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尊师重教的光辉典范
——深切怀念敬爱的王震同志
国家教育委员会
王震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他光辉的战斗一生中，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十分拥护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指示，并身体力行关心教师，关心青少年一代，是尊师重教的光辉典范，受到了亿万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长期以来，王震同志十分关心教育工作。特别是他担任国家副主席、担任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理事长之后，更是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他说，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事业是立国之本，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关系社会主义千秋大业。他反复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重视教育。他认为，只有全党全社会重视教育，全国人民都来关心教育，齐心协力把教育搞上去，国家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前途。
王震同志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对祖国下一代充满了深情厚谊。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９日，趁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期间，王震同志特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基金会理事座谈。他深情地说：“我从小家境贫寒，没有条件读书。有了儿子，行军打仗，顾不上管。现在老了，要管管孙子辈的事。为子孙后代创造好的学习条件，从小就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我的一大心愿。”言辞恳切，使在座的同志深受感动。王老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和大家一起奔走呼号，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子孙后代做些有益的工作。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去做的。王老关心和重视教育，不仅出于质朴的感情，而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出发，关心和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前些年，王老从报刊和电视上看到，一些地方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中小学生辍学现象增多，思想品德教育被削弱，他极为担忧，不顾年迈有病，相继与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文汇报的记者座谈，请报刊发表正面引导的文章。他出外视察工作，每到一处都过问教育工作。王震同志多次找国家教委领导同志，嘱咐对青少年要加强教育，要关心他们的成长。他反复强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培养“四有”新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从中小学生和幼儿抓起。１９９１年夏天，我国部分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为了帮助受灾地区中小学重建校园，国家教委、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举办大型赈灾义演。王震同志得悉消息后，非常支持，并为义演晚会题写了“为了灾区的孩子们”主题词，表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祖国下一代的深厚感情。
王震同志主张对学生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他针对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和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的状况，多次强调要重视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１９８９年９月７日，王老为辽宁省实验小学新落成的教学楼剪彩，并与该校教师座谈。在听了教师关于学生思想情况汇报后，他恳切地说，从小学开始就要重视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小学的思想教育要从爱国主义教育抓起，直到共产主义理想教育。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４日，王老赴福建省考察。他与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谈到，要坚持不懈地对学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他列举了福建在近现代史上涌现出的优秀代表人物，像民族英雄林则徐、“二七”烈士林祥谦，还有张鼎丞、邓子恢等，指出他们的事迹都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同年６月１日，在国家教委召开的贯彻落实江总书记关于“两史一情”教育指示座谈会上，王老发表了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在青少年和儿童中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胜利地防御和挫败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企图，对于培养一代又一代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王老的讲话，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少年成长的关怀和期待。
王震同志认为，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人民教师肩负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任务，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１９８８年春节，王老向全国１０００万中小学幼儿教师致信慰问。信中热情赞扬中小学幼儿教师在比较清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为祖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教师的尊重和理解，温暖了广大教师的心。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二小的柯惠芬老师不会忘记，五年前的教师节前夕，王老在李铁映同志的陪同下亲临她家，看望同是中小学教师的父母，感谢这个教师之家为人民作出的贡献。王老的关怀与鞭策成为激励柯老师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的动力。如今，３８岁的柯老师已是小学高级教师，每当忆及往事就泪水难抑。参加过１９９０年全国优秀教师北戴河“园丁之家”活动的教师们不会忘记，８月７日那天，王震副主席顶着烈日酷暑来到教师面前，代表党和国家感谢教师们在教育园地里的辛勤耕耘。当王老毕恭毕敬地向全体教师深深鞠躬表示慰问时，教师们心潮澎湃，许多人热泪盈眶。王老以他博大的胸怀和谦逊的态度，赢得了广大教师的爱戴和尊敬。
王震同志主张，在提倡广大教师发扬牺牲奉献精神的同时，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党和政府乃至全社会都要关心教师的疾苦，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１９８６年国家教委着手研究建立教师的表彰奖励制度。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同志建议，成立一个教师奖励基金会，集社会之力，表彰教师的功绩，提高教师的待遇，并请王老担任名誉理事长。王老诙谐地说：“我从来没有向组织要过官，这次要谈谈价钱了！要我当名誉的我不干，要干就要去掉‘名誉’二字，作个有职有权的理事长才有味道。”他担任理事长后，不辞辛苦，满腔热情地为基金会奔走操劳：他亲自邀请德高望重的名流学者担任理事，聘请在战争年代饱经风霜的老大姐们为特邀理事，吁请他们共同将关系我国千秋大业、子孙后代的基础教育搞上去；他亲自主持理事会会议，听取基金会工作的汇报；他亲自致函、会见中央有关部委和省市的主要领导，宣传基金会的宗旨和任务，请他们在“双增双节”运动中，把节省下来的资金支持基础教育；他亲自会见向基金会捐款的港澳台同胞，激励更多的海外人士关注和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把首都部分新闻记者邀请到家中，亲自向他们介绍基金会的发展情况，通过报刊、广播扩大基金会的影响；每年教师节他都代表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向受到表彰奖励的优秀教师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多次打电话邀请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出席表彰奖励大会。王老还带头解囊，并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的同志为基金会募捐。１９８８年４月王震同志就任国家副主席后，依然十分关心基金会的工作。他说，我不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分管基金会工作，基金会理事长是我的社会工作，我要尽职尽责。他不顾年事已高和国事繁忙，仅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８９年就参加基金会各种活动十余次。
当我们欣喜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就更加缅怀尊敬的王老。是他老人家，为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气，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尊师重教的典范。我们应该学习王震同志尊师重教的战略远见和高尚品德，把我国教育工作搞上去，为促进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附图片）
王震同志一九九一年视察深圳实验学校。郑再茂摄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康克清回忆录》序
杨尚昆
我初识康克清同志，已是６０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在中央苏区，她和朱德同志结婚不久，身姿飒爽，朝气勃勃。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影响下，康克清同志从一个农村童养媳自觉参加革命，经过红军的培育和战争的锻炼，延安抗大和中央党校的系统学习，特别是经过几十年来的工作实践，成为了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康克清同志的一生经历，具有时代的、鲜明的代表性：既是旧社会普通百姓反抗压迫、要求翻身解放的缩影，更是广大妇女追求革命、追随时代，不断前进的典型。在战场上，她临危不惧，勇挑重担，曾经是一名年轻的军事指挥员。在日常工作中，她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她循循善诱，又坚持原则，是个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她实事求是，不盲从随流，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共产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她事事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晚辈，是一位严肃慈祥的长者；她廉洁奉公，光明正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依然保持着革命战士的本色。几十年来，在妇女儿童工作领导岗位上，她视野开阔，讲求实际，联系广大妇女群众，深切体贴她们的疾苦、关怀她们的合法权益，在历史新时期，她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为妇女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她热爱少年儿童，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各种儿童福利事业，时刻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是一位倍受爱戴的妇女儿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对祖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她时系心头，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康克清同志还为增进我国和世界各国的了解和妇女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康克清同志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以老战友的心情，时刻怀念着她。把她的一生经历诉诸文字，记载下来，这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康克清同志生前作了较详细的口授，撰写组的同志又查阅了大量档案，并访问了不少老同志，几经修改并经她审听过的回忆录，就要出版问世了。《康克清回忆录》记述了她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她的生活经历，她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必将激励广大群众和青少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解放思想，开拓进取。
康克清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爸爸教我
李小林
清明节到了，办公室的同志们都在议论去祭奠他们的亲人。骤然间，我才意识到爸爸李先念已经离开我们近一年了。
爸爸去世后，我们将他的骨灰送回老家红安安放。在爸爸故乡，我们听到了一个故事：爸爸故居门前有一排特别茁壮的杨树，在爸爸去世后几天内，突然全部枯死。乡亲们见到我们时，一边把这个故事叙述给我们听，一边哭着说：“大树倒了，大树倒了，你们这些伢怎么办啊？”向爸爸骨灰最后告别时，当我只有７岁的儿子用稚拙的动作向爸爸遗像鞠躬时，乡亲们哭得更厉害了。
乡亲们出于对爸爸的感情，对我们寄予同情和关怀。他们心地纯朴，可以理解，但他们不了解我们。我们早已长成。我们和他们共同拥有爸爸这棵大树。爸爸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同时也为我们呕心沥血。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教育。爸爸对我们要求是那么严格，近似严酷。他常说：“这样做是为你们，也是为我。”我想，还有一点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为了他和前辈们所开拓的事业。
爸爸寡言。做的比说的多。他要我们做的事，通常是让我们从他的行动中感受到。在我们的心中，他有点像太阳，永远普照着全家，永远是家庭的核心，当然也是榜样。爸爸一生清贫。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而我们却是在糖水中浸大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年轻一代也难免不期盼享受。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与爸爸是有差别的。爸爸在这个问题上很少说我们什么，但他总以自己的身教来影响我们。他的衣服、鞋子，大都是五六十年代做的，补了又补。都说毛主席的睡衣，周总理的衬衫，陈老总的布鞋，这三样东西恰恰爸爸都有。其实，他们那一代人都这样。吃饭时，我们有时抱怨菜烧得不可口，或少了肉，他也从不责备我们。他吃饭时最常做的事情是把掉在桌子上的米粒拾起来放在嘴里。这些年，他身体欠佳，家里常常在晚上为他挤一杯桔子水。当他知道要用五六个桔子才能挤榨出一杯桔子水时，心疼地说：“这样太浪费了，以后不要挤水了，吃两个就饱了嘛。”这话让我想起来就心酸。我们兄妹三人结婚后，一直都同爸爸住在一起。爸爸说：“我这儿房子够住，你们就不要再向单位要房子了。把房子留给急需房子的人。”就这样过了十几年。有人劝我们说：“你们总不能久住老人家的房子，趁着老人家还健在，你们赶紧要房子，可以要好一点的。一旦老人家不在了，可能就要不着了，至少要不到好的了。”坦率地讲，我也有过同样的想法。有一次，我把这想法当作玩笑讲给爸爸听了。我是用轻松的口吻来说一件正经事。爸爸听后，一点反应也没有，一句话也没说，表情特别严肃。我知道他内心一点也不把这当成玩笑。从那以后，我也不敢再说了。我爱人单位离家较远，组织为了照顾他，分给他一套小房子，我们一直不敢告诉爸爸。在他面前，我们再也没有提到过房子，他也没有提，直到他去世前的那些日子。爸爸病重期间，多次对妈妈说：“我走了之后，我的房子你们不能住……”这是他留给我们唯一的遗嘱。
有些事情爸爸不说，但有些事情爸爸执意要说，那是政治问题和原则问题。在政治上他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一再告诫我们：“政治上要强。思想上要强。”１９８３年，我离开了留学两年的美国加州大学回到北京，当晚，爸爸说：“今天我来陪你看一个片子，和你一道欣赏。”刚回国，时差倒不过来，我头昏昏，真想睡觉。我说：“能不能过几天再看？”爸爸说：“不能。”态度很坚决，让我感到诧异。我问：“是什么好电影，非今天看不可？”爸爸说：“到时你就知道了。”电影开映后，才知道是《火烧圆明园》。我的心一下热了。爸爸一片苦心可鉴。他之所以坚持让我看这场电影，其实是让我受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他担心我在美国几年，淡化了对祖国和民族的感情。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却是有道理的。圆明园的一把火，早熄灭，可至今仍在他老人家这代人心里燃烧。第二天我还没起床，爸爸来到我房间里，把我唤醒，说：“今天我叫徐桂宝带你上一趟大街。”我又奇怪了。我生长在北京，京城哪条胡同我不熟稔？叫我上街，莫非也另有用意？有了昨夜的经验，我也不说什么了。徐秘书领着我驱车来到前三门大街，说：“首长特意叫我带你看看前三门，看看国家的变化和改革开放的成果。”哦，原来如此。那时，前三门拔地而起数十幢居民楼，今天虽已陈旧，当时却是骄傲的象征，几乎成了北京一景。其实，看惯了美国的高楼，前三门不过就是村镇罢了，但爸爸的心肠让我体谅到了。他替我想得多么周全。这种周全背后又隐含着他多么殷切的瞩望。我是爸爸最小的女儿，他４４岁得女，对我是十分疼爱的。小时候，他总是在工作之后到我房间来，差不多每夜都来。有时我一觉醒来，朦胧中能感到他站在床前。我懒得讲话，故意蒙头而睡不理睬。行驶在前三门大街上，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的情景，我蓦地感到鼻酸：那时我为什么不理睬爸爸呢，他待我那么好……
爸爸既严厉，又慈祥。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他是执拗的，又是通情达理的。他严格要求我们，又理解我们，也支持我们。记得我１５岁那年，因病住３０１医院，受到了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当一名白衣战士。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人，家人都反对，但爸爸没有。他在一天晚上来到我房间里，说：“你想当一名护士，想法不错，但从你的个性来看，胆小，既怕血又怕死人，恐怕难以胜任。”他的话让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爸爸是对的。我放弃了学医。我１８岁时，社会上以学外语为荣，我又一次心血来潮，想加入学外语的行列。我这回把想法单独告诉了爸爸。他说：“你无论干什么，我都不反对。但你干一行就要把它干好。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轻松的工作的。你绝不能半途而废。”不久，我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学习。我牢记爸爸的话，刻苦学习，取得了好的成绩。以后，去美国留学，又获得了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至今已有１８个年头。我深深热爱民间友好工作，也决心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
我爱人喜欢文学，上大学时就搞了一些文艺创作。爸爸曾给我们约法三章：“不许经商，不许当官，不许写文章。”后一点，我看主要是当时形势的产物。文化革命以“文”开始，又以文人为主要对象。写东西一不留神就跌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潭。有一天吃晚饭，爸爸对我说：“叫他（指我爱人）不要再写东西了吧。搞文学太敏感，你劝劝他。”我知道我爱人是个固执的人，他认准的道路一定会走下去。况且，我也有自己的看法。社会在变，时代亦不同了。我反驳说：“人要走自己的路。你既不让我们挣钱，又不让我们当官，连写东西赚点稿费也不让，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怎么立足呢？”我接着又调侃地加了一句：“爸爸你又不能保我们一辈子。”爸爸沉默了。又隔了几天，爸爸对我说：“既然你们愿意走自己的路，我不反对，不过你可要记住，文责自负，出了事我可不管啊！”从此以后，爸爸再也没提出一句关于写作的事。我知道，他从内心讲是仍不同意我爱人搞文艺创作的，但他能理解我们，继而支持我们，这已是相当可贵了。他是过来人，文革的创痕犹新，一个字写错、一句话说错而使全家遭殃的事见得多了。他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他也是为我们好。后来，我爱人依靠自强不息的精神，写出了不少充满时代气息的好作品，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想我们总算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我甚至期待得到他的褒奖，但一句也没有。后来，我爱人的许多作品在外国出版，他本人也被选为国际笔会会员。三年前，英、美的《世界名人录》把他的名字收录进去，秘书把这一消息告诉爸爸，爸爸听后说了一句：“那是一张废纸，不值钱。”
我为有这么一个爸爸而骄傲。失去他，我和全体人民一样悲恸。但这一年来，我一直感到他仿佛没有走，依然生活在我身边。每天早上，我都可以听得见他的脚步声和咳嗽声。他的旧布鞋，依旧放在床头。他的睡衣，依旧挂在墙上。每天夜深人静时，我都暗暗期盼着他出现在我床头，像以前那样。爸爸对外人特别和蔼，甚至对女婿、儿媳也这样，但对自己的子女格外严厉。他常常对我发火。直到有了第三代，火力才转移。现在我真想让爸爸对我发火，再吼我几句。能为爸爸分担一点什么，是我最感幸福的，可这永远不可能了。爸爸走后，我们收拾他的遗物，几乎没什么好东西。至于遗产，就更不用说了。但爸爸留给了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是他教育我们成长，培育我们成人。他给了我一切，包括生命和力量。今天，我们几个子女还算各有所成，这都是他的功劳。没有他，哪有我们？我们全家人都承认这一点，只有一个人不承认，这个人就是爸爸自己。１９８７年，美国亨利·卢斯基金会会长卢斯第三访华，受到爸爸的接见。我由于负责处理对美民间事务，与不少美国朋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卢斯第三也是我多年的朋友，对我很了解。他对爸爸说：“大家都说您的女儿很不错，请问您是怎样教育她的？”爸爸听后大笑：“她之所以像今天这样，就是因为她从来不听我的话。她总是走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