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两会专页)
专栏:
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小组讨论发言摘编转变旧观念 打开新思路高尚全(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是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目前,在建立市场体系中,过时的旧观念仍在影响着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主要表现:一是你建我也建,各自为政。而市场应是无界限流动的,与国际上是融为一体的。二是你管我也管。有利的争着管,无利的、服务的谁都不愿管。三是你批我也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审批权谁都不想放弃。四是你小我大。什么国家级、部级、副部级、地局级等,靠行政手段进行加封。这些有形无形的东西,严重地阻碍和影响了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王德衍(中国银行行长、董事长)我国经济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期,令世界瞩目。要保持这一好的势头,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引进外资是一条利用资金的有效渠道。在国际上对某一个国家的债务率及偿债率都有标准。前者不能超过该国外贸出口的100%,后者一般掌握在15%左右。目前我国外债在国际警戒线以内,而且中国信誉良好。但举借外债总要有一定限度。因此,如何把好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两个“闸门”,在宏观经济发展上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盘活资金存量,用好信贷资金增量,是金融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也是金融业支持国民经济以较高速度发展,同时防止通货膨胀,必须做好的大文章。李源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局局长)现在全国居民储蓄额比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总量还多,对这个大资源的利用研究远不如对外资利用研究深入。现在搞市场经济,应该改变以个人消费为个人收入所有目的的分配模式。通过一定的经济制度和引导,使居民收入由居民自己进行分流,一部分是流量,即最终消费;一部分是存量,即社会投资。这样,从总体看,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同时社会总投资增长也快。居民收入分流的好处还在于虽然收入差较大,但最终消费差不大;既然存量差大而流量差小,便可减少某些高收入者的奢侈浪费现象。胡如雷(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在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应该科学地进行分析,不要把什么都归结为与市场经济有关。如报道北大推倒南墙,本来不过是开辟一点地方办几家商店,可是报道却说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说推倒南墙,北大就更贴近了市场等等。像这样的报道,一方面歪曲了市场经济的本意,另一方面也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杨勇俊(天津市保税区管委会副总工程师、综合大厦中方总经理)房地产开发问题是当前热门经济问题。现在搞房地产开发的公司很多,但其中许多并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能力,建议有关部门严格把关,使其纳入法制化轨道。另外,房地产开发技术要求高,应有专业技术人员把住质量关,保证安全。关于炒地皮问题,按土地法规定,土地是国家所有,土地开发是政府行为,所以土地出让后,开发公司只能拥有土地使用权。袁龙蔚(湘潭大学教授)建议把国营大中型企业分为国有国营企业和国有民营企业。资金投入分为国家投资型,适用于基础科研、农业、教育等方面;经营竞争型,可以将这部分推向市场;融资型,如股票、债券,这方面要大量发展。现在国家资金紧张,到处要用钱,花很多钱买设备有困难。可以直接购买外国的资源,如石油。但我国自己必须有基本能力,要有储备,不能让外国人卡我们。张仁(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现在城市建设改造速度很快,规模也向密度高、容量大的方向发展。所以城市规划一定要跟上,并要有一定的权威性。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城市建设和改造工程只凭行政领导命令仓促上马,既不考虑长远规划,也不进行可行性论证。这个问题希望引起重视,否则将造成大的浪费。边长泰(民革中央委员)《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但没有提到产品结构问题。产品结构与经济效益直接发生关系,要做为重点来抓。产品结构问题不解决,对经济长远发展会带来潜在威胁。现在,很多问题都出现在产品结构上,如盲目生产,造成产品的积压;产品品种单一,不适销对路;粗加工多、精加工少;出口产品档次不高,缺乏竞争力,不能创汇等等。《报告》应增加对产品结构不合理问题的阐述。苏志学(华中电力集团总经理)电力行业是一个技术密集、投资密集型的行业,当前电力的发展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主要问题是集团尚没有投资功能,希望国务院尽早赋予这项功能。当前煤运加价,电力行业经营十分困难,希望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还本付息电价。建议新组建的电力工业部应把水、火、电统管起来,形成“多家办电,一家管网”的格局。吴廷栋(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经济体制改革后,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出现不稳定因素,有些基础学科,如历史、哲学、数学等,由于专业内容所限,不能直接加入到市场经济中去,致使有的学生感到学无所用,产生厌学情绪,有的改专业,有的干脆不来上课,去打零工。而教师的待遇问题就更为突出。前面提及的那些专业的教师当然创收少,这样就出现了有些教师不安心教学的情况。这种情况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十年后将会突出。如果今后没有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人才,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希望国家尽快采取措施,对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科,实行保护政策。王灿晖(南京中医学院温病教研室主任、教授)目前中医药工作中既有机遇也有困难。随着中药新药的开发和应用,中医药科研成果扩大并走出国门,回归自然疗法以及人们生活改善后抗衰防老、美容保健等要求也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机遇。但中医药长期“营养不良”,基础差,中医药人才的断层以及社会上一些破坏中医药声誉的假药假医,都严重地影响着中医药事业的顺利发展。为此,应抓住机遇,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以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刘德有(文化部副部长)李鹏总理在报告中特别讲到要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切实”两字很有分量,是针对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讲的。特别是现在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更应该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李寿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现在精神文明发展程度与物质文明发展程度的差距越来越大,各个方面反映出的问题加起来就是大问题了。所以,在物质文明发展的情况下,一定要从上到下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刘叙华(吉林大学教授)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教育中小学生如何做人,使每个公民做事首先考虑不要损害别人。徐荣楠(农工民主党安徽省主委)综合国力有许多指标,其中精神文明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使社会全面进步。陈益群(民进中央秘书长)要注意物质文明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从指导思想到措施都要硬起来,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也不能时软时硬。要加强立法工作,要有法律的威慑力量,对违法者必须从严惩处。精神文明建设在政策上、理论上要更加完善。岳炳忠(《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人们总认为精神文明是软任务,容易忽视。一切不正之风,违法犯罪和丑恶现象都与精神文明建设薄弱有关。建议:(1)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把惩治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重要问题来抓。(2)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完善“两会”制度,以法治国。(3)加强教育,包括全民教育和学校教育。张新时(中科院学部委员、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我国人民的文化、科学、卫生素质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中下等水平,国家应重视这个问题。提高全民素质,关键还在于增加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投入。王为政(北京画院画家)报告中提到精神文明要狠抓,要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既重社会效益,又重经济效益。报告关于精神文明的论述还需花很大力气去落实,需要有关部门采取具体措施。万国权(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方面,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经济永远上不去。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问题不少,人情大于国法,社会风气变坏了,廉政建设受到很大影响,送礼、送红包、送回扣都半公开、半合法化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要像总理讲的继续大力纠正部门行业不正之风,查处那种公然利用职权索取钱财,不给好处不办事的腐败现象。还要大力宣传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认真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是改革和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林平(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互为基础,相互作用,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抓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我国有很多自己的优良传统,为什么不作为“中国特色”的重要内容。有许多新加坡能做到,我国50年代能做到的事,现在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不是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石邦定(民革中央候补委员、贵州省副主委)精神文明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比物质文明建设难度更大,如果只口头上强调,在具体工作中一手硬一手软,就很难搞好。我认为“文化是一种商品”的说法是不对的,目前在文化方面概念模糊,一些地方搞各种经济活动也冠以“文化”的名义,但文化毕竟是精神产品,应有自身的位置和价值。文化工作应立法,这样,具体工作部门才好管理和操作。
整治社会不良风气刘钊(空军原副政委)对社会丑恶和消极腐败现象,老百姓最痛恨,群众最不满。对这个问题,虽年年讲,年年抓,但抓得不狠,成效不大。政府、政法机关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赵建魁(原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令行不止的问题很突出。国务院每年底都要发一个禁止乱发钱、物的通知,但有些部门和单位却照发不误。肖乾(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教授)物质产品有合格证,它说明了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是不能出售的;书号是精神产品的许可证,也不能出售。但现在已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卖书号现象已司空见惯。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出现了大量伪劣精神产品。图书已不再那么神圣了。出版社应坚持出有价值的好书,不应自甘堕落。同时,希望出版事业的领导部门制止买卖书号现象。陈早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有的个体书商问题相当严重。他们偷税漏税、腐蚀国家干部、出版黄色书刊、盗印图书,危害很大。个体书商由公安、工商、出版等部门共同进行管理。袁芳烈(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刑事案件中,撤诉的占43%,维持原判的占57%。撤诉率这么大,关键原因是有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以人情代替法律,利用各种办法,设置办案的障碍,使执法部门有法难执。陆榕树(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社会政治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必须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当然,经济搞上去了,才能使社会政治稳定有保障。为此,除努力发展经济外,还必须做到:第一,加强社会治安工作,狠狠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措施要跟上,力度要加强。第二,要彻底清除社会丑恶现象,如吸毒、卖淫、拐卖妇女等,铲除社会痼瘤,净化社会生活。第三,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不要让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第四,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绝不能削弱这项工作。当然,思想工作的内容、方式和方法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杨拯民(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社会风气存在不少问题,出现了抢劫、卖淫、赌博等现象。要坚持“两手抓”,除必须坚决打击取缔外,还要以新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教育,切实转变社会不良风气。张西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卖假药、假烟、假酒,说明那里的干部是搞“保护主义”,这实际上是犯罪。有些干部到处吃喝玩乐,影响很坏。吴介民(中国社科院顾问)当前,我国的腐败现象和行业不正之风很严重,中央要下大决心一查到底,依法惩治。要搞好立法,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舆论监督。否则,即使经济上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容子青(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为什么腐败年年抓,群众对此仍很有意见,如果说我们搞建设没经验,有失误,人民还可以理解,但腐败问题不解决,人民不依。罗新书(山东农大教授)党风和社会风气,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当前大吃大喝浪费公款的现象已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令人担忧。希望政协搞几次这方面的专题调查,帮助政府部门做好工作。马梅荪(民盟中央常委)廉政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现在无论办什么事,都要请客送礼,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但损害精神文明建设,也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杨奎章(民盟中央常委)随着经济的发展、各项政策的出台,都有一些人钻空子捞“好处”。如市场实行价格双轨制时的“官倒”、实行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时的“卖批条”、发行股票中的“内部股”、土地开发中的“按权分摊土地费”,以及最近的“翻牌公司”等。这些都说明改革开放迫切需要立法,以根治腐败,防止以权代法。加强基础研究 抓紧人才培养方守贤(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鹏总理报告中再一次肯定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一些重大科技项目在这五年中取得的成绩,这是对基础研究及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又一次充分肯定。对撞机建成几年来,电子直线加速器整机及加速器一些部件已经出口到韩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目前正在承担美国超级超导对撞机部件的研制项目。这充分证明了我国高科技具有很高的水平。在高技术领域内,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也会促进技术和经济贸易的发展。李林(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我一辈子搞基础研究,李鹏总理的报告提出对基础科学要给予“特殊扶持”,我感到好像吃了定心丸。发展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稳定基础研究队伍。现在不光年轻人不愿意搞基础研究,就连中年人也不安心,原因之一就是工资待遇低,住房困难。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就有利于稳定基础研究队伍。胡逸洲(中国民用航空局特邀顾问、原局长)我们对人才培养必须有紧迫感。钱少可以凑,人才却不好凑。有些专业人才没有更不行。比如民航的发展就受到人才缺乏的限制。有的航空公司,用高薪挖走我们自己用很长时间培养的人才。我们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具备十几年的飞行经验才能当机长,人才培养赶不上发展的需要。其他部门也存在这个问题。余兴远(中国有色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在我国地质、矿业等学校招生十分困难,待遇过低,年轻人不愿意干,对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讲是个危机。另外,行业界限划分不合理,过于细致,使某些部门、行业得不到自己需要的人才。这个问题要早一点考虑解决。王选(中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在于人才如何吸引优秀年轻人才,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着手:(一)让年轻的优秀人才有一定的自主权,使他们有主人翁感、成就感和荣誉感。中老年专家应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二)“学者有其房”。对优秀的年轻人才,应保证起码的一套住房;(三)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较好的生活条件。可用高新技术产业的收入来改善优秀年轻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并支持重大的基础研究项目,以实现“才”与“财”之间的良性循环;(四)简化出国审批手续,真正做到来去自由。王明达(国家教委副主任)应重视整体教育,不仅要注重专门人才的培养,而且要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整体素质。这就像一支队伍,如果将军能指挥而士兵的素质低,那仗也打不好。现在,我国有文盲1.8亿,占总人口的15.88%。其中90%的文盲在农村,妇女占70%。这几年,我们每年扫除文盲500万人以上,但由于小学未普及,每年新产生文盲120万。今后农村扫盲、妇女扫盲是工作的重点。明确法律地位 改进政协工作陈彬藩(全国侨联副主席)应把加强政协工作提高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高度认识,提高到落实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高度认识。建议:(1)从法制入手,在宪法中进一步明确政协的地位和作用;(2)修改政协章程,增添政协委员的权利和义务条款,使委员能更有效地行使民主监督权利。肖岗(全国侨联副主席)用法律的形式将政协的地位、作用固定下来,对我国的长治久安十分重要。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府也好,没有监督必然走向反面。因此政府应自觉地接受人民的监督。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它集中了方方面面人士参政议政,实行民主监督,政协的工作应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李祖泽(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总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序言中,在历史上尚属第一次,实在令人鼓舞,是一件大喜事。我们香港政协委员要主动、积极地参政议政,为国家发展和香港平稳过渡作出贡献。现在距1997年仅1560天,大家要立即行动起来,群策群力,确保香港繁荣安定和平稳过渡,向国家多提建设性的好办法。贾亦斌(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政协换届以后,委员们的平均年龄降低了,而议政的能力提高了,这种局面很令人兴奋。我对政协制度如何完善提几点意见:一是要知情,知情是协商的基础。二是协商要在制定政策之前。三是民主监督中要讲真民主,敢于发表意见。陈宏(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各个专门委员会都搞得很好,促进了政协的工作。一个问题是全国政协与地方政协的联系太少,要加强。沃祖全(农工民主党江西省主委、省工商局副局长)政协委员的层次高、水平高,要给他们搞调查研究的时间,同时要注意发挥政协委员的整体作用,特别是要注意发挥外地委员的作用,这样我们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才能够有分量。胡启恒(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要从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中超脱出来,从全国人民整体利益出发,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包淑和(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参政议政必须了解国情、民情,这就要通过必要的视察、调研来实现。相比之下,外地全国政协委员视察机会较少,全国政协应安排在外地的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有参观、考察的机会,全国政协到各省调查也应让当地的全国政协委员参加。马大猷(民盟中央副主席)建议每年出版委员提案、调查报告选集。委员活动日要加强,便于委员知情出力。郭国庆(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副教授)全国政协可否会同统战部做些调查,解决民主党派机关工作条件差问题。重视保护文物 维护生态平衡胡继高(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我国是文物大国,但由于文物保护的技术力量有限,以及受地方本位主义的影响等原因,大量文物面临人为的和自然的破坏。因此希望在机构改革中,保留国家文物局并充实其力量。同时,还希望在北京大学或别的大学设立文物保护学院,培养文物方面的中、高级科技人员。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应严格控制文物发掘,使发掘工作与基本建设相配合。减少主动发掘,地方上没有技术力量就不要主动发掘。花钱造假“文物”的做法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樊锦诗(甘肃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希望通过这次政协会议引起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文物是旅游的一大资源,但文物具有脆弱和不能再生的特性。因此,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要搞好文物保护工作。文物的科学保护更是当务之急。在处理文物和旅游的关系上,建议要有限制地开放,旅游部门应尊重文物保护部门的意见。要投入保护资金,不仅要保护文物,还要保护文物周围的环境,防治“旅游公害”。文物的价值与周围环境是共存的,破坏了环境,文物的价值也就下降了。刘广运(林业部原副部长)当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形势严峻,乱收滥购,乱捕滥猎,倒卖、走私国家重点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违法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是明目张胆;以各种名目侵占林地,蚕食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区搞开发区,修楼堂馆所等旅游设施,严重威胁着野生动物本已经有限的栖息地。必须加强宣传,强化管理和执法,尽快加以扭转。李柳琼(昆明工学院环境工程系副主任)环保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需要全体人民的自觉努力,应从孩子起就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可在小学开设环保课,以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过宁扶(民建安徽省副主委、高级工程师)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发展经济必须与环保同步。现在各地在经济开发中乱占耕地的现象严重,这说明土地作为资源,国家垄断得不够;依法办事不够,执法不严;土地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不够健全。宗教要为社会稳定服务刘雅敬(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常委)李鹏总理的报告,预示着我们幸福的明天。社会政治稳定,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当前社会政治稳定,人心思定,这是一大趋势,全国信仰宗教的人约有一亿,带领他们为社会稳定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是宗教界人士的责任。真禅(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可以使海外宗教徒看到我国稳定的社会环境。现在有很多海外华人信徒表示愿为祖国效力,我们要做他们的工作,利用和平环境,抓紧建设我们的国家。沈以藩(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落实宗教政策要与民主法制建设结合起来,要发挥民主法制的监督作用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傅元天(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道教的工作起步较晚,但在海内外华人中影响较大。宗教房产政策遗留的一些问题,希望有关部门要重视。(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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