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热点透视
服装流行色
齐小乎
甲骨文上的老祖宗
衣，是个甲骨文，形状如件上衣，说明它很早就有了。人类从以物遮体起就意味着诞生了文明。服装的发明，不仅意味着产生了工业，且证明已产生了文化，人类懂得了要追求礼仪。服装最初完全用于御寒，或许那还称不上服装。“衣食足而后廉耻兴”。人类一旦懂得了礼仪，就再不可能忽视它。从追求礼仪到追求美，这个过程的发展直到今天。
人对美的追求在服装上体现得十分充分。封建时代，“衣冠之人”代表一个阶层；“衣锦还乡”、“衣绣昼行”被视为一种很高的境界；“龙袍蟒带”、“黄袍加身”不仅款式、甚至颜色都为一些固定角色专有。社会向前发展了，“中山装”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群众和总理的服装尽可以是一种款式。“文革”间，蓝、灰颜色成了人们穿衣的主色调，“军装”成了时尚。粉碎“四人帮”，人们思想变化了，街上流行起“黄裙子”，人们新奇、兴奋，继而红，继而绿，服装的色彩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对广大人民而言，这种穿衣的变化，是由于物质生活的极大提高，但不可否认，人们精神上的需求，包括政治因素，都在影响着服装的变化和发展。
领导时代新潮流
人们对服装的需求和要求日益增加，使服装不仅形成一个行业，且是一个龙头行业，带动着与此相关的众多企业。服装最开始被认为是老太太针线即可做得的事，服装理论自然就更谈不上了。服装厂的出现，标志着服装的需求已形成规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些优秀的制衣厂、服装厂主导着市场。北京一家大风衣厂，好的款式仅一种就生产十几万件，不断翻单（相当于出版业的“再版”）。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维持在一个要求服装结实、可体、大方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眼界放宽，思想解放，体现在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由单调的色彩和款式一下到五彩斑斓，追逐流行色。一种艳丽的洋红色，女士们从夏天的衬衣穿到冬天的棉袄。流行也是一种文化，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但它还不成熟，而成熟的阶段应是体现个性化的阶段。我国的消费者已在朝着这个阶段发展。人们追求新潮心切，而现有的服装厂家又不能满足消费者，人们就只好把眼光转向个体户，转向那些舶来品，转向改革开放早的沿海地区。而应运而生的规模不大的各种形式的服装厂，以新颖的款式、小批量的产品悄悄打入市场，颇令消费者青睐。我们说，人们的文化观念不仅影响着服装行业的发展，且影响着整个经济的发展。
时代的一面镜子
人们要求服装舒适而挺括，美观而大方，这就要有相应的面料跟上，服装面料纤维的走向决定了服装的挺括，这种挺括的程度完全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这是一种由技术美转化为艺术美的能力。
服装具有使用性，这是服装最基本的特点。同时它还具有社会性和艺术性，社会性是阶级、身份、职业的标志。服装的使用性和艺术性就我们前面的阐述表明，它们已由截然分开的两个观念开始相互转化，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到文化和经济两大观念上来，它们相互渗透、影响。服装在今天，已绝不仅仅是几套衣服够穿即可的事情了。就个人而言，穿衣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教养、气质、审美诸多方面；就服装本身而言，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经济水平、文化素质等综合水平，它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
新兴的时装表演，已经把服装文化推向了更高的层次，服装已经进入了文明和艺术的殿堂。至于所谓追逐名牌、精品，一件衬衣上千元，一套西服上万元仍不乏买主，那是因为开放的经济派生了一批腰缠万贯的“大款”族和“高消费热”的缘故。当然，也未必是一种正常现象。（附图片）
第8版(副刊)
专栏：名人风雅
一条围巾
——小记曲艺大师高元钧
丁传陶
我和高元钧，都是河南商邱人，都住北京西山下。但是我们的相识，却晚在一九九一年的新春。
那年一月二日，北京军区老战士艺术团在五一剧场为首钢慰问演出。艺术团的成员，大多是战友文工团的老同志，七十四岁的曲艺大师高元钧也在其内。那天演出，正值三九，天气很冷，许多同志劝他不要去了，可他却说：“慰问首钢，义不容辞。”结果还是头戴大皮帽，身穿羽绒服，由老伴搀扶着上了汽车。演出中间，他一连说了四个快书小段，台下观众对他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演出结束，公司领导为演员设宴，我和高老同入一席，我们的衣物也都挂在一处。席间，听说食堂职工没有看到节目，许多演员又相继离席，为他们作专场演出。高老也说了两个小段。由于高兴，他喝酒有些过量，席散取衣帽时，无意中取走了我的一条旧围巾。
过了两天，艺术团的负责同志打来了电话，让我到高老那里去取围巾。爬上高老住的四楼，我气喘嘘嘘，还未坐定，就见他从里屋拿出了我的那条围巾。看得出来，围巾已经洗过，干干净净，叠得十分整齐。他老伴说：“那天回来，他发现错拿了别人的围巾，急得不行，抓起电话，便挨个地打。去演出的都问到了，也找不着家儿，他更着急。后来猜想，准是你的！他又惦记那天风大，你会感冒。”我说：“小事一件，何必如此。”他老伴说：“老高这人，就是这样，有事总想着别人。一九七六年文工团去唐山慰问，他发烧四十度，喝口烧酒，照样演出。晚上睡觉，他怕自己呼噜太响，影响别人，就半夜半夜地坐着……”
说话间，高老取出一个厚厚的像册，爽快地说：“没有什么好送，就给你一张照片吧。像册里的，你随便挑。”
翻开像册，我不禁肃然起敬起来。与其说这是像册，倒不如说这是他大半生战斗的历史。这些照片，有的照在朝鲜前线的坑道，有的照在唐山大震后的废墟，有的照在边防前沿的哨卡，有的照在高楼四起的工地……看着这些照片，我眼前似乎出现了他表演的《武松打虎》、《鲁达除霸》、《一车高粱米》……
今年春节过后，听说高老住了医院，没有想到他得的竟是不治之症。他围过的那条围巾和他送我的那张照片，竟成了永远的纪念。（附图片）
第8版(副刊)
专栏：漫谈
“袖珍工程”
冯日乾
某日，看中央电视台由赵忠祥、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镜头摇至嘉定县孔庙，在关于科举考试的文物展室，贴着一些字迹清晰的小纸条。主持人问现场观众：这些小纸条是干什么用的？观众席里的大学生竞相回答：用以作弊。当主持人说这些大学生朋友们都答得很对时，观众笑了。主持人又赶忙声明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学生都……于是，台下掀起更大的笑的声浪。
老实说，我当时没笑，笑不出来。主持人这么一“当然”，反倒让我立即联想到现时考场作弊的严重。
从小学到大学，从平时到升学，从青少年到成人，从学校到机关，试场的倾斜叫局外人听了咋舌。有携挟带或请代考的，有口相授受或传递纸条的，有以五官为暗号（如指鼻代Ａ捏拳为Ｂ摸耳即Ｃ）的，有将答案抄于大腿以裙遮掩的，有借交卷之机改换姓名的……如此种种都曾公诸报端，非属我的独家新闻。单说那种精心制作的挟带吧：将需要之内容工笔抄于一条很窄的长幅上（有的还经过复印机缩印），整齐地折叠起来略如一块方型手表大小。使用之法是：置于左掌心，中指尖压着，其余手指屈而不握，避人时掌心朝下作手按试卷状，偷看时掌心转向怀里，颇似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创造的“兰花指”。真正是运用之妙，在乎翻掌之间。我们这儿管这种挟带叫“袖珍工程”或“微型工程”。
考场舞弊，就没有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庸才可能金榜题名而英才可能名落孙山。其消极影响必然波及世态人心：使投机取巧如愿，自欺欺人成功，不学无术得意，弄虚作假获益，是非观念模糊，荣辱之心泯灭……
然而，刹住“微型工程”却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考生有“根据”：我不抄，别人抄；监考有“理由”：大家都眼睁眼闭，我一个惹人划不来；领导有“想法”：咱们监得严，人家（外地）放得松，一评比背了榜，谁为你说公道；社会有“舆论”：机关干部考试公开让抄，某些职称评定甚至干部选拔也不过就那回事，考场怎么会成为世外桃源君子国！有权的人可以在试题、试卷保管和录分录人上做文章，考生在答题上搞“工程”不过是小巫学大巫，说不到好处去，也无需大惊小怪的。说词不一，结论一致：不抄白不抄，抄了不白抄，还是抄。
任何事都怕成了“气候”。人们记忆犹新，高考恢复之初几年，考风是很好的。教训在于：当舞弊之“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刹得不狠，只从防范学生方面着手，如考生座号使用“梅花形”，未能从助长考生作弊心理的社会因素考虑加强综合治理。好在目前作弊之风虽大但毕竟未到挠万里而莫之能御的地步，如再不下大力气，恐怕总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将在展览室看到一种二十世纪的“文物”：“袖珍工程”。
第8版(副刊)
专栏：
植树莫过清明节
陈显涪
清明，乃是我国一个传统的节日，约在每年的四月五日前后。《岁时百问》中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时逢阳春，草木复苏，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又来到了。
据考，清明二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节气，二是指节日。从节气这个涵义来看，清明是我国特有的二十四节气之一。从节日这层意思来看，它又包含着某种风俗和纪念意义。二十四节气中，俗演为节日的只有清明。据《荆楚岁时记》说：“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按此推断，寒食在清明前两天，因为它们相距很近，古人常将寒食节的内容延至清明，久之，二者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了。
清明节在我国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据《荆楚岁时记》、《帝京景物略》、《梦梁录》等古书记载，从夏朝甚至更早的时候起，我国人民就有寒食、踏青等习俗。每逢春暖花开之时，家家户户食“枣锢飞燕”（面粉做的一种点心），人们“接踵联肩，翩翩游览”。随着时光的推移，清明前后的活动愈渐丰富，民间还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之说，可见这也是清明的一项活动内容。此外，如扫墓、打秋千、放风筝、玩球、折柳插门等等，这是一个颇富诗意的节令。
“植树造林，莫过清明”。桃红柳绿，大地一派生机，清明前后气温渐高，雨量增多，正是植树造林的大好季节。南方农村时行“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的农谚；而北方农村则有“清明早，立夏迟，谷雨种棉正当时”之说。总之，这一时节正是春播春种的大忙辰光。
第8版(副刊)
专栏：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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