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笔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
翟泰丰李连仲
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创造，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作为一种经济调节手段，它既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点
１、资源配置市场化。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价格由市场供求形成，价格信号充分反映了产品及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配置的调整与变动要依照市场价格的变化来进行。任何对价格信号的人为的不当干预，必将造成市场信号扭曲，从而损害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效率。
２、企业行为主体化。所有企业（包括那些必须由国家掌握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应具有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所应具有的商品生产经营的全部权力，以及独立的经济利益和实现它们的高度自觉性。这样才能参与竞争，根据市场信号，行使主体的权力，调整生产经营战略，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第一目标，在商品和货币的交换关系中实现企业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
３、企业产权商品化。国有企业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可以转让或出卖，亏损或破产时可以用生产资料抵债，这样可以使生产资料转移到经济效益高的部门和企业里，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企业生产资料不能作为商品，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主人都有权来分享这部分资源的运用权力，无人为这种权力运用的结果承担经济责任，要么是对资源的过度利用，要么是利用不足。企业生产资料只有作为商品，才能明确企业产权收益与市场风险的关系，企业才能根据市场信号购进或转移生产资料，根据资产收益的市场行情考虑扩大生产资料以增加收入或减少生产资料以避免损失。
４、宏观控制间接化。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指导性预期性计划、各种经济杠杆、财政货币政策为主体的各类经济、技术产业、行业和地区政策，按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引导、调节和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宏观间接调控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５、市场体系完善化。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不仅要有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还要有各类要素市场，如金融、房地产、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市场，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通过各类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调节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和转移，由此带来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手段的目标一致和整体效益的提高。
６、交易过程规范化。在市场交换活动中，所有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他们的地位和机会都是平等的，既不享有任何行政、宗法特权，也不依权力、地位形成某种等级差别。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所依据的只是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成本与效率原则；进行较量所凭借的是各自的经营实力和比较利益。他们在机会均等、公平交易准则的约束下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７、市场管理法制化。为维护市场秩序需要通过必要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来规范和约束企业与政府的行为。为防止市场出现垄断现象，要制定相应的反垄断法。对那些亏损严重的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可实施企业破产法。所有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法规体系要求来进行，政府管理部门也要按照相应的法律体系来管理市场上的各类经济活动，管理工作人员如有不遵守市场规则的行为，法律也要追究其责任，整个市场经济运行完全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市场的有序性是由各种有关法律条文和健全科学的法规体系来提供保证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点
市场经济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结合，又形成了具体的市场经济类型。与具体社会制度相结合的各类市场经济又有其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分配形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宏观控制上，能够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它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由于社会制度不同，这就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至少有以下不同点：
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行为主体虽然有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但占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在本质上是强化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实力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行为主体是私有企业，虽然有一定数量国有企业，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的总代表，这种企业实质上仍然是私有企业，所以市场经济运行本质上是强化和壮大私有制经济的实力。
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整个社会生产的宏观目的来看，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在求得企业的最佳利润的基础上，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受私有制支配，企业生产的唯一目的是如何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
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虽然也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形式，等价交换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结合在一起，这说明市场机制在分配中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公有制决定，劳动是收入分配的最一般的依据，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追求与全社会共同富裕相统一的基础，这就要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形式为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私有制决定，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成果，资本家是按资分配，工人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
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依靠诚实劳动和善于经营等正当手段先富起来，但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先富要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受私有制支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剥削制度就决定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是贫富两极分化，差别越来越大，富的成亿万富翁，穷的一贫如洗。
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利益的差别和矛盾，由于公有制所决定三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是劳动人民的总代表、企业是公有制的企业、劳动人民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所以他们三者之间虽有利益差别和矛盾，但从长远看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私有制决定，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关系是根本对立的，私人企业之间利益也是处于大鱼吃小鱼的尖锐冲突之中。
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是劳动人民总代表，其计划目标必然反映出公有制的意愿和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完善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它决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就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它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经济计划是一致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能够促进计划实施，尽快达到目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以资本家总代表的身份参与资本运动，其计划目标必然要反映出私有制经济的意愿和要求。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这个矛盾靠资本主义自身功能很难协调，它必然要影响计划调节机制的效果，使经济计划很难达到预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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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重视发展和完善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
杨仁争
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在我市农村和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又涌现了一大批生机勃勃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它对推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各项农村改革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办企业的积极性，户办（个体、私营）企业迅速兴起。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因企业的外壳很小、实力较弱，经不住激烈的市场浪潮的冲击与压力，故而大多很难长期生存和发展。正是在这种压力下，一些农民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股份合作制这样一种适于自己存在与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但是，从其产生之日起，对它的属性人们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它是股份制；也有的认为它是合作制。根据我市农村大量存在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实际形态，我们认为，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既非经典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也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合作制企业，而是一种集股份制与合作制于一体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它既具有自愿集资、按股分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股份制的主要特征，又具有自愿互利、提取公共积累、一定比例的按劳分配等合作制的主要特征；它不仅是资产的联合，而且同时也是劳动的联合，使股份制与合作制各自的某些机制同时注入同一企业机体。因而，它一方面适应了农村现实生产力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以及农民要求实现生产经营合作的愿望，另一方面又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以及资金所有者投资获益的要求。
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它实行资金共筹、共同劳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其中既有按劳分配的机制，又有股金分红、股份增值的利益机制，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劳动联合与资金联合的统一。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发展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好形式。这是因为：第一，它是进行集资扩大再生产，推动各种生产要素走向联合，发展农村适度规模经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人们既可以单纯以资金入股，也可以以劳动力、技术、资源、场地、设备入股，从而形成户办企业所无法满足的大规模生产所需的巨额资本。第二，它是推动乡镇企业实现横向经济联合，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方式。要推动农村经济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除了利用股份合作制的集资功能、扩大生产投资外，创造社会化的生产条件也是很重要的。而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就要求各企业之间广泛开展分工协作，并进一步走向联合。近年来我市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总厂——分厂”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联合体，一些乡镇通过兴办为农民家庭工业服务的“总厂”，把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引入二、三产业中来，建立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了村办企业与户办企业并存的农村经济格局。第三，它是引导个体、私营经济走向合作经济、共同富裕道路的一条现实途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允许和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又要引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和共同富裕的道路。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现实途径。因为它是一种建立在个人占有基础上的，既不同于原来那种集体经济，又不同于个体、私营经济的一种新的集体经济，它不是靠过去那种“一平二调”方式而是靠自愿联合建立起来的新型合作经济，它的生产经营状况与每个成员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每个成员都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关心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从而使企业形成了一种新的动力机制，进而使企业成为一种引导每个成员走向共同富裕的载体。
股份合作制这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从民间自发产生到现在还不过几年的时间，加之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多样性，因此，如何规范和完善就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课题。从我市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现状来看，当前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来做好规范和完善工作：一是应通过国家立法明确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使有关部门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管理步入正轨。二是要帮助和指导各股份合作制企业逐步健全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减少企业存在与发展中所出现的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三是要逐步建立起科学的经营管理体制，以形成一套严格的内部和外部的约束机制，使其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此外，还要建立健全一套利益分配机制，以保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的实施。
（作者为中共浙江省黄岩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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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转变职能的几个误区
李淳
在政府转变职能问题上，有几个误区需要防止：
一、把政府转变职能理解为从政府行使单纯的行政职能转变为兼有行政管理、企业经营、经济技术服务三种职能。这种“一变为三”，有以下不妥之处：①对行政职能的具体内涵并未分析、扬弃、转变，只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转变政府职能，主要应指转变政府行政职能。②政府部门搞经营，搞政企合一，只能是贫困落后地区基层政权或者是县级专业经济部门在成建制转为经济技术服务实体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的过渡形式，不是终极目标，不是政府转变职能的方向。不明确指出这种做法的过渡性，不加分析地这样讲、这样做，容易导致官商不分、以权谋私，也容易最终形成垄断，不利于各种社会性经济服务组织的发展和相互间的平等竞争。③政府把从事具体的经济技术服务活动作为自己的职能，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如果各级政府都这样做，政府就根本精简不了，反而会更加膨胀和庞大。对“小政府、大服务”或“小机关、大服务”的提法要作完整、准确的科学理解。“小政府”承担不了包括具体经济技术服务工作在内的“大服务”。有的试点县提出，“小政府”搞间接的经济管理，“大服务”由政府专业经济部门整体转移后组成的行业性企业集团或其他经济技术服务实体来承担。山西原平县提出，精兵简政，转变职能，实现“小机关”；放活事业，发展社会性经济技术服务组织，承担“大服务”，这是比较科学的。
二、政府有些部门对于该下放的权力把住不放，甚至继续收权和截留上级政府下放给企业的权力，还以旧的职能划分和管理方式行事，阻碍企业机制的转换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或者带着放权后的“失落感”来对待改革，情绪消极，工作松懈，人为地给改革增添曲折和阻力。这些部门的干部要正确对待改革引起的权力和利益的调整，顾全大局，自觉地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要认识到放权不是什么“失落”，而是从更高层次上管好经济，是一种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三、一些由政府部门改组而成的行政性公司，名义上退出了政府序列，实际上仍然行使政府职能，甚至把原来下属的企业管得更死，诸如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收取管理费，垄断热销产品等等，使企业降为“二级法人”。要防止和纠正这种与改革进程背道而驰的倾向。
四、少数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中撒手不管，误事废事。我们的政府过去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对于“不该管”的事，政府部门要转移给该管这件事的社会组织或企业；对于过去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要进行分析，如果是属于政府该管的，就要采取措施，做到“管得了、管得好”，而不能统统不管了事。
五、极少数地方在乡镇搞党委、政府、企业合一，以“农工商联合公司”或“经济开发总公司”取代乡镇一级党委和政府。这样做，是“以企代政”、“以企代党”。乡镇党委是基层党委，乡镇政府是我国的基层政权组织，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取消，以企业下属的什么办公室取代。至于乡镇一级的政企关系，经济发达的地方也应逐步分开；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可以有一个暂时不分的过程，目前不宜强调硬分。
应当指出，由于中央、省、地（市）、县、乡各级政府的管理范围、工作性质、工作任务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差异，所以在规范和转变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职能时也要有所区别。由于我们国家很大，各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在市场发育和完善程度上差别很大，因而各地区转变职能的进程也要有不同要求。但不论哪级政府和哪个地区，都要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方向。基层政府、贫困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允许采取一些灵活的过渡措施，包括暂时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但这不是目标模式。至于以企代政、以企代党，则是任何一级政府、任何地区都不能这样做的。
六、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的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进行不正当干预。对于非必设机构，有些部门随便发文件、请领导同志讲话，甚至以不给经费和物资不能评先进等相要挟，要求下边设相应的机构，而不从全局考虑下级设这样的机构是否真有必要，是否有那么多事情可干。在确定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职能和机构设置时，各上级主管部门应当顾全大局，积极支持下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只要上级部门布置的工作下边有人做、能落实，就不要干预下边非设对口机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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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加快改革开放发展短论
紧紧围绕中心加强和改进地方人大工作
宦爵才郎
学习、贯彻十四大精神，地方人大的工作需要加强、需要改进。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呢？我认为应突出抓两个方面：
首先，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人大工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在实践中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促进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这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体现。地方人大要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就要把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作为人大工作的首要职责，抓紧制定与完善促进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地方性法规；要按照十四大关于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抓好宏观经济决策，审议决定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事项；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运用监督手段，保证十四大确定的经济方针和国家有关经济法律法规的有效贯彻实施；要进一步加强代表工作，拓宽联系渠道，拓展工作领域，使代表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充分发挥作用，进一步提高人大及其常委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其次，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对民主和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结合十四大精神的学习和贯彻，进一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性，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性质和地位的认识，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要坚持“两手抓”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进一步强化人民民主专政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运用法制手段，依法支持政府及有关部门继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伸张正义，保护人民，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要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增强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推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作者为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藏族）
第5版(理论)
专栏：
乡镇企业要转向适应市场经济机制
王作升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乡镇企业要想抓住当前大好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就要尽快向适应市场经济机制方面转化。
首先要从依靠有关方面的扶持转向充分依靠市场竞争求生存、求发展。这些年，北京乡镇企业有了长足发展，一九八○年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仅十二亿元，去年达到二百九十多亿元。但是，京郊的乡镇企业多是靠大工业的扶持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它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生长起来的。由于它较多地受到大工业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与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其弱点不断显露出来，这就需要尽快转向，靠市场站稳脚跟。
其次要从过去片面强调集体经济转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让企业自由选择最有利于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多年来，农村的个体、联合体、私营等经济成分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因此，本着市场经济有优化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特点，应使千万个“脑袋”都开动起来，促进不同层次生产力的发展。
三是要从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为主。从总体结构来看，乡镇企业尚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段，其中相当一批企业具有浓厚的手工工场特征，难以在市场搏击中抗御风浪。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就要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选择一批产品新、水平高、效益好、发展快的大中型骨干企业，予以重点扶持，以提高产品的市场覆盖率。
四是要从各自为战、小而全转向发展企业集团、加强企业间的专业分工、社会协作，提高企业竞争力。这里讲的企业集团，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通过企业间自愿联合、合并、协作，把同类型或不同类型企业，集结成一个新的企业实体。它既是同类型企业的相对集中，有使同类生产走向集中的趋势，又具有内部专业化程度高，有严细的分工协作，并能按统一的原则、方针、计划来组织生产和经营，促使原有的生产能力统一运转，从而形成规模效益。
（作者为北京市政府农林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