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笔谈
要重视对文化市场的理论研究
李准
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新形势下，文化市场的发展和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已成为我国文化艺术战线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它一头连着文艺创作、文艺思潮和各种文化活动，一头连着文化体制、文化法规和文化经济政策，越来越引人注目地牵动着整个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变化。与此同时，人们在对文化市场现状的评价上存在着相当尖锐的分歧，在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上有着许多不同的乃至相反的主张与做法，而认识上管理上存在严重分歧和某些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文化市场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和整个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对文化市场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理论研讨。
围绕着文化市场的发展和对文化市场的管理，需要作出正确回答的理论问题很多，其中，有一些理论问题在指导实践方面属于基础性思想认识前提，更迫切需要做出正确回答。
１．文艺是不是商品？在绝大多数精神产品都要通过文化市场提供给它们的需要者的条件下，如何看待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和它自身的特殊性？在我国现阶段，进入文化市场的文艺作品与物质生产商品市场上的商品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重要区别？文艺创作自身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与文艺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所带有的商品性之间是什么关系？
２．怎样看待艺术生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有没有相通之处和一致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又怎样认识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的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与票房价值相背离、逆反的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对严肃文艺和通俗文艺在市场运行中的不同境况应怎样分析，采取什么对策？艺术生产部门能不能做到既保证社会效益作为最高标准又实现两个效益的结合，如何做到？
３．艺术生产部门在性质上和物质生产部门有什么区别，与文化娱乐场所又有什么区别？能否像对从事物质生产的产业部门的划分那样，把所有艺术生产部门都划为第×类产业？在面对市场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许多文化娱乐场所实行产业化经营的做法？艺术生产部门的管理能否也完全实行产业化的做法，走产业化的道路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艺术生产部门进行体制改革的方向？
４．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性质、范围和作用？文化市场与物产商品市场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区别？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市场有哪些相同机制又有哪些根本区别？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市场的积极作用，同时又能有效地限制文化市场的消极作用，把这种消极作用降到最低点？
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物质生产说来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就是要由市场来引导企业的走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那末，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对艺术生产和整个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来说，能否完全由市场行情来选择艺术生产的作家作品，选择艺术生产的门类与档次？或者说各种文艺团体的兴衰存亡、艺术生产的结构与走向乃至整个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变化能否完全由文化市场来引导？
６．从总体上讲，对文化市场管理的加强与改善，文化法规、文化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文化体制的改革，怎样做才既能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的要求，又能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从而更好地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动文化艺术事业不断地走向更大繁荣？
我认为，对这些问题作出什么样的理论回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的理论回答，就无法消除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和管理上的某些混乱，也很难在文化市场和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有效地减少和克服盲目性。必须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并用这种理论回答来指导实践，新的文化市场管理措施的出台、新的文化经济政策和文化法规的制定、新的文化体制改革方案的提出，才能建立在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上，文化市场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才能少走弯路，大踏步前进。
当然，要对这些重要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人所共知，对于如何看文艺作品的商品性、如何看待艺术生产的两个效益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和争鸣，早在８０年代初就开始了，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而且相当热闹。但实事求是地讲，在这些讨论、争鸣中，描述现象的报道和文章比较多，情绪性的想当然的议论和发言比较多，而扎扎实实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则比较少，所以理论上的进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使得对这些重要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同时也为深入进行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我们应当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把对文化市场问题的理论把握推向深入。
要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理论研究，对上述重要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还必须有勇于创造的理论勇气。因为，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前人并没有提供现成答案，包括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和文艺学著作也不可能提供具体答案。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特别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努力研究新情况新课题，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地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作出新的理论发现和论断，才能真正给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发展和文化艺术事业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强有力的科学的理论指导，并不断地推动理论本身的发展。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生意”的岐义
鲁枢元
中国汉语言的岐义性，常常会弄得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莫名其妙，比如这里写下的“生意”一词，便可成为一例。
“生意”，一是指“生机”、“生气”、“生命的活力”和“生命的意趣”。如雪中红梅、雨后春笋、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初生牛犊、二八少女，都可以说是生意盎然的象征。
“生意”的另一解则是“做买卖”，即“商业经营”，或摆摊设点，或沿街叫卖，或坐铺掌柜，或长途贩运，或挟包公关，或炒股放债，也都叫作“生意”。
稍加考究便不难辨出，前者的“生意”，指的是有机体内部一种鲜活的、自由的、蓬勃向上的生长意志；后一种“生意”则是指社会成员之间进行物质交易的手段和措施。两种“生意”，“能指”相同，“能指”下边蕴含的“所指”却迥相差异。
文人们历来看重的显然是前一种“生意”。明代学者张岱曾说：弹琴拨阮，蹴鞠吹箫，唱曲演戏，描画写字，作文做诗，凡诸百项，皆借此一口“生鲜之气”，得此生意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意者，终成渣秽。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也曾强调过生意对于写作的重要：含情能达、会景生心、体物得神，有了生意，自有灵通之句。生意就是充盈涌动于诗人艺术家心中的精神与性情，一旦性情外荡，则生意遂索然无存。生活之树之所以长青，生命之藤之所以常绿，全凭这股勃然于体之内、飘然于形之上的生意。
商人看准的则是后一种“生意”。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经商活动称作“货殖”，望文生义，即“以物生物”、“以钱生钱”、“以少物生出多物”、“以小钱生出大钱”。做生意就像饲养母鸡一样，抛出的是麸糠，获致的是鸡蛋甚至金蛋。或豪夺巧取，或精打细算，或买空卖空，或囤积居奇，生意的好坏，全以赚钱的多少为尺度。
文人们的“生意”与商人们的“生意”不能说没有一点联系。只不过，文学艺术中的生意生出的是精神与情感，商业贸易中的生意生出的是物质和金钱。对于人类现实存在着的社会生活而言，两种“生意”都是不可缺少的。从目下的行情看，后一种“生意”正在酿为热门，正在聚成大潮。所谓“文人下海”竟也成了一种时髦，“文学艺术商品化”的呼声愈来愈高。两种生意有可能只剩下一种生意，这里面似乎隐含着某种危机。
从字源学考证，“意”者，“心音”也。“意”在哪里？“意”是心灵之上、言语之下的一块充盈的虚无，是胸襟中一团浑沦氤氲，是灵府里一片波光云影，这是人类独有所钟的精神现象。“生意”生到最后，如果只能生下硬邦邦的金币和实在在的物质，“生意”还成其为生“意”吗？
鲁迅早年说过：“生命总是沿着精神的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文学艺术创作是精神的舞蹈，是情感的升华，文学艺术应该为人类的精神生态鼓荡起更为饱满丰沛的生意。我担心，文学艺术一旦成了一种“生意”、一种买卖、一种商品，便会失去固有意义上的“生意”。
作为商业经营的诸种生意当然应当发展，然而，我也总在期望着，人类的商业活动也能够灌注进人类精神和情感的生机、生气、意趣、意绪。那时，经商也有可能成为一种艺术、一种美的创造。这也许是一个理想，就现实的人类社会而言，起码仍然应该存在有两种不同的“生意”，存在有关于“生意”一词的岐义。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瞭望台
报告文学：真实的悬浮
李炳银
目前，不少的作者、编者以及广大的读者把兴趣转向写实性的文学创作，写实性的文学行情日益见长。日益变化复杂的社会生活把人们要了解它的欲望勾起，并把人与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正是这种新的社会生活环境为写实性的文学提供了极好的空间和市场，使它成为人们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当长江三峡工程已不再是一个神秘而科学的论证课题，已是一个牵扯到每一位公民切身利益的巨大行动的时候，人们读到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和陈可雄的《葛洲坝工程决策内幕》这两篇报告文学作品，自然就会有许多的感触和联想。人们会看到梦与现实的联系，梦与现实的距离；看到历史的激情和历史的冷峻，看到历史的滑稽和历史的悲壮。人们在这丰富的联想中把自己汇进现实，使自己对生活产生某些参与意识。
报告文学与社会真实生活的割不断的联系使之从虚构的文学形式中脱释出来。因而，报告文学绝难失去社会生活的这种真实性而存在，真实乃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可是，如果报告文学作家不能在大量的真实生活现象面前有所分析，有所取舍，有所生发的话，他就可能被大量真实的社会生活现象所淹没，所涌动，使自己失去了平衡，不能使作品在某一点上扎根于社会土壤的深层，实现一种对社会人生的透彻的报告。近几年来，报告文学创作涉足于社会真实生活的各面，蠕动于清寂的文坛，也确实为热情的文学读者献出了几片新绿。在１９９２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像正言、爱民的《天地人心》、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王苏红、王玉彬的《空战在朝鲜》、长江的《中方雇员》、贾宏图的《跨世纪人》、杨守松的《苏州“老乡”》、丰收的《绿太阳》、张雅文的《来自畸形世界的呼唤》、张卫明的《北线无战事》等报告文学作品，都从现实的、历史的角度为读者认识社会生活提供了很好的报告，历史、现实、人物，在这些作家作品的真实生动描写下变得立体化了。同时，这些真实的生活人物也在作家们理性的透视下有了某种历史的厚重和对未来的洞明感。从这些作品中，读者收获的不只是纯粹的信息和生活现象，还有经过作家淘洗之后的一种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情感感受。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只是悬浮于各种各样真实的社会人生现象之上，在这如烟如雾的海面上凌虚跳动。这些作品尽管也给人传递来这样那样的信息动态，但总让人感到过于虚飘，感到某种贫弱和苍白，表现出一种悬浮之态的危机和欠缺。真实的社会生活现象是报告文学立身的根基，可报告文学的目的却不完全是再现这些真实的生活现象，它应该去透过现象寻找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的根源、人生的真谛、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性等等更富于理性的内容。报告文学作家忽视了这种寻找和开掘，实际上就是对于深刻的拒绝。
抛却不了大量表象生活的缠绕，把大量的精力和笔墨花费到对这种表象生活的捕捉与铺展上去，既使作者感到疲惫，也使作品时常流于堆砌拖沓，明显地削弱了报告文学的理性精神和犀利的品格，使它无力更加切实地参与到社会人生的重要变革中去。然而，报告文学对于悬浮于真实生活表象之上这种倾向的背离，似乎并不容易。很显然，功利主义的目的和媚俗的心态，对报告文学创作者的牵扯过多。例如，有一部分作者过多地看重读者面和作品的销行数量，苦心地揣摩和迎合读者的心理，专事于对那些宫闱轶闻，历史偏枝，明星艳事，街头传说一类现象的捕捉和报告。并不是说这一切全无价值和报告的必要，而是说，单从猎奇捕异之途去面对社会人生，应当是一位严肃深沉的报告文学作家所看轻的。如果我们的报告文学都流向地摊的话，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和悲哀啊！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期刊拾穗（《作家》）
《作家》的刊名普通得见不出特色和个性，然而《作家》不断求新变法，补其不足。仅就刊物封面、扉页设计说，前些年的“作家影集”颇有新意，是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档案。去年以来又将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在外域得奖或出版的著述披载于封页，避流俗而得高趣，见出品位，又有文献价值，地处东北一隅的刊物，力争打“全国牌”，联系大江南北的当代名家，尤其是对理论批评的关注，在纯文学月刊中不多见。（叶于）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中国青年报与厦门天第关系企业联合举办的“天第杯”星期特稿征文活动落下帷幕，《尚未结束的较量》、《一个外事警官的办案札记》等十篇佳作获奖。
（刘爽）
△反映改革开放“弄潮儿”精神风貌的报告文学集《开拓者之歌》最近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钟文）
△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综合月刊《环球企业家》即将创刊。该刊融经济与文化为一体，面向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和中外企业家。（南文）
文艺信息
△青年作家郭雪波以写沙漠文学著称，他的沙漠文学代表作中篇小说集《沙狼》已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小说表现了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命的强韧。（龙）
△叶永烈的《中国福尔摩斯——金明科学探案集》近期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Ｘ—３案件》、《秘密纵队》、《深山黑影》、《纸醉金迷》、《泄密之谜》。 （一舟）
△辽宁作者李文斌的诗集《梦与歌》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分“沉默的歌者”、“最初或最后的幻像”、“如何说出一个爱字”、“角色的诞生”四辑。（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