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笔谈
解放思想 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
刘忠德
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化工作应如何适应实现这一目标的要求，这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深切地感到，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将关系到我们在文化工作中能否全面、准确地落实十四大精神，顺利完成十四大提出的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三大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正确的回答。就整个文化工作来说，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就是要研究经济运作方式改变之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应如何与之相适应。这里涉及到不少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例如，应当如何看待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和它的特性？如何看待精神产品与市场的关系？不同门类、档次和目标的精神生产的兴衰存亡能否完全由市场来选择？怎样看待严肃文艺作品和通俗文艺作品在市场运行中的不同状况与要求，我们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对精神生产部门和文化娱乐场所的经营在政策上应如何区别对待，应当对它们分别提出哪些不同的管理要求？应当怎样看待精神生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更好地处理两个效益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善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怎样进一步完善与文化有关的经济政策，加快文化法规建设？等等。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既提高了理论素养，又解决了面临的一个又一个新问题，那么我们的工作就能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是“又一次伟大革命”。这个变革，不仅极大地震动了我国的经济领域，而且也将极大地震动我国的文化领域。经济运作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必将深刻地影响和推动文化体制的相应变革。这个相应的变革，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作为文化工作者，只有投身于这个变革，积极地推进这个变革，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同时还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和文化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既要看到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及某些方面的共同性，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它自身的规律和特殊性。只有准确地把握住这一点，才能使文化体制改革健康地、顺利地发展。检验文化体制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是否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文化部机关将在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进行机构改革。同时，我们还要进行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艺术院校的体制改革和其它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改革中要积极、主动地争取国家计划、财政、税务、工商、劳动、人事等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今年，一定要下决心积极稳妥地推进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要对近年来各地贯彻执行中央、国务院批转的《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的实践进行认真总结，对在实践中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加以完善，并根据新的形势，在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全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方案。同时，从文化部到地方文化行政部门都要下功夫抓一、两个改革试点，取得经验，把这项工作尽快地开展起来。一定要切切实实地抓好试点工作。
繁荣文化艺术事业，是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我们学习贯彻十四大精神，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其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艺术的繁荣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９０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时代的主题，国家的大局，是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文艺工作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主题和大局，就是“二为”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坚持“二为”方向的同时，我们还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要尊重艺术规律，尊重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保障创作自由和文艺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作家、艺术家写什么，演什么，在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前提下，都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并且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许“横加干涉”。要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团结、民主、融洽、和谐的气氛和环境，使他们能够思想解放，心情舒畅，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要大力提倡作家、艺术家深入到时代生活的激流中去，反映新时代，开拓新题材，创作出更多内容健康向上特别是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我们提倡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切磋、交流、批评中进行的，健康的文艺批评，能够有力地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我们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共同繁荣的局面。
我们要加强文艺队伍的团结，群策群力，共同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曾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新的生产力，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也是这样。讲团结，就是要求我们各级领导班子和整个文化艺术队伍都要加强团结。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必须动员和团结千百万人投身于这个事业，只依靠少数人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的任务很繁重，只有团结，我们的队伍才能稳定，只有团结，才能集中精力搞事业，搞工作。要做好文化工作，单凭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是不行的，要靠集体的智慧和集体的经验。“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流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领导干部一定要虚怀若谷，集纳群言，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同志，包括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共同工作。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个人的小圈子。要坦诚相待，有问题及时交换意见，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求同存异，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不要搞无谓的争论。只有领导班子团结了，才能带动我们整个文化艺术队伍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为文化事业的繁荣既创造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我们不能错过今天，今天的魅力就在于它只有一次，把握住它才能拥有明天和未来。我们正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艰难困苦的壮丽航程。让我们同舟共济，抓住有利时机，拓展思路，大胆探索，真抓实干，以最少的痛苦、最和平的方式走完这一必然的过程。我相信，在伟大的改革实践中，迎来的明天一定会是文化事业更加繁荣的春天。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文学流和情绪流
蒋子龙
人说一九九二年是中国文化界的“官司年”。打官司形成了一股“文化流”。它反映了一部分社会情绪。但并不真正代表或促成了一种强大的“情绪流”。包括“弃文从商”或“卖文为商”等等，都只能给社会新闻增加一点茶余饭后的谈兴……
一部文学畅销书就有可能席卷社会，形成一股“情绪流”。遗憾，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还没有这样的畅销书。文学“流”不起来，通俗不“通”，纯文学不纯——既不能像以前或现在外国的畅销书一样，动辄发行数百万册乃至上千万册，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学流”；又不能给当代社会投以真诚。因此只能听任被社会的“情绪流”所淹没，或者游离于“情绪流”的中心以外，小打小闹一番。其结果，文学缺少了时代意识，时代的文学意识也淡薄了，相互疏远或者互为附庸。
中国的“情绪流”里奔涌着现代人们对生活的热望——变化很快、给人以紧张感的现实生活，使人们的心理上出现不平衡。商品社会也可以叫做“能人社会”。不必抱怨“怀才不遇”、“生不逢时”，谁有多大本事都可以施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但不是每个人的欲望都能得以实现。有希望，有失望，有人得意，有人失意，有的很畅销，有的受冷落，有了热门、热点、热线，也有了冷遇、冷面、冷心……这便形成了情绪。这情绪在社会上流动，有时像春风，有时像凉风，有时像龙卷风——被这股“情绪流”刮得东倒西歪、晕头转向，固然不明智，如若对现代社会的这种“情绪流”全无感觉，也未免太“空灵”或太不灵了。
无论“情绪流”多么强烈，也不应该刮散了文学。相反，作家倒可以在“情绪流”里感知当代社会的节律和诗意。通过情绪可以看到现代人最内在的“自我”。
正是这“情绪流”说明人们对世界的感觉不断发生变化。同时也改变了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甚至改变了文学的构成。
比如：一部作品突然莫名其妙地引起了社会轰动，而另一些被圈子内的人看好的作品，却受到了冷落。
中档次的虚构文学还在萎缩，纪实文学势头强劲。在纪实文学中现实纪实文学步履艰难，历史纪实文学则纵横捭阖。
中国文坛一会儿“散文热”，一会儿“随笔热”，一会儿“经商热”，一会儿“打官司热”，今天东风，明天西风，“无法预测，无法规划”。这就是社会的“情绪流”在作怪。而当代文学又没有力量和气魄驾驭“情绪流”，引导“情绪流”，或以“文学流”影响“情绪流”。如美国，一部畅销书可以掀起一股社会“情绪流”，电影、电视争相改编这部书。在中国正相反，一部电视剧打响，赶紧改编成小说，借着影视的影响多卖几本。这也恰好说明当代正走红的作品，也是跟在“情绪流”的后面，受社会情绪的左右，或者干脆就是这社会情绪的产物。这种作品可直接表现这种情绪，为当代“情绪流”推波助澜；也可以调节社会的精神结构，维系当代社会心理的平衡；还可以缓解或净化社会情绪……
所以，尽管当代文学不尽如人意，人们还是需要它。文学从来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有属于自己的那个层面，不应该退却或丢失它。只是和当代“情绪流”相比，文学太孱弱了。自我取悦尚可，不能和“历史上的最高生产水平”相比，更未达到理论设计的指标：“成为一种可以重整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形态”，和“时代信仰的创造品”。同时也不该怀疑，尽管当代“情绪流”加速了对文学的淘汰，总还会有东西沉下来，存下去。
编后：自今年三月起，本版开设“金台文论”专栏，针对当前社会文化现象、文坛热点、文艺思想，激浊扬清、传导信息，文章形式不拘，随感、札记、对话、通信等均可。文字要精练，不超过一千五百字，尤欢迎议论风生、富有创见、轻松活泼的千字文。“金台文论”每季度评出优秀奖若干篇，并在本版公布。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热点争鸣
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新时期十年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何评估进入９０年代的文学，请看——
关于“后新时期文学”的讨论
如何评价和界定新时期后的文学，是当今理论批评界的热门话题。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６日，《文艺报》载文披露，一些学者提出了“后新时期文学”问题，北京大学等就此召开了讨论会；随后，《作家报》、《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和《文汇报》等报刊陆续发表文章，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这次仍在持续着的讨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称谓问题
部分讨论者赞成将进入９０年代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概括为“后新时期文学”的提法，这是相对于１９７８年以来“新时期”而言的，认为这种提法一则表示它作为开放中国的开放文学，仍属于文学的新时期；同时，它确认了文学自身延展、变革的性质，标示着一个文学阶段的终结和另一个文学阶段的开始。和文坛上的“后现代主义”、“后现实主义”和“转型期文学”的提法相比，“后新时期文学”更具涵盖性。不同看法则认为，所谓“后新时期文学”的概念除了表现出概括者的浮躁外什么都不能说明，因为这种命名是以牺牲现阶段文学其它特征为代价的。更有尖锐者指出，评论家们匆忙划出一个所谓“后新时期文学”，缘为评论界有一种乱贴标签的不良学风，这一概念是个虚妄的命题，是一个并无事实依据的创造，是评论者在百无聊赖时向社会发出的某种古怪的信号。
二、产生的背景与原因
讨论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９０年代而发生的文学转型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生活的剧变，使创作者和大众文化心态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适应这种变化，文学便寻求着“新的文化空间”，这为“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多种后工业和后现代因素不断渗入我们的社会，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看，“后新时期文学”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有着某种联系；另外，在种种外因的促动下，作家的主体审美意识的嬗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否定“后新时期文学”存在的讨论者指出，从整个社会文化形态看，将“转型期”文学称之为“后新时期文学”似无不可，不过，这种转变的外部形势对于文学发展并非一定起着制导作用；根据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来判断文学的基本走向，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唯物论观点。
三、特征及内涵
讨论者认为“后新时期文学”主要包括新写实小说、新市井小说、新历史小说和新改革小说。从现实态度上，“后新时期文学”既直面现象，又认同现实，把理解生活放在第一位，置身于有局限有缺憾的生活中反映生活；在主体意向上，注重藏主体于客体，隐理性于感性，有意使主体与客体保持距离；在表现形式上，并不追求形式上的新异怪诞，而是回到故事，回到人物，随着大众的审美趣味相应地调整自己；在艺术功能上，审美性上升为第一性，作家的使命意识和干预意识淡化，具有一种消费性特点。有的讨论者干脆将“后新时期文学”的特征概括为“还原艺术”、“还原历史”、“还原生活”、“还原民间”。
四、发展前景
讨论者指出，“后新时期文学”是市场经济时期的文学，一切尚在过渡之中，但已呈现出的种种迹象表明，文学创作在内容的“兼容性”和形式上的含蓄内在与个人风格上，打破严肃与通俗、纪实与虚构、崇高与低贱、庄严与诙谐的种种界限，将是一个时期里的基本文学趋向；也有论者认为，有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使它先天不足，后天也难以调理，这之中首先是理想、信念、道义等终极信仰和传统精神支柱的流失，使文学面临一个世俗的、浅薄的消费文化的繁荣；“后新时期文学”可能是一个文学沉淀、选择、调整的过程，但很难有伟大的作品问世，文学将成为“漂流的文学”。反对“后新时期文学”提法的论者则指出，梳理１９８５年以来的创作情况，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过程完全具有一哄而上的特色，因而，所谓“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前景也就不言自明了。
（王力军）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沈祖芬程千帆新诗集》最近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位作者均系我国当代著名文学研究家和诗人，他们的诗作既受古代传统诗歌影响，也采用外国现代派诗的表现方法，很有特色。本书由陆耀东教授编辑整理。 （珞珈）
△史中兴的散文集《缤纷人生》最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收有作者近年散文四十余篇。（沪文）
△湖南省零陵卷烟厂近日向湖南省作家协会捐资三十万元，设立湖南省工业题材“当代风流”文学创作基金会，以推动湖南工业题材作品的创作，为重振“湘军”雄风添砖加瓦。 （瑞郴）
△云告所著《美的神游——从老子到王国维》已由湖南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七十六家我国古今著名学者、诗人的美学思想。 （文力）
△舟挥帆所著《译注评析金瓶梅诗选》一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张惠方的人物特写散文集《崇高的爱》和《生命圈危机》分别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和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笔下有科学家、教授、艺术家，也有普通劳动者，清朗朴素的文字，记下了时代生活中一帧帧爱的人生画面。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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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瞭望台
一九九二：创作个性的张扬
牛玉秋
创作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常常是文学发展的标志。当小说干预社会生活的作用愈来愈被报告文学所取代的时候，对于虚构文学之一——中篇小说来说，创作个性便相应地愈来愈受到重视。因为，创作个性是带有鲜明生动的作家个人烙印的精神产品，它因自身的独特性而无法被任何其它精神产品所取代。当然，创作个性的形成是不懈追求的结果，因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年度对它进行标定难免有些牵强。不过，在经历过８０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时期对小说内容的广泛开拓和１９８５年前后对小说形式的大胆探索之后，特别是经历了近年来在相对沉寂中的调整与思考之后，追求创作个性越来越成为作家的自觉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把１９９２年看作是创作个性张扬的年度也未尝不妥。其表现为：
一是相对固定的取材环境与背景。也许是受了福克纳不断写“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的启示，不少中国作家也经营了自己的取材地域。早在１９８５年前后就出现过莫言的高密乡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以及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等。在进行这些系列创作时，作家们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对地域文化意义的开掘上。１９９２年也有类似的一批系列作品，如王晓玉的上海女性系列，林希的天津系列，南翔的海南系列等。在开掘地域文化意义上，它们与前一批系列相近，但它们同时还表现出了作家本人的文化渊源。如王晓玉笔下的人物就都有着流寓上海的山东人的精神气质，而南翔的小说则表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形成，这种文化精神既与地域有着一定的联系，又代表了作家的文化追求。取材的地域性与作家本人的具有充分具体性和独特性的文化背景密切结合，使作品的个性色彩更加鲜明。还有一些作家取材范围不以地域为界限，而是选择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如钟道新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一系列作品。这种选择不仅与地域选材同样具有特定文化意义，而且更直接更鲜明地表现了作家本人的文化背景。
二是同一主题的反复阐释。作品主题常常最鲜明最集中地体现着作家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基本问题的重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作家个人的精神标记。如周梅森对历史合力的热衷。这两年他一改过去以男性为主要人物的写法，连续发表了四篇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而这四篇的主题仍然不离多重意义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悲剧。范小青的思维焦点则在生与死这一基本问题上，因此她的小说大多表现生存与死亡的多种样式，对生存与死亡的意义与无意义都作了多方面的展示。
三是创作视角的个性化。创作视角是作家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的途径。创作视角的个性化有时决定于个人经历。人一生经历的不同阶段对人成长的意义不尽相同，其影响最深的阶段常常会成为一个作家观察生活的隐秘通道，把作家个人成长这一阶段所特有的认识、情绪和气氛投射于作品之中，形成人们常说的“童年回忆视角”、“少年回忆视角”等等。特殊的个人经历也会形成特殊的视角。比如一些出身农村的作家通过参军或上学进入城市，城市的喧嚣与骚动对他们形成了特殊的、强烈的刺激，他们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便有了一种与城市作家不同的韵味，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新都市人视角”。创作视角的个性化有时还决定于对某种职业的执著。这种执著使他们把某种职业看作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事业，认为人的全部精神力量——包括智慧、才能、人格等等，只有在这一事业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和发挥。这种视角目前并不多见，唯朱苏进的作品表现得比较充分，故姑且称之为“军人视角”。创作视角的个性化有时则决定于对某一学科的领会和认同，如梁晓声的两篇新作所采用的社会心理学视角。
四是对语言个性化的重视。对语言的普遍重视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大成就，这使得一些后起作家在创作之初就具有了语言个性化的自觉，如刘醒龙苦涩中时有调侃的语言风格，刘玉堂将尖锐的政治术语融于质朴的农民口语之中的独特韵味，都已引起了注意。而朱晓平的近作则更进一步开始在叙述语言的地方色彩上下功夫。不过语言个性化的完善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清作家个人语言编码习惯与作品的语言表现两者之间的区别。一般说来，某种语言特点一旦成为可以供人识别的标记，即可成为语言的个人风格，比如调侃。但风格也有品位的区分，如果作品中的人物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调侃就未必适宜。
小说需要读者。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这一事实将迫使作家去重视大众阅读心理，其结果将产生把普及与提高完美结合的作品，同时也是把创作个性与社会精神需求完美结合的作品。这只是对小说创作前途的乐观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