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两会专页)
专栏：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建设步伐
徐其耀（江苏）：听了李鹏总理的报告，增强了发展经济的机遇感、紧迫感、责任感，一定要换脑子、壮胆子、闯路子。当前，必须在加快发展交通、能源、邮电、通讯、水利和城市基础设施上，多开动脑筋、多花力气。
徐信、史水洲、董占林、张宝康（解放军）：这次会议，要把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大政方针，通过法律形式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要规划和部署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争取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宏伟蓝图；要选举产生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实现新老交替，它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神圣历史使命。
吕传赞（河北）：要使国民经济上新台阶，既要牢牢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又要高度重视结构、效益和总量的基本平衡，使经济发展步入良性循环，有序发展。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改革的内容和要求，必将鼓舞和指引全国人民加大改革的力度，促进经济建设的加快发展。报告用两部分分别讲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这种结构安排，使改革问题更加突出，并较以前的有关文件的论述更为系统和明确。
陈文宪（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不要“一刀切”，全国平均增长８％—９％，有的地区只要有市场，有效益，速度可更快一些，能到多少就到多少。
单既林、刘书田、刘世伦、郑顺周、董宜胜（解放军）：今后５年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速度，慢了，就要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展示不出来。所以，速度问题，不单单是个指标和百分比问题，而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
深化改革，狠抓重点环节
何碌为（四川）：为了确保经济的较快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一要多渠道融资，合理运用社会资金；二要加速金融业的发展，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办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合作银行等；三要合理确定信贷规模，保持币值相对稳定；四要加快证券、股票市场培育，重视区域性股票市场的发展，减轻上海、深圳的压力；五要发挥信贷、利率的宏观调控作用。
姜殿武（河北）：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唯独金融还在统。金融系统也应有所竞争，要改革。
索长有（黑龙江）：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适当强调一下国家宏观调控。我省是资源大省，盛产粮、煤、油、木，过去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违背经济规律，深度加工投入不足。这些资源不能就地加工，我省高附加值的产品就少，还造成交通运输紧张，影响我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建议国家对资源大省、发展潜力大的老工业基地应当加强宏观调控，在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
宦爵才郎（青海）：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为此，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一，要加强经济立法。特别是在９０年代，要健全商品经济的法律体系：一是加紧制定和完善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基础性法律法规，如财政法、商业法、投资法、审计法、公司法等；二是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如国有资产管理法、计划法、政府投资法、税收征管法等；三是保障市场秩序有序化的法律，如票据法、价格法、借贷法、租赁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房地产法等；四是规范个人经济行为并保障其合法利益的法律，如个人所得税法、遗产法、消费者权益法、劳动保障法等；五是完善涉外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第二，加快立法进程。要以解决法律法规供求矛盾为重点，确定立法项目，制定中长期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加大立法力度，缩短立法周期；要进一步更新观念，辩证地认识立法条件的问题，不能片面强调稳妥，强调条件不成熟，要增强紧迫感，急用先立；要健全立法体制，加强立法机构和力量，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和企业等社会力量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要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法律条文要尽可能规定得明确、具体，便于执行。第三，要大力改善执法活动。要把严格执法和立法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强化执法监督检查，提高执法水平。同时，加强廉政建设，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厉以宁（湖南）：最近下去调查，了解到群众比较关心的经济问题有如下６个，即地区差别在扩大，个人分配差距在拉大，待业人员增加，通货膨胀潜在压力增大，经济秩序较为紊乱和对“复关”后的担心。我认为，有些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问题，只不过没有公开暴露出来罢了。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旧体制在作怪。因此，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和步伐。经济秩序有点乱，主要是法制不健全，无规则的乱是真乱，有规则的发展是活的表现。必须加快经济立法，保证经济建设有序进行。
席忠义（山西）：对假冒伪劣商品，社会反应强烈，群众受害很深，建议报告增加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内容。另外，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应高度重视，尤其是贫困山区。这几年，一些已经绝迹的疾病又在泛滥，后果是严重的。建议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强化预防工作。
吴邦国（上海）：上海的优势不在于廉价劳动力，而是经济科技的综合优势。上海经济发展要扬长避短，要坚持走科技进步的道路，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只有这样才能使上海经济真正上一个新台阶。
国林（北京）：我国是世界上货运、客运量最大的国家，但目前铁路的人均长度在世界排名百位之后。铁路运输中的问题和矛盾十分突出，目前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铁路的状态不是先行而是滞后。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提出4点建议：1、加快新线建设是当务之急。2、在新线建成前，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要先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编制好新的铁路运输图，增加客运、货运车辆，提高运力；二是提高牵引定数。3、铁路要尽快进入市场。4、铁路要尽快转换经营机制。现在，铁路企业是典型的政企合一的部门，必须实行政企分开、两权分离，实行行业管理和集约经营，与所有的兄弟企业建立平等的经济关系和合同关系。黄长溪（福建）：做好引进工作也不能“一手硬一手软”：重视外资引进，不要忽视对侨务政策的落实；重视抓大项目，不要忽视抓中小项目；重视做国外工作，不要忽视国内鼻子底下的工作；重视结识新朋友，不要忽视老朋友。
李泊溪（天津）：财税制度改革，既要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又要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现在中央与全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关系有６种情况，建议把这６种情况统一起来，这样有助于地方之间的协调发展和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
进一步重视边远贫困地区的发展
陈奎元（西藏）：在中央政策指导下，西藏大有潜力和希望。西藏要走出一条有特点的、有后劲的路子，要在改革开放中增加动力。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难以体现。西藏的短处是环境闭塞，没有铁路，缺少能源、动力，区内市场也小。但也有长处，地方大，农牧、森林、矿藏、水力资源丰富，周边有四五个国家，发展边贸、外贸都有条件，要扬长避短，变闭为开。只要有一两个吃劲儿的项目，就可以很快上去。但西藏仅靠自己的力量求得大的发展难以办到，仍然离不开中央和兄弟省的支持和帮助。对西藏的建设，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来看。
江村罗布（西藏）：今后西藏要发展，中央还要继续给点倾斜政策。李总理报告中提出，加强经济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需要国家支持帮助，特别是重大建设项目。
王维山（内蒙古）：当前，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浪潮。作为老、少、边、贫地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培育市场，以市场经济驱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地区显得更为紧迫。贫困地区市场经济建设的路子主要有三条：一是以培养市场为动力，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二是以发展乡镇企业为起点，努力扩大商品生产，提高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以沿边的地缘优势为吸引力，推进与发达地区的联姻，借助外力，发展自己。
杨汝兰（四川）：李鹏同志的报告很鼓舞人心，５年所取得的成就，我们都有亲身感受。但是，工作也还有不足，如国家制定的某些政策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富的地区，政策很宽松，穷的地区，政策反而卡得紧，建议领导同志多去山区、老区看一看，制定政策时考虑更全面些。
张奎（山西）：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沿海很活跃，沿边也活了起来，就是中西部动作不大，问题在于中西部地区的人才、资源优势得不到发挥，造成人才外流，中高级人才“下海”，这个问题应引起重视。再困难也要把科技力量搞上去，制止高级人才由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转移。曾宪武（湖北）：目前，贫困地区存在人才、资金、资源外流，农民负担过重，扶贫优惠政策难以落实等问题。为此，建议加强开发贫困地区的力度，重新确定脱贫标准和扶持范围，制定稳定人才的政策，实行一定期限的减税免费，制定农副产品收购最低保护价和生产资料最高限价。
莫时仁（贵州）：报告中要求把解决少部分地区的温饱问题作为今后５年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差距还比较大，结合实际，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在省委领导下，团结全州各族人民，排除干扰，抓经济工作；二是千方百计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我认为要加快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是要改善交通、通讯条件；二是要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力培养人才。
方苞（广东）：近年来，一些地区先富帮后富，全国范围内互补互利的经济合作未能得到有效地引导和扶持，而农村要脱贫，就必须推动这种合作。
把农业同千变万化的市场连接起来
许行贯（浙江）：要解决领导者在新形势下如何认识农业和指导农业的问题。总的思路，应该是研究如何把千家万户的商品生产者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连接起来，要下功夫做好连接工作。对农民自己能够做的事，要给以自主权，放手让他们干；对农民一家一户想办而难以办的事，应该由政府努力去做好服务工作。第一要重视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建设、绿化荒山、环境保护一定要搞好。第二要按照市场的需求安排和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第三要重视科学技术。现在农民最需要的是良种，没有优良品种，必然要被市场所淘汰。政府一方面应该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有优惠政策，支持科研部门办经济实体。第四要搞好购销服务，以合同制的形式指导农民生产，衔接购销，及时预测和告诉农民市场信息。第五要抓好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建立以龙头企业带动千家万户生产的产供销一条龙的服务体系，贸工农一体化，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第六要注意对农业的投入。
赵仲光（浙江）：农村、农业应该有一个综合机构来抓。国家宏观上要多增加一些对农业的投入资金，同时要进行投资体制的改革，提高投资效益。各部门对农业的投入不要分渠道撒胡椒面，要捆起来下到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投入使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宏观上主要从路、水、电、基础教育着手。农产品价格要尽快理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如何缩小，建议报告写上要尊重价值规律，要尊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对贫困、边远地区要扩大制定政策的自主权，加大块块的权力，在进一步改善硬环境上要有具体扶持措施。
刘震乙（内蒙古）：我提个建议：全国人大应该成立农业委员会，以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农业立法和农业的法律监督，使农业真正从法律上确立牢固的基础地位。
方一本（安徽）：农民负担重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什么这么重？有地方、基层的责任，也有国家部门的责任。减轻农民负担，除了地方和基层减少不合理的收费、集资和摊派外，国家也应采取一些措施。一是大型水利建设费用国家要解决；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应推给农民；三是国家要制定真正向农业倾斜的政策。
董志文（湖南）：没有农业的改革、开放、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困难的。农民达不到小康，全国也达不到小康。当前，我们既要看到农业有很大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一定提高，也要看到农业问题不少，农民意见大，反映强烈。主要是：１、农民负担过重，“剪刀差”扩大。农产品价格上不去，国家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农民不愿种田，今后吃饭都成问题。２、农产品卖难。有些地方收购农产品打“白条”的情况反复出现，为什么不追究责任呢？３、部分地方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要搞好农业和农村工作，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农业，法律、政策上要保障和扶持农业，组织上要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农业法要尽快出台，要让农民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彭茂吾（湖南）：目前农业和农村工作主要有以下４个问题：一是投入不足，农田水利建设在吃老本；二是基层干部的工作目标和方向不明确；三是各方面向农民伸手太多；四是农业生产风险太大，有些地方还要靠天吃饭，农产品少了就行政干预，多了就没有人要。希望国家对这些问题引起高度重视。
王渭田、李明先（山东）：对那些靠向农民乱集资、乱收费来创“政绩”，甚至购轿车、盖楼房、发奖金、装腰包的行为要坚决反对，有的要依法严惩。
搞市场经济精神文明建设不能放松
吴树青（北京）：当前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都有很大的进步，但精神文明建设显得薄弱，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加强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鼓励人们健康向上，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我们在宣传舆论导向上要注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要一味强调“向钱看”，把它作为一种观念的转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今后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个重大课题。
唐念慈、张凤祥、谢美兰、庄印芳（江苏）：李鹏总理在报告中讲到加强廉政建设时，代表们热烈鼓掌，说明这是人心所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廉政建设显得更加重要。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口头上，而要真正体现在实际行动上。现在，不论是国有企业或个体户，还是机关、事业单位，不请客送礼，很难办成事。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一定要痛下决心，狠抓廉政建设，抓出成效来。
罗益锋（北京）：当前行业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办事都得托人花钱。尤为严重的是，这股不正之风已刮进某些政府机关，腐蚀干部，亵渎法律，危害社会。希望采取强有力措施，像科技攻关一样，制订具体量化标准，下大力气抓出成效。
俞正声（山东）：现在，一是一些领导同志对办事业操之过急，不顾现实条件搞一刀切，名目繁多的达标活动屡禁不止；二是近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增长较快，地方财政无力兑现。由于上述原因，县级财政增支较大，没有办法只好向农民伸手。建议中央拿出办法，把农民负担减下来。
孟振德（北京）：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各级党政机关十分关心武警部队的建设，特别是首都武警部队的建设。武警部队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使这支“尖刀”和“拳头”部队更加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成为敌人惧怕、人民信赖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广大官兵决心不辱使命，确保警卫目标万无一失，为首都经济腾飞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让党中央放心，让首都人民放心。
朱治宏（江西）：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我认为要明确几点：一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决不能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二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不是要以放松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一手为代价，而是软的一手要硬起来，力求在更高的层次上取得平衡；三是精神文明建设涉及的范围广，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有重点、有侧重，包括投入的人财物；四是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要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五是精神文明建设也要贯彻改革的精神。
单荣范（黑龙江）：我较长时间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工作，深感党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特别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加强起来，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硬。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与物质文明建设同等地位。其次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好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三是要严格社会管理，健全精神文明建设的法制、规章，依法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涂玲慧（江西）：报告将精神文明建设分成两个方面，提出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资助需要扶持的文艺门类，这是非常正确的。我觉得，文艺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需要尽快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
重视科技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
贾翠莹（北京）：完全赞成报告中要继续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目前从领导到群众这个意识还比较薄弱，要大力宣传，加以强化。农业科技发展潜力很大，前途光明，但农业技术推广是个大问题。７０年代建立的四级推广网基本没有了，经费短缺，技术人员待遇低，留不住，致使农业技术推广渠道不畅。国家应调整农业技术推广政策，并通过立法保护好知识产权，同时要配备文化层次较高的干部抓这方面的工作。
董耐芳、白淑华（河北）：建议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科技体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引导各类科研机构和人员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参与竞争，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韦钰、陆文夫、盖钧镒、尤建圻、冯端、沈道齐、
翁品光、吴光南、陈锡生（江苏）：现在，用于教育、科研、文化的经费十分匮乏，严重制约了这些事业的发展。办好这些事业是政府的职责，不能够把什么事都推向市场、依靠创收来自给自足。有些单位靠“创收”得到了一些收入，但以牺牲教育和科研为沉重代价。不少地方的教育、科研等单位的队伍在流失，人心在浮动。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十分严重。
马宁、鞠桂芝、牟丽芳（吉林）：当前各级学校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因教育经费不足，影响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二是因教师待遇低，教师队伍不稳定，影响了教学的积极性。建议国家在实施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纲要过程中，采取特殊措施解决这两个问题。
谢颂凯（广东）：目前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还较多，如教育部改为教育委员会，但在机构、职能上没有什么不同。今后，高等教育将逐步从“精英型”向“普及型”发展，这过程是高校自主权真正落实的过程，因此，国家教委的职能应大大改变。
张汉青（广东）：要在人民群众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这方面要舍得投资，搞好有关的教育设施，并从少年儿童开始就要有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要把爱国主义的教育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孙鸿烈（河南）：对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笼统地说待遇偏低不明确，建议集中解决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和从事社会公益型研究、基础性研究知识分子待遇偏低的问题。
孙漱沅（浙江）：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下决心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这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关心。只要把钱用在刀刃上，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例如，据有关部门估算，去年仅用公款请客吃掉的资金就颇为可观。
机构改革要以适应市场经济为目标
卢钟鹤（广东）：过去也搞机构改革，但成效不大，关键问题是过去机构改革是在单一的计划经济背景下搞的，如果这次改革不转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恐怕又会走到老路上去。
陈癸尊（江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机构改革方面进行过很大的努力，但成效不够显著，并且有过反复；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次改革方案是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形成的，看来是比较好的，但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避免再出现“旧制复归”。看来很重要的一条是要用法规来规范和约束，从立法方面做些文章。建议明确一条，经这次人大会议审议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今后不能轻易变动，尤其是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不能随意改变。如因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出现新的情况需要调整、变更的，需经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查批准方能生效。
王贵明（天津）：当前的政府机构设置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但机构改革的难度很大，还须慎重行事，希望国务院带个好头，给地方各级机构的改革树个榜样。对于机构改革后出现的实体，在现行两种体制并行的情况下，要求马上脱钩是不现实的，也会产生许多问题。
真正代表港人利益的是中国政府
林丽韫、洪涛（台湾）：彭定康称他的政改方案是为了给港人争发言权。众所周知，真正代表港人利益的是中国政府，能真正反映香港民众意愿的是香港基本法。英方这样做，实质上是图谋扶植它的代理人，以图在１９９７年后通过他们继续影响甚至控制香港，为英国的利益服务。
李辰（台湾）：港英当局的举措，不仅严重破坏了中英合作的基础，而且违背香港市民希望中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愿望。彭定康这种置港人利益于不顾的行为，只能加剧香港社会的动荡，使经济蒙受损失。最近，香港市民的投资意愿遭受打击，一时间港股大跌。这表明彭定康的决定，不仅违背民意，也不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吴康民、蔡渭衡、韦基舜（广东）：做好香港同胞工作，争取人心，是收回香港主权的基础，一定要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扎扎实实地进行。一是稳定人心。要使香港同胞认识到，决定香港形势的是中国局势，而不是彭定康和英国政府的举动。中国形势好是香港稳定繁荣的最大保证。香港同胞对此应有信心。二是教育香港同胞应该团结一致，与祖国政府和人民一道，揭穿彭定康的假民主骗局，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做好一切准备，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作出努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