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情萦老区心系人民
——缅怀李先念同志
杨汝岱
１９９２年７月４日，一架满载着李先念主席对巴蜀大地一片深情的小型运输飞机飞向大巴山，将李先念同志的骨灰及伴随骨灰的金黄色菊花撒向他战斗过的巴中、通江、南江、黄猫垭一带的青山绿水。
巴山垂泪，蜀水含悲。四川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缅怀先念同志６０年前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建立的英雄业绩，回忆起先念同志关心、指导四川建设尤其是大巴山老区建设的历历往事，巴蜀人民永远崇敬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将永远活在巴蜀人民心中，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念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十分关注大巴山老革命根据地和四川的建设，对他曾经战斗过的巴蜀大地有着深深的感情。１９７３年，“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先念同志就批示“二线、三线轻工业的生产和建设，要努力加强，持续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增加产品数量。应该设计和规划一下，哪一年才能接近或达到上海的水平，应该有雄心壮志去干这件事”。他要我们在调查研究之后，在成都等地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以解决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大部分都在沿海城市生产的不合理布局。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下旬，先念同志出访南欧三国回国，专门来成都停留了５天。他说：“２０多年没有来四川了，很想来看看啊！”我们陪他去视察了社队企业起步较早的成都市金牛区永丰乡龙爪村，他视察了龙爪的企业，又听了龙爪村党支部书记的汇报，非常高兴。他说，想不到成都的社队企业搞得这么早，这么好，真使人高兴。已经要离开了，他又停步回头，向村支部书记详细了解他所想到的某些问题。附近学校的师生听说“李主席来了”都兴奋异常地赶来，将先念同志团团围住。先念同志非常高兴，十分和蔼地和师生们交谈，时时发出开心的笑声。
视察了郊区农村以后，我们又陪先念同志视察了无缝钢管厂和１３２、４２０两个工厂。先念同志对我们这些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绩非常高兴。他说：“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从６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初，国家用了很多投资建工厂、修铁路，使四川成了国防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一个重要基地。”他指示我们：“要重视三线，逐步把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好。从加强国防力量来看，我们不能忽视三线，从发展四川省的经济来看，也要充分发挥三线的作用。调整改造三线，要根据国家的计划和部署来进行，你们也要研究怎样同发展四川的经济结合起来。”他鼓励我们：“要有改革精神、创新精神。”“有些工厂可以开放，大力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或者和外国联合起来搞，也可以和国内有些省市联合起来搞，还可以这个厂和那个厂联合起来搞，加快调整、改造的速度。”他特别告诫我们，要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重视科学技术、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他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参加就不能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开知识分子是不可想象的。”他要求我们：“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是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和单位，更要做好统筹安排，发挥他们的才干，不要让他们窝在那里，浪费年华。”“要花大力气搞科学技术，只有把科研搞上去，才能有新的设计，新的材料，新的工艺，新的产品。”
先念同志听了我们的工作汇报以后，鼓励我们说：“四川的形势很好，各方面发展很快，经济体制改革也走在前面，工作有很大成绩，我听了汇报很高兴，看到的实际情况也使人兴奋。”“现在四川全省人均粮食４００公斤，你们认为只是够吃了，还不能轻易说粮食多了，这种看法我赞成。”他告诫我们：“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要富起来，更要下大功夫。”“发展四川经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发展轻工业。四川有一亿人口，有多么大的购买力和市场啊！四川轻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同沿海几个省市相比，有差距，要继续在这方面下功夫，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多提供一些适用的装备。要积极发展乡镇工业，只要有原材料，有市场，就要大力去搞。”
先念同志对老区怀有深厚的感情，十分关怀老区人民的生活，十分关注老区的建设。他对我说：“我们不把老区建设好，就对不起老区人民。”老区的同志去向他汇报情况，他总是认真听取，详细询问，对老区的工农业生产、教育、文化、卫生科技、商品流通、市场物价、计划生育、衣食住行等等，样样他都详细询问，并提出自己的看法。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下旬在成都的５天时间，工作安排非常紧张，他仍然安排会见了老区地、县的同志。他说：“只要老区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我就高兴了。”当听说由于缺乏库容，农民卖粮难时，先念同志说：“老区那里山大，农民很苦，搞点粮食不容易。粮食多是好事，国家收不了，可以交给农民保管。农民多好啊，要相信农民。”当得知修南江至南郑的公路需老百姓集资时，先念同志说：“山区人民很苦，负担重，不要向他们伸手。该拿的钱国家就拿点。”在先念同志的关怀下，这条路很快修通了，促进了二南的物资交流，促进了山区的经济发展。当听说老区人民还缺钱花，先念同志说：“你们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种树、种草、种药材、栽果树、种蘑菇、养牛、养羊，发挥山区的优势。”他指示我们：发展山区商品经济，要因地制宜。大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多想生财之道，只要是对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有利的事，都可以干。这样，老区的面貌就能大变。”
先念同志关心老区的经济建设，也关心老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他说：“川北大巴山区是老革命根据地，有些地方修一点纪念亭、纪念碑和纪念馆，以教育后代，我不反对。”他看到新华社编发的《原红四方面军根据地——通南巴地区大批红军文物史料亟待抢救》的情况后，十分关注，立即批示我和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望予以关注为盼。”他还十分关心老区的人才培养，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老区要想实现经济大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没有一大批热爱老区、献身老区建设的知识分子不行，“你们要花力气大力培养。”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先念同志在收到达县地委关于大巴山老区情况的书面汇报后，第二天就批示给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大巴山老区人民，当年对川陕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请你与有关部门，对大巴山老区实行对口扶持和综合开发。”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和深切关注。
去年５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如果说我现在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老区的建设怎样加快。这些年来，我想了两件事：一是在陕北建设一个大化工基地，充分利用陕北的煤和石油，带动整个大西北的经济腾飞，二是在四川建设一个大的冶金基地，用贵州的煤，炼攀枝花的矿，综合开发，推动整个大西南经济的发展。”直到弥留之际，先念同志仍念念不忘大巴山老区的人民。他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成功，是人民支援的结果。人民养活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我的后事要节俭，……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
日月经天行，江河日夜流。东风催雨露，春色满神州。先念同志深切关注，亲切关怀的川陕老区及巴蜀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区的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工业奠定了一定基础，乡镇企业迅速兴起，农业开始向商品化转变，所有的贫困县都越过了温饱线，以大巴山“星火计划”为主的科技开发取得成效；交通状况大为改善，改革、开放已迈出步伐，呈现出全面开发，开放，开化的良好势头。
先念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坚韧不拔的意志，无所畏惧的胆略，光明磊落的胸怀，实事求是的作风，廉洁奉公的品质，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为使四川经济尽快上一个新台阶而努力奋斗。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艾黎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聂广沛
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１日北京召开纪念艾黎的大会后，艾老的一部分骨灰遵其遗嘱撒在了他的第二故乡甘肃省山丹县的四坝滩上，另一部分由我捧着葬在了山丹的艾黎与何克陵园。这位６０多年前踏上中国土地的新西兰人，就这样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在此之后，我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２年两次回到山丹，带着大家对艾老的怀念，我站在他的墓前，脑海里泛起了许许多多发生在昨天的往事……
艾老在世时最不愿意的事情是上医院，有时因病不得不住院的话，也是待病情稍有好转就急着出院。他从不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他总是忍着病痛的折磨顽强地工作。他早年就因西北强烈的日照而得了皮肤癌，就连著名的皮肤病专家马海德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随时把溃烂的地方挖掉。多年来艾老遍身奇痒难忍，他只是用清凉油之类的药擦擦了事。他身上不仅有世界大战时留下的弹片，还有几次大手术留下的伤疤，也有驻留在体内的心房纤颤、动脉瘤、脑血栓、白内障等多种疾病。１９８２年之后的几次大病使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可他总是风趣地说：“我这个破破烂烂的老头儿还可以！”然而，他比谁都更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他不愿让别人为他操心，却以抱病之身更努力地工作。
１９８２年艾老去四川访问时犯病，陪同他的对外友协的同志，经请示中央后决定让他提前返京。但他却执意不从，硬是拖着病体把原来安排的事情干完回到北京。１９８４年初在海南岛度假时，他不顾已是８６岁高龄并且多病的身体，亲自为溺水的同志做人工呼吸。就在这次之后，他因脑血栓突发，被专门派到海南的飞机送回北京。由于当时友协院内的住所正在整修，艾老回京后暂住宾馆。从此之后，为了照顾艾老，我征求艾老同意并经对外友协允许，白天去单位上班，下班后就去艾老的住处。艾老多年来一直是一个人单独居住，我是从小跟他长大的，现在又能来陪着他，给他些帮助，我们都很高兴，其他人也很放心。
艾老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每天的工作总是安排得满满的，生活也特别有规律。艾老每天六点半起床，洗澡更衣之后听广播，并催促我吃早饭。他每天都要亲自把我送出友协的大门，看我骑上自行车并回过头来与他挥手告别后，才转过身慢慢地走回房间。我很担心他一人回去时会不慎跌倒，则劝他不要送我。可是直到他１９８７年不得不坐上轮椅之前，谁也没有能改变他的这种作法，只是后来由友协增派的老王同志搀扶着他，一同完成这“雷打不动”的送行。整个上午他都伏案工作，宽大的写字台上堆满了他要处理的信件和书稿。有时他也席地而坐，翻阅从书架上取下的资料和照片。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喜欢此时有人来打搅他。午休之后他要去公园散步或是去书店、商店买点东西。下午４点的午后茶是必不可少的，喝上一杯红茶，吃两片面包，以消除他的疲劳。晚饭之前的这段时间大部分用来会见来访的客人。我下班并吃过晚饭就骑车回到艾老的住所，他总是把他的晚饭分出一份留给我吃。虽然我告诉他我已吃过了，他还是要我把他留给我的东西吃下去。晚饭后我们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联播之后的节目我们看的不多，而无论播放什么广告时艾老总是挥着手说：“又是牙膏！”９点之后洗漱并上床，艾老总要躺在床上看一阵书后才关灯睡觉。
艾老的饮食既简单又单调，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和他的几位老朋友聚会时，才请厨师多做上几个菜。他基本上没有积蓄，每月的工资扣除生活费之后就所剩无几了，剩下的钱全装在随身带着的钱包里，这些钱不是为山丹培黎图书馆买书，就是资助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的建设。他既不吸烟也不喝酒，总是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
他从未向组织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过生活上的任何要求，他的电视机是朋友送给他的一台电子管的老式彩电，坏了也没地方修理，后来友协才借给他一台公家的彩电。他用的冰箱也是早年日本友人送给他的不足百升的小冰箱，外边还得附加一个嗡嗡叫的变压器。他的衣服是自己花钱由服务员送到外面去洗。尽管不时有些让他伤脑筋的事情发生，可他还总是说周围的工作人员干得不错，帮了他不少的忙。
艾老的衣着也很不讲究，没有几套像样的衣服。夏天总是穿白衬衫和蓝短裤，冬天总是爱穿那件马海德夫人苏菲给他织的红毛衣。一双在家穿的黄颜色的软底鞋，也是缝了又缝的一直穿着。
艾老从来教育我们要自力更生，不能依靠任何人，他曾不止一次地引用“男儿当自强”的诗句让我们做为座右铭。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他熟悉的人做任何走后门的事，我们一直牢记他的教导并要求自己，这使老人家也感到十分欣慰。他鄙视某些人不良的出国动机，个别原来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希望由他出面，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新西兰去，甚至当着其他外宾跟他吵闹。他被气得几乎跳了起来，他指着他们厉声地喊道：“我不能答应你们，中国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可是你们不愿意干。你们想通过我到外国去干什么？不就是想出去贪图享受吗？你们给我出去，我不愿意再看到你们！”艾老就是这样严厉地训斥了这些人，后来他们再也没敢到艾老这里来提这件事情。
艾老一生未曾结婚。为了事业，他牺牲了个人小家庭的幸福，把自己博大的爱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虽然艾老没有亲生孩子，但他除了在不同时期收养的许多孩子之外，他心中拥有的是几乎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孩子。他将在香港杂志和报刊上刊稿所得的稿酬，用于每年印一本刊有他自己拍摄的儿童照片的精美画册，作为新年礼物送到世界各地，以表达他对孩子们的一片爱心。
艾老虽已逝去，但他的精神将会激励着我们一代新人不断前进！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个大写的“人”
——罗生特九十诞辰纪念
翟孟
今年是奥地利医学博士罗生特９０诞辰。罗生特来中国十年，有九年供职人民军队，历任大军区医学顾问、纵队卫生部部长。在同一时期来华支援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中，其经历和建树均属罕见。他是唯一获得正规军高级军衔的一位外国医生，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杨尚昆主席最近高度评价罗生特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称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弗尔德。１９０３年１月１１日生于奥地利的莱姆贝格。１９２７年卒业于维也纳大学，获综合医学博士学位。受工人革命运动影响，他早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因从事反帝活动多次被捕，继而又因反对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被投入集中营。关押一年后，被判限期出境，终生不准回国。
在集中营，罗生特备受酷刑摧残，始终坚贞不屈，在严酷斗争中磨砺成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英雄。他深知，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前沿阵地；中国有一个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一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愈战愈强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是应该和值得给予支持和帮助的。他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离开集中营时，纳粹党徒逼问他的去向，他坦然回答：我要去中国！
１９３９年春，罗生特来到上海。他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又从友人处获悉，上海之外的大江南北已经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战高潮，开创了大片大片的抗日根据地。在那里，由于敌人封锁，斗争严酷，缺医少药是一大问题，伤病员往往得不到及时抢救和治疗而死亡。为此，他作出生命历程中的又一次重大选择：到根据地去，到抗日前线去，为中国人民及其神圣的抗战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力量。１９４１年３月，经德国记者汉斯·希伯介绍，罗生特随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等人辗转抵达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在这块阳光普照的国土上，他以风华正茂之年，谱写了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
在盐城，新四军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张开双臂热烈欢迎罗生特的莅临，如同故友重逢般地与他亲切拥抱，紧紧握手。这一拥一握，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这位反法西斯国际主义战士无限的感激、信任和尊重。次日，军部为他举行了欢迎大会；报纸发表了对他的访谈录和相应的评论。罗生特此后多次与人说起，这些隆重、热烈而又亲切的场面是他永生难忘的。
由于皖南事变，新四军的卫生部门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罗生特以战略家的目光看出：重建医疗机构，首先要有人才。在华中、山东和东北，他相继参与创办了卫生学校、战地医院和医务训练班。由此脱颖而出的许多人才，后来都成了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医务骨干。罗生特每到一处，对医疗机构的编制、规章制度的制订、领导管理的水平以及医护人员的素质等等问题，都要详加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合理性独创性的建议或措施。他对中国早期医疗卫生事业的组织建设和工作拓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患者来求医，即使你有病，只要能爬起来，就无权拒绝。”以上的话是罗生特矢志不渝、身体力行的信条。他有冠心病、夜盲症，身上还带着法西斯迫害留下的伤残。每当听到伤员下来，如同听到无声的命令，不论白天黑夜，也不管自身病疼，他都会奋不顾身地去履行一个医生的神圣使命。在手术过程中，几次遭遇敌机轰炸，人们劝他撤离，他镇静地说：手术不能中断，抢救生命要紧！他经常亲临前线，在战火纷飞中抢救伤员。他体恤民间疾苦，主动为贫苦农民送药治病。由华中而山东而东北，从战士、农民到将军、参议员，罗生特走过多少路，救过多少人，已经无从统计。他以自己的精湛医术、高尚品德和博爱精神赢得了普遍的爱戴和尊敬。人们按中国习惯称他为“罗大夫”、“当代华佗”、“妇女救星”；陈毅将军赞扬他是“活着的白求恩”。他的形象和业绩已经深植千万人的心中。
罗生特支援中国革命最大的功绩之一，还在于他对人民军队许多高级将领治疗和保健工作所作的贡献。１９４２年，肩负重任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罗荣桓突患血尿，疑为肾部肿瘤。经罗生特精心治疗，病情很快好转。罗帅认为，他所以能够在戎马倥偬中从容决策，坚持指挥，提前完成在１９４３年所定争取多活五年以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五年计划”，其中也有罗生特的一份重大功劳。八路军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为流弹贯穿腮部，透过舌头，碰掉七颗半牙齿。罗生特成功地为他作了手术，并风趣地说：将军阁下尽管放心。伤口愈合，你脸上留下的将是一对酒窝而不是疤痕，比以前会更加漂亮了。事过半个世纪，万毅将军对罗生特的高超医术和亲切话语至今记忆犹新。
罗生特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位讴歌光明、鞭挞邪恶的诗人、音乐家和政论家。经过长期与中国军民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生活，罗生特更加理解中国革命事业，并坚信这一正义事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为把新四军和中国革命真相昭示世人，他以极大的热情撰写了一部专著《奥地利——中国》，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仇恨的积郁》、《论第二战场》等政论文章和《反法西斯进行曲》、《我们是中国的青年》等诗词歌曲。人们对罗生特的精辟见解、鲜明立场和学者风度印象殊深，反响很大。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和振奋人心的旋律，犹如黄河、多瑙河奔腾不息的波涛，将永远在中奥人民耳边回荡。
罗生特天性乐观，谈吐幽默，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他的警卫员亲昵地管他叫“罗大鼻子”，他高兴地说：很好。你们都是小鼻子，大鼻子就是我的专称了。有的民兵本来认识他，却调皮地向他要路条。他指指自己的鼻子说：噜，这不是路条吗？他和战士、农民交朋友，也和高级将领和领导人如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谷牧、肖华、万毅等有真挚的友谊。他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讲：在新四军这支伟大的部队工作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我热爱中国人民，我离不开你们！１９４９年罗生特回国时表示，他要争取当奥地利首任驻华大使，再次来中国为促进两国友好贡献力量。惜乎他回国不久因病逝世，这一崇高愿望竟未能实现。但是，作为中奥人民友谊的奠基者，他播下的友谊种子已开出绚丽的花朵，他的英名也成为连结中奥人民友谊的象征。
罗生特是一位应载入中国当代史册的人物。今天，在罗生特战斗过的地方——山东省莒南县，人们已为他立起一尊四米高的汉白玉全身塑像。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５日，莒南县隆重举行了罗生特纪念大会和塑像揭幕仪式。１０月８日，杨尚昆主席在北京会见了以奥地利联邦议会常务副议长瓦尔特·施图岑贝格为团长的奥中友协高级人士代表团一行，对罗生特作了高度评价和称颂。
罗生特离开我们４０多年了。他的光辉榜样和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并启迪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广开眼界，树立远大理想，把个人命运同伟大祖国和外部的广阔世界联系起来，为加快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和发展世界和平友好事业，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献身。（附图片）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生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