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孙中山的思想教育观
陈铮
孙中山为实现中国的平等、自由、富强奋斗４０余年，取得了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创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胜利，也遭到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严重挫折。反思胜利和挫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孙中山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革命后的中国建设事业，不仅要进行物质方面的建设，还应该重视思想教育。
民国元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要职，让位于袁世凯，表示将集中“思想和精力于国家社会，实业与商业的复兴”，“改善大众的生活状况”，描绘出一幅中国实业建设的宏伟蓝图。这反映了孙中山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安乐的责任心和紧迫感。然而，他的良好愿望和伟大理想在实践中却未能贯彻实行。众所周知，民国初建，即先后发生了袁世凯窃权称帝、张勋复辟、军阀专权、陈炯明叛乱等政治事件。尽管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斗争和平定叛乱，为捍卫民主共和不懈奋斗，革命的胜利果实还是丧失殆尽，建设事业屡受挫折。正如孙中山曾经感叹的那样：“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总结革命和建设遭受失败和挫折的教训，孙中山深感有必要对革命党人和人民进行思想教育。有鉴于此，在他制订的《建国方略》中，就包涵了“精神上之建设”和“实际上之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后来，他更明确地指出，中国“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为此，孙中山身体力行，著书讲演，反复阐述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力图改变辛亥革命胜利后日趋严重的革命组织涣散，革命思想淡薄，纪律松弛，做官发财思想泛滥等状况，重振革命精神，维护民主共和，实行国家建设。综观孙中山的著作，关于思想教育的论述，主要内容大体上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克服“思想错误”，坚定“有志竟成”的信念
１９１８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心理建设）》一文中研讨民国以来革命建设事业挫折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由于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和革命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思想错误而懈志”。文章进而指出这种“思想错误”的产生根源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的影响。受其影响，人们认为孙中山的建国计划“理想太高”，从而“放弃建设之责任”，导致建设计划“半筹莫展，一败涂地”。针对“思想错误”的影响和危害，孙中山提出了“知难行易”说，以此击败“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这里姑且不对“知难行易”认识论上的是非得失多加分析，仅就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状况加以考察，就不难理解其思想理论意义。１９１２年民国政府宣告成立，许多革命党人以为革命目的已经达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舆论盛行，民主共和政权被军阀摧残，革命党人对革命和建设的目标发生动摇。与“知易行难”相对立的“知难行易”的提出，有助于人们树立“有志竟成”的思想，坚信中国共和革命“已达破坏之成功”，坚持奋斗，建设中国的事业也“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激励人们“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这是孙中山进行“精神教育”、“心性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之一。
二、“革除”旧思想，树立“替众人服务”的新道德
民国初年，孙中山曾乐观地认为，民国既已成立，政体业已改良，“人民道德亦必随之改良”。然而，事实与孙中山的预料相反，人民的道德不仅没有自然地随着共和政体的建立而改良，反而随着民主共和政体逐渐成为空招牌，升官发财的旧观念日益滋长。孙中山很快觉察到并痛心地指出：“少年锐进之士，多汲汲于做大官，鲜留心于做大事”，他们把做大官为终南捷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有些人达不到做官的目的，就转而“赞成敌党”，反对革命党。孙中山主张对于革命党内的这些“不良的分子”，必须“设法”把他们从革命党中“淘汰”出去。同时，他又主张对于多数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存在的思想不纯，应采取思想教育的方法，以“革除”其“方寸”中的“不良的思想、习惯和性质”，树立“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他提出这种文明的新道德要求人们立志“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谆谆教导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孙中山所期望建设的文明新道德，比起封建阶级的旧道德是极大的进步，对当时的思想教育有很强的针对性。
三、教育人们“知道怎么样爱国”
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爱国者的孙中山，他一生所担负的崇高责任就是“救国救民”，并始终以向人们进行爱国思想教育为己任。他告诉青年学生：“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理国家。”学校应该对青年学生进行做人的这两方面的教育。他相信，“若我四万万人，以爱身爱家之思想之能力，合而爱国，则我国之富强，对内对外，可以在地球上占第一强国。”孙中山一向主张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向外国学习“中国没有的东西”，学习中国没有的科学文化。同时，他又提醒人们学习外国的东西不能“全盘照搬过来”，应该“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孙中山曾以清末派遣留美学生的种种表现，劝告青年学生，“切不可像从前的美国留学生，只要自己变成美国人，不爱国家”，而“必须利用美国的学问，把中国化成美国”。他主张同外国交往中务必“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又必须“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
四、“令普通人民都得到教育”，提高文化素质
孙中山一贯重视发展教育，提高人才的思想文化素质。民国成立后，他倡导发展教育，“令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让更多的人“进学校读书，取古今中外人的知识”，以便“替国家去做事”。孙中山既把普及教育作为提高人民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又把学校教育视为提高人才的政治素质的课堂。他说过：“政治之理想与智识，实为学生要素，乏兹要素，而谓将来救国者，未之敢期也。”他希望学生改变封建时代那种入学、中举、点翰林、做大官，“为个人谋幸福”的“旧思想”，要求学生学习时要“着眼于文明，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
以上简述，可以看到，孙中山关于思想教育的观点，内容是丰富的。他为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反复阐述，宣传群众，在当时曾对许多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产生过一定的教育作用。然而，随着革命的挫折，孙中山规划的许多计划未圆满实现，但他所阐明的思想教育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对后人仍有启迪意义。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者论坛
善于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中学习
胡绳
在学术界里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采取什么态度。
有一种态度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正确，对非马克思主义只能批判、反对、驳斥。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文革”曾把这种态度发展到极点。顾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工作有价值，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重视的。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能够引导研究者达到正确的结论，但是不能以为，只要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他的结论都是正确的；也不能以为，凡不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都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事实。前一种看法之错误有事实证明，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错误。后一种看法也有事实可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是凭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他们从前人那里接受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和有用的思想资料，而前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都不过是错误的堆积，那么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似乎就完全可以不读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非圣贤之书不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自己读的当然不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列宁如果只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就写不出帝国主义理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读非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无法进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常从非马克思主义那里接受有用的东西，例如“第三产业”的概念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创立的。
所以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应是分析批判的态度——吸取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否定其中无价值的东西。一笔抹煞的否定是不对的，只否定不吸取是不对的，甚至应该说，否定是为了吸取，在一定的意义上吸取比否定更重要。
我们现在都知道，社会主义不能从平地上建起，一定要吸取人类以往的全部文化，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中的最高阶段）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发展，它就必须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遗产中学习，还要从当代世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中学习，当然应该是有批判有分析地学习。我想可以这样说，不从世界一切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经验中学习，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不善于接受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遗产，不善于从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不能发展的。
（本文是作者在“顾颉刚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报刊文摘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特殊性
秦谱德在《论乡镇企业与我国城市化道路》一文中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乡镇企业，他们是由农业人口直接转入城市人口，是一种集中式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有着独到的特殊性：一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很大；三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起步晚、起点低；四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城市化时完全不同。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下要兼顾城乡人民的利益，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以牺牲农民的利益造成大量失业，采取人口高度集中的办法走集中式的城市化道路。简言之，这条道路就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在同时发展中带动小城镇的发展，通过乡镇企业，实现乡村工业化，实现乡村人口城市化。
（摘自《学术论丛》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书刊评介
综合性社科学术刊物：《江南论坛》简介
最近，由无锡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江南论坛》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正式向全国公开发行。它是综合性社会科学学术刊物，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中共无锡地下党与江南新四军创办，后因战争而停办。改革开放初期复刊。八年来，该刊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紧密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特别是无锡地区的丰富实践，解放思想，努力探索，积极为加快无锡地区的对外开放，经济建设和加快社会科学事业服务。
该刊将坚持以经济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江南地方特色研究为主的办刊方向，立足无锡、面向江南、放眼全国、走向世界，积极为广大理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园地，发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论文、重要资料，以及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文章。
（黄胜平）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报刊文摘
维新运动上下限有争议
关于维新运动的上下限，史学界大体有两种意见，即１８９５年“公车上书”至１８９８年戊戌政变；或１８８８年康有为上书至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孙应祥、皮后锋在《论维新运动的上下限》一文中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们认为，１８９５年为维新运动的上限。关于维新运动下限，以康梁为核心的维新派只是维新派的一部分，政治改革也只是维新运动的一个侧面，因此，尽管政变使维新运动受到很大挫折，维新派遭到严重打击，但并不能由此断定维新运动就此中断。政变后，维新运动仍得到延续和进一步发展，群众基础更加广泛，康梁集团在海外十分活跃，影响辐射到国内。维新运动的下限应与辛亥革命的上限紧密相连，因此维新运动的上下限应在１８９５年—１９０３年。
（摘自《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