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两会专页)
专栏：八届人大政协盛会纪实
奋进，向世界科技高峰
本报记者李春雷
１９７８年初，在中国改革开放帷幕即将拉开时，邓小平同志以伟大战略家的高瞻远瞩，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被忽视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论断。
１０年之后，当科学技术给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变化，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须当更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机，邓小平同志又以其胆识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又是五个春秋，当新一届代表和委员相聚北京、畅谈国是时，大家欣喜地看到：我国的科技事业，向世界先进水平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
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向代表、委员报告，重大科技成果比上五年大幅度增加，一些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创办了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步伐加快。
重大科技成果１２．７万项，同上个五年的５万多项比，增长一倍多；五年创办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５２个，其中仅１９９２年就达２５个，接近前四年的总和。
在原子能、空间、计算机技术等尖端科技领域，我国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银河”巨型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仅１９９２年，我国就成功地发射了５颗国内外卫星。
在这些重大科技项目进行的同时，国家投入１３万科技精锐之师进行的“七五”科技攻关取得丰硕成果。这项规模宏大的计划，包括７６个项目、３４９个课题，筹集资金６７亿，取得成果１．１万项，８０％在完成的当年就推广应用，创造经济价值４００亿元。接着，“八五”科技攻关计划启动，工交、农林、社会发展的１７６个项目１９９２年全面展开，已签订专题合同７３％，投入约１０万科技人员。
一批科研单位和高校借助自己雄厚的科技实力，走出院所和校门，在高科技转化方面率先起步。北大“方正”集团和中科院“联想”集团等在短期内异军突起，成为这方面的佼佼者。
（二）
政协委员、北大教授王选谈到这些时说：“科技成果必须转化，面向经济建设，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及产业化，对我国未来国民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可估量。”
按照中央确定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结合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部署，在多年实践中，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战略已经形成。政府工作报告安排下个五年基本建设任务时提出：“科技发展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把应用技术研究、发展高新技术、加强基础性研究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力量，为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三个方面”的基本战略，将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协调发展，对在２１世纪初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着重大意义。
当今国际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谁掌握了主动权，谁就处于优势地位。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加快了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在发达国家已缩短到五至三年。
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队伍，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两会”上，这是科技界政协委员们谈及的一个“焦点”。
我国航天专家梁思礼委员忧心忡忡地说，科技队伍中人才流失太严重，５０年代我们这些人是越洋归来，现在有些人是往外走。南京大学王业宁委员提出“断层”问题。一项调查表明，在大学中青年教师中，出现两个明显的年龄断层段。在３２至３６岁年龄段，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留校的教师基本外流；另一个有名的工科大学留校２８人中，２６人外流。
科技领域的创新，是发展的出路。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楚庄尤其强调这一点：搞科技没有创新，就像艺术创作失去想象的翅膀一样，只能在地上扑腾。
北大“方正”激光照排技术之所以能在国内市场上超过“洋货”，立足于国际市场，就是坚持走了创新的路。“方正”１８年前一起步，就跳过刚在日本使用、美国流行的技术；１９９０年，再次跃过国外流行的ＲＩＳＣ微机方案，发展了专用协处理器芯片。
著名学者丁肇中说过：“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话在相当程度上也适用于实用技术和高新技术。虽然我们一再大力倡导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率也达７０％以上，但大都是一厂一地的应用，大面积推广应用的只占２０％左右。大量科技成果“压库”，主要原因之一是缺少创新，不少专利只是细枝末节上的进步，难以到技术市场上去竞争。
科技投入少，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另一大问题。发达国家科技研究和开发投资，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２％以上。尽管国家一再挤出资金增加投入，１９９２年达到４２１亿元，其中研究与发展经费为１６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也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０．７１％。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曾建议，本世纪末增加到占１．５％。由于我国百业待兴，这决不是一个轻松的数字。即便如此，届时仍和发达国家有不小的距离。
我们还面临不少困难，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的科技机制急需理顺；全民科技素质有待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偏低，等等。严峻的现实，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途中，设下重重障碍。
（三）
清醒地分析我国科技事业现状，寻找薄弱点，中国的科技人员不会被吓倒。在“两会”上，代表、委员们针对问题献计献策，批评建议，共同的出发点是振兴我国科技事业，他们决没有忘记我们自己的优势和潜力。
代表、委员们都坚信，中国优越的社会制度，将给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广阔天地。政协委员、系统工程专家于景元对以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技和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表示由衷的赞扬。他说：“现代科技发展，已成为系统工程，一项高新技术，往往涉及诸多领域和门类。这方面，我们有社会制度的优势，也有实践经验。以前造‘两弹一星’，涉及到航天、电子、国防工业技术等等许多领域，有众多的研究机构和生产单位参与，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有分工，又大力协作，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
中华民族有着勤劳、智慧的儿女，这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优势。几十年来，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支能攻坚善战的科技队伍。
人们不会忘记邓稼先，这位“两弹”元勋，在西北戈壁荒滩上度过了１０多年的艰难岁月。
本届人大代表陈章良，这位优秀青年科学家，在美国攻读时已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面对高薪挽留，他毅然回到祖国，承担了科研重任，在植物基因工程应用基础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获“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奖”。
中国的许多科技知识分子不仅有着无私的奉献精神，也有着足以使外国科技人员刮目相看的学识和高超的学术造诣，他们用自己的聪明和才干，为祖国和人类的进步增添了财富。
邓小平同志去年视察南方时说：“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在科技人员的努力下，中国的科技事业正在冲向一座座高峰，一定会逐渐缩短同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让人民高兴，让国家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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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向现代化共创千秋业
——代表、委员谈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本报记者温红彦
“两会”期间，参加会议的代表、委员，不断发出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改革教育的呼唤。让我们循着他们的思绪，去倾听教育改革大浪排空的隆隆涛声。
（一）
市场经济，这在１５年前还只是教科书中的名词。１５年后的今天，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催促着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
经济建设不断上新的台阶，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明显：教育要加强同社会经济的联系；培养的人才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结构；转变政府职能，使学校能面向社会自主办学……
这些要求似乎很高了。为达到这种要求，唯一的办法是，“教育界要转变观念，要为市场经济培养人才，而不是为计划经济培养干部。”钱伟长委员一语道破了计划经济下原有教育体制的主要弊端。
与会的代表、委员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原有的教育体制，主要是在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育部门从教育思想到组织管理基本上是模仿原苏联的模式，微观统得过死，宏观缺乏研究，使学校失去了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活力，长期以来养成了学校对上级主管部门的依赖性。
“要转变观念，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观念转变得越快，学校获益越大。”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代表在实践中获得的这一体会，正是南大教育改革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原因。
近两年，南大在发展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工程技术学科以及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试行了“理工杂交”，去年已对近１００个专业方向进行了调整。在抓效益的同时，南大的基础研究不仅没有荒芜，还得到了足够的经费支持，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研究队伍在几年内成绩扶摇直上，被高教界称为中国的“前三强”之一。
如果说培养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面临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迫切需要，那么这个问题对于基础教育来说，就显得异常复杂和深远。
许多代表认为，基础教育在两大方面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发展规模，二是教育质量。其核心问题是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
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陶西平代表说：“经济能否再上新台阶，劳动者素质至关重要，中小学要从单纯升学教育中解放出来，树立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的观念。”
世纪之交，风云多变。如果没有一支掌握现代技术的高素质的劳动大军，去操纵日见复杂的仪器和设备，去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发展，那这个国家就难有希望。办好基础教育已成为教育界代表、委员们的又一共识。
代表、委员们在讨论中还认识到，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说要把市场经济的规律搬到教育领域中来，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尤其是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的基础教育，不能直接由市场来调节，否则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即使是承担适应市场需要紧迫任务的高等院校，也要区别对待，不能把问题简单化。文科院校与理工科院校不同，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不同。另外，市场经济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它过分强调功利，这种短期行为对从事文科和基础研究的领域很不利，因此，有些教学内容不能完全受市场的左右。”曲钦岳代表的意见是不少人共同的想法。
（二）
当政协小组会上议论起有的地方不能及时给教师发工资的事时，委员们很激动。“为什么会出现给教师‘打白条’现象？应该好好查清原因，如果是领导部门的责任，一定要认真处理。”学部委员黄昆说。
来自新疆阿克苏第一中学的校长艾海提·阿满代表告诉记者，阿克苏是南疆贫困地区之一，教育经费奇缺，他所在的第一中学是当地唯一的一所重点中学，可有一半教师还住在５０年代初建的老房子里。农牧区的学校就更不用说，连上课用的粉笔都是收学生的钱买的。艾海提代表说：“要摆脱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要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各级领导要真正把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
如果各地政府像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代表说的那样“勒紧裤带也要把教育搞上去”的精神，真抓实干，办好教育是有希望的。
“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后劲，如何改革教育，关键在于观念，更重要的是在于领导的观念。”山东省莱芜市市长时立军代表说得好，做得也好。莱芜市政府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制订出“经济部门出题目，科技部门搞开发，教育部门育人才”的结合机制，使莱芜的经济初步走上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发展轨道。１９９１年，国家教委在山东主办“农村教育国际研讨会”，来自２５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考察了莱芜的５个乡镇和城区中小学、职业中学、成人农民培训中心，出席会议的中外人士形成了这样一个看法：莱芜教育已走在前列。
（三）
改革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市场经济的机制下，教育会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商品经济形态下的某种特征。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还是让我们听听来自议政厅的代表和委员们坦诚的意见和由衷的希冀。
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待遇偏低。这是困扰教育界的两大难题，也是“两会”每年的话题。
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代表说：“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传统不在于聚敛财富，而在于渴求知识。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毕竟不能总是对广大教师讲‘安贫乐道’的老话。”他认为如果不能做到使广大教师有用武之地又无后顾之忧，那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将是一句空话！
“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这不是从教育界的本位出发，而是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从根本上说，对教育经费的投入，还要依靠法律。”这是梁宗巨委员的意见。
吴廷栋委员建议，有些基础学科，由于专业内容所限，不能直接加入到市场经济中去，希望国家尽快采取措施，对这些方面的学科，实行保护政策。否则，将来我们这个民族会成为什么样子？
丁石孙委员说：“不要把‘市场经济引入学校’理解为‘开店、赚钱’，这不是观念转变，学校应将培养人才放在首位。”
尊重知识，培养人才，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强国兴邦的根本所在。在跨世纪的转折关头，全社会都来支持教育、发展教育，中华民族将以百倍的信心、百倍的实力步入２１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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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配套：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
本报记者白剑峰
在“两会”采访中，政协委员张巨声讲到这样一件事：浙江临海市上泮镇一家小厂高薪从华东某国有厂请来经营者和工程技术人员。那个国有企业眼巴巴地看着台柱子被挖走。张巨声说：“如果国有企业也能给那些有本事的人以高薪高待遇，人家怎么能挖得走？可是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一直受到工资总额的严格控制，想解决也解决不了。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受到不同的分配政策的约束，竞争不在同一个起跑线，这无疑窒息了国有企业的生命力。”他的观点引起不少代表、委员的共鸣，引出了一大串关于“不配套现象”的议论。
社会保障体系不配套。内蒙古一位厂长向记者叹苦经：“企业人多效益差，可那些不干事还闹事的，你拿他没办法。规定厂长有辞退权，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前不久，厂里辞退了两名工人，结果是闹得厂里不得安宁。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把辞退的人推到社会上也可能变成不安定因素。企业只好以牺牲效益为代价，都养起来。”
机构改革不配套。河南信阳地区行署专员景献琢说：“去年春，有两家企业共同投资拟建一个冷饮店，预计在夏天开张。但直到去年冬盖了１００多个章才领到执照。有一座‘庙’就有一尊‘菩萨’，哪尊‘菩萨’都得拜。”
市场建设不配套。山东威海华艺实业集团总公司经理邹康新委员说：“目前我国市场发育不平衡，商品市场比较发达，生产要素市场则明显滞后。上海有家自行车集团想从邻省招用一批农民工，但那里没有劳务市场，如意‘算盘’落空了。”
金融体制不配套。庄世平委员指出：目前在国内，私人还不能到银行开支票户头，个体户到银行申请一个支票户头也比较困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扩大，携带大量的现金很不方便，对社会资源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
还有其他方面存在的一些不配套的问题。
产生这些不配套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政协委员童施建感慨地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颁布半年多了，但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却“按兵不动”，《条例》赋予企业的１４项自主权成了“丫环手中的钥匙”。比如说给企业自主权，记者在“两会”采访中，就听到“四放四不放”之说：会上表态放，会下不放；上边放，下边不放；口头上放，实际上不放；明里放，暗里不放。这也多少能说明一些地区和部门对待《条例》的心态。表面上看是放与不放之争，实质上却是利益得失之争。比如《条例》规定的１４项企业自主权中，拒绝摊派权就落实得不好。
一些职能部门从部门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也是配套改革推进不快的一个深层原因。
配套机制不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面临着在旧体制下制定的法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一致。比如，我国企业的设立审批程序繁琐，要盖许多章。而国际上通行的是按准则办事，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依法向政府主管部门登记注册即可。”于景元委员认为：我国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都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配套的情况。如科技体制改革应该力图使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缺乏对科技需求的内在动力，表明两种体制间还不协调。
当然，办任何事情，总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根治“不配套现象”的出路，还在于深化改革。
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王峻岩委员说：“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新旧体制不断地碰撞和摩擦，究其原因，与不是完全运用法制进行改革有关。这不仅严重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使法律处于软弱和被动的地位，不利于法制的加强，而且由于行政手段本身的局限，使得改革容易出现无序、不彻底、有反复的问题。”
人大代表郑社奎认为，一些部门缺乏“配套意识”的根源在于行政没有法制化。现代行政的重要标志是依法行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法行政观念和行政体制法制化的确立。如果听凭行政任意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干预具体的经济活动，则新体制不易建立起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也难以实现。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依法转变政府职能。应当根据新经济体制的要求，重新确立政府行政职能，严格实行政府行政权、财产所有权、企业经营权的“三权分离”。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职能主要是引导、管理、协调、服务和监督，而不是对企业直接指挥生产和经营。除税收外，政府不享受企业的盈余、分配，也不承担亏损，政府不得越权行事或滥用职权。政府机构的设置以精简、集中、高效为原则。
要加强配套法制建设。人大代表阮崇武认为：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产权关系、经营关系和交换关系，经济主体间的权利、义务等，都需要法律加以规范、调整。因而，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抓紧制定规范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而现在立法工作滞后，适应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靠法律作保障。没有完备健全的法律，就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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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饭店——中外记者温暖的“家”
本报记者赖仁琼
“两会”期间，１４００余名中外记者频频光顾新闻中心所在地——北京国际饭店。饭店员工热情优质的服务，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不少记者在报到、领证的第一天就发现，在“中心”工作人员办公、住宿的楼层，有穿旗袍的礼仪小姐，笑容可掬地为记者引路、答疑。她们的仪态、风度和热情受到记者的好评。饭店公关部经理罗泓对记者说，在外国记者眼中，我们代表中国；在中国记者眼中，我们代表首都，所以，全店上下都格外注意饭店的公众形象。
新闻中心按计划每天都要举行一场或两场记者招待会。遇上临时变动，往往免不了打乱原定的程序。每到这时，饭店负责多功能厅接待任务的康东光等人，从撤换会标到协助分发新闻材料，样样干得快捷麻利。中心的工作人员对饭店员工的应变能力和出色工作赞叹不已。
３月１７日下午，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后，未能轮上提问的中外记者把他团团围住，无法脱身。饭店的几位老总见状，马上采取措施。为了让鲁平能准时参加已安排好的其他重要活动，副总经理张中在前面开道，总经理刘训彩保驾护送，使他撤出“重围”。
３月２９日上午，黑龙江代表团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外记者闻讯而来，远远超过原定人数，大厅里坐不下了。饭店工作人员立即行动，搬来椅子，座位摆到了廊厅里。
半个多月过去了，“两会”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忘不了饭店为新闻发布会和记者采访提供的种种方便和服务。不少记者朋友说：这里是我们温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