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化市场的挑战与对策
——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座谈会综述
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文艺部邀请中宣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署等四家单位的部分部门负责同志，召开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座谈会。与会同志畅所欲言，纵论目前文化市场的现状、前景和走向，认真分析了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一些新对策。这对引导市场繁荣、加强市场管理和制定文化法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部分同志的发言综述如下：
李准（中宣部文艺局局长）：要重视对文化市场的理论研究 十四大以来，文化市场蓬勃兴起，成为引人注目的一大热点。与此同时，人们对新事物、新现象认识上也存在着相当尖锐的分歧，进而导致了管理上的一些混乱。制订的有关法规，停留在纸上得不到实施。这些情况说明了我们对文化市场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我认为有不少理论问题亟待解决。譬如，文艺是不是商品？怎样看待艺术生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艺术生产部门是否应该划归第五类产业？能否按市场行情选择作家作品？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前人从未遇到过的，解决起来的难度相当大。这就要求我们下大功夫，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作出有深度的解答。
孟晓驷（文化部文化市场管理局副局长）：当前文化市场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当前的文化市场，与１０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营成分多元化、消费形式多样化、参与主体社会化、市场功能效益化、管理趋向规范化。这五个特点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日渐成熟。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市场的迅猛发展，向旧有的文化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现行的体制尚未得到理顺，“横向归口，纵向分级”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上面三国演义，下面各路诸侯”以及“左右扭曲”的现象十分突出。此外，急需制订全国统一的《文化市场管理法》。
康式昭（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如何看待“走穴”现象 演员“走穴”作为特定的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弊端。如一些乡镇的“穴头”，拉一些素质极差的演员（有些甚至不是演员），打着某大歌舞团的旗号，到各地去“赶场”，演出的节目低级庸俗，不堪入目，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
为此我们必须有相应的对策。第一要为演员开辟正规演出渠道，实行一定程度的放开。过去我们只允许国营单位组织演出，现在开放到集体，还可以再放开一些，但要求组织者必须有法人资格，并进行合法演出；第二是进行体制改革。先要确定演员的身份，是国家干部？自由职业者？还是半自由职业者？演员同剧团的关系也要梳理；第三是制订配套的政策法规，如演出赞助法、文化娱乐税法等。
王强华（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关于非法出版物 非法出版物现在充斥图书市场。对北京市的两个区进行了调查，发现８０％是非法出版物，有一趟火车上小贩兜售的书刊１００％是非法出版的，《读者文摘》就有六种版本是假的。我们不止一次进行打“非”活动，但是“打非打非，一打就飞”。关键还是措施不得力。因此，建议尽快制订一部《出版法》，其次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像打击经济犯罪一样，必要时也搞一个“文化产品质量万里行”，把假冒伪劣作品在报上曝光。第三，国家应该有计划地支持好的出版物。中宣部抓的“中华大家唱卡拉ＯＫ”就很好。
仲呈祥（广电部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关于影视艺术如何走向市场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在国家经济走向腾飞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很深刻的。日本曾有过在经济滑坡时代文化也随之滑坡的教训，有一项调查表明日本当时的一些电视台为了迎合观众，播放大量低级趣味的片子，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滑坡的势头。影视艺术对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国家电视台要讲国格，多播放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片子，这就需要国家进行大量资助。因此，影视艺术走向市场必须慎重。
在影视行业中，也有个“理论弄清、体制理顺、法规健全”的问题，除此之外，要建设好“软环境”，即健康的文艺评论。
梁衡（新闻出版署报纸司司长）：关于报纸市场 报纸是否商品？应该说有商品性的一面。过去只讲它的政治属性、文化属性、信息属性，很少提它的商品属性，现在要重新认识。党的报纸固然是“喉舌”，但不是所有的报纸都是“喉舌”，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就会受欢迎。应该很好地处理它的这些属性的关系。
薛守政（新闻出版署发行管理司市场处处长）：关于“扫黄问题”
去年至今查处的８６０种非法出版物内容大多不健康，一些调查表明，青少年的犯罪活动，与这些黄色报刊有很大关系。扫黄扫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成效不大？一是黄书的流动性大，各地文化层次差异大；二是宣传跟不上，人员跟不上。要进行彻底治理，地方必须配合、重视。
谢明清（新闻出版署音像司司长）：关于音像市场 音像市场起步最早，１９７９年就开始了。但旧市场出现了新问题，条例不完备，把好人捆起来了，把坏人放跑了。这是教训。市场从发育到成熟，国外一般３—５年。健全的法规是非常必要的，台湾《出版法》出台的当天，电视台就在同一天改换节目，因为不合法者要罚２５万新台币。除此之外，音像市场也必须进行综合治理，最好由一家来管，相互协调。
与会同志还提供了大量的、丰富的材料，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意见和富有启发性的建议，限于篇幅，这里只撷取几端，以飨读者，以后还要继续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 王德颖）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瞭望台
经济大潮中的小说创作
——１９９２年短篇小说新作掠影
胡平
处在当今的经济大潮之中，潜心于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写作，也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然而，１９９２年全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形势仍令人欣慰。这一年的创作，总体上追求一种深远、淡泊、纯净的审美境界，见出作者沉稳、自信的创作心态，无疑说明了短篇创作上的新的收获和新的成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铁凝的《孕妇和牛》（《中国作家》９２．２期）。一个怀孕的农村少妇和一头母牛相伴而行，田园诗般的色调透视出现实中酝酿的生活热望和强烈的生命意识。何立伟写出他的第二篇《日子》（《山花》９２．７期），怀了同样恬静的心情。日子像流水一样悄悄逝去，作者祝愿母亲和心灵不胜缠绕的男男女女都能有幸见到远象，为自己保留下一片安宁。这类创作风格出现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非属偶然，它表明了人们在寻求精神方面的依托和重建信念中的努力。
迅速变革的现实正促使小说不断产生新鲜的题材和样式，情节因素再次得到强化。以邮票交易为题的《花落谁家》（薛冰）（《青春》９２．１１期），以桥牌竞技为题的《摊牌》（孙颙）（《上海文学》９２．１期），以公关销售为题的《女人之约》（毕淑敏）（《青年文学》９２．８期），情境严峻，悬念迭起，险象环生，节奏和情绪氛围上与过去小说迥然有别，乃是商品经济发展后社会竞争空前激烈的写照。不过有趣的是，大量作品对现实的反映是曲折和间接的，作者似乎更愿意退后一步，从更广阔的景观上看待眼底的场面，小说多带有人生哲理的意味。读李国文的《涅槃》（《作家》９２．７期）、吴晨笳的《塾师》（《人民文学》９２．１２期），不难体会作者意在赞许艺术家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在贾大山的《容膝》（《河北文学》９２．６期）、范小青的《酒话》（《山西文学》９２．４期）中，超然物外、洁身自好的传统人格再次得到肯定；甚至在描写商贾人氏的《古董商》（黄家刚）（《花溪》９２．７期）等小说中，所怀念的也是一种兼义兼利、雍容达观的生意态度，这些作品不是对现实作切近的观察，而是对现实作出深刻的思索后的产物。
与此相呼应，新历史主义的创作十分活跃，一批年轻作家热衷于大胆勾勒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旧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韩东的《团圆》（《北京文学》９２．８期）、王文莉的《流浪的天空》（《满族文学》９２．３期）、王晓明的《西路军魂》（《东海》９２．５期）等，在场景和细节描写的真切感上达到了使人惊讶的程度。新历史主义作品的繁衍可以被视为小说在开拓创作的自由空间上的重要尝试，而这类创作与上述其它一些创作无意中形成某种共同的流向，那就是力图打通历史与现状、社会与人生、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界限，追溯一些涉及本源的问题。固然今日的读者更倾向于通过报告文学迅速了解世界，但他们只能通过小说了解自己的生存状态，因为小说比历史更接近于哲学。
经济热潮对小说的冲击和推动是双重的，其功绩主要是迫使小说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取向、重新面对读者。概观之，１９９２年的短篇小说篇幅更短，内容更精粹，可读性更强，形式更精巧。如《鱼市·夜渔》（莫言）（《小说家》９２．２期）的迷幻、《高枕·寿桃》（李贯通）（《北京文学》９２．６期）的隽永、《舅母》（俞胜利）（《人民文学》９２．２期）的含蓄、《水思》（李钧龙）（《边疆文学》９２．５期）的清纯、《钥匙的故事》（苏子）（《百花园》９２．１期）的机巧，都表现出作者对短篇体裁独特的形式感的理解。另外需要提及的是，一年来的短篇佳作中有许多仍在继续叙事和句式方面的探索，造成鲜明的修辞效果，维护了纯文学的先锋性。刘庆邦的《白煤》（《北京文学》９２．４期）、蔡测海的《留贼》（《湖南文学》９２．６期）、阎欣宁的《极限三题》（《解放军文艺》９２．２期）、姜贻斌的《二十四面风》（《青年作家》９２．１期）等，即可略见一斑。如果说这一年的中篇小说以大规模恢复写实为特点，那么短篇小说则相对保持了文体的灵活性，为各种艺术实验提供了最后的基地。
随着文化市场机制的全面引进，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发展会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竞争必将大量淘汰一般平庸之作，鼓励真正优秀的和拥有读者的作品问世。人们终将认识到，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前途不取决于外界条件，而取决于小说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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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栖追踪》值得一读
赵相如
《两栖追踪》（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文艺性的学术论文集。作者周崇坡比较注意在文学与影视两个领域进行追踪，既有新意，又有探索。
掌握新时期文学与影视的流变难度较大，敢于对这两个领域的若干现象、一些作品与作家从不同角度和方位，阐述己见，供人作参阅思考，这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本书有个较为明显的特点是，作者在行文论证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原则，除了较多地从文学、影视的社会、历史层面去透视文艺现象，剖析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与价值外，同时又能较好地从审美角度，从文化层面，去观察、分析、判断，从而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在《时代感：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话题》中，一方面作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年代，我们自然不必坚执于小说只能从社会历史层面，或更狭窄的政治政策层面去反映农村生活；应该允许与鼓励从文化层面、心理层面、生命层面等多种层面去描绘农村深层的变革”；另一方面，作者辩证地指出：“不必有意贬低社会历史层面的文学反映。事实上各种层面的小说，无论是社会小说、文化小说、风俗小说、心理小说，都可能出现成功之作、优秀之作，有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也都有可能产生失败之作、肤浅之作，关键在作家对农村生活的审视与表现。”这里表明作者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指导下，既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又防止思想的封闭、僵化，主张文艺的多样化。我以为这样的理论阐述对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无疑是有益的。
该书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理论探索与作品评论中的实事求是态度。在理论争鸣中，作者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平等的、说理的、同志式的讨论，达到明辨是非、寻求真理、互相补充、求得进步的目的。在对一些作品和作家的评论中，作者遵循鲁迅提出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知人论世”、“与人为善”的求实态度。例如在评论张刚编导的阿满喜剧影片的《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的文章中，作者既热情肯定新时期以来张刚所总结出的一套“高效、低耗、快速”的电影生产工作法和他的影片具有较高的票房价值，赢得为数众多的观众、尤其是农民观众的喜爱与关注。同时又尖锐地指出阿满喜剧影片的不足，指出过分理想化的仁爱主义、不分是非善恶的“东郭精神”等因袭的负担和传统负面的影响，严重妨碍了阿满系列喜剧电影的思想内涵的深化和艺术感染力的提高。
评论、理论性文字，常给人钻概念、繁琐引证、枯燥乏味的感觉。而《两栖追踪》似无此种不足，作者运用散文式语言阐述理论、评论作品，化枯燥为生动、变艰涩为平易，因而读起来颇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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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文化市场
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徐世丕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战线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这是党中央对文化领域深化改革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建国４０多年来，我们的现行文化事业体制单一，管理体制运行不畅，内部机制缺乏活力，结构布局不尽合理，发展状况很不平衡。许多文化事业单位被统得过死，导致其血脉不畅、人员累赘、效能低下。同时，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对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有限，基础文化设施严重不足，公益文化事业相对薄弱。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旧体制的影响，我国国家文化行政管理体制也存在一些弊端：机构臃肿，政出多门，层次重叠，职能交叉。这种管理机制的不协调，既妨碍了地方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又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某些管理上的漏洞；既不利于国家对整个文化事业的宏观调控，也不利于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变则通，改革是唯一出路。文化体制的革故鼎新是当前文化战线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
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单位的全面体制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这方面的改革应以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根本内容，既立足于国情，又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逐步建立起一个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点的、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的、具有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力的文化事业新体系和新机制。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应立足于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当前，要在转换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搞活内部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方面狠下功夫。应该积极地进行群众所创造的岗位责任制、聘任合同制、经费包干制、企业化管理、兴办第三产业和文化经济实体等各类改革与探索试验，并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使文化事业单位在艺术生产与流通机制、人事管理机制、分配机制的改革方面求得真正的突破。
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是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系统工程中难度较大的重要环节，必须花大力气做好这项工作。我国现有国家、集体办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２７００余个，但有相当一批剧团囿于人员新陈代谢“出不去、进不来”的困境而青黄不接，同时也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而处于“不演不赔、越演越赔”的尴尬境地。只有改革才能使艺术表演团体焕发青春，走出沼泽。首先，改革应在解决艺术院团新陈代谢机制的良性循环上求得突破。应该下决心制定政策建立有效机制，采取多渠道分流的方式促使剧团“消肿”，帮剧团“卸包袱”，使富余人员、离退休人员发挥所长，各得其所，这是突破目前僵局的必要措施。其次，各级各类艺术院团都应从观念到内部体制进行变革，逐步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能力。艺术表演团体都应在重视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努力运用多种手段创造艺术再生产所必需的经济效益。国家在支持和鼓励社会与民间办剧团的同时，应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国家艺术表演团体，逐步建立起代表各类表演艺术最高水平的、少而精的艺术国家队。第三，引进竞争机制是发展和繁荣艺术的好方法。应该通过政策调控来打破艺术人才的“单位所有制”和“终身制”，要允许竞争、支持竞争。像优化组合、择优上岗、招标选任、职级评聘、责任承包、双向选择等等在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新鲜作法，都应在试验的基础上适时加以科学总结，使其合理成分变为推进艺术院团体制改革的有效措施。第四，积极转换观念，开拓生存与发展环境。要改变过去官办剧团的老爷作风，建立起面向市场的演出机制。艺术院团要走出城市、步入社会、深入民间、面向世界。要支持剧团与企业和经济实体联姻，这是增强活力、强化服务，扩大再生产的有效途径。第五，国家应积极运用政策、法规、奖励等多种宏观调控手段，为艺术院团贯彻文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创造良好的环境，促使剧团出人才、出剧目、出效益，更好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
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还应改革与经济建设不相适应的旧的文化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国家对整个文化事业的合乎规律的有效宏观调控。我国国家文化管理体制数十年来几经变易，弊端明显，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文化市场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更加重了旧体制的弊病。因此，文化主管部门必须根据十四大精神，积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而且要不失时机地进行人事、分配、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为文化系统的深化改革扫除障碍。同时，国家应对文化体制改革予以足够重视，充分运用政策、法规、行政管理、经济等宏观调控手段，调整布局，制定规划，使文化事业发展的总体规模、水平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增长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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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期刊拾穗
（《昆仑》）
《昆仑》的厚实风格在于她不断地推出军事题材的文学佳作，举凡新时期以来活跃的军旅作家都在这方田地上亮过相。自去年以来，《昆仑》添设了新栏目《山外山》，视点向下，为普通作者，为业余“作家”提供一显身手的舞台。双月刊每期一个主题：新兵的故事，枪的故事，女兵的故事，家的故事，爱的故事，周末的故事，题目温馨而朴实，为军事文学开辟了新的风景。一年一轮转，“话题”依旧，“故事”常新。
（叶于）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苏州“老乡”》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长篇报告文学《苏州“老乡”》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这部作品由作家杨守松创作，是《人民文学》重点推出的一部力作。该刊去年第１０期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产生了热烈反响。《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８家报刊很快专文介绍或加以摘登转载。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同志看后“十分赞赏”，提议全省县以上干部都读一读“老乡”，并委派宣传部联系翻印作品事宜；中共徐州市委组织部得悉后，一次就订购３０００册书，发送全市基层干部阅读。这部作品不仅在文艺界，而且在经济界、政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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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王振民著《比较审美心理学》近日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围绕诗人、诗品、诗心这一轴心，通过文学、绘画与摄影等艺术的横向比较，对艺术审美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芹 文）
△刘立中的爱情诗集《如果爱可以等》由长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文一）
△艾斐的《现代文化审美的科学形态》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现代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结合上，论述了文学审美的问题。
（王闻）
△故事影片《初吻》座谈会近日在京举行。该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表现了中年人的爱情生活，是一部幽默、抒情的影片。
（文一）
△郝在今的长篇纪实文学《超级大军的兴衰——原苏军揭秘》已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描写了原苏联解体的过程、原因和趋势，文笔简约而诙谐。 （王 君）
△戴翊著《新时期的上海小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分总论、作家论、作品论三部分，着重分析新时期上海小说创作的规律和经验，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与可读性。 （李 文）
△向求纬散文集《远山的呼唤》、报告文学集《大地不了情——来自长江三峡的报告》，最近分别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都选材于大巴山区、长江三峡地区，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佳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