家、集体、企业法人、个人相互参股投资的热烈场面，从而形成了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多种形式的混合化结构。据瑞安市十多家股份合作企业调查，其资产结构是，个人股份占５３％，法人股占３０％，乡村集体股占１７％。股份合作企业参股混合化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企业组织结构和产权关系的改革趋向更成熟的阶段。
在市场导向上，从国内为主向外向型方向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已不仅是量上的简单再重复，而是十分注重质的内涵拓展，把目光瞄向国际市场，走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去年，全市共有３００多家股份合作企业出口创汇，外贸供货额达６亿多元。现累计创办“三资”企业１１０家，总投资约占全市总额的６５％。其发展趋势是：以工业卫星镇为重点，以开发小区为基础，以精细产品为拳头，外向发展领域不断扩展，档次不断提高。如苍南金乡徽章厂以产品精致的优势，承揽了国外一些军章警徽业务，引起国际同行的注目。我市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正在出现质的变化。
上述态势表明，目前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发展格局适应了市场变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只要抓住机遇，加以完善和提高，进一步把股份合作企业与外向型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使其在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一定能够促进温州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为中共温州市委书记）
第5版(理论)
专栏：
提高政务信息在决策中的参与度
马汉坤
政务信息作为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换，其在行政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愈来愈为各级行政领导所认识。鉴于政务信息是一项新兴事业，加上长期以来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不少领导在具体应用中又常常感到陌生，仍然习惯于盼“红头”、看“来头”、等“点头”，许多宝贵的政务信息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因此，提高政务信息在决策中的参与度，适应市场经济运转，已成为各级领导一项新的课题。
对策一：着力于增强各级领导特别是基层领导的信息意识，把政务信息工作置于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政务信息价值的实现，是通过领导掌握并引起注意为前提的。因此，增强各级领导的信息意识显得尤为重要。其实，领导者的每一项活动都是以掌握信息为基础的，整个领导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获取信息、利用信息进行决策和组织实施的过程。作为一名现代领导者必须具有信息“饥饿感”和紧迫感，最大限度地消除对客观对象认识、把握的不确定性，这样才能尽量减少、避免领导决策的偏差和失误。
目前，在一些领导特别是基层领导中存在一种偏见，认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信息十分重要，政务信息与己关系不大。这实在是一种模糊的认识。且不说政治与经济须臾不可分离，就是单纯的政务信息，也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内涵。去年秋天，韩国总理访华，受到钱其琛外长很高礼仪的接待。我们省的悦达集团总经理得知这则信息后，意识到中韩可能建交，进而推测中韩贸易交往将扩大。于是他把视线投向仅与汉城一水之隔的胶东半岛，并连夜与山东方面联系房地产等有关的投资，第二天又赶赴鲁，终于达成房地产交易协议。数月后，中韩建交，房地产价格由此翻了一番。悦达集团取得的经济效益自不待言。这又表明，当人们把目光转向经济建设之际，政务信息的经济链并不因此消失，相反却潜藏着更多的机遇，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经济头脑去发掘并加以利用。
对策二：着眼于提高政务信息服务水平，增强对行政决策的渗透力。
提高政务信息服务水平，是提高政务信息在决策中参与度的关键。只有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善于研究、探索、反映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能够超前思考、超前预测，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提出可能掺入领导决策的高层次、高品位信息。
为此，要做到“三个结合”。一是与调查研究相结合。政务信息工作仅仅限于“二手材料”的摘编，难免流于肤浅、空泛。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搜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加以系统的分析、研究，才能有效地发掘信息，进而实现信息价值。二是与形势预测相结合。正确的决策源于对现时形势的准确把握和未来趋势的正确判断。政务信息工作借助接触面广、信息渠道多的有利条件，多发布一些预见性强的、能反映形势发展趋势的信息，为领导提供主动性的服务。三是与综合工作相结合。政务信息工作者在机关工作，具有综合各方面信息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实现信息工作与综合工作的有机结合，能够更深刻透彻地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全貌，有助于反映全局动态和事物的运动过程。
对策三：着重于运用行政力量建立信息网络，形成有序高效的政务信息运行机制。
某一行政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部门，应成为该行政区域的信息中枢，负责建立健全各级信息网络，统领、组织、协调全部信息活动。任何一级信息机构，均应把自己置于网络之中，实现有序运转。政务信息网络中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要相互配合、上下沟通、协调运转，成为灵敏高效的信息运行统一体。要建立一整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实行目标管理、实绩考核。各级行政领导要关心、支持政务信息工作，适应工作需要，配备必需人员，改善信息传递手段，确保政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以便有效地提高经济工作等方面的决策水平。
（作者为通州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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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沿海·沿江·沿边地区·改革开放研究征文
耕海牧渔建设海岛
宋修武
长岛位于黄渤海交汇处，系渤海咽喉，京津门户。近几年来，海岛经济实现了超常规、跳跃式发展。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０日，山东省委、省政府正式命名我县为全省第一个小康县。
长岛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提前跨入“小康”，主要是坚持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抓住机遇，选准发展的起跳点。我县最大的优势在海上，但是我们过去脱离了海岛实际，长期搞“以粮为纲”，结果海荒、岛穷、民苦，到１９７８年渔民人均分配还不足２００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摆脱了“左”的思想束缚，特别是１９８４年全省第一次海岛会议在长岛召开以后，我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迅速把海岛经济由以粮为纲转到了以渔为主上来。当年，渔民人均分配达到７５５元，一举甩掉了贫穷的帽子。从１９８５年开始，我们在积极发展捕捞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养殖生产，走“以养兴渔，以渔兴岛”的新路子。为了推动海洋开发不断向纵深发展，我们于１９９０年提出了“耕海牧渔，建设宝岛”发展战略，向“耕海牧渔”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把科技工作作为“耕海牧渔”的重点来抓，全县基本形成了上下贯通的科技网络。我们还先后从国家和省、市科研部门邀请专家进岛，进行重点课题攻关，在缩短扇贝养成周期，鲍鱼、赤贝、扇贝、海带等多品种、多形式采苗、育苗、养殖等方面都获得了重大突破。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战略的大转移，实现了海洋开发的历史性突破，进而带来了渔村经济的大发展。到目前，全县海上筏式养殖总规模达到５万亩，整个列岛周围６０万亩水域已形成一个广阔的“蓝色农牧场”，形成了海上筏式养、海底地播养、陆上工厂养的县乡村三位一体、竞相开发的立体化养殖格局。１９９２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２．１倍，渔村经济总收入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１８倍。
实践证明，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小康，必须不断深化渔村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渔岛经济发展步伐。１９８４年前，我们先后实行了“五定一奖”、纯益比例分成、大包干等村级统一经营下的责任制；１９８５年初，我们在渔业生产不景气的情况下，将渔业生产资料作价下放给联合体、个体户经营。这两个阶段的改革，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虽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最终没有取得成功。统得过死的生产经营体制，压抑了渔民生产的积极性；而放得过宽的分散经营体制，也适应不了渔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特别是在向远洋的深水大流进军方面，一家一户势单力薄，渔民只能“望洋兴叹”。严峻的现实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要实现渔业生产的长足发展，只有个人生产的积极性，不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也不行，必须建立使两者有机结合的渔村经济新体制。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大胆推行了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为主题的深化渔村改革。首先，全方位依法完善渔村承包合同，调整增加集体提留，理顺了积分关系。其次，按照“双向自愿，择优回归”的原则，建立了以村级集体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的生产经营体制。再次，围绕建立具有长岛特色的渔村经济新秩序，在渔村推行了渔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企业化管理，在宏观调控上把该统的统起来，在微观搞活上，全方位把渔民推向市场，使责权利直接到船、到户、到人，启动了各个方面的生机和活力，渔村中蕴藏的巨大潜力得以充分地发挥，集体经济开始走上了积累—发展—再积累—再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作者为中共烟台市委常委、长岛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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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趋势与对策
高小平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区域性经济集团一般都具有自我保护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因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可以从两方面影响国际贸易。一方面，由于集团内部相互开放、协调，取消一系列阻碍商品、劳务等自由流动的限制，将会促进集团内部贸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区域性经济集团对外则往往实行集体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其规模越大，层次越高，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也就越严厉。总的来说，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将会加剧国际贸易中的贸易保护主义，给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制订相应的对策：（一）加强政府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和协调。近几年我国的外贸体制已由集权型向分权型、由单一渠道向多渠道转变。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由于一些必要的宏观管理措施没有跟上，结果导致多头对外，内部相互竞争的现象愈演愈烈。国家对外贸实行统制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在当前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更有必要加强政府对外贸的宏观管理与协调，以使分散的力量相对集中起来，形成统一对外的局面，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二）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目前，许多国家都把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打进区域性集团内部市场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努力创造条件积极开展对外投资业务。但目前我国的对外投资额还比较小，而且资金大都投向发展中国家，难以进入欧共体、北美等重要市场。因此，我们应有步骤地增加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投资，在当地建立若干就地生产、销售和服务一体化的海外基地，为今后涉足这些大市场奠定基础。（三）提高非价格竞争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点已由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一些非价格方面的因素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是习惯于以低价取胜。然而仅靠价格低已不具备竞争优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难以立脚。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以低价取胜的传统观念，提高非价格竞争意识，以有效地冲破集团贸易壁垒，扩大出口。（四）建立高层次的出口商品结构。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比重虽已超过初级产品，但由于受到生产技术水平低等因素的制约，工业制成品中还是以粗加工、低附加值产品居多。当前，国际贸易中像纺织、制革、粮油等产品已成为配额限制的重点，而这些产品又是我国出口的重要项目。但西方国家的配额限制往往是限量不限值。为此，我们应对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增加高、精、尖产品的比重，这样可以在同样多的配额内多创外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