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探访录
“生活精神”和书卷气
——访著名装帧艺术家曹辛之
刘梦岚
曹辛之，我国著名书籍装帧艺术家，７６岁，从事书籍装帧事业已逾半个世纪，成绩卓著，享誉国内外。今年５月，他荣获全国出版界最高奖——韬奋出版奖。
记者：祝贺您荣获韬奋出版奖！了解您的朋友都说，这个奖您受之无愧，因为早在５０多年前您就在韬奋同志身边工作、亲聆他的教诲了。
曹：１９３８年我离开家乡江苏宜兴，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和鲁艺美术系学习。１９４０年被派往重庆“生活书店”编辑部，在韬奋同志直接主持下的《全民抗战》编辑部工作。
当时的《全民抗战》是１６开本土纸铅印的周刊，每期封面都有一幅特伟同志创作的配合形势的漫画。由于当时制版条件差，常需将画稿复制成木刻，用木刻版直接上机印刷，这是我的主要工作。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被迫迁到香港，我才开始专门从事书籍装帧工作。
记者：韬奋同志给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曹：是他倡导和培育的八种“生活精神”：“一曰坚定，二曰虚心，三曰公正，四曰负责，五曰刻苦，六曰耐劳，七曰服务精神，八曰同志爱。”韬奋同志言传身教，令我终生难忘。他是“生活书店”的创始人，但对书店员工，不论职务高低，都平等看待，关怀备至；对工作更是极其严肃认真，总是亲自看校样，有时还亲自安排版面，甚至亲临现场，与拼版人员共同研究。他要求校对工作要以“没有一个错字”为“鹄的”。对读者来信，他尤其重视，经常亲自拆阅并认真回复。这种“生活精神”，真应在今天的新闻出版界大力提倡并发扬光大。
记者：半个世纪以来，您以“生活精神”在装帧园地里辛勤耕耘，结出了累累硕果。您设计的作品约有２０００多种吧！其中巨型画册《印尼总统苏加诺画集》荣获１９５９年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装帧设计金奖；《新波版画集》、《寥寥集》获１９７９年全国书籍装帧设计奖。
翻看《曹辛之装帧艺术》一书，才知我们所熟悉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莎士比亚喜剧５种》、《毛主席诗词》、《郭沫若全集》等书以及《红旗》、《诗刊》、《环球》、《昆仑》等杂志原来都是您设计的！您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整洁、明丽、清新、挺秀，特别是有一种书卷气。
曹：每个装帧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我以为，好的装帧设计，应该有些书卷气，要含蓄、有韵味，让人耐看。鲁迅时代陶元庆设计的封面，如《彷徨》，现在仍耐看。
另外，书籍装帧应当有自己民族的特点，同时也应当表现时代精神。民族形式并不是简单地把几个汉代车马图案或唐代飞天搬来搬去，而是要根据作品的内容、时代的特点加以变化和创新。既要注重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结合，又要讲究意境美、装饰美和韵律美。
记者：您好像喜欢用和谐的中间色调，不大用强烈的对比色，有时只用一两种颜色，却显得色彩效果丰富、格调高雅。
曹：装帧设计是书籍的包装，但又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包装，它是综合性艺术，从封面到环衬、扉页、插图、题尾花以至开本、版式等，都必须与书的内容、性质、创作风格相协调。眼下有些书刊的装帧设计，不管与书的内容是否相配，单纯追求感官刺激，搞得十分“花哨”、庸俗，把装帧艺术降低到“地摊儿”水平，文化品位太低了。作为一个装帧艺术家，有责任帮助群众提高审美水平。
记者：这恐怕有赖于设计人员艺术修养的全面提高。您的功夫，更多的也是在笔墨之外嘛！好多人还不知道您就是４０年代颇有影响的“九叶诗人”之一的杭约赫呢！
曹：我从小就喜欢美术和文学。年轻时写过不少诗，抗战胜利后编辑过《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月刊。解放前出４０年代黄永玉为曹辛之作的速写像。版了《噩梦录》、《火烧的城》、《复活的土地》等。前几年又出版了《最初的蜜——杭约赫诗稿》及与人合作的《九叶集》。
记者：除写诗外，您还精通书法、篆刻、竹刻、书画装裱等艺术，惟其如此多才多艺，才有您装帧艺术的书卷气、高雅情致和大家风度。
曹：艺术永无止境。作为一个艺术家，应当永远铭记韬奋同志倡导的“生活精神”，对艺术，要精益求精，永不自满。（附图片）
40年代黄永玉为曹辛之作的速写像。
第12版(副刊)
专栏：丽珠杯杂文随笔征文
“绕道走”现象析
陆彩鸣
生活中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某地修筑马路，为保证施工安全和施工质量，往往贴出“禁止通行，请君绕道”的安民告示。无可奈何，过往车辆只得绕道而行。这种“绕道走”的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不足为怪。然而，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里也时常出现“绕道走”的现象，则不能不令人忧虑。
君不见，中央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于是，有人“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将公家宴席摆在私人家里进行，遮人耳目地搞所谓“私人宴请”；中央严格控制信贷总闸门，一些企业银行贷不到款，于是便一窝蜂地掀起“集资大战”，利息一个高于一个，使得银行储蓄存款大跌跟头；中央严禁公费出国旅游，于是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借企业组团出国考察之机，甘愿屈尊充任区区团长，冠冕堂皇地过一把“出国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总而言之，这些都属于“绕道走”之类，于党于国危害极大，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绕道走”的表现形形色色，可谓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实质都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穿了，是与中央唱对台戏，只不过因其极尽欺世惑众之能，手段比较“巧妙”罢了。若不能明察，是极易蒙混过关的。“绕道走”的表现复杂，危害自然也不小，最为严重的，便是践踏了党纪政纪，破坏了政令的严肃、通畅，损害了党的事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央制定的政策，作出的规定，都是极其严肃的，各级理应认认真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容不得敷衍或是讨价还价，更不能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倘若“视令箭如鸡毛”，遇到中央的禁令“绕道走”，便会使政令成为一纸空文，其结果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严重损害，后果堪虞！
有鉴于此，无论是在政治领域里，还是在经济领域里，遇到中央的禁令都必须紧急“刹车”，决不能“绕道走”。如此，方可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发展，走向胜利。
（作者单位：江苏省兴化市政府办公室）
第12版(副刊)
专栏：
童年与一生
杨木
谁都有自己的童年，现已在海内外知名的泰籍华人、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年届花甲的陈世贤的童年是与心灵中的一次创伤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这次创伤，使他在心底播下了爱国图强的种子。
那是在１９３８年端午节。人们通常在这一天，要吃粽子、穿新衣，欢庆传统的民族节日。可是，五岁的陈世贤，却正随着母亲、哥哥和１１岁的姐姐、１０岁的干姐，在老家潮阳的乡下避难。１９３７年发动了卢沟桥事变的日本侵略军，这时已经把魔爪伸向了粤东沿海，交通要道是他们骚扰的主要目标。日本的“零式”飞机不断地在潮汕沿海和铁路两侧扫射和狂轰滥炸。扶老携幼的潮汕市民，纷纷逃离了城镇。幼小的陈世贤，也加入了逃难的人群。
日本人侵占汕头两个月以后，世贤的母亲惦念着被日寇占领的汕头市老屋，从避难的潮阳桂桥乡老家，世贤万也没有想到，映在他眼帘里的，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插着“太阳旗”的日本巡逻艇，是在沿海岸一带层层包围着的带刺铁丝网，是使当时幼小心灵感到恐怖的狼狗和军帽上戴着飘带、杀气腾腾的日本军人。
最使人感到屈辱的一幕，是蛮横的盘查。当他们按照指定的路线、码头上岸时，便遭到粗暴的训斥和被当作下等人的侮辱……日军通过翻译，命令他们向“日军”行礼并应口称“大人”，五岁的世贤也被迫地鞠了一躬！这一躬鞠下去，再抬头看一看那凶残的、蔑视的目光，童稚的心灵顿时感到受了初次的创伤……使他烙印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这段经历，在他一生中打下了第一次也是最深的一个烙印。它也在思想中播下了一颗种子：他成年后不能忘记民族受压迫、受欺凌的日子，中华民族要振兴，要自强。虽然是幼年的一段往事，对世贤成年之后有了很大影响。他后来虽身居海外，却时刻也没忘记自己的民族，只有伟大的中华民族昂起自尊自强的头颅，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才能永不遭受卑下躬身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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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茶楼
羊肉泡馍与快餐
张力颖
北京，忽然起了一片羊肉泡馍馆（店）。使得来京的老陕终于有了得意（可以跟北京人来一顿神侃），也有了快感（可以有一种背井不离乡的感觉，吃到了家乡饭）。可真进店一品，全不是那么回事。一是卖家风味不正，全无“正宗心法”；二是吃家手法不灵，绝非“上乘武功”。
风味不正其实还不打紧，倒更使侃家增添魅力。只是那吃法不灵特让人寒心。一个馍上手，大概齐掰那么几下，块大如砖，哪儿能浸透汤味？搁西安，师傅非给你连钱扔出——别糟踏手艺！再说那汤，俩一两多点的馍，竟泡了满满一大碗汤。泡馍吃什么呀？就是那碗“干拨儿”！想想看，细细地掰来，干干地吃下，再来一小碗清汤（程序如此），那才是个中三昧。真该给北京人好好上上课。
所以让我来说的话，北京人干脆就吃不会泡馍，别那么累得了。
其一，泡馍是带有地方个性色彩的“专利”食品。半饿不饿时便大马金刀、四平八稳地往泡馍馆一坐，来上仨馍，先一掰两半儿，再分之为四，再从中间剥开而成八片；然后再取其中之一用指尖捏牢，碎碎掰下。颗粒大小如爆玉米花的黄金玉米，大小须匀，颗颗馍粒均须带馍皮。这是“最高境界”，唤作“蝇头小楷”。在此同时，还应不时地捏一粒糖蒜，不急不慌地嚼着。如是过后再看时间，已近一小时逝去。这时，腹内渐非果然，但仍不必急着吃。三五成群的小伙子，总是把掰好的馍往“配料”那儿一搁，弄一堆啤酒两碟泡菜，这一项结束之后，方才是吃泡馍——到此，大约已近两小时没了。所以西安的泡馍馆，一张桌一中午大体上只能接待一批客人；所以西安便有了数以千计的泡馍馆。
其二，学毛病与改毛病的难度常常是相当的。说北京人吃不会泡馍与说西安人忘不了泡馍道理是一样的。
在赶往上班上学的路上同时吃着一块早餐；在密如罐头的车上读书看报；男女老少都一路小跑地下了汽车冲向地铁，下了地铁冲向电车……太快，这节奏不适于泡馍，真的。还是快餐！简洁、明快、现代，并且科学，更接近现代人对营养与健康的要求。
我这样想，泡馍与快餐不属于同一个城市，甚至是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你怎能想象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和高速公路上驾车飞驰的人们，同时又慢悠悠地掰着“蝇头小楷”？又怎能想象四平八稳，漫不经心没事喝浓茶、闲聊的人，会急急忙忙地吃着快餐？这仿佛并非饮食文化的差异。北京人吃不会，也不必吃会羊肉泡馍。
我则是吃了３０年泡馍了。可是，打心眼儿里，我要改吃快餐！
说句不相干的话：我尊敬兵马俑的古老，更热爱亚运村的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