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社会主义文化市场
“打非”要实行综合治理
王强华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书报刊市场，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斗争。当前，“制黄”、“贩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黄”货都是非法出版物。据一位朋友告诉我，去年他们在从某地开往北京的一趟列车上发现，车上卖的那些格调低下，甚至夹杂色情内容而且粗制滥造的期刊，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非法印制的。另据报载，去年年底，北京市开展“扫黄”集中行动中收缴的大量淫秽或夹杂淫秽内容的书刊里，绝大多数也都是非法出版物。可见，非法出版活动是“制黄”、“贩黄”的重要源头，“扫黄”必须“打非”，不认真对待非法出版活动，也就无法做到比较干净、彻底地“扫黄”。
非法出版活动，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从出版管理制度来看，指的是那些没有取得出版权的单位或个人，擅自出版各类书刊的行为。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既包括非出版单位出于种种动机出版了内容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有益的书刊，又包括不法书商为了牟取暴利，伪造、盗用出版单位名称出版庸俗下流的黄色书刊。后者的非法性十分明显，但即令是前者也属非法。因为这种出版行为违反出版管理制度，冲击出版管理秩序，破坏国家税收政策（这类出版活动往往是漏税、偷税）；二是从出版物的内容来看，无论什么单位或个人，只要出版了违反宪法法律规定的书刊，其行为当属非法无疑；三是从出版管理的规章来看，出版单位严重违反出版管理的具体规章、命令，如出卖书号、刊号等，也属非法出版活动。当然，非法出版活动是一个外延较广的概念，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对于那种确实不知道出版管理制度、规章的单位或个人，出了内容健康有益的非法书刊，主要是教育问题；对于明知故犯者，特别是那些为牟取暴利伪造、盗用出版单位名称大量炮制黄色、下流书刊的不法书商，由于他们的社会危险性更大，不少人实际上已构成了犯罪，则要狠狠打击，这是当前“打非”的重点。
开展“打非”活动要有总体规划，实行综合治理。除了继续狠抓大案要案，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制黄”、“贩黄”和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犯罪分子，震慑不法分子以外，还可以采取以下治理措施：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普及新闻出版法律知识，让所有的机关和有接受能力的公民，都懂得什么是合法出版行为，什么是非法甚至犯罪出版行为，认识非法出版活动的危害，自觉地杜绝非法出版活动。这不是说非出版单位有了好的选题不许出版，而是应把它纳入合法出版的轨道。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单位应努力满足他们合理的出版要求，并尽可能地从政策上予以优惠，使他们的劳务得到应有的报酬。
“扫黄”犹如“扫地”一样，要经常打扫。为此要千方百计地组织社会力量，建立一支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扫黄”、“打非”队伍。首先是把那些大白天公然在大马路上摆摊设点出售的非法出版物“扫”掉，发现一本没收一本，并处以重罚，同时顺藤摸瓜，一追到底，查处源头。
大力加强市场管理。可以考虑在有条件的地方，如在城市，开展争创“无非”城市的竞赛活动。“无非”标准要订得恰当，有操作性。不是说一座城市里没有一本非法出版物才算“无非”，那是难以做到的。但至少应是：在人群密集的街头闹市和车站、码头、火车、轮船等公共场所，书摊上没有公开招摇和出售的非法出版物；国家的出版单位、发行单位和书刊定点印刷厂不出版、印刷和发行非法出版物。为此，宣传、出版管理机关要建立承包责任制，做到赏罚分明。对搞得好的，要表彰；搞得差的，要批评；对由于失职造成非法出版物长期泛滥成灾的，恐怕还应给以必要的处理。
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由新闻单位开展的“质量万里行活动”，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驰名商标，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提高全民族质量意识，已经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开展出版物“质量万里行活动”（暂借用此名），对于净化书刊市场，保护出版单位的合法权益，打击假冒伪（非法）劣（主要指编排校印质量低劣）出版物，提高质量，无疑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毕竟有重大区别，开展出版物“质量万里行活动”一定要从出版物的特点出发，切忌照搬物质产品“质量万里行活动”的做法，但依靠新闻单位的联合作战，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能有效地抑制非法出版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
坚决贯彻“一手抓‘扫黄’，一手抓繁荣”的方针。“扫黄”、“打非”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书刊市场，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因此，在“扫黄”、“打非”的同时，出版管理机关要花气力抓繁荣。要鼓励优秀的文艺创作，要大力扶持优秀的书，必要时通过适当方式积极参与创办方向正确、为读者喜爱的通俗化的报刊，参与书刊的流通。在这一方面，中华卡拉ＯＫ大家唱曲库的录制、出版、发行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不长的时间内，由党政有关部门发起、组织、动员音像出版单位录制出版了一大批内容健康、风格各异、曲调优美的歌曲、戏曲，由全国新华书店统一销售，“中华大家唱，大家唱中华”风行神州大地，真正做到了“双效”并举。总之，通过一切有效的活动，务使健康、有益的合法出版物取代各类非法出版物，最终占领文化市场。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文学评论与生意经
张志忠
被冠之以“财经系列小说”的香港女作家梁凤仪的作品，急风骤雨般涌入大陆，并且由具有权威性的文学部门召开专题讨论会，这不能不是今年春天文学评论界的一件大事。
这不由得使我想到，在前一阵《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有的评论家特别称道其中的曼哈顿经商的章节，即周励怎样在赤手空拳一无依傍的情况下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美国商界打天下的故事。
文学评论界是从什么时候起对文学作品中的“生意经”开始感兴趣的呢？
其实，在文学作品中讲经营之道、谈生财之术、论升迁之路，并非自今日始。八十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来的阿瑟·黑利，他的畅销小说《航空港》、《大饭店》等，便是围绕企业管理的成败和管理人员的兴替结构故事和人物的。然而，畅销由其畅销，文学界是对其不屑一顾的。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内出的《文学百科大辞典》，均查不到该作家的尊姓大名。这或许便代表了一种评价。
联想到现实生活当中，前些年，尽管那些个体户们生财有道，钱挣了不少，但是，在世人眼中，一句“倒爷”，便足以传达出其中的贬意。那些发了家致了富的人们，为了由“另册”和“又另册”转籍列入“正册”，捐款，赞助，修桥铺路，兴教助学，以便改变为富不仁的千古定见，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但自去年以来，“下海”一词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跳蚤市场”兴旺，“第二职业”走俏，全国各地的报纸电台都在播发深圳和上海的最新股市行情。市场机制的确立，把在市场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商业活动推上了时代的主角地位。今日谁还会满脸鄙夷地谈“倒爷”说个体？今非昔比，他们早已变成令人羡慕的角色。
时代的价值观念已经转变，一向耻于言利论财的文学界也不能不随之而产生必要的位移。更进一步地，舞文弄墨者自己也急不可耐地想改换门庭，“文人下海”屡见不鲜。中国的文人，拉广告、求赞助，出一本书要付出多少斯文扫地的辛酸，又有多少呕心沥血之作交给老鼠去批判，锁在深闺人未识，接连去世的路遥、邹志安、祝新义的身后凄凉，令人不觉泣涕黯然。走出象牙之塔也罢，走出三尺书斋也罢，既是时代所趋，也是作家生计之需，更何况在经济状态上更逊一筹的评论家了。
因此，在梁凤仪作品受到评论家青睐的时候，我便看到了并存而相悖的两种歧义。
文学当随时代。它应当为时代的进步而摇旗呐喊，既然它曾经为人民的解放、历史的转折而欢呼，它也应当为今日的市场经济唱赞歌。
但是，这种赞歌并不是也去讲生财术经营术，在本性上来讲，经济活动是务实的层次，文学则属于心灵的领域，它们只能互相调谐，却不应该直接认同；商务，是地面上的社会生活中的有限一部分，心灵，却应当比蓝天更广阔。以“财经”之称谓评判文学，或赞扬作品中的“生意经”，皆偏离文学本性。
这是一组悖论。
第二组悖论是，文学不会因是否写商业活动而增损其价值，题材毕竟不能决定一切。但今天的评论家，却会无意识地心仪于“生意经”，生存的困境和现世的诱惑，迫使他们如此。清高，也得有清高的资本。但这样一来，是否无形中影响了文学评判的尺度？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揭示文艺欣赏的秘密
王灏
人们把作家的创作心理称作“黑箱”，于是便有了文艺心理学以揭示这个“黑箱”的秘密。在接受美学兴起以后，研究者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接受者”这一主体。那么，接受主体是不是也有一个隐秘的“黑箱”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文艺欣赏是大众的、社会的活动，但就其过程本身而言，它是个体的、私人的行为。在大庭广众的影院，当所有的灯光都关闭之后，谁知道黑暗中那两个多小时几百几千观众心里发生了什么？即使是围坐在电视机前，你所熟悉的家人和朋友也是各做各的“白日梦”，更甭说你关上房门，凭窗而坐读一本无声的小说了……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却大有学问——欣赏心理学。
青年学者胡山林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现象，力图揭开欣赏主体心理的“黑箱”，这就是他的２０多万言的《文艺欣赏心理学》的主旨。作者运用传统的实验心理学理论，对欣赏活动的心理特性和欣赏心理机制（动机、兴趣、能力等）作了较深入的考察和描述，进而吸收现代心理学诸流派的观点对欣赏者的深层意识及“同化效应”、“格式塔效应”、“月亮效应”等特殊现象作了较好的揭示，同时他还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当代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和“逆反心理”等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自始至终把这门新兴学科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文学活动的大系统是有益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坎坷的经历光辉的精神
——丁玲及其作品的魅力
马烽
７０年前，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迪的丁玲，开始了追求人生真理与文学真谛的历程。１９２７年，丁玲把自己早期追求中的苦闷寄托在笔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不仅显露了非凡的文学才华，而且喊出了要求个性解放的青年女性的心灵苦闷，应和了大革命失败后弥漫于当时社会的普遍的苦闷情绪，因而引起文学界以至众多读者的注目。
自《莎菲女士的日记》发端，直至１９８６年逝世，在将近６０年间，除了几个特殊时期，丁玲始终勤奋写作，探索艺术，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为人民喜爱的作品。“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几个重要转折时期，丁玲都有开创风气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推动新文学朝着时代与人民的要求的方向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五四”以后消沉寂寞的文坛带来了新鲜的内容，那么，丁玲３０年代的创作，则是左翼文学实绩的突出显示。尤其是小说《水》，对左翼文学创作由公式化、概念化走向坚实的现实主义，起到了示范作用。茅盾当时就曾评论说，《水》的出现，“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到了抗战时期，丁玲率先奔赴前线，她是最早反映抗日根据地民众生活的作家之一。她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散文、报告文学《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役》、《田保霖》等，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许多新的开拓。骆宾基先生曾认为《夜》是一篇“美玉般圆润而透明”的文字，是属于可以传世的艺术珍品。这是很恰切的评价。抗战结束之后，丁玲立即投入农村土地改革，创作出长篇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最早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为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丁玲被迫消匿。粉碎“四人帮”后，历经磨难的丁玲重返文坛，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却焕发出蓬勃的活力。从１９７９年复出到逝世，不过六年多时间，丁玲创作了１００多万字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散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描写解放战争初期的翻身农民的革命斗争，对人物的理解、把握和刻画，较之过去均有所超越。小说《杜晚香》塑造了农垦战线创业者的感人形象，倾注了她对党和人民的满腔挚情。丁玲晚年的创作，最突出的是散文。她以历经沧桑而仍矢志不移的心态，以朴实自然而又满蕴感情的文字，写出了《牛棚小品》、《我所认识的瞿秋白》、《访美散记》、《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脍炙人口的优美篇章，在新时期的文坛上，蔚然成为别具风度的散文大家。从丁玲的创作生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波线、轨迹。丁玲的创作，是中国新文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如果仅仅把丁玲看作一位作家，那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丁玲从来不是关在书斋里醉心于象牙之塔艺术的作家，她始终把文学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始终自觉地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从丁玲的许多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比起“作家”，她更喜欢“战士”的称谓。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３０年代，她勇敢地走向十字街头，参加并组织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４０年代，她奔赴抗战烽火前线，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创造新的人民的文艺倾尽心力；５０年代初，她担任文艺领导工作，为培养青年作家、开创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５０年代后期，她虽然遭到厄运，承受着冤屈和痛苦，仍执著地在底层生活里寻找人间温暖，在艰苦的境遇中坚守着信念。即使在沉默的２０余年，她也仍然保持了一个战士的坚韧挺拔的姿态。复出以后，面对新的形势，她发表了许多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和理论批评文字，坚定而清醒地坚持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革命文艺方向。她的行动和她的作品一样，都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
这正是丁玲的魅力所在。在现代中国，作为文学家，如此深入地投身于群众的斗争生活之中，把个人命运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建设事业如此紧密地纠结在一起，丁玲是相当突出的。可以说，丁玲的生平，就是一部迷人的书，就是她的时代的代表作。而丁玲文学创作个性，归根结蒂，是与作家非凡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人生追求密切相关的。
丁玲是我国继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她走的是一条从个性解放到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她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都融进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她在斗争中体验到欢乐、自豪，也付出了痛苦和牺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当党给她温暖的时候，她的心和党紧紧贴在一起；当党误解她、不公正地对待她的时候，她的心仍然紧紧地和党贴在一起。“虽九死其犹未悔”。直到逝世，她没有一刻放弃革命文艺战士的使命。
丁玲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中国，她是最早写工农兵的作家。延安整风之后，她更是把深入群众作为长期的自觉要求。她曾经提出“到群众中去落户”，并用毕生的行动实践这一主张。即使是在“北大荒”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不是斩断而是加强了这种联系。她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基层去，做最平凡最细小的事，尽一切力量为群众谋利益。这一切使她的心与群众息息相通，并从群众中吸取生活的勇气和斗争的力量。她死后，“北大荒”人民送了“丁玲不死”的红旗。一个作家能够活在最基层群众的心目中，是很不容易的。
丁玲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她的文学创作既继承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也深深得益于世界文学的营养。“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在这种气氛中成长的丁玲，不仅自己注重向外国文学学习，还常常向青年作家介绍外国作家的经验、技巧。同时丁玲又坚持反对“跟着外国跑”、“把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东西割断了”，对外来形式采取机械摹仿、生搬硬套的态度。她努力从生活出发，从群众的审美需要出发，对外来的东西加以熔化。５０年代以后，她利用参加国际文艺活动的机会，为促进中外文学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她的作品就是沟通中外心灵的一座桥梁。自３０年代以来，丁玲的作品就不断被介绍翻译到国外，她的代表作品，有近２０种文字的译本。世界各国以丁玲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日益增多。丁玲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１９５１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１９８６年被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荣誉院士的称号。这一切构成了中外研究者对话的基础。
我相信，随着国际间文学交流的不断扩大，通过国内外学者坦率对话，切磋琢磨，一定能促进丁玲研究的深入。
（本文是作者在“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发表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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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梨花湾的女人》〔长篇小说〕
作者：何申花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二月出版。
这是一部描绘八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的中国农村图景的小说。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传统的农业方式正在改变，封闭的农村生活也正在更新，但这种历史蜕变中又裹挟着种种困惑与痛苦，各种关系失去原有的平衡而寻觅着新的组合与归趋。
梨花湾镇的女镇长郑金香是作品中的核心人物，她面对着迅猛而来的斑斓的生活图景，不觉有些茫然；但更令她这位女镇长不安的是，她还面临着现实生活中纷纷扬扬、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化解的种种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可贵的是，郑金香在挑战面前并没有倒下，她在转业军人李江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逐渐地化解了矛盾，使梨花湾的工作走上了正轨。女主人公郑金香的酸甜苦辣，充分体现了当今农村基层干部的现实生活。
这部三十三万字的作品在语言运用上值得称道。作者熟悉农村生活、熟悉农民的语言，因而运用起来不但生动形象，而且风趣幽默，很富艺术感染力。（王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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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谭谈的《人生路弯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１７万字的文字描绘了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情思，朴实无华的笔调尽写生活的酸甜苦辣。（王）
△顾骧的《新时期文学纵论》收入作者文学批评文章３０多篇，谈理论，析文学，论艺术，表现出评家跟踪新时期文学的执著和热情。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言）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杂志社、广东银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大陆“首届十大影星评选”活动日前在北京拉开帷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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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名篇荟萃的“诗歌文库”
浙江文艺出版社最近推出由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八卷本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
古典诗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了解和熟悉古诗名篇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基本素质，因此古典诗歌选本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这套文库的编选角度和方式，有别于其他古诗读本：既非仅有资料性、笺注繁胜、专供研究者需用；又非纯普及型，重在“今译”与“赏析”，限制读者的阐释空间。而是别取蹊径，弥补二者缺憾。所收作品均由名家注释，疏通字句，诠解诗义，并附有传略交代诗人生平及创作概貌，通俗晓畅而又不失正鹄。这套文库按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演进的脉络来安排卷册，上自周秦，下迄明清，衔接配套，自成系统，共收诗、词、曲２４００余首，入选诗人近千家，可谓三千年名篇佳构之荟萃。
（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