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当一些文化人为金钱而远离文化时
郭绍成赞助巨资办文化
在纪念一代伟人毛泽东诞辰百年之际，郭绍成和他的公司独家赞助了２００万元，举办中华当代文化精萃博览会。他还为中国硬笔书协成立筹款，为海峡两岸法律研讨会解囊，对筹办国耀大学、首届华人文化艺术节做出贡献。
郭绍成白净的方脸膛上配着一副近视镜，挺直的鼻梁，宽厚的嘴唇，眼睛里荡溢着深邃、敏捷与聪慧。当许多文化人为钱而远离文化的时候，这位年方３４岁，祖籍唐山的企业家、香港国佳实业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却拿出巨资扶持文化事业。以筹办当代文化精萃博览会为例，在近百名老同志同意做顾问并从始至终参加下，半年多来，共收到书画篆刻纪念作品近３万件，精品举不胜举，真可谓喜获丰收。提到这些，郭绍成说，希望通过这次文博大展活动，缅怀毛泽东及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目前，郭绍成为公司在大陆代办１０多个企业和投资项目，手中有大笔钱，但郭绍成却说：“为‘孔方兄’而活着，那就失掉了做人的意义。”他的目标是把物质和精神财富都倾注在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上。（邹为瑞）
第11版(文化)
专栏：
民族服装：节日的音乐感情的语言
中华各民族的传统服装，是一种崇高的象征，象征着祖国大家庭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每当看到一个民族的兄弟姐妹穿戴着他们的服装出现，就好像在领略一种特有的风情、在解读一种神秘的符号、在欣赏一幅来自大自然的图画，使人倍感亲切和自豪。
民族服装，是节日的音乐，感情的语言。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来自各个民族的艺术家们，穿戴起民族服装，表演起精彩的节目，显示出共同的感情——祝愿伟大的祖国日益昌盛富强。
杨文道张桂枝摄影报道
（附图片）
左上：白族，杨丽萍
上二：藏族，宗庸卓玛
上三：维吾尔族，阿依夏姆
上右：土家族，傅祖光
左中：蒙古族，德德玛
右下：苗族，姬荣
左下：锡伯族关牧村领唱，佤族服饰
第11版(文化)
专栏：
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改革大潮中的心理嬗变
本报记者祝华新
在电台时下的音乐点播节目中，经常听见主持人询问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的听友：“你是哪个单位的？”那位幸运的听友，往往是毛头小伙或者小姑娘，偏偏用一种委婉的口吻答道：“告诉您我的身份证号码行吗？”
这种看似偶然的现象其实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含义。它表明：在较为年轻的一代中，个人的单位归属意识正在弱化，社会意识正在增强，传统的“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
单位庇护下的依赖人格
几十年来，除了孩子，谁都得有个单位，连解放前居无定所的江湖艺人也不例外。单位不仅是劳动生产场所，给职工提供经济收入，还是一个福利共同体。从住房、医疗、养老到食堂、澡堂、幼儿园，从提供上下班的交通车辆、采办年货到安置职工子女就业，单位对职工始终是大包大揽、无微不至的衣食父母。更有甚者，职工在单位外活动，离开本单位的工作证和介绍信就寸步难行。买飞机票、到旅馆住宿、登记结婚、申请生育指标，都需要单位提供个人身份合法性的证明。
社会学者李汉林、李路路、王奋宇把新中国这一独特的人文景观称作“单位现象”。单位包括公有制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与家庭一样也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他们注意到，改革前的中国，几乎所有社会资源，包括收入、住房等物质性资源和奖励、晋级、升职等精神性资源，都由国家通过单位来配置。个人想从单位以外获取这些资源极为困难。
在传统体制下，单位有铁饭碗，单位有大锅饭，一旦拥有，别无所求。生为单位人，死为单位鬼，由单位出面开个追悼会。这样的单位令职工倍觉温馨。几年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对全国３０个城市的居民搞过抽样问卷调查，问题之一是：“对下列项目，您是否认为单位应该对您负责？”被调查的９７．５％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医疗保险，９６．６％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退休保险，９１．８％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住房。认为单位应该提供生活服务、调解纠纷、安排子女上学就业的，也分别占到８６．７％、８５．９％、８２．３％。奇怪的是，竟然还有４５．１％的人认为单位应该负责处理职工的离婚问题！难怪有人感叹：单位对职工的过度宠爱，妨碍了个人行为能力的发育。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立平认为：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通过单位体制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起来、集中起来，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晚清以来，国家衰败，社会资源急剧分散，如“一盘散沙”，导致工业化进程缓慢、社会动乱频仍。
然而，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单位体制日益显得臃肿不灵了。一方面，单位高度依赖于国家对钱、财、物的配给，亏损了自有国家补贴。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相反，单位是“不死”的。另一方面，个人高度依赖于单位，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平均主义盛行，多干未必多得，对那些消极怠工、调皮捣蛋的人却无可奈何，因为通常单位领导人是无权开除任何职工的。
单位职工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
这就是改革的难度所在。改革在总体上无疑会增进全民族乃至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但具体到劳动用工、人事、工资、住房、公费医疗等诸项制度的改革，必然会使相当一部分人失去某些既得利益。单位体制下庞大的职工队伍将是改革中需要付出代价的一个群体。这些人在总体上赞成改革的同时，又患得患失、疑虑重重，甚至有抵触情绪。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的吴忠民教授分析：随着“大包干”、“分灶吃饭”这类非彻底的改革措施的推行，原来很朦胧的“公有制”越来越变为“单位所有制”。为了让职工现得利、快得利，单位就想方设法多发奖金、多发实物，而挤占设备折旧、技术改造资金。不愿放弃任何既得利益，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下有对策”主要是以单位为依托进行的。吴教授警告说：目前，职工保险福利费用占工资总额的百分比、职工收入的平均化程度均已达到解放以来的最高点，要想调整这种不正常的利益结构，很可能在单位中遇到某种“群体性阻力”。
要缓解这种阻力，需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做好思想工作，但从根本上来说，有待于单位体制的组织创新。
现代企业制度意味着什么
我国成千上万的单位从技术内容上说，有很多是现代产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成部分；但由于采取了单位这种自我封闭的组织形式，社会化程度很低。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一方面是要理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实现法人财产权与资产所有权的分离；另一方面是理顺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关于后者，李汉林等人提出一些改革思路：
——在现有的单位与其职工之间引入劳动契约关系，职工有权自由流动，单位可以优化组合。这就需要逐步建立劳动力市场。
——明确企业只是一种生产场所，不是社会福利院。把现有单位的一些非生产性功能逐渐分离出来，交给社会。近年来“单位办社会”现象愈演愈烈，职工住宅建设已由国家投资为主变为单位自筹资金为主，有的单位平均一名在职职工就要负担１—２名退休职工的养老费用，单位已不堪重负、步履维艰。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主要对职工的劳动生产行为负责，而把职工在企业外的社会行为交由社会来管理。为填补单位管理弱化后形成的真空，需要健全社区管理体系。社会控制和管理的方式要实现现代化，即把国家通过单位对职工的行政管理和资源垄断，逐步转变到社会对公民的法律控制和伦理调节上来。
问题的核心是最终卸掉单位体制加在企业身上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负担。当然，企业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适当照顾原有的利益格局。但是，从单位体制到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改革方向要坚定不移。企业改革要动真格的，换汤不换药无济于事。社会学者路风强调说：“只要企业仍旧是由具有固定身份的成员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那么它仍是单位。”
“没有单位的人”
改革以来，单位的一统天下发生了裂变，出现了很多“没有单位的人”，在传统体制之外照样活得潇洒自如。留德博士、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李汉林研究员解释说：这是因为单位垄断社会资源的体制松动了，相当一部分资源和机会流入民间，出现了许多“自由活动空间”。从当年返城知青开设的个体零售商亭、小吃店，到中关村一条街上鳞次栉比的高科技民营公司，从“三资企业”到颇具规模的私营经济，以及那些名头不小的“文化个体户”，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从原有的单位组织中脱离出来，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尽管某些民办公司还挂靠在公有制单位，但他们不再是原来严格意义上的单位成员。他们对单位组织的依赖性大大削弱，在市场的风浪中自主承担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大为增强。
并不是所有告别单位的“下海族”都义无反顾。长期实行的单位体制使很多人一离开单位便油然而生一种浪迹天涯、四顾茫茫的孤独与苍凉。某大机关干部小张刚刚辞职经商那阵子，总要抽空回单位找昔日的同事聊聊天，觉得这样才能给自己找到一种“归属感”。还有很多人尽管对自己的工作状况很不满意，但一想到调动单位就要放弃原单位分配给自己的种种资源，如住房、干部身份、公费医疗，一想到市场竞争的波谲云诡，心中陡生一个冷战，苦笑着摇摇头。有趣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中国特色的“一家两制”：夫妻俩一方脱离单位下海挣钱，另一方继续留在单位序列中享受国家的种种福利。连某位知名的“个体作家”也调侃说，自己虽然没依没靠，也常拿爱人单位的“三联单”看病。单位里薪水虽然不高，但旱涝保收；单位外的“海”里诚然有超常规的致富机会，但容易大起大落。“一家两制”，里应外合，既想发大财，又要留退路，典型地反映出当代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夹缝中企望鱼和熊掌兼得的矛盾心态。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苑杂咀
传统文化何处寻？
周庆
社会上的许多现象，教科书往往说不清楚。比如，面临商品经济的现实，人们的观念急剧向现代文化靠拢，但同时，精神产品的商业化也日趋严重，一些学者便提出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理想、节操、科学、教育、艺术等都有自己的传统，它们的最高境界都具有非商业化的特质。
如果说这些学者们的主张是出于理性思考的话，那么，又有许多不知传统文化这一概念为何物的普通百姓，竟也搜寻出２００年前的黄历寻找精神的指导，甚至向一切宣称有鬼神附身的男女跪拜，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不是说明，在重物质享受、轻品德修养的风气下，我们全民族都在寻找一个精神的家园？只是在同一座山林，有人摸着了门径，有人却误入了歧途。
传统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大家希望最好有一个形象直观的解释。于是，有的说，它是三坟五典、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有的说，它是一部不知从何说起的二十五史，是残碑断简、故垒孤坟；有的说，它是一只深不可测的酱缸……至于评价，有人说它是辉煌的，有人说它是专制的；有人说它导致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极力鞭挞它培植了民族的劣根性；有人说它维系着中华各民族的命运，有主宰２１世纪世界文明的新生。最无情的诅咒和最热烈的赞美，都是对着它的。
传统文化确实是我们民族共同的根。这个根经过５０００年的发育，历经水火雷电而不死，是世界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迹。由于它的根系异常庞大，连结的土壤非常深厚，所以它能提供的营养也多种多样，它所结出的花朵也千奇百怪。其精华包括民主性，但许多文化乳汁虽无多少民主性，也是古人高度智慧的结晶。有的算不上精华，但也可以鉴古知今，供人回味。就是那些常被人斥之为糟粕的东西，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往往也是珍贵的原料，可以为您配制出一剂以毒攻毒的良药。大约正是这个原因，传统文化多次打而不倒，欲与之彻底决裂而终至不能。在它的孕育下，从古以来，竟也不断产生着埋头苦干的人，拚命实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构成了中国的脊梁。今天，我们怎能拒绝这样一份起于远古、直达近代的遗产呢？怎能割断这一流淌了几千年的血脉呢？就是那些诅咒它的人，透过纸背，不也可以感觉到一种深沉的爱意么？正所谓知之愈深、责之愈急、爱之愈切。
近闻，一位美国的教授预言，今后主宰世界的将是世界七大文明的冲突。其中一大文明，就是儒家文明。又闻，一位日本报纸的主编分析，儒家文化助长腐败。他们的说法不论有无道理，都是一种提醒：对于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如今确实需要我们放开眼界，认真审视：全盘西化已为我们所不取，全盘商化也并非改革的目标，那么，整理我们的肠胃，像对外来文化一样对传统文化来一番科学的吸收与消化，使我们民族传统的诸多美德、高尚节操、苦干精神、聪明才智，与近现代、当代文明一样，变成我们精神家园里最美丽的花朵，让那些曾经使我们的先人沉沦、麻木、猥琐的陈规陋习，与西方文化中的糟粕一起，变为牛痘，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这大概是当代文化工作者的一项神圣使命。
那么，传统文化何处寻？尘封的藏书阁，小巷的书摊上，电视的节目中，学堂的历史课，学者的书桌旁，山野的寺庙里，奶奶的故事中，大概都有它的踪影。这是有形的。此外，政治家的治国术中，书香门第的家风中，乡村的淳朴民风中，也有传统文化的遗韵。可惜的是，每个人接触传统文化的这些影响有限，难以窥其全貌，普通人对它更是捉摸不定，无从选择哪些是应该继承弘扬的，哪些是可供借鉴的，哪些是只能留作笑谈而供人观赏的。
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因人、因时、因事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个原则讲得很多，但实际的鉴别工作，做得很少。其实，在这一点上，古人也有极成功的例子。比如，封建礼教是吃人的，但封建时代穷乡僻壤的老太太也是满脑子这类礼教。她们头脑里的那些观念从何而来？恐怕与一些通俗读物的普及、流传、易懂、上口、好记有关，如《三字经》、《女儿经》、《名贤集》、《颜氏家训》之类。受此启发，今天何不由学贯古今的大学者，以其大手笔编写一册通俗的传统文化读物来——不要百卷巨制，那是成心不让人读；不要东拼西凑，那样不值得读——只要以成熟的态度，把古人选择生存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对待生老病死的智慧、经验、得失告诉我们，就像一册新时代的《三字经》，广布民间，使当代人仿佛又与古道热肠相通，耳濡目染，气质随改，岂不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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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仰视群星璀璨的人类文明史中那许多的星座，它们为一部部出版物所烘托、所辉映。没有出版物的文明史，该是何等的贫困、苍白。
宋木文评说出版
出版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种手段一经人类所掌握，文明即刻被赋予了一种崭新的性质。自此，人类不再主要凭借心记口诵的方式来积累和传播知识。人们都熟知，知识就是力量，然而人类正是通过出版才真正把握了这种力量。千百年来，出版物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文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其自身还成为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公元１５４３年，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和对自身结构的认识，都有飞跃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这一年出版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立和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仰视群星璀璨的人类文明史中那许多的星座，其本身就是为一部部出版物所烘托、所辉映。没有出版物的文明史，该是何等的贫困，何等的苍白！英国哲学家波普在他的《客观知识》一书中，曾作过两个很能扩展人们思路的“思想实验”。在第一个思想实验中，波普假设在一次灾难中，人类所有的创造手段和主观知识全部毁于一旦，然而图书馆和人类的学习能力尚且存在。那么，他的结论是：世界将很快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在第二个思想实验中，波普假设，人类在遭到毁灭性灾难的时候，图书馆也一道化为灰烬，只剩下学习能力。他的结论是：人类将一蹶不振，复兴之时宛如漫漫长夜。这两个“思想实验”的结论是能够为广大有识之士所认同的。的确，出版物已成为现代人类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必备品。一个没有出版物的世界，就如一个没有绿洲的大沙漠。很难设想，在没有出版物的社会，人们将怎样生存，更不要说发展了。
中国是纸张和印刷术的发祥地，对世界出版业的发展曾作过无与伦比的贡献。中国又是出版事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令世界为之惊叹和羡慕不已的中国文化精髓，大都是以出版物的形式才得以保存至今的。我曾和中国新闻出版代表团的同行们访问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气势雄浑的金字塔、闪烁着哲理之光的斯芬克司像，以及贮存了无数远古人类信息的木乃伊和位于尼罗河岸的卡纳克神庙，都深深地拨动了每一个古埃及文明敬慕者的心弦。但与此同时，人们又每每为古埃及文化典籍未能通过出版保留下来而生出一丝憾意。每当遗憾萌生之际，我便从心底向那些为中华民族出版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先辈们，油然生起一种感激之情。没有蔡伦、毕，没有“六经”，没有“二十五史”，没有《资治通鉴》，没有《永乐大典》，没有《古今图书集成》，没有《四库全书》，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就难以有今天这样的独特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的出版事业开辟了新的发展时期。４０多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１０多年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以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的出版和书刊印制、书刊发行所构成的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出版事业的力证。乱世焚书，盛世编书，这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宋史·艺文志》有这样一段话：“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当代中国的出版物较之隋、唐这些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现在年出书达９万多种，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就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出，中国迎来了亘古未曾有过的太平盛世。国运兴，则出版兴。
（这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新闻出版署前署长宋木文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所写序的一部分，刊出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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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成为世界出版大国
——读新问世的《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
当代中国对人类文明有多少贡献？每个人都可以从当代中国的出版物中去查寻；当代中国的出版物有多少？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会告诉您。
中国上古时期，学术统于王宫，文献典籍归统治者专有，只能供贵族及其子孙传习，老百姓无权查询和使用。春秋末年，私家讲学之风渐兴，始有私人著书、编书、藏书，以后耕读传家在中国时兴了２０００年。
然而，中国出版业的全盛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由新闻出版署主持、组织编撰，由王子野任编委会主任的《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由此而及新中国成立４０年的出版事业，也有详细的记载。全书诸论还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出版史有准确的叙述。此书是《当代中国》丛书的一卷。
该书的记叙上起１９４９年，下迄１９８９年。在图书的出版部分，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自然科学技术图书、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古籍整理等所有门类图书的出版。还有期刊出版的发展、外文书刊的出版和国际交流与合作。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部分，包括书刊的编辑工作、装帧设计工作、出版家和编辑家的业绩。全书附录１２项，包括４０年出版大事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重要法规、全国出版社、期刊社名录等。此外还编制了人名索引计８７９０人。全书约１３５万字，分３册。
书中披露，１９８９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５０４家，出版图书７４９７３种，出版期刊６０７８种，共有图书发行网点１１万多处，其中新华书店１．１７万多处，全国共有大型国营的汉字、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盲文、外文、彩印和木版雕印等书刊印刷厂约２００家和一些集体印刷厂。以上国营单位的职工总数，已近３０万人。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９０年代头几年中，全世界每年共约出版图书８０多万种，中国１９９１年出版图书８９６１５种，占有１／１０，１９９２年出版图书９万多种，约占１／９。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出版大国，年出书种数和印数均居世界首位。（文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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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宏伟而幼稚的积极幻想神奇而朴素的人物形象
磅礴而单纯的英雄气概巨大而简略的怪异夸张
刘城淮研究上古神话出新论
桂俊
湖南教育学院刘城淮教授近年来出版了两部著作——６０来万字的《中国上古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５５万字的《中国上古神话通论》（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令海内外学者为之瞩目。
《中国上古神话》新建了一个巨大、严密的中国上古神话系统。我国上古神话没有像希腊神话那样形成完整的系统。古人对于上古神话，也缺乏详细的记载，以致材料十分零散。刘先生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从千百种古籍中钩沉抉隐，披沙拣金，收集了非常丰富翔实的材料，从中整理出百多个神话，并按类别的不同与创作时间的先后，将它们组织成了有机的整体。
《中国上古神话通论》则进一步新创了一个中国神话学理论体系。我国的神话学从本世纪２０年代建立以来，逐步前进，至８０年代有了巨大的发展，成绩斐然。但是，其理论体系一直付之阙如。有鉴于此，刘先生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依据古籍记载的尤其是至今仍流传于各族人民口头上的大量神话，汲取世界各派神话学的精华，匠心独运，对神话的时代、性质、产生、发展、流传、遗佚、价值及局限性，对我国上古神话的思想内容、艺术风貌、特点与影响等等，一一作了深入、精辟的论述。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我国神话学史上均具有独创性。
微观上，刘先生对他所整理的神话，个个提出了新颖的看法。例如：他考证龙的主要模特儿，除了闻一多说的蛇类，还有蜥蜴类、马类；凤凰的主要模特儿不是郭沫若说的孔雀，而是雉类与鸷鸟类。他分辨羿、共工、蚩尤、三苗都有正反两个形象，出于不同部族之口；炎帝与神农开头分别是南方的火神与北方的农神，后来随着南北人们的交往，才融合成了一个形象。他探索出尧原为大图腾，渐渐发展为陶神，继而演变为传说中的圣君；鲧是由白马图腾而畜牧神而农神而治水之神的。这些，均发人之未发。
宏观上，刘先生对涉及整个神话的许多问题的观点，也是崭新的。就拿神话的性质来说，他于阐明神话的共性之外，还进而指出神话有不自觉、半自觉与自觉之别：不自觉神话，“是以积极而原始的幻想，不自觉的艺术方式，神魔鬼怪为主的形象，折射大自然与社会的具有立体性的口头故事”；半自觉神话“是以积极而带原始性的幻想，半自觉的艺术方式，神魔为主的形象，折射社会的功能较复杂的故事”；自觉神话“是以积极而文明的幻想，自觉的艺术方式，神魔为主的形象，折射社会的功能单一的故事”。再以神话的创作方法而言，他不满足于“积极浪漫主义”的笼统说法，进一步揭示出上古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是由“宏伟而幼稚的积极幻想，神奇而朴素的人物形象，磅礴而单纯的英雄气概，巨大而简略的怪异夸张”交织而成的。凡此种种，无不独出机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