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外剪影
人鲨共游及其它
李文政
十一月的伦敦。一场大雪过后，紧接着是一场冻雾，搅得周天寒彻。可能伦敦人已经“冻”出来了，并不以雪、雾为念，海德公园的演讲角内仍然人头攒动。下午一时左右，早有三五个演讲人各立门户，站立在木箱上开始演讲。记者凑过去，听到有的在鼓吹同性恋，听者寥寥；有人在讲金钱的祸害，争论不休，漫无头绪。在一位青年周围，站下了数十人，讲者神采飞扬，听者也甚为投入。
演讲人说，他曾去过东欧、到过北京，认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住房、就业和社会正义等基本问题。他举例说，在原东德，法律规定了年满十八岁就享有住房的权利；在中国，国家以各种方式给人民提供充分就业，保障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权利，而这里的事实如何呢？青年在发问。开始，无人作声，也许是天气过于寒冷，人们不愿开口。可终于寒冷的空气中传来一阵发颤的女低音：但那里的工人没有自由，不能自由地寻找工作。那青年激昂起来。他问听者看到头一天《独立报》刊载的一条消息没有：英国南安浦敦市一家娱乐公司正式刊登广告，招收与鲨鱼共游的游泳员，周薪一百五十英镑。那青年轻轻举起小指头说：血腥的职业，一百五十英镑，难道这就是工作的自由吗？
青年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他引证英国经典经济学家对就业的自由作的简要论证，带几分揶揄地说：英国经济衰退，可一直盛产经济学者，他们早有论断，工人的自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内出卖自己劳动的自由；他们的老板始终是一个人——垄断资本！在这样的体制内，看来是有不少自由，可绝对不可以批评你的雇主。否则，你就只剩下唯一的“自由”——被抛上街头！
人群很静，犹如大学讲堂般神圣。这毕竟是人们进行思索的一个场所。警察骑着高头大马缓缓走过来，那马打着喷嚏，喷着白气。
冷风吹起来了。伦敦冬季的白天特别短，太阳一露脸，很快就缩回去了。人们还在争论着失业、税收，也有同性恋。人少下来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心事，特别是在天寒地冻之时。
回到寓所，从邻人那里找到那条刺目的报道，不仅有消息，还配一张照片：张开大口的鲨和旁边游动的人的身躯。拍这幅照片的摄影师是一种什么心境呢？是欣赏，还是诅咒？消息说，已有一百五十人应聘！这种玩命的营生，老板只肯付一百五十镑，只相当于一个清洁工的报酬。据有关资料记载，迄今，尚无科学的驯服鲨鱼的方法。
目前，失业犹如流行病一样在欧洲扩散。英国近三百万失业工人正享受着“寻找工作的自由”，伦敦市内无家可归者随处可见。英国友人告诉记者，近日寒流已把数以百计的无家可归者赶进了伦敦滑铁卢车站下面的地下通道，直弄得那里臭气熏天。英国《独立报》登出的最新漫画是：梅杰驾着轰炸机正准备起航，轰击目标是儿童福利、单身母亲福利、老人福利和国家医疗事业。梅杰政府早就说过，失业只能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解决。人们得到一个美好的梦，可目前得打发寒冷的冬天……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从耶路撒冷到纳布卢斯
刘水明
每当传来有关被押巴勒斯坦人的消息时，我就不由得想起一次难忘的特殊旅行——“从耶路撒冷到纳布卢斯的和平进军”。
今年１０月７日一早，我与两位朋友应约到东耶路撒冷一座名叫“东宫”的别墅式院子，这里是“和平进军”的集结点。这次行动由巴解主要成员“法塔赫”和以色列和平团体共同组织，宗旨是敦促以色列当局关闭监狱，立即释放被囚禁的巴勒斯坦人。
“东宫”位于萨拉丁街，在圣城几乎人人皆知。它是参加中东和谈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团长费萨尔·侯赛尼的私宅，又是他亲手创建和主持的阿拉伯研究中心的所在地，中东和会开始后，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许多知名人士都是“东宫”的常客。
当我们步入“东宫”时，院落的一角早已聚了一大群巴勒斯坦妇女，她们中有老有少，不少人双手捧着照片，眼噙泪花。一打听，才知她们都是被押巴勒斯坦人的家属。她们的丈夫、儿子、兄弟或父亲，至今还被关在以色列的监狱里。
没过多久，侯赛尼来到院内。他刚步下汽车，立即被团团围住。家属们用焦急的口吻提出许多问题，两鬓染霜、头已谢顶的侯赛尼一一作答。他坚定地说：“释放所有被押巴勒斯坦人是巴以谈判的首要议题之一。如果被押巴勒斯坦人不能与亲人团聚，如果被逐巴勒斯坦人不能重返家园，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巴以和平……”
纳布卢斯离耶路撒冷约５５公里，是约旦河西岸最大的城市。上午１１时多，一列长长的车队，在侯赛尼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乘最后一辆大轿车，坐在我后排的是位叫哈桑·阿布·格瓦施的巴勒斯坦人。哈桑今年５５岁，是一所小学的校长，他２０岁的儿子萨希布曾被以军打伤头部，一年半以前又被捕入狱，被判１４年徒刑。如今，萨希布在狱中得了偏瘫病，行动很困难。我问哈桑：“萨希布究竟干了什么？为何遭此重判？”哈桑两手一摊：“萨希布是个热血青年，他和朋友们无非在墙上刷过一些反以标语，在公众场合打出过巴解旗帜，在街头向以色列军警扔过几块石头，就被当成‘恐怖分子’。现在，巴以在政治上实现了相互承认，巴解再也不是什么‘恐怖组织’，关押萨希布他们的理由也就完全站不住脚了，以色列当局应该无条件释放他们。”
下午１时左右，车队抵达纳布卢斯。只见街道两旁到处停满了车，约旦河西岸其他城镇也都派代表参加了“和平进军”。人们高举横幅和巴解旗帜，呼喊着要求和平的口号，纷纷涌向“和平进军”的终点站——凯末尔·琼布拉特女子高中。该校距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最大的监狱吉尼德·艾谢姆中心监狱仅一公里。
参加“和平进军”和集会的３０００余人虽然群情激愤，但没有与以色列军警发生冲突。在通往监狱的路口，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军警严密设防。大街上，不时有警车穿梭巡逻，气氛十分紧张。集会结束后，１２０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作为代表，向监狱当局递交了一封控诉书，但当局以监狱长不在为由而拒收。归途中，一位巴勒斯坦青年平静地对我说：“这要在过去，就可能导致流血事件发生，今天我们忍让了。”是的，巴勒斯坦人在经历无数次失望与痛苦的磨练后，已变得更加成熟坚强。
太阳在西沉，天上的白云和地上的石头被夕照染成一片血色。此时，我回到了下榻的“雅姆卡”旅馆，独自伫立在旅馆正门前一块大理石纪念牌前，再次默念了纪念牌上雕刻的一段文字。那是１９３３年旅馆落成典礼上某个人的贺词：“这是一块和平之地，在这里可以忘记政治宿怨和宗教仇恨，世界性的团结得以发展和大放异彩。”但愿这一美好的赠言能早日在耶路撒冷成为现实。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杂谈
不夜城的明暗
冯昭奎
近日去东京，同行的一位朋友敏感地发现，东京的夜晚比前几年暗了一些。
我不敢说，城市夜晚的亮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否存在什么正比例关系，但与１９８９年“平成景气”的好年头我在东京那会儿的感受相比，不仅是东京的夜晚，而且是东京的白天，都令人感到相对地暗淡了。
大公司楼厦的窗口早早地熄灭了灯火，那想必是由于经济不景气，公司大大减少了加班所致。
夜晚的高速公路上，出租车稀稀落落。据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把节省开支的“斧头”首先砍到了“交际费”上，手头拮据的公司职员从酒店、饭馆出来，不大好再神气地把手臂一扬，招呼出租车，而只得乖乖地乘地铁或电车回家。
出租车司机说，这两年乘客明显减少，收入下降了２至３成。特别是在晚上，坐车的人很少，而在前几年，晚间要出租往往还要排队。
经济景气时，公司的招待费充裕，人们吃过一家酒馆，还要再换个场所搞“二次会”、“三次会”，折腾到老晚，而现在有兴致搞“二次会”、“三次会”的大为减少，许多餐馆、酒店就只好早点打烊。
前几年到晚上九十点钟还挺热闹的浅草商店街，现在到六七点钟就冷清下来，除街口的两三家商店还在营业外，大多数商店都已“铁将军把门”。一位小店主说：“晚上的人工费是白天的两倍，生意不好，不如早点关门。”
“屋漏偏遭连阴雨”。在这经济不景气的年头，偏又遇到“冷害”（夏季气温偏低）带来的“凶作”（农业收成极不好），政府不得不从国外紧急进口大米。在东京的一些地区，卖大米的商店到了傍晚居然脱销，挂出了“本店由于进货不足，已无米”的布告，还请顾客“改买黏米或年糕”。虽说大米收成不好，不至于闹出７０年代石油危机那会儿连卫生纸都被抢购一空的情况，但气温偏低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包括冷气设备滞销等），又不能不令人感到这个经济大国的经济脆弱的一面。
总的来说，大米收成不好还不至于影响日本国民的饭桌，因为现在吃米的比过去减少了许多，特别是年轻人当中，吃面食的较多。同时，经济不景气虽使就业变得困难，但对一般国民的生活似乎还未产生普遍的影响。不过，与过去几年相比，那种因为“资产升值”而感到骤然“阔了起来”于是大把大把花钱的消费现象大为减少；夜晚的街头人流如潮的景象也有所收敛。这说明，经济泡沫崩溃了，生活的“泡沫”也随之崩溃。
这次在东京呆了一个月，外出买东西只排过两次队。一次是在水道桥的一家书店，晚上将近９点，书店要关门，买书的人纷纷拥向收款处，排成了长队；还有一次是在东京大学“生协”书籍部，中午时分买书的人很多，又排了一次队。从顾客熙攘的书店，我感受到了处在经济低谷的日本人的沉着，他们对知识的执著追求并没有因世事的浮沉而动摇。
的确，东京的夜晚是暗了一些。然而，这件事本身或许并非坏事，因为我觉得东京这座不夜城的人工照明太强烈了，对待自然的夜空过于锋芒毕露；或许，夜晚的东京的亮度降低一些，可使人们更多地注视自然的夜空。倘若是在晴天，一个群星灿烂的夜幕较之五光十色的人工照明，不是更有魅力吗？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见闻
客说雅典
胡锡进
许多人都说，开车不是好事，开摩托车就更有点悬。而开摩托车不戴头盔，在一些国家的城市就得让警察骂是“活腻了”。所以，刚到雅典，看到许多人光着脑袋骑摩托在大街小巷里钻来钻去，心里直犯嘀咕：买不起汽车？以希腊人的生活水平不太像；兜风逞能？许多一大把胡子的人又显然过了玩这种把戏的年龄。高峰时间在城里坐了几回出租车，才恍然大悟：市区见不到一座公路立交桥，汽车从一个红绿灯堵到另一个红绿灯，几乎是“朝发城东，暮到城西”，唯有摩托可以给油门，“往来翕忽”，难怪连好像是二次大战剩下来的那种带斗的旧三轮摩托，都在清一色的进口车中冒出来了……
雅典有着种种问题，严重的交通堵塞只是希腊经济近１０多年来步履蹒跚的一个侧面。此外，城市人口膨胀、处于山间盆地的市中心空气污染严重等问题也困扰着这座欧洲最古老的都城。尽管如此，雅典是美的，就像它的守护神雅典娜，虽有瑕疵，依然高贵。市长库里斯先生对我说，他们正在为改善交通下大力气，目前，外围的道路有了很大改观，市内已经有了一条地铁，并正在新修两条线。至于公路立交桥，也将采取“向下钻”的政策，一是保护城市的原貌，二是在市内征地困难，在哪家商店前修高桥，征得店主的同意都不容易。
对于前来寻古的外乡游客，雅典的卫城是必去的地方。这座高坡上的古希腊建筑，依然透着西方文明始祖的尊严。２０多个世纪的风剥雨蚀，外强在巴尔干半岛潮涨潮落，今天登上卫城所能看到的，只有在岁月中不朽的石头。但正是这些高高低低、或残或缺的石柱，巴特农神庙上的塑像和浮雕，使每年加起来比希腊总人口还多的旅游者，把一笔笔美元、马克、法郎送入希腊银行的点钞机。有人俏皮地说，希腊用不着发展工业，有这些遍布各地的石柱子，加上地中海沿岸列岛的沙滩和阳光就够了……
希腊人热衷政治，能言善辩，据说这与古希腊雅典人的辩才有些许联系。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市民会议上，就有吹口哨、轰演说者下台的传统，而这一切在今天希腊的大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世界上众多的电视观众都从屏幕上看到过希腊竞选集会上旌旗摇舞、万人齐呼的场面，而在今年１０月大选之日置身雅典，便更有如火如荼之感。市区能贴纸的地方几乎都贴上了各政党领袖的画像及宣传画，连道路中间的隔离栏都没放过。许多市民开着私人车，挂着宣传旗，在市区兜来兜去。希腊法律规定，所有选民必须参加投票，以至这一天酒吧、咖啡馆谢客，连卫城也关了门。是晚，大街上前执政党的支持者忽然没了影，而成千上万的汽车、摩托车涌上街头，汽车喇叭齐鸣，摩托车手猛给油门，制造轰响，而且打的全是前反对党泛希社运的绿色旗帜。就是弄不懂希腊政治的旅游者也一下子能猜到：挂这种旗子的党赢了。雅典市长是前执政党新民主党的党员，他对这次大选显得有些恼火：各政党乱贴宣传画，搞得城市又脏又乱，市政府得花７０００万德拉克马清洁费；泛希社运获胜后，他们的支持者在街上庆祝到后半夜，搅得人不能入睡。记者自然也赔上了个不眠之夜。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专访
盖拉尼议长的感情
吴迎春
认识拉扎·盖拉尼先生是他当选为议长的那天。１０月１７日，他作为巴基斯坦人民党的议长候选人，以１０６票比９０票战胜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候选人、前议长古哈尔·阿尤布·汗。当时，人民党的议员和支持者雀跃欢呼，他却面无笑意，对着话筒一字一板地说，作为议长，“我要处事公正，平等对待执政党和反对党”，不能辜负国家对议会巨大的希望。盖拉尼议长给人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感情不外露、表情严肃的政治家。但采访他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谈到自己的家世和经历，他有种自豪感；谈到他的孩子，父亲的慈爱溢于言表；谈到他的家庭和中巴关系，他情深意切。
盖拉尼先生的家族富有，热心政治，在木尔坦是名门望族。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他的一位祖先曾在选举中击败一名英国人进入木尔坦地区委员会，他的祖父当过木尔坦的总督，他的父亲曾出任联邦和省政府部长。他数次出任联邦政府部长，现在又出任议长，“家族的遗传和熏陶使我走上从政的道路”。１９８５年，３３岁的盖拉尼当选为国会议员，是当时最年轻的议员。
１９８５年，他首次当联邦部长时，只有一儿一女，次年生了３胞胎儿子，这在当时是国内两大新闻之一（另一新闻是贝·布托回国参政）。孩子们长大后，被送到木尔坦东北部约３００公里处的文化名城拉合尔学习。从此，他便经常和孩子在拉合尔相见。每当欢聚时，他总要带孩子出去逛市场或旅行，并给他们讲有趣的故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议长先生对中国情意深厚。他回忆了他的家庭同中国的交往。５０年代初中巴建交后，两国关系进入发展时期，他的父亲作为联邦政府部长访华，有幸见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忆及此，敬慕之情油然而生，他说，这两位伟人是中巴友谊的奠基人，为巴基斯坦人民所熟知。他家至今仍珍藏着其父访华的相册和毛主席、周总理赠送的礼品。３０多年过去了，１９８９年，李鹏总理访巴，他当时作为陪同部长，同李总理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几日，至今他还保存着李总理赠送的礼品。他动情地说：“当我同中国朋友在一起时，就感到像在家中一样。”“我们之间有融洽的关系、特殊的关系、经过时间考验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交谈中，盖拉尼议长倾吐了他心底的秘密，“想访问中国”。他曾几次争取访华，只有一次成功，但只是在北京机场作短暂的逗留。他表示，将来一定要来中国。他说，中国政协李瑞环主席访问巴基斯坦，贝·布托总理将访问中国，两国高层互访，两国议会也会加强往来，特别是参议院主席和议长一级的往来。“我将有机会访问中国”，他说得很肯定。
中巴两国的领导人都说过，中巴友谊像喜马拉雅山一样高，像海一样深。采访议长先生之后，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三国晚餐
现代交通发达，一天内，可在伦敦吃早点，在巴黎进午餐，在罗马用晚膳。这已不是新奇的事了。但同一餐饭分在３个不同的国家享用，这一经历，尝试的人可能不多。
瑞士的巴塞尔紧邻德法两国，仅相距５分钟车程。在这个城市，大可一尝“三国晚餐”。所谓“三国晚餐”，就是先到毗邻的德国小镇惠尔喝餐前开胃汤；然后驱车去４英里之外的法国圣路易市进食法国餐；饭后再赴瑞士的巴塞尔，那里餐馆多得是，可吃甜品、芝士饼及餐后酒，如果真的饱得很，也可到一家酒吧稍喝一杯，听听音乐。假如初到巴塞尔，不熟路，可向酒店查询，当地有专办“三国晚餐”的旅行团。 （哲一）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能洗的书
英国出版了一种幼儿塑料书。这种书轻便耐用，可在上面乱画乱抹，甚至涂果酱。如果书脏了，可用温水清洗，不消几分钟，书又会焕然一新。
（丁永明）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北美国家的一些小学校门前，时常可见到一位退休老人手持一块写有“停”字的牌子。如有小学生过马路，老人便走到马路中间，举起牌子，这时，所有的来往车辆都会自觉地停下来，让孩子们安全通过。
昌鸿恩摄于加拿大哈密尔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