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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毛泽东论诗词创作与欣赏
陈俊山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在同时代的革命领袖人物中,他更具有鲜明的诗人气质和风采,这是由于他的兴趣、爱好和深厚的素养所使然。他的诗词创作成就,一方面与他作为伟大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的恢宏气魄和宽广胸怀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他对文学艺术的深刻见解有直接关系。从毛泽东关于诗词与欣赏的见解和主张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为了深入说明这一点,本文不能不涉及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些有关问题。
一、肯定“诗言志”。1945年毛泽东为诗人写了“诗言志”的题词。这既是他关于诗的一种见解,也是他对诗人的一种主张和号召。所以关于“诗言志”的内涵,必须加以说明。
“诗言志”之说,屡见于先秦以来的古籍,为历代优秀诗人所遵循。“诗言志”,是中国古代人对于诗歌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它作为中国诗歌最基本的审美创造原则,一直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史。这样的诗歌传统,必然被毛泽东所接受。他青年时代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的《讲堂录》,就记述了关于诗歌特征的一些语录,这些语录自然反映了他当时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录中所记“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等,就属于“诗言志”的范畴。他从青年到中年写的诗词作品,也鲜明地表现了忧国忧民、奋发有为的豪情壮志。因此,他在抗战期间提倡“诗言志”,就不是偶然的了,而且他又使这条古老原则增添了新的光彩。
但是,毛泽东不仅肯定了“诗言志”的积极内涵和优秀传统,而且又给它赋予了新思想、新内容。关于“诗言志”的“志”,他没有直接进行诠释,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大量诗词品评中看出来。从1937年到1944年期间,他在给何香凝、柳亚子、萧三等人的书信中,屡屡以不可抑制的激情,赞美他们的诗中所表现的那种不被恶势力所压倒的“骨气”和为民族解放全力以赴的“战斗”,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之所谓“诗言志”的新内涵。毛泽东自己的诗词所表现的“志”,不论是战争年代的作品还是和平时期的作品,都具有中国人民不可侵犯、不可欺侮和独立自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铮铮骨气,具有中国人民改天换地、建设祖国的战斗豪情。
二、注重“诗格”。1945年秋,毛泽东由延安到重庆谈判期间,曾多次致函柳亚子。其中有云:“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这里所说的“一首词”,指的是1936年2月他写的长调词《沁园春·雪》。这里所说的“诗格”指的又是什么呢?
关于“诗格”,在中国古典诗学中也是由来已久的。它的含义大致有这样几种:一种是指诗的体制、格式或格律;一种是指诗的品格、风格或格调。毛泽东所说的“诗格”是属于后者。因为他在寄词之前,曾收到柳亚子的赠诗,并当即复信赞赏:“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这就为他的“诗格”作了注解。陆游和陈亮,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和词人,力主抗战,反对求和;所作诗词,慷慨激昂,为历来诗评家推为高格。然而毛泽东竟以为柳亚子超过了陆游和陈亮,其诗格之高可想而知。毛泽东说自己的《沁园春·雪》略近于柳诗,显然是谦逊之辞,但也说明了他是多么重视“诗格”。柳亚子接读毛词后,极为激动,赞赏不已,当即次韵奉和,盛赞毛词高格:“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其中“黄州太守”,指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他打破了唐五代以来婉约词风的传统,开创了豪放词风的新生面。柳词所谓“稼轩居士”,指的是南宋大词人辛弃疾。辛弃疾将豪放词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柳亚子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是这样的词坛巨擘的豪放高格,也是比毛词逊色的。在“诗格”上,柳对毛之评价,大体说来不算是溢美,毛词《沁园春·雪》确是绝唱,自有词这种艺术形式以来,以《沁园春》的词牌咏雪的,还没有如此雄浑的作品,千古词人向他折腰敬服是可以想见的。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将“慨当以慷”的作品视为高格?这是因为中国文学史历来以“建安风骨”为高格,而“建安风骨”就是以“雅好慷慨”为其特征的。毛泽东所说的“慨当以慷”一语,就出自领导“建安风骨”的曹操之《短歌行》。1949年所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又用此语:“天翻地覆慨而慷。”总之,他很喜欢“慨当以慷”的作品。关于这个问题,他自己作了回答,即给柳亚子信中所说的:“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这句话十分重要,因为它将慷慨高格的审美价值的精髓很集中地提炼出来了。
三、崇尚“诗味”。关于“诗味”问题,是毛泽东于1957年1月12日给臧克家等人的信中提出来的,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中有比较深入的探讨,因此是他十分重视的诗歌理论问题。
“诗味”的“味”,也是一个最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它的形成非常有趣。“味”,本来是一个味觉概念,把它引入艺术领域也是源远流长的,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就有了。到唐代司空图,真正用味觉充当艺术感觉,并进而将味觉概念转化为诗学的审美范畴。但是宋代以后,“味”的内涵又日益复杂起来。
毛泽东所说的“诗味”,大致是指意味、韵味、品味、有余味、能回味、耐咀嚼等意。所谓“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就是指作品里含蕴的味道。在给陈毅的信中,又提出宋诗“味同嚼蜡”的问题。“味同嚼蜡”的“味”,也是指“诗味”,不过这是从反面提出没有“诗味”的问题。蜂蜜是甜食中的美味,因为它是多种香甜美味的复合体、统一体,而蜂蜡就没有什么味道。由此品诗,诗中所含的可以引起读者美感享受的意蕴越丰富,那么“诗味”也就越多。由此可以推断,能引起读者美感享受的意蕴才是“诗味”。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造成“诗味”。毛泽东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然其中亦有比、兴。”这是说,诗人的用意,要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出来。造成艺术形象,就要用形象思维,采用“比、兴”。
“赋、比、兴”是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最久远、也是最成功的传统表现方法。毛泽东赞成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给“赋、比、兴”作的界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的说法符合事实,也比较简明,所以为毛泽东全部引来给以肯定。“比、兴”两法之所以能造成“诗味”,概括起来说,就是因为它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诗人不把自己的情和志直接说出来,而是把情和志寄托在景物上,使景物成为情和志的载体,随着想象的翅膀翱翔;诗人将眼前的物象酿成意象,又将意象构成意境。读者读诗,首先看到诗中描写的物象,而后体会到意象,经过思考,才发现物象、意象、意境中的层层含义,也就品出了“诗味”。毛泽东崇尚“诗味”又提倡采用“比、兴”,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且深入研究它的规律,对于创造中国诗歌新形式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关于解诗。解诗是赏诗的前提,如果把诗句理解错了,就无法体会“诗味”。毛泽东对如何读诗、如何解诗也很重视,有着独到的见解。如回答“云横九派浮黄鹤”一句诗的询问时说:“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在回答“巡天遥看一千河”一句诗的询问时说:“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这是说,读诗和解诗,都不要拘泥个别字面,要看整体诗意。“不必深究”,是要求不必刻意求深;求解过分,反而引起误解。尤其是诗词中的数量词,有些是约数,不必一一去数。这不但对理解作品没有意义,而且会损害诗境的整体美,降低读诗时的激情,减少赏诗的美感享受。“不必深究”和“囫囵吞枣”是两回事。
解诗不能拿历史事件一一核比,特别是有些写生活情趣的诗,更不能作为政治历史考证的确凿依据。1958年曾有唐诗注释者,将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儿童”,解作贺的亲生儿女。刘少奇根据诗中所写“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的句子,推证古代官吏禁带家属。事涉巨大,有关中国政治制度问题。毛泽东特致函刘少奇,表示此议“不甚妥当”。他指出,一个80多岁的老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唐史及整个历史都未闻关于官吏禁带眷属的记载。同时又明确批评:“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不确据。”这些见解极其重要,说明解诗不能臆测,要有根据。这根据就是:一是合乎生活情理;一是合乎史料记载。而且论史取证,不能是孤证。总之,解诗要知人论世,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诗意。毛泽东关于解诗的见解,不但弘扬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优秀传统,而且表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一个新的可喜的收获
——读《毛泽东和中国文学》
赵威重
近些年,随着学术的活跃和史料的披露,毛泽东文学思想的研究也热闹起来。各种论著如雨后春笋,各式探索亦层出不穷。新近,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董学文同志的力作《毛泽东和中国文学》,值得我们关注。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纵横交错、史论结合、点面相融的写法,相当详尽而求实地描述和论证了毛泽东文学思想的来龙去脉与嬗变轨迹,让人清晰而明快地看到了毛泽东从8岁到83岁漫长岁月里文学思想形成、发展、成熟、变迁的过程。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是一个大海,它是由无数个涓涓细流汇聚而成的;毛泽东文学思想又是一片群山,其间耸立着许多穿破云天的峰峦。
作者并没有局限在人们熟知的常识范围内,而是以十分宏阔的眼光,广泛地、多侧面、多层次地展开了毛泽东与古代典籍、古典诗词、历代小说、历代辞赋、诗话词话、文人笔记、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作为附录)间相当绵密而复杂关系的论述,不仅展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而且触及了不少无人问津的领域。例如,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汉赋?他对诗赋源流、骈赋、散赋、小赋作过哪些引用和研究?又如,他对历代笔记为何情有独钟?所有这些论述,既具有开拓的意义,又不乏精辟的见解。
这部书,打破了传统研究的格局和框架,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我们不但看到了毛泽东与中国文学之间无比绚丽多姿、异彩缤纷的立体景观,而且对毛泽东在文艺理论、文学创作和美学思想上的杰出贡献,有了更深的理解。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毛泽东与他的“古今中外法”
邓绍基
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吸收和借鉴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著名学说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根据何其芳同志在《毛泽东之歌》中的回忆,1942年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口头的讲话和后来经过整理发表的文章是有某些表达形式上的差异的,也有不少生动譬喻,在讲到必须继承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归纳为“古今中外法”,譬喻说: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
一位外国学者曾盛赞毛泽东同志的继承民族文化的观点,那是在60年代初举行的“北京科学讨论会”上,这位非洲学者在文学组的发言中谈到民族传统文学以及有关的问题时,对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清理古代民族文化是发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的论断,十分赞赏,这位学者还批评了某些西方学者所持的“欧洲中心论”以及由此而来的高傲态度。这位非洲学者是在欧洲接受高等教育的,当时他的祖国还未独立,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由于这位学者是结合着他的感性体会来作出理性评价,说来很亲切,很有感染力。
此前不久正经历了一场离开毛泽东同志关于继承民族文化的学说,片面地、粗暴地否定很多文学遗产的批判运动,那就是1958年发生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这个运动又是在一个片面的口号即“厚今薄古”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就是在1958年,毛泽东同志关心过当时全国唯一的专门发表古代文学研究文章的专刊——《光明日报》上的《文学遗产》专刊。这个专刊的编辑部原属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后古典文学部撤消,改属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是陈翔鹤同志。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许是同当时过左的文化氛围有关),那年秋天,《文学遗产》编辑部忽然接到终刊的指令,终期后第三天,又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说是毛泽东同志见到停刊启事后,很不赞成,要求继续出刊,哪怕一期也不能停。
我是在1955年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参加的第一个集体科研项目是《红楼梦》研究,那时就听一位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是否是新人的萌芽这个问题可予讨论。到了60年代初,又听一位同志说,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红楼梦》描写四大家族的见解。对于前一个问题,当时所内的一些同志大抵认为从贾宝玉形象的思想性格还不能构成新人萌芽说,与此有关,《红楼梦》也难以称之为“市民文学”。对于后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讨论中出现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说《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的兴衰,是符合这部小说的实际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红楼梦》中写有贾、史、王、薛四个贵族家庭,但主要描写的是贾家,即荣、宁二府,因此不妨把毛泽东同志的见解理解为《红楼梦》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个贵族家庭的兴衰;持这种看法的同志还猜度毛泽东同志所说“四大家族”带有即兴发挥的成份,因为据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发表这个见解时,在座的人中有《中国四大家族》的作者,毛泽东同志对着那位作者说:你写了一本《中国四大家族》,我看《红楼梦》也是描写的“四大家族”。
当时文学研究所内的这种讨论,本来是很正常的。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文艺学说的正确原则和是否赞同毛泽东同志就某个古代作家、作品发表的具体论点,这是有严格区别的。对这方面的一些具体论点表示赞同与不赞同,或者在赞同的前提下持若干相异看法,这同样也是正常的。在5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所内还传达过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意见,大意是说,在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这个问题上,不应当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周秦封建社会的论点去批判不同的见解。
不能也不必要求研究者都来同意毛泽东同志就我国古代作家、作品发表的具体见解,但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确实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论点。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他十分熟谙我国传统文化。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提出和阐述了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正确原则和科学学说,我想,这同他熟谙我国传统文化这点也密不可分。
当然,毛泽东同志提出继承文化遗产的学说,也总结了“五四”以来的历史经验。应当说,“五四”以来文化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在继承文化遗产问题上也提出过比较正确的观点,但在冲击旧文化的同时确也存在矫枉过正现象。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曾指出“五四”时期一些领导人物的形式主义方法,即好的绝对地好,坏的绝对地坏的形而上学方法。这种形式主义方法也确实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也就带来了轻视文学传统的弱点。正是总结了这种历史经验,同时结合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若干具体情况,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到清理古代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时,把发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相提并论。
同样也是总结了“五四”以来文学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又强调吸收、借鉴外国的优秀文化,这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得十分清楚。
在人们的实践和认识中总会发生迂回曲折现象,即使有了正确的理论,也并不注定在实践中不会产生偏差。建国以来,在一个时期内,我们确实又比较忽视吸收国外的文化经验,这其实是对毛泽东同志的“古今中外法”的偏离,也是对“五四”文化精神的偏离,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界扭转了这种忽视现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在一段时间内,在不同的程度上又出现了对外国文化的一种盲目现象,形式主义方法也一度流行。因此,完整地理解并实践毛泽东同志的“古今中外法”,需要我们永远奋斗不懈,也永远是我们的光荣任务。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研究
杨柄
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的论著现在日益增多,依笔者浏览所及,有三种各具特色。
《毛泽东书法艺术》(李树庭著),这是一部资料丰富翔实的著作。首先肯定他是“伟大的革命家”,肯定他的“一部革命史,也是他的一部书法实践史”。《毛泽东的书论和书法》(韩玉涛)一文将毛泽东书法艺术放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来评价,进而肯定毛泽东书法艺术在整个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毛泽东词〈西江月·井冈山〉书法赏析》(曙光),是单对一件作品进行艺术分析的文章,具体而微,其深度不多见。
这三种论著都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故此作为契机,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思考过的陋见的要点简陈如次。
汉字的书写,经历篆书和隶书的长期发展,到了楷书,可以说,书写规律就探索到了,书写方法就完全合理了。它的要领有二,一个是结体(或叫间架),一个是笔法,包括共有哪些笔画以及如何运笔都在内。依结体而言,楷书对篆、隶有很大的发展,但还不能说是革命性的突破。革命性的突破是笔法。它将篆书的笔法完全革除,而在隶书的笔法的基础上发展为横、竖、撇、捺、点、折、挑、钩八种(后人简称为“永”字八法),每一种都有各自的书写要领,书写非常便利,并且因此改造了结体,使后来称为方块字的汉字在字形和书写上完全定型。因此,无论是把汉字当作工具来书写,还是当作艺术来创作,主要的功夫都要用在笔法上,八种笔法都要过硬。楷书可以成为艺术,以楷书为基础的行书和草书尤其可以成为艺术。因为这两种书体固然都以楷书为基础(不要这个基础是错误的),同时又是对楷书的解放,书法天才可以挥斥八荒,抟翥万仞,撒播天章云锦于无尽无穷。因此,书法艺术史的高峰决不应该排除楷书,又应以行书和草书为重要标志。它的第一个高峰是书圣王羲之父子。第二个高峰是颜真卿、柳公权、怀素、张旭等一批唐代书法家(范文澜将它叫作“高原”)。唐人以后、毛泽东以前的1000多年,书家层出,但成就再高都没有超出唐人。超出唐人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书起千年之落,为第三个高峰。
这个见解不一定对,欢迎指正。我的本意在于,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引起重视。因为照我们看来,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可以从一个方面认识这一代伟人,一是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也是研究中国书法艺术史,为今天和今后的书法艺术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加强这一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庄重文文学奖颁奖
由庄重文先生出资设立、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庄重文文学奖”一九九三年度颁奖大会于十三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陈建功、史铁生、刘恒、铁凝、乌热尔图、刘兆林、李锐、张抗抗、刘震云、毕淑敏等三十一位青年作家获奖。王汉斌、王光英、刘忠德、陈荒煤、冯牧等五百多人出席颁奖大会。该项青年文学大奖自一九八八年至今已颁奖六届。庄绍绥先生表示,将继续支持这项有利于繁荣中华文化的事业。 (刘虔)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简讯

  文艺简讯
△作家出版社日前召开《海韵》研讨会,作家、评论家们对湖南作家武俊瑶的散文进行讨论。 (水)
△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吴正的长篇小说《上海人》及其诗作进行研讨,与会者对作者描绘的当代社会生活和涉外题材的文学进行了座谈。  
(闻)
△《当代》编辑部和中国地质作协联合召开研讨会,就奚青的中篇《天有病,人知否》进行了讨论。 (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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