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世界正从工业化社会转向信息化社会。展望更多依赖脑力劳动的信息时代，奈斯比特强调：
妇女将大有作为
——访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
何洪泽
美国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与其夫人帕特里夏·阿巴登去年底合作出版了《妇女大趋势》一书。这本书与他们以前出版的《大趋势》及《２０００年大趋势》一样，受到各界的关注和好评。该书的中文版即将在中国出版发行。为更多地了解有关情况，记者到波士顿的剑桥，拜访了这位学者和作家。
奈斯比特先生的家在幽静的哈佛大学校园区，窗外是风景如画的查尔斯河。宽敞整洁的客厅里陈设着现代派的雕塑艺术品。这些雕塑线条简洁，富有想象力。它启发欣赏者的思维，似乎也代表了未来学家那种超越时空、深邃广博的思想。
谈起《妇女大趋势》一书，奈斯比特先生说，这与他们在１９９０年出版的《２０００年大趋势》有关。那本书写的是９０年代世界十大新趋势，其中一章是关于妇女的发展趋势，认为妇女将在各行各业步入领导阶层。但这一问题当时仅作为一个章节来论述，并没有展开写。书出版后，他们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决定专门写一本关于妇女大趋势的书。
尽管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妇女发展问题的材料，但奈斯比特夫妇还是认真地从头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们访问了许多国家，采访了像冰岛总统那样的女政治家，以及女企业家、女学者、女权运动分子，又从报纸、杂志和书籍中收集了大量资料，前后花费两年时间，完成了《妇女大趋势》一书。
“这本书与其他写妇女问题的书有什么不同？”记者问。
奈斯比特解释道，以往关于妇女的书绝大多数都是写过去，写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希望让人看到妇女问题的严重性。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这方面谈得太多，难免使妇女产生悲观情绪，觉得困难重重，无法实现男女平等。而这本书主要是谈妇女的未来，妇女的巨大潜力及妇女将如何改变世界。这不是凭空臆想。事实上这一二十年，美国的妇女就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过去只有少数妇女有自己的事业，现在是整整一代妇女都普遍受到教育，有自己的职业。特别是战后婴儿潮一代的妇女，现在四五十岁，在各行各业都已取得了成就。他说，我想告诉妇女，特别是年轻的妇女，将来妇女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奈斯比特以未来学家特有的洞察力和战略眼光分析了妇女进步的诸因素。他认为，这种进步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教育的普及息息相关。高技术的发展使世界从工业化社会转向信息化社会，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已经很明显了。这种转化使许多工作从依赖体力变成更多地依赖脑力，而在这方面妇女和男人的发展机会是相等的。在某些领域，妇女的潜能更能得到发挥。比如，日本的电脑软件业主要是妇女承担开发研究的。他强调说，如果社会给妇女创造了与男人相同的受教育机会，妇女和男人一样有能力。
《妇女大趋势》所引证的材料大部分还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但奈斯比特先生认为，世界妇女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他说，东西方妇女有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别，各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也不一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还未完全参与到社会发展的主流中去，主要原因是经济有待发展，教育也有待普及。他同时指出，发达国家目前也存在男女不完全平等的问题。东西方妇女之间没有矛盾，只有共同的发展目标。
《妇女大趋势》出版后，奈斯比特夫妇收到许多妇女读者的来信，说看了这本书后很受鼓舞，激发了她们奋斗向上的信心。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们对妇女问题过于乐观。“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奈斯比特先生说，“世界的发展本身就是乐观的。”
奈斯比特先生最近访问了亚洲几个国家，并第一次访问了中国。他兴致勃勃地谈起在北京与一些普通中国年轻妇女交谈的情况。他说，一些中国女大学生现代意识很强，她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这是非常可贵的。奈斯比特先生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给中国妇女的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会，他相信中国妇女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利弊兼收”与“趋利避害”
冯昭奎
不久前去日本，发现大面值（如３０００或５０００日元）的电话卡买不到了。日本朋友告诉我，其原因是有人在用过的电话卡上做手脚，使之“再生”后再使用，还有人甚至公然在大街上以低价出售做过手脚的旧电话卡。电话公司面对日益增多的电话卡犯罪现象，不得不停止发售大面值的电话卡以减少损失。
现在我国的公用电话还是投币式的，打电话时需要一个一个往电话匣子里塞“钢镚儿”。与之相比，使用磁卡式的公用电话，只需将磁卡插进卡孔即可拨号，自然很方便。但是，随着电话卡的推广才发现，这种技术存在着很难抵御“电话卡犯罪”的缺陷。这就给尚未推广电话卡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教训，使之慎重考虑如何在导入电话卡的同时，及早对电话卡犯罪采取防范措施。
小小的电话卡可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许多事物的弊端或缺陷，往往是伴随着该事物的发展、推广和普及才逐渐暴露出来的。
又如，汽车是快速、便利的交通工具，但随着汽车的日益普及，也出现了诸如事故增多、空气污染、交通拥挤等弊端。现在，东京街道上汽车的平均时速只有２８公里，仅能发挥其实际速度性能（时速２００公里）的百分之十几。为了节省时间，多数拥有汽车的东京人很少开车，而宁肯乘坐地铁、电车等上班或外出办事。
工业化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害等问题。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公害引起水俣病（甲基汞中毒所致）等疾病蔓延，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与传统工业相比，高科技产业曾被认为是少污染、少公害的“清洁产业”。但是，随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高技术产业其实也产生严重的污染。比如，拥有３０００多家各类高技术产业、集中着美国半导体企业３０％的加州“硅谷”，已成为“高技术污染”的“发端之地”。８０年代初，硅谷的一家照相机公司排出有害化学溶剂污染了地下水源，迫使该地区一时中断了自来水供应。
上述例子也都说明，事物的弊端和缺陷需要一个暴露过程。对于先行导入这些事物的国家来说，只有在事物的弊端暴露出来之后，才能认识它们并采取对策和措施。这就在客观上给尚未导入或刚刚导入这些事物的“后来者”，提供了识别这些事物的利弊并及早采取“趋利避害”措施的条件和机会。
事物的利与弊，可说是硬币的两面，难以分割。因此，在导入一个事物之际，“利弊兼收”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们就无法“趋利避害”或减轻其弊害。尤其是在先行国家已经为识别、区分事物的利与弊而付出了时间和代价并采取了克服或减轻其弊害的措施的情况下，作为后来者更应该充分吸取它们的教训，利用它们的经验，积极做到“趋利避害”，有所作为。
刊头题字：邵华泽
刊头设计：邢海滨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加拿大的双语言制
邹德浩
加拿大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语言和文化都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全国人口中，２９％讲法语的法裔居民集居在魁北克省，他们同讲英语的其他９个省份的居民，围绕着语言地位问题经常发生纠纷。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历届加拿大政府都采取了多种措施，１９６９年通过的《官方语言法》规定：“英语和法语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
目前加拿大政府在全国推行的双语言教育，除了规定公务员通过双语考试后每年可得８００加元的奖励之外，还在英语区域的学校推行学习法语的计划，政府为此每年都拨款１０００多万加元。如今，能够同时讲英语和法语的人数呈上升趋势。１９７１年，具有讲两种语言能力的人占人口总数的１３．４％，而到１９９１年，这一比例已增加到１６．３％。相比之下，魁北克省人能同时流利地讲两种语言的人数，在全省中比例高达３５．４％。
加拿大统计局前不久公布的１９９１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家庭中讲法语的人数虽然略有增多，但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仍居于少数。这次人口普查还发现，在家中讲汉语的人数有４３万之多，数量上仅次于讲英语和法语的人数。
在过去的２０多年里，加拿大国内的民族纠纷曾多次引发政治危机。讲法语的魁北克省强调本省“地位特殊”，要求享有更多的自治，其中最激进的分子甚至主张魁北克完全脱离加拿大。双语言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英裔和法裔居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但在实际生活中，制度是一回事，语言使用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双语言制提高了人们的语言能力，有利于促进经济和多元文化的发展，但在印刷、纸张、出版、行政费用上的浪费也相当惊人。有的省份和城市就立法规定英语为本地区的官方语言，无形中冷落了法语。即使在魁北克，由于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投资者在经济上占有优势，人们要谋得好工作，也必须学会英语。
目前，除魁北克省外，各省基本上还是讲英语人的一统天下。所以，魁北克省许多讲法语的人认为，法语文化和法语受到了威胁，双语言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当然，在这些纷争的背后是长期以来英、法裔居民之间的矛盾，单纯的双语言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达豪纪事
张健雄
慕尼黑是我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但这座美丽的城市曾有过不快的历史。希特勒就是在这里策动了罪恶的纳粹运动，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德国人民造成了几代人的创伤。那残害过几十万无辜的达豪集中营就坐落在这个城市北郊十几公里外的达豪镇。
现在，这个集中营已开辟为展览馆，由达豪集中营国际管理委员会管理。营地呈长方形，面积比北京的景山公园还大一半。为防止“犯人”逃跑，营地四周设立了壕沟、电网和围墙３道屏障。瞭望塔上的哨兵对任何进入壕沟８米内的“犯人”都可不经警告开枪射击。主营房原是集中营的仓库、洗衣房和拷打“犯人”的“淋浴室”，现在这里已改为集中营展览馆的图片陈列室和电影厅。主营房门口是个大广场，集中营每天早晚在此点名两次。如果有人逃跑，他的同室难友就会在这里遭受连续３６小时的“点名”惩罚。广场的对面有两列共３４座营房，其中３１座是关押“犯人”的号子房。每座号子房按设计可关押２０８人，而在战争期间，实际关押的人数超过了１６００人。这些营房后来均毁于战火，现在只修复了其中的两座供参观者凭吊。出了南墙有两座平房，是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和焚化室。但这个毒气室从１９４２年建成后一直没有使用过。达豪的“犯人”都是运往德国和欧洲其他集中营的毒气室处死的。根据现有的档案记载，达豪一共关押过２０．６万名“犯人”，但战争期间从欧洲各地运来的“犯人”大多没有入册，因此这里所关押过的“犯人”总数至今还是一个谜。
在纳粹时期所有的集中营中，达豪不是最大的，但却是最早的集中营。它建于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２日，即纳粹上台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后来的集中营都是以它为样板建立的。集中营最初关押的“犯人”主要是共产党员、神职人员和本国的犹太人，战争爆发后，被占领国的大量犹太人也被运到这里。纳粹强迫他们做苦工，以弥补战争造成的劳动力不足。除此之外，纳粹还利用“犯人”做活体生物和医学实验。陈列室里有一组照片，一个“犯人”在高空低压缺氧的状态下慢慢死亡的镜头，令人惨不忍睹。然而，大概是为了照顾德国人民的情绪，我在别的文献上所见到的更恐怖的镜头这里都没有陈列出来。战后找到的支离破碎的档案里记载了法西斯在达豪犯下的部分罪行：从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４年间，３１６６名“犯人”被解往奥地利哈泰姆城堡毒气室处死；约６０００名苏联战俘在集中营附近被枪杀；１２３０名死于各个时期的“犯人”葬于达豪公墓；盟军到达前夕被处死及病死的７５００名“犯人”葬于附近的莱腾堡。
到这里来参观的游人络绎不绝。他们许多是从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欧来的，其中多半是青年人。一对来自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市的青年男女告诉我，他们是波兰犹太裔美国人，他们在欧洲的亲戚中有１３人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其中５人曾在达豪囚禁过。
在达豪的一家古老的酒吧里，我慢慢地翻阅着这个小镇的导游手册。手册的第一页是市长的照片和他致游客的一封信。信上写着：“亲爱的游客们，我和达豪镇的全体市民向您深深地鞠躬，为纳粹法西斯在我们这个城镇所犯下的罪行表示歉意。但我乞求你们，当你们结束集中营的参观时不要把你们的仇恨转移到达豪镇的市民身上，法西斯在这里建立集中营的时候并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在１９３３年纳粹上台时，达豪的市民大多数都投了反对票，而且他们不止一次地帮助过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犹太人脱离虎口。”我为这位市长的话所感动。陪同我参观的穆勒博士告诉我，德国著名的哥德学院碰巧坐落在一条名叫达豪的街上。为了避免这所神圣学府的名字与被法西斯玷污了的地名出现在同一个信封上，学院在另外一条街上设立了通信处，专门收发往来的信函。
当新纳粹主义在德国一些地区甚嚣尘上的时候，大多数德国人并没有忘记历史的教训，他们绝不会允许纳粹主义再次把他们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达喀尔的早晨
顾玉清
曙色满街，雾气蒙蒙的一个清晨，我独自一人离开住所，信步来到达喀尔海滨。蔚蓝色的大海拥围的达喀尔城全被笼罩在淡淡的晨曦中，看上去犹似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陆地，满城的树木花草绿叶扶疏，暗香四溢。海上，水天相接，微波轻涌，涛声不绝于耳。漫步其间，处处清风海影，令人舒心悦目。达喀尔的早晨太美了。
达喀尔是个半岛城市，它宛如一座鹅颈状的陆桥，远远地伸向浩瀚无垠的大西洋。因此，从城市到大海只有一步之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既可享受大都市的各种现代文明，又能独领大海的风韵。一些酒吧、娱乐厅干脆建在海上，饮酒观潮，闻涛起舞，实在是一种福分。为了尽显达喀尔的个性，市政府在修海滨公路时，沿大海边上留出了一片宽阔的空地，或用卵石铺起跑道；或以碧绿的光棍植物和开满花朵的仙人掌种出多姿的图案，供人观赏；或因陋就简，搭起了多种多样的健身器械，整个海滨似乎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游乐场。
清晨，来这里进行各种活动的人特别多。跑步的，垂钓的，踢球的，练歌的……各随所好，尽其欢心。一些残疾人也三五成群聚在一块，有自练的，也有对练的。在一个固定于水泥地上的低矮木杠边，一位只有一条腿的青年笑着对我说：“你给数数，看我能做多少下。”然后，他将那条腿放到杠下，两手抱着后脑勺，做起了腹肌运动。我按其要求数到二十下时，他突然停下来，以审视的目光问道：“试试，你能做这些吗？”我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并甘拜下风地作了个“ＮO”的表示。
在潮汐之后露出水面的一大片礁石上，垂钓者排成了队，有的使竿，有的只使线，鱼饵用的是鱼肉。当我凑过去看热闹时，他们个个已收获颇丰。塞内加尔近海渔业资源丰富，目前年捕捞量为三十五万吨，除供出口外，人均年消费量达二十八公斤。因此，“瓢舀鱼”在这里一点儿也不稀罕。这些钓鱼爱好者中，一个名叫克罗德尔的银行职员认为，渔业无疑对丰富达喀尔居民的食物构成作出了较大贡献。而他们大清早来这里不完全为了给餐桌上增加点美味佳肴，更重要的是为了锻炼身体，陶冶情操，开阔心胸，忘掉烦恼，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达喀尔大学靠海而建，宁静而优雅。该校现有十个系，在校学生约一万五千人。校园前的海滩给大学生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这些塞内加尔未来的建设者们，心灵从小就受到海文化的熏陶和净化，无论是散步的，还是做操的，都显得特别轻松、潇洒和富有朝气。我问一些手捧书本面对大海读书的学生，在室外学习，受不受涛声的干扰？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对这里的一切已经习惯了。一日之际在于晨，坚持早读，环境安静，空气新鲜，书读得进记得牢。
鉴于在此逗留时间较短，第二天我又约朋友一块儿起了个大早，开车沿海滨大道绕城一周。天刚拂晓，位于半岛南部的传统市场上，小商贩们已开始忙碌；东北部、东部工业区及港区，机器轰鸣，汽笛声声；繁华的市区也已车来人往，川流不息，整个城市都喧腾起来了。只有达喀尔的最西端——“西非之角”的历史沉船，在海浪的拍打下，还在酣睡……
当我沿着盘山道，登上达喀尔最高处的马米里斯火山顶时，太阳正跃出地平线，将云和海，城和山，染得一片金黄。随之，美丽的达喀尔城便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日本北海道札幌市旅游部门的工作人员用轮椅推着老年人观光。
董荣贵摄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周末一笑
●周末一笑
“对不起，我们都是行政官员。不过我相信，医生很快就会来。”
志浩供稿
男：“它来干什么？”
女：“我妈怕你有非分之想。”
步青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