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笔谈
谈谈建立和完善报纸市场
梁衡
一、要正确利用市场这个手段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讲“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当然应该包括报纸事业和报纸管理。新闻是不是商品据说还在争论。但报纸是新闻的载体，它比新闻又多出许多物化部分：纸张、工人、发行、广告等，于是它就有了商品属性。不然为什么要成本核算，为什么要定价，为什么要进入流通。但是另一面，它又有政治属性，即它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担负有特殊任务，所以我们常说它是喉舌。对于报纸，我们要研究清楚它商品属性的一面和政治属性的一面，另外还有文化、新闻属性。我们承认它的商品属性，就要大胆利用市场规律，适应市场经济；承认它的政治属性就要坚持舆论导向，坚持社会效果第一。不可因为强调一方而影响另一方。特别应该看到市场机制的利用，还会增强报社实力，从而加强政治上的宣传效果。市场是手段，既要积极大胆利用，又要清醒地看到它可能带来的负效应。社会上有的人把办报当作一种赚钱的手段，是要坚决制止和打击的。
二、报纸市场的繁荣已经形成
培育和完善报纸市场，我觉得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政治形势稳定，党的政策得民心，报上登的正是群众急切想知道的；二是经济形势好，群众在物质生活上解决了温饱之后就追求精神产品的消费，在这方面出现了新的购买力；三是报纸自身品种质量的增加和提高，群众愿买，可看。这三个条件也正好印证了报纸政治的、商品的和文化、新闻的属性。我国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报业取得很大的发展，以上三个条件都已具备。可以说我国报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繁荣并且又具备进一步发展的好时机。
三、要建设好两个市场
现在中国报业已经形成两个市场。一个是公费订阅所支持的主市场，这主要是各级党政机关报、综合性大报和企业报；另一个是读者自费订阅所支持的第二市场，主要是晚报、文摘报、生活服务类报纸。我国现在已有１／３的报纸在自办发行。这很有点像图书市场有新华书店主渠道，又有个体书店、书摊的第二渠道。
对公费订阅这一块，好像我们过去并没有把它看作是市场。其实这也是市场的一部分，虽然是公费，它还是在实行交换，是单位和报社间的交换，并不是无偿分配。但因为有公费和行政介入，它是不完善的市场。不承认这块市场不对，正如我们不能说用于公费医疗的药品就不是商品。报业第二市场的崛起对第一市场有很大的冲击。它的积极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促使这类报纸提高编采质量，好争夺读者，二是促使报社改善经营，适应市场。它也有消极的一面，会采用非经营手段，即内容上的降格来迎合读者、争取读者。最近发现报摊上的一些报纸在盲目追一些社会热点，大写纪实、婚恋、名人生活，甚至虚构内容，人为制造轰动效应。这也是要纠正和防止的。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完善报业市场，适应市场经济，主要是指经营机制的转换，决不是内容的转向。要培育社会主义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具体到报纸市场就看得更明显。对第一市场来说应该改变僵化体制，增强竞争机制，使之更趋完善。对第二市场，要防止它用经济手段牵着政治效果走，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冲击社会效益。
图书市场的改革比报纸大约先行五六年，当初第二市场出现时也有人惊呼对新华书店造成了威胁，发展到现在，是双方携手共建了图书市场的繁荣。报纸也必将走这条路。
四、怎样建立报业市场机制
培育和完善报纸市场，建立报业市场机制，我认为主要从两方面下手。一是调整结构，二是转换经营机制。即从宏观上既要保证党委机关报为主体的格局，又要适当增加一些直接服务于经济生活、群众亟需的又是自费订阅的报纸，引入市场机制。在微观上，报社内部要完成从事业化经营向企业化经营的转换，引入竞争机制。除机关报等部分报纸外大部分报纸要逐步争取摆脱补贴，到市场上自立。
关于报纸市场的培育大致说来就是：一个新手段——市场，要大胆和正确的利用；三个条件已经具备；两个报纸市场已经形成；建立市场机制要进行两方面的转换。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新的时代，新的感情
——重读“讲话”的启示
王世德
每到５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月份，总会更强烈地感到：《讲话》永远是文艺工作的指针。这当然是指它的精神，而不是指它某些针对当时讲的具体意见。
《讲话》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文艺“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要很好解决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中心问题。
时代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但文艺要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则永远是文艺工作要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从全世界范围看，主要是和平和发展。从国内看，主要是江泽民同志讲的“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讲话》说：“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很多作家只熟悉旧的生活，对新时代的群众不熟不懂，就很难写出好作品。“中国是向前的”，读者不需要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因此，作家需要到新时代群众的生活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
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写，历史人物也可以写，但，作家必须有新时代群众的思想感情，中心问题是要使自己原有的思想感情有一番变化。在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换脑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要去除僵化、保守、禁锢、扼杀创新的束缚，要勇于探索和创新，这又是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任意盲目胡干的态度相结合的。文艺工作者总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群众的喜爱，能满足群众的审美需要，为此，就必须和群众在审美感情上打成一片。
群众的审美需要是多样的，又是不断变化的。老是“小放牛”，群众决不会满意。因此，他们又要求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现在，群众有很多通俗的普及读物，不是直说概念，单一的讲大道理，而能有多种生活情趣，有较强的娱乐性，能让群众满足多种审美要求，这是好的。但是，有些作品不厌其烦地重复凶杀、枪战、色情、性欲，是使群众腻烦的。文艺的审美作用中应包括悦目悦耳的娱乐作用，但更主要的还应有愉情愉意的审美作用，更好的应有畅志畅神、提升精神境界的审美作用。审美，包括娱乐，但不只是娱乐。文艺应有娱乐性，但不是一切娱乐都是文艺。文艺应该有高于娱乐的审美作用。只是停留于耳目的声色之娱，着重给人以感官的刺激，刺激可能强烈而迅速，但决不能深入而持久地影响心灵和精神。要深入而持久地影响心灵和精神，就需要有深远意蕴的文艺。群众既需要有娱乐，又需要有文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认为票房价值最高的娱乐就是最好的文艺，把文艺混同于娱乐，以娱乐代替文艺，以低层次的娱乐性的文艺去代替和取消高层次的审美性的文艺，都是不正确的。这不仅是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决不可能只知娱乐，而不知文艺，只知感官刺激而没有高深情感。而且也因为，群众自身有不断提高的要求，他们决不会永远停留在满足感官刺激、低层次娱乐的水平上。因为，他们毕竟是新时代的群众，不愿意精神空虚、思想贫乏、感情低级。
普及的东西需要提高，提高的东西又需要面向普及，面向群众，不能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我们当代严肃正派的作家，应认真创作开创新时代的文艺，他们反映的生活更广更深了，对人物内心的刻画更真切更细致了，他们对人生和历史的思索更高更远了，他们的感情也更丰富更多样了，但是，有些作品还是有些脱离群众，不容易为群众看懂、欣赏、接受、喜欢。
作家应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生活的“本质”应有深刻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只能隐含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内，必须转化成作家对生活的血肉感情，体现在形象描绘之中，让读者通过情感体验去自然地感受和体悟到。
为了使文艺更好地和新的时代结合，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审美要求，作家必须和新时代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更好地遵循文艺的审美特点与审美规律，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瞭望台
主题的跃进
——近期小说谈片
吴秉杰
新时期文学创作正面临着一次新的主题的跃进。这是时代生活实践与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迄止文化“寻根”，新时期前期文学的主题的内涵几乎都与“反思”有关。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它与曲折多难的过去相联系并表现出了一种可敬的“超前意识”。而当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生活的震荡，难以避免的文化失衡和重建过程，陌生的生活态势（主要是弥散着的物质欲望）使作家陷入了某种“智慧的痛苦”及无所依傍的尴尬境地。文学一度彷徨不前。更年轻的一代，那些未曾体验“过去”和基本上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其创作几乎都反映出了某种怀疑精神。他们要求重新打通历史和当代，在否决了的与留存残缺的规范之外建立起新的时空概念，并形成一种新的语言，虽然这种“语言”没有也不打算提供新的价值。这大约便是８０年代后期一部分“新潮”小说的特征。没有获得强大精神意识支持的探索往往难以持久，在“开放”初期作为一个必要的过程，大量引入、借鉴与吸收西方及各种现代思潮的阶段也已经结束。从９０年代开始，文学日益致力于在现代化大潮中寻找民族精神和理想的新的停泊地，几代作家共同努力，酝酿着主题的跃进。它于近期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态度，冷静，全面，从不同文化圈层的相互参照中反映历史进步和所要付出的代价。莫怀戚的《南下奏鸣曲》、南翔的《米兰在海南》、《道是无情》、关仁山的《蓝脉》等虽未必均是踔厉风发的进行曲，但显示了知识分子价值观所受到的商业文化的冲击，改革生活的复杂性和前进中新的精神的追求，“道是无情却有情”。“风情小说”于近年兴起，也不再仅仅是面向过去，而汇入了改革时代漾溢的热流之中。陈军的《清凉之河》就表现了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联接的一种新的精神境界，那世代不息的“梦”的追求中透出了峻峭高远的人格理想，体现出生命更高的审美追求。
主题的跃进还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传统的人情和人际关系已不再取一种片面否决的态度，它努力地要在现代化进程的当代生活中确立其新的坐标点。阎连科的《寻找土地》、邓友梅的《好梦难圆》等就表达了那种重情厚义、淳朴善良的民族优秀传统和文化精神，那种超越了金钱利害关系的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亲情和美德。手段与目的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性矛盾，刘醒龙的《村支书》和《凤凰琴》既是歌颂性的，也带有悲剧意味。正因为现代化过程不可能保证物质与精神永远同步并均衡地发展，才见出了那种精神失落的痛苦，和失落后的追求。
新的文化态度在历史生活的领域，表现为一种对实践人生的探询。没有游离于人生的历史，历史的秘密常也是心灵的秘密，李晓的《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在历史寻秘中显示出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双重意义，刘恒的《冬之门》、池莉的《预谋杀人》则在确定的历史背景上，在各种“偶然性”的“合力”中展露了其中欲望的心理动力，尤凤伟的《泱泱水》、《金龟》以象征的方式表达人性的善和恶，及其失去规范后所产生的盲目破坏力量，历史生活内容和演化过程都体现出一种深刻的“自我相关性”。从而使历史的思考转化为一种人生的思考。
由生活经验暗示并孕育的文学主题并非是单向和单义的，史铁生的《中篇１或短篇４》便是以解析的方式传达了人生境遇中的某种精神矛盾与两难处境。深刻的心理现实主义中也时常隐匿着理想，储福金的《裸野》、《善心的功能》等在窥研各种心理的误区和人生沟通的疑难后，又表达了对于那“真性情”、真人生的向往。主题的跃进还表现为主题的某种扩展状态，如沈海深描写改革生活矛盾的作品《窟窿》，但那由实到虚、若有若无的多重主题，毕竟还是要从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的升华中焕映出来。如果文学一度在旋变的生活中亦曾失去立足点，那么苏童的《一个朋友在路上》就也预示着那“梦中说梦”状态的结束。
近年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意向，是要在一个加速发展与变化的时代寻求一种更为持久、稳固的精神价值，灵魂寄托的家园。文学运动表明，真正的文学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追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文学的分流，新时期文学“前期”与“后期”的划分，多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社会发展程度与文学创作不平衡的规律。各种文学主题都要经过一定时期的酝酿，文体与叙述革新、新的技法手段及语感氛围的形成，也都体现新的情感和心理传达的需要，实际上，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一个纯技术主义的时代。“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文学主题的跃进同样将在现代化过程与文化建设中，在一定社会心理的基础上形成，同时可能表现出某种可贵的“超前意识”。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顺应与反推
滕云
我们这里的事情，着实是有些国情特点的。就说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吧，别国他处，文艺与市场的相互渗透与优选劣汰，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文艺家经商不经商，引不起大怪小惊，更不会成为舆论热点。而我们则不然。
现时市场正强有力地冲撞着或说拥抱着文艺与文艺家。眼下人们脑筋也在转换着了，从以文艺为本位的观念，换到顺应市场以市场为主导的观念。有人欢欣鼓舞放开手脚去顺应，有人忧心忡忡犹犹豫豫去顺应。或认市场为神骥，跨上去期待风光无限。或视市场如瞎马，骑上去唯恐临深池。与其说大家已经是驭手，毋宁说还都只是马背上的搭客，把自己托付给市场这匹无缰马，使由之，无力以控之。个人行为如此，对文艺体制改革的思考，目前也多是从顺应的角度，从以市场为杠杆的角度，去动脑筋换脑筋。
这是市场使大家换脑筋的初级阶段，对它的评价不必太偏，说是商化换文化、商心易文心。但也可提出问题：文艺进入市场，顺应市场，是文艺生存的目的呢还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文艺发展的目标呢还是发展的契机？是文艺定位的坐标呢还是定位的过程？
我以为，不可排除文艺顺应市场有某种返朴归真的目的性意义，但总的说来，它主要还是在新的现实情势下，文艺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契机、过程。市场不是终点，文艺进入市场后还有自己的路要走，还要通过市场，走向前方。
文艺要做的不能止于顺应市场或长久徘徊于顺应市场，它该做的是迅速因应市场。文艺完全市场化、商业化，说是为了生存，实际上却是躯壳存，灵魂失。面对市场，能使文艺移步换形而保灵魂不失的，需有因应功夫。因应也是换脑筋，却比顺应更上一层。
换脑筋的高级阶段是对市场的反控、反推。顺应立足于市场对文艺的辖制，因应着眼于市场对文艺的作用而加以变通，二者都还缺乏对文艺积极反作用于市场的重视和实际运作。其实文艺的出路不是单纯顺着市场走，文艺的真正生机和生命应该存在于、实现于推着市场走。文艺反推市场，不是不考虑市场，不是拒绝市场，而是导引市场，开拓市场。文艺以自己的思想艺术力量作为吸力，把市场吸引到自己周围。文艺还以自己的思想艺术力量作为生力和驱力，培养市场，推着市场朝向新的方向新的方面发育，开辟新市场。文艺在努力引发、拓垦市场的同时，也会走出自身发展的新路。
在市场的巨大投影笼罩文艺之际，考虑什么反推市场是现实的吗？我认为是的。艺术创造着艺术接受者的道理，人们该不陌生，也是文艺史实反复证明了的。我相信即使在市场推着文艺走的现如今，这原理也颠扑不破。只是我们需要在个人选择和文艺体制改革思路上，再动一番脑筋，在顺应、因应之上再换一副脑筋。文艺的进化不仅有物竞天择，还有物竞人择。在市场风涛激荡中，我们仍有文艺家孜孜营构，使一些兼有市场、社会、艺术三效益的优秀作品排浪而出，得到大众与专家双认可，正昭示着希望之途。
大家都说市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话原本不错，但看你说的是淘金机遇，还是文艺发展的新机运。经济唱主角是大好事，并不就意味着文艺只有唱配角的宿命，因为经济之上是文化，文化是经济的精气神。经济、市场与文化、文艺，有时二而一，有时一而二。目前是一而二的时候，文艺家慨叹于经济、市场的迫力几乎使文艺窒息，还感不到迫力后面有动力催文艺新生。这不奇怪，客观上需要有个过程，主观上我们还需要从被市场牵得昏头转向中醒觉，超越顺应与因应而在实践中达到反推市场的自觉。一旦如此，文艺就会在市场体系中重新发现和肯定自己，那才是史家将笔之于文艺史的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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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二三”丛书出版
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一周年之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大型“五·二三”丛书：《延安作家》、《延安诗人》、《延安艺术家》、《延安记者》。画家李琦题写书名，林默涵、贾芝、雷加、吴冷西分别作序。丛书由汤洛、艾克恩、程远、田方选编，入选延安文坛名家与记者二百多人、四百余篇文章，记述了延安文艺活动、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盛况，再现出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奉献、开拓和进取的时代风貌。（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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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文学出版社研讨长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近年来重点推出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先后有阮海彪的《欲是不灭的》、雷铎的《子民们》、刘玉民的《都市之梦》问世。近日又召开了女作家竹林新作《女巫》和浙江作家骆毓龙的《玉观音》研讨会。《女巫》展示了中国农村近百年沧桑历史，描绘了须家几代人在新旧社会中艰难的追求，作品融民俗风情与宗教文化于一体，梦幻与写真交汇，着力刻画人物的灵魂。《玉观音》以“东南亚第一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为背景，近距离反映改革生活，描写了商品经济给予人物命运的冲击，其通俗化与时代气息受到评家们的关注。（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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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弘扬鲁迅“民族魂”
秦木
黄侯兴的近著《鲁迅——“民族魂”的象征》（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过对鲁迅生平、思想及其在现代文化领域的伟大贡献的考察，从政治、社会、历史、文学艺术等几个层面，深入阐发鲁迅精神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并指出这种精神是当前从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代中国青年需要鲁迅，需要从这位世界性文豪的人格、精神、思想、智慧、经验和著作——他给后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中，去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
这本书融学术性与知识性为一体，在揭示鲁迅的思想、人格、心理、情趣等诸多方面，深入浅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维系着鲁迅与祖国的情感、情绪交流融合的图画，从而避免了单一、刻板的说教模式，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