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风高范远松苍影长
——缅怀王震同志
宋健周光召何康
王震副主席溘然离去，顿发脉脉哀思和无尽仰慕之情。
王震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战功显赫的将军，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深受科学界尊敬的良师挚友。他对科学与文化事业素怀深厚而坚定的情感与热忱，终生尊重知识，珍惜人才，无论身居要职或在逆境中，始终鼎力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舍身保护身陷困境的科学家，赢得了科学界的敬仰与爱戴。王震同志走了，走得那样平静，然而他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支持与贡献却留下了永久的怀念，风高范远，松苍影长。
王震同志出身于湖南浏阳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从小为摆脱贫困与苦难而顽强奋斗，１３岁到长沙谋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革命以后，３０年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创湘鄂赣苏区，领红二军长征；树南泥湾红旗，建功勋于西北战场；出玉门关外三千里，布人民子弟兵遍天山；率大军筑路架桥，统十万战士戍边垦荒。人民的贫困、革命斗争的实践使他强烈地认识到科学知识的价值，激发起他对科学的憧憬与向往。当他看到自己的孙辈从学校毕业时，曾满怀深情地说：“你们小学、中学都毕业了，我呢，一个业也没有‘毕’过，你们生活在新社会，能有机会学习真是幸福啊。”他以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与敏锐深深地热爱科学，衷心地笃信科学，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对科学技术寄予无限的希望。他常说：“我们干革命、搞建设没有科学技术就什么也办不成，没有知识分子就什么也办不成。”他主持每项事业都坚持兵马未动，科技这个粮草要先行的原则，强调一定要把培养科技人才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他始终坚持教育、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方针。他主持建立我国的农垦系统时，亲自筹办、创建了新疆八一农垦大学、塔里木农垦大学、铁道兵农垦局密山农业大学（后改建为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王震同志自己担任校长，亲自参加建校劳动，鼓励学员们争做又红又专，既能坚决完成开发建设边疆的任务，又懂业务技术和科学管理的优秀干部。早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王震同志在新疆军区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就强调说：“建设边疆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家要携手合作”。为了发展我国的天然橡胶生产事业，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组织领导下，１９５８年创建了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两院），吸收了一大批科学家参与研究开发工作。王震同志重视科技、重视科技教育的远见卓识，使“两院”在我国天然橡胶和热带作物研究开发与组织生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我国热带植物科学研究的中心，今天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王震同志总是虚心地向各行各业的专家请教，认真地阅读土壤学、栽培学、细胞学、遗传学等专业书籍，不断了解世界前沿科学技术成就，经常与科学家们讨论问题。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王震同志深刻地认识到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他置“四人帮”的围攻于不顾，坚持真理，尊重科学，多次表示支持邓小平同志的这一伟大创见，在工作中努力实践这一思想。在发展生产的问题上他力排保守意见，只要是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不管来自什么国家，他都虚心学习并大力推广。他积极组织力量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优良种籽、种畜、种禽，推广先进的种植、繁殖和耕作技术。今天已全面普及了的地膜覆盖技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引进的。
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深信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热心于学习和支持科技事业，这本身已属难能可贵。更为科技界所敬仰的是，在科学受到压制，科学家们陷入困境的年代，他以革命家的气魄，挺身而出，为保护科学真理，仗义执言，表现出科学界尊为最高原则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几千年农业传统的中国，历来把粮食生产看作是民族生存的基础，社会发展的保障。民非谷不生的经历，形成世代中国人民的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５０和６０年代，为发展畜牧业，有时必须用精饲料喂养。有些人对用粮食喂猪、喂牛、喂鸡很不理解。王震同志对于粮食当然有深厚的感情，但是他更尊重科学原理，服从科学结论。他亲自组织科学研究，反复比较奶牛草饲与料饲投入产出的科学数据，多次请畜牧专家分析精饲料喂养的科学道理和经济合理性。他亲自组织引进种畜，繁育中国的黑白花奶牛。农垦系统以精饲料养猪，使猪肉产量连年上升，增加了全社会动物蛋白的供应量。王震同志支持用全价饲料养牛的研究工作曾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人还没有蛋白质、维生素吃，还要把这些好东西喂牛？！”有人甚至指责他“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围了”。王震同志说：“牛吃精饲料不犯法，为什么不能吃？我就是支持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说得对，合乎科学原理，就要按照他们说的办！”王震同志坚持科学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科技工作者。在他的支持下，我国优质奶牛研究开发工作坚持了下来。今天，中国奶牛的品种和饲养水平已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为解决中国人民蛋白质营养作出了很大贡献。
王震同志一生珍视友谊，特别重视与知识分子为友。中国科技界、文化界有一大批与他情同手足的莫逆知己。他们大多数是在工作中与王震同志相识，得到过他的支持与关怀。许多人在危难之际，困苦之时受到过他的保护和帮助。“文革”期间，一批年轻人聚集在华罗庚教授家里研讨课题，王震同志到场，当听到有人对华罗庚教授直呼“老华”时，他非常生气，当即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并讲了一番尊师敬贤的道理。从此“老华”的称呼改为“华老”，成为“文化革命”期间科技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尊称之一。
王震同志历来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以身作则与民众同甘共苦。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看到科学家在挨饿，他心里十分难过，亲自命令从东北给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调来粮食，以解挨饿之危。王震同志一贯力主解决知识分子生活待遇过低的问题。他经常讲解放初期毛主席请他负责工资改革的往事。他曾向毛主席谈及专家教授的工资标准，毛主席说：“华罗庚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我高，其他人你看着办。”
王震同志是深受全国人民崇敬的国家领导人和科技界的良师挚友，他对于科学技术的感情远远超出了个人感情的范围，他始终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指挥大战役的气魄关怀科技事业，爱护和支持科技工作者，真心实意地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依靠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视为振兴中华伟大事业之必需。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在宋庆龄病重的日子里
李文学
今年１月２７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诞生１００周年纪念日；５月２９日，是这位伟大女性逝世１２周年祭日。１２年后的今天，笔者撰写这篇迟发的拙文，寄以哀思。
１９８１年２月，跟随宋庆龄转战多年的李燕娥女士病逝。随之，宋庆龄的健康每况变劣。经常伴有低热，四肢乏倦无力，做事力不从心，明显地出现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症兆。５月１４日晚，病情急转变笃。体温骤升到４０．２℃，呼吸困难，心力严重衰竭……
信念，闪烁着灼光
“人生，要为人类的进步与和平而进行不懈的斗争。”这是宋庆龄一生的信念。病魔摧残了她的肉体，可这一崇高的信念却时刻犹在。她，明知桑榆晚，催马扬鞭疾奋蹄。
自从健康每况愈下，她以顽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病危前，她坚持多活动，少休息，尽量按正常的作息时间安排工作和学习。每天起得很早，早餐后利用上午这段她认为的“黄金”时间做点事情。中午休息的时间也并不长，晚间也经常很晚才入睡。由于身体虚弱，不能在写字台前久坐，就半躺在床上看文件或书，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床边给她托着木板，她在上面写东西。５月７日，秘书向她汇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准备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时，当时她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令人担忧的地步，她毅然决定抱病出席仪式。５月８日，她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人民大会堂，亲手从维多利亚大学佩奇校长的手中接受了荣誉证书，并发表了长达２０多分钟的讲话。她在讲话中所说的：“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的片语，表明了她忍痛出席仪式的意义所在。
１９８１年春节过后，邹韬奋纪念馆开始选编《韬奋手迹》一书。韬奋的爱人沈粹缜从上海来到北京，请宋庆龄给题写卷名，当时她高兴地答应了，但她说现在她的手写字抖得厉害，等好些后再写。以后沈粹缜看到她的病情愈发严重，就不忍心再提此事，本以为“压埋”了。５月１２日天方发白，宋庆龄就起床了。她叫来身边工作人员，说要做事，她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艰难地走到写字台前坐下，稍息一会儿，然后摊开纸，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韬奋手迹》四个大字，并工工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注上了时间。写完后看样子她自己不太满意，就又写了一张，让两份选用其一。身边工作人员扶她上床躺下，这时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现在放心了。”她俨容中流露着惬意。
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就要到了，她怎能不思念着孩子？急切地盼望着能到孩子们中去，倾听欢声笑语，享受天伦之乐。可病魔不允许了，但她并不服“输”，仍然要表达她对孩子们未来寄予的希望。就在她病危的５月１４日上午，她对康克清说：“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不能出席大会了，但我要告诉孩子们——我的心和他们一起跳动。”说着，让工作人员拿来托板，她在给“六一”儿童节报告会的贺信上，工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对康克清说：“我预祝大会开得成功！”
遗嘱，同英灵一样流芳千古
３月下旬，宋庆龄对守护在身边的沈粹缜说：“上海是我的出生地，是我从事革命活动和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在那里，我交往过许多革命者和进步朋友，当年福利会的大批医药物资运往解放区，支援人民军队，也是从上海运出去的。解放后，我又在那里会见了许多友人。”宋庆龄还说：“上海有孙中山先生的故居，有中山先生的遗物，而且我的父母都葬在那里，我热爱上海，去世后一定要把骨灰盒子葬到那里。”说话间，还用手比画了个图样。
把骨灰葬于上海，这是宋庆龄自己意定已久的。早在她身体还好时，就曾对身边的顾金凤说过：“以后不管我死在北京还是上海，你们都要把我的盒子埋在我父母的身旁。”听到她说这事，顾金凤就劝她不要想得过多，并预祝她更加健康长寿。５月初她病重后，又常常把顾金凤叫到床前，反复地对她说：“我嘱咐你的话都记住了吗？我死后一定要告诉组织上，把我的盒子送到上海安葬，要把我和李姐都葬在我父母身旁。”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她临终之际仍然怀念着孙中山先生和他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病危前，宋庆龄曾对沈粹缜说：“上海住处还有孙中山先生许多衣物，每年都是由李姐负责晾晒，现在李姐故去了，只得我整理了。等我身体稍好后，你帮我一起把中山先生的衣物重新整理整理。”
５月２０日上午９时，前来看望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走后，宋庆龄同近日一直守护在身旁的廖承志同志，进行了长达２０多分钟的交谈。宋庆龄以坚强的毅力，克制病魔的阵痛，一句话带两声喘，艰难地说着。廖承志叫着她：“叔婆！”她极力地睁大眼睛，一直不停瞬地望着廖承志。廖承志急忙伏下身子问她：“您觉得怎样？”她嘴唇微微地运动着僵硬的舌头，开口说：“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虽然声音很微弱，但还能听清楚。紧接着一阵急喘，稍有平息，她又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廖承志很紧张地用手挡耳去听，可是两阵急喘过后，说出的仍是：“如果我发生问题……”那句话。廖承志看她强忍病痛，挣扎着想说下去又发不出音来的样子，不忍心再让她痛苦地说下去了，只好将浑身激荡的感情埋向心底。廖承志对宋庆龄说：“请您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听到这些，宋庆龄很激动地点了点头，因高度体温烧得通红的面颊上浮上了一丝满意的笑影，并且连连点头，意在说，我都明白了。廖承志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请您好好休息，不要再讲话了，我明天再来看您。”宋庆龄又微笑着对廖承志说：“明天……明天……”话说不出口，她会意地又向廖承志点了点头。明天廖承志自然又去了。可是，天夺人意，她当时正处在半昏睡的状态中，明天的话，永远地、永远地没了。
归宿，她身上覆盖着中共党旗
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宋庆龄一生的夙愿。从１９２３年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以来，宋庆龄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长期革命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她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在一起。１９５８年宋庆龄在上海，刘少奇、周恩来到住处去看望她，她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当时刘少奇、周恩来两位党的领导人回答她说，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到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还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但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当即表示理解党的考虑。从那以后，宋庆龄一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党也把她当作自己的同志，经常把一些党的重大决策告诉她，征求她的意见。
３月下旬，邓颖超同志代表中央常委去看望她。谈话中宋庆龄明确阻止不要再称她副委员长，邓颖超同志对她说：“称你庆龄同志！好吗？”听到这句话，她的心底荡起了欣慰的涟漪，吻着邓颖超的双手，含笑频频点头。临别时，她俩互相拥抱，亲吻着面颊。
１５日早晨，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后，彭真、邓颖超同志去看望她。彭真同志对宋庆龄说：“你虽然没有入党，但党一直把你当作党的一名领导同志看待。”听到这话，宋庆龄又一次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当时邓颖超说：“我们要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党也正在考虑你的入党问题。”宋庆龄高兴地说：“好！好！”声音尽管是微弱的，却说出了人世间最刚劲、有力的音符。上午１０点，彭真、邓颖超同志把宋庆龄入党的要求报告给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下午３点，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与会同志详细听取了邓颖超同志关于宋庆龄要求入党的申请和宋庆龄同志的生平介绍，一致通过了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授予宋庆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下午６时，廖承志、宋任穷两位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立即从中南海会议室前往宋庆龄住所，把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喜讯告诉她。廖承志激动地握着宋庆龄的手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庄严决定接收您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躺在病榻上的宋庆龄，听到党中央的这一决定，面露激动之色，目不转睛地看着廖承志、宋任穷同志，再三点头，微笑，眼里闪着喜悦的泪花，但持续的高度体温，烧得她难以开口说话了。
１６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遵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召开了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刚结束，彭真、廖承志同志就赶赴宋庆龄住宅，把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的决定告诉她。１７日上午６点半钟，病榻上的宋庆龄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的消息，她高兴地对守护在身边的同志们说：“听清楚了，谢谢同志们！”
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９日２０时１８分，一颗伟大女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紧瞑双目，安然地躺在鲜花翠柏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地久天长不能尽，人民深沉的怀念无终期！
（附图片）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同志
张德成
乔木同志一直是我敬重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初期，学习了他的著名论文《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以后又不断读到他的文章。１９７９年底至１９８０年期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还当面听过乔木同志的讲话。无论是他的文章和讲话，都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乔木同志学识渊博，文、史、经、哲无不通晓，尤其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党特别是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全党公认的，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同乔木同志直接接触，是在１９８５年秋，陪同他去黑龙江、吉林一面休息一面作点调查研究。几个月后，调去作他的秘书，有了直接接触，了解也就更多更深了。
１９８６年春，我所在的单位的领导同志找我谈过几次，就到乔木同志处工作一事征求我的意见。我一直在犹豫，不敢承担，甚至写过书面意见，说明我的学识和文字能力都难以适应乔木同志工作上的要求。时过两三个月，突然通知我去报到。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果然乔木同志早已等候在办公室。那天，他兴致很高，异常兴奋，我刚坐下，没说一句客气话，他就谈开了。他谈到当前思想理论上的一些问题，特别谈到如何作一个合格的秘书。他说：作秘书，特别作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固然要守纪律，善于按照领导同志的意见和意图办事，但只有这一条不够，还应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讲出自己的见解，要敢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谈到这里，他顺便举了一个例子：说前不久，他看到一位领导同志的谈话稿，有几处提法不符合国家刑法规定，本没有人委托他作修改，他马上主动地作了必要的修改，并亲自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此件即使发出也要追回，并把他的修改稿送上。他的意见和修改稿当即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然后，话锋一转，对我说：我讲此事，你不一定遇得到，只是说明当秘书也要有这种精神，不要在领导同志面前唯唯诺诺，明知不对也说是是。有的事，你听了就算了，绝对不许向任何人讲，对老婆也不能讲，作秘书就要严守纪律。要用党籍来担保：绝对遵守党的纪律。我听了，内心为之一震，很受感动，对一位老革命家的敬重心情油然而生。过去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一位很严肃的人，报到之日就已领教到了。
我在乔木同志处工作约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乔木同志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一面养病，一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每次到外地休息，总是邀请有关方面的同志来住地座谈。在北京，凡是中央委托他做的事情和需要他参加的会议，总是认真对待；也时常请文化界、理论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到家里交谈，或派秘书去转达他对某个问题的意见和了解的有关情况。乔木同志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党的工作和需要就是他毕生的追求，在我的接触中，从没有感到他有名和利的丝毫打算，而且无论对待什么事情，都是非常认真的，讲党性，讲原则，守纪律，也从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有一次随同乔木同志到了某省，省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在宾馆欢迎乔木同志。见面没说多少话，他就感到身体不适，进卧室休息了。省委领导同志要我报告乔木同志：当天晚上省委几位领导同志在宾馆设便宴欢迎乔木同志。乔木同志得知后，当即要我婉言谢绝，并向省委领导同志表示谢意。第二天上午８点刚过，有一位负责同志来到宾馆要求见乔木同志，说头天有要事没有能够来，今天特来看望乔木同志，态度是真诚的。我向乔木同志报告，他毫不含糊地要我转告这位负责同志：我是来休息的，这里没有什么事，请即回去，有时间多做工作不好嘛，为什么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样一些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应酬上呢？在其他地方也多次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据我了解，不少同志完全是出于对乔木同志的敬重和仰慕，前去看望他，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乔木同志多次对我说：地方上的同志特别是作领导工作的同志本来就够忙的，我们北京来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给他们添太多的麻烦，即使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也要多加谅解。本着这个精神，在各地召开座谈会总是人不多，估计每个人都能有发言的机会即可。对此，乔木同志很满意，他说：不能让人家老远跑来，连一次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就很不合适，开会不要人多，要重实效。
乔木同志从来是改革开放方针积极的宣传者。早在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１日，乔木同志就曾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发言。这篇发言，后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并由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他在这篇发言中提出，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和价值规律，保证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必须进行经济改组和经济改革。乔木同志这些重要意见，后来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采纳，并写进了全会的公报。１９７９年１月３日，乔木同志在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就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提法从理论上全面地进行了清理，有力地论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还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都根据实践经验，进一步论述了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而这两个文件恰恰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乔木同志主持起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的大量文件和领导同志讲话，乔木同志或者起草，或者提出意见和进行修改，为制定、贯彻和丰富党的基本路线及方针政策做了难以用数字表述的工作。这说明乔木同志旗帜鲜明地、一贯地坚持积极、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愧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