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新闻
童心唤起大众心
——长春市制止私用公车接送子女上学
本报记者汪波
孩子心中的疑问
１０月中旬的一天，长春市委书记王云坤接到署名为“解放大路小学五年级学生”的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每天上下学时，校门口停满各式各样的小轿车，接送小孩上下学的车乱停乱鸣笛，部分自行车道被挤得水泄不通，吓得同学们不知怎么过马路。这么多的轿车天天接送学生上下学，大多是用公车。很多同学对此很反感。目前全国正在反腐败。这种风气正吗？公车应该接送小孩上学吗？”
王云坤读信后批示：公车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做家长的似乎是关心爱护孩子，实际上是害了孩子。此事曾三令五申。为什么继续发展？一请舆论部门再帮助一下；二请公安部门去检查一下；三请纪检部门参加监督。
王云坤的意见是，将小学生来信公开发表，唤起社会舆论的监督。
童心唤起大众心
１０月１５日、１６日，一连两天，长春市委督察室、市纪委工作人员会同几位新闻记者来到解放大路小学门前了解实情。
他们果然看到，上下学时，校门口停满了各种型号的小轿车。仅１６日早７时至７时４０分之间，先后有１００多辆小汽车送孩子，其中大多为公车。这些车在人行道、慢车道乱停乱放，严重阻碍交通，也引来周围群众阵阵的愤慨之声。一位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的老人大声喊：“这太不像话了。”
当电视摄像机镜头对准这些办私事的公车时，许多过往行人高声说：“对，都拍下来，看他们脸红不红！”
有的市民主动帮助记者堵截四处躲闪的小车。还有人向记者反映，公车接送学生不仅这所小学有，其它一些重点小学也有。
１７日，《长春日报》刊登了小学生的来信和市委书记的批示，还登出接送学生的１０４辆公车的车牌号，以及市委关于“公开处理接送学生的公车司机及党员干部”的意见。长春电视台、电台也播出了有关新闻。
一时间，长春街谈巷议反响甚大。有关部门随即接到广大市民的电话和来信，支持新闻舆论单位的社会监督。
民心鼓舞责任心
“公车风波”被披露后，一连几天，小学校门前的公用小轿车偃旗息鼓，可是仍有人“打游击”，把车停得远一些或躲到楼后小道上。有的市民表示疑虑说，过不了几天还会故态复萌。
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采访了长春市委督察室副主任石剑鸣，他说，用公车接送学生的现象以前就有，新闻单位也多次曝光过。这次，我们给被“曝光”的车的所属单位下了通知，限期来交罚款。现在到公安局交罚款的已有７０多位了。我们要将处理情况向全市人民通报。
石剑鸣还感慨地告诉记者，没想到一封小学生来信引起这么强烈的社会认同。他刚刚接到哈尔滨市政府部门的电话，询问长春对用公车接送学生的处理情况。说是长春的事也在那里激起反响。他们在近日也查堵了８０多辆接送学生的公车。反腐败行为的举措得到广泛支持，使我们国家工作人员感到鼓舞。
反腐败莫手软
在市委书记办公室里，王云坤拿出一封群众来信对记者说：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写给我的。他对狠刹公车私用这股歪风非常拥护。老人说，现在有的人开着公车上狗市买狗，让狗也坐公车回家，这怎能不让人们气愤呢。一定要把这股歪风刹住才对！
王云坤说了自己的想法：公车私用绝不是小事。现在出现的腐败现象不仅是公车私用，还有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费修房、公款自用……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所以是当前反腐败的一个重要内容。能坐上公车的多数是某一部门的领导吧。为什么就不想一想，你这样做、或是允许司机有机会这么做，对你的孩子、别人的孩子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小学生的来信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要反对腐败，树立社会公正的风气。
自从对小学生的来信作了批示，王云坤多次催办就此事的调查和处理。他说，要继续借助舆论，激发起群众的是非感，弘扬正气。市委既然抓了这件事，就要一抓到底。
寻找他，真诚的孩子
走出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记者来到解放大路小学，想看看那位诚挚地呼唤社会清正之风的小学生。
解放大路小学是重点小学，校长牟丽芳对记者说，全校有学生３４００多名，孩子上下学时加上家长，校门前形成人流，再加上小轿车乱停乱放，交通就更乱了。我们发现，那些动用公车接孩子的司机很不注意交通规则，“所以学生给市委书记写信也是挺自然的，是孩子一颗真诚的心呐。”“学生给市委书记写信没署名，学校也没询问是谁写的，记者要见这位学生也是好事。”校长边说边让大队辅导员去五年级问问。
“８个班都问遍了，谁都不知道，谁也不说。”辅导员回来说。
“你们怎么看坐公车上下学这件事？”记者同几位五年级小学生唠了起来。
“学生坐公车上下学不好，影响我们身心健康。”刘霄小同学认真地说。
“给市委书记写信的是不是你们中的一位呢？”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摇头，接着是沉默。突然，一位胖胖的男孩说话了：“有的学生说，要找出那位写信的同学，狠狠揍他一顿。因为自己上学不能坐小轿车了。”
顿时，校长、老师、记者都明白了：孩子那颗真诚的心在怎样震颤着。
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起来。几天的采访使人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是多么需要清正廉洁之风，因此，我们为之而作出的努力也正未有穷期。（附图片）
长春市委书记王云坤催问处理结果。
上图：上学途中。下图：被摄入镜头的小汽车。
新闻记者来到解放大路小学门前作现场采访。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山东有个石家庄
本报记者 张宪春
小小石家庄，
瓦屋连楼房，
“老外”来作客，
个个喜洋洋。
这句顺口溜，说的是山东省安丘县的石家庄。１９８３年，潍坊市开展民俗旅游，千里挑一，选中了这个离县城十几里路的村子。打那，白脸的，黑脸的，专家学者，官员记者，商人游客，或仨仨俩俩零星而至，或几十上百结队而来，把个３００来户人家的小村庄闹得热火朝天。国外游客称这里“把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和谐相融。”１０年间，全村接待了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１万多名来宾。
您瞧：喇叭声声，两乘花轿抬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来自美国的大卫·巧克列头戴礼帽，身穿长袍，披红戴花，和一身凤冠霞披的夫人走出花轿，面对人们三鞠躬，又互相拜了三拜。
满头银发的大卫通过翻译告诉大家：“我们结婚４５年了，没想到又按中国风俗再次‘结婚’，太有意思了。”
婚俗表演，是石家庄民俗旅游项目中的一个。外宾进了村，或与村上的姑娘小伙一块放风筝，或与年近古稀的老太太一起荡秋千，或坐着马车到田野里踏青，也可以去村里的“民俗博物馆”浏览一番，看看带有乡土气息的民间工艺品，玩玩犁耧锄耙等农具，演练当地民间的传统礼仪。更有情趣的是，住农家房、吃农家饭、干农家活。
走进吴树芬家二楼的客房，只见木板床上叠着厚厚的红绸被，色彩鲜艳的民间木版年画贴满了墙，窗台上摆着缝制的双头布老虎。瓷砖贴壁的卫生间里，浴缸和抽水马桶配套齐全。顺便提一句，眼下石家庄，３００来户人家拥有１７座楼房和４００多间瓦房，几乎每家都有一间这样的外宾接待室。
眼看着传统的民俗文化得到这么多国际友人的喜爱，石家庄人也悟出了什么叫“旅游资源”。令人诧异的，是他们并没把它当成“摇钱树”。“说句掏心话，咱也没赚着钱，”吴树芬的妻子王春英快人快语，她算了算帐：“外宾住农家，由村里统一安排，每人每天交５０元人民币，吃住都在里边。前些时，澳大利亚的海斯住俺家，早晨吃小米稀饭煮鸡蛋，中午包猪肉芹菜饺子，晚上烙油饼，还炒了６个菜喝酒，你算算得多少钱？还要领着客人到坡里干农活，观风景，放风筝，工夫搭多少？可帐不能这么算，海斯走的时候，说他最大的收获，是感受到中国农民的人情味。这话中听。”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过村长会计的李维香大爷先文诌诌地来了句“子曰”，接着递过来一本“接待登记簿”，上边记满了外国人的名字，有美国国会议员，有法国留学生，还有新加坡的记者。到今年７月，李维香家共接待了来自３６个国家的２１３位客人。老两口经常收到一些寄自国外的信件和礼物。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澳田健太郎来信，还称李大爷的老伴吴秀英为“妈妈”。唠起这，吴大娘乐得合不上嘴，说：“能给咱中国人争争脸面就知足了。”
３６岁的村党支部书记吴树学，为民俗旅游总结了三大好处：成为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给村里人带来新观念，为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
眼下，村里正兴起外语热，已有５０多位年轻人能用英语、日语与外宾对话，连一些老人和小孩也能随口寒暄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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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踏遍边陲
——摄影家徐力群印象
本报记者孟晓云
“人活到３９岁，生活才刚刚开始。”八年前徐力群对我说了这句话。当他孤身骑摩托车自黑河出发，历时五年，行程八万公里，完成了祖国绵长的海陆边境线之行的壮举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了那句话的全部含义。
徐力群风尘仆仆地来了，依旧是那样奔放豪爽，无拘无束，野性十足，带来了一种强烈而迅猛的旋律。大学毕业，报名去了大兴安岭，从１９７４年拿起照相机，十年间每年平均２５０天在大森林里“泡”。１９８６年，他选择了边陲万里行，一走就是五年。他的想法朴实而单纯——考察边陲的人文地理社会文化。“也许，这就叫做自我选择吧！我想，一个摄影家，应该有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那一片自由驰骋的天地。”
如果说这五年中，先后在南昌、北京、香港等地办过六次摄影展览，人民画报连载了３３期边陲万里行的报道，１９９２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足以使徐力群名声大噪，那么，他孤身一人走过沙漠，走过森林，走过草原，走过崇山峻岭，历经千难万险的壮举更令人感佩和慨叹。每当他头戴铝盔、肩负照相机、脚登大皮靴，启动他那辆翻过若干次车、换过１２次车轮的摩托车时，每当他在珍存的国境线地图上盖下一个又一个边陲小镇和城市的图章时，一种英雄气概和自豪感时常感染着他人，也燃烧着他自己。
徐力群边陲万里行最大的收益在于他对生命的体验和审视，对人生意义的感悟及检讨。五年，在他４０岁至４５岁生命最宝贵的时光中，经历了大苦大难，大喜大悲，浓缩了人生；度过了艰辛和孤独的煎熬，他得到了生命的超越，思想的升华和灵魂的净化。
是的，他从大自然的伟力中，从边陲淳朴而可爱的人民那里得到了无尽的启示，他由悲壮沉重而变得洒脱和愉悦。走着，走着，徐力群开始违背自己的初衷了。起先是为了摄影，后来，沿途他给摄影爱好者讲课时不再讲什么“框架艺术”，而大讲人、自然、社会的关系，“框架”太渺小了，而真正伟大的是祖国的山川、河流、土地和人民。
面对大自然，他生发出许多感慨：
“我驾驶摩托车从喜马拉雅的西端走到东端，四次翻越主脉，来往于大山南北的‘世界屋脊’。我不仅为它顶天立地的气势所震撼，更为其内在的启示所感动，为其独特的韵律与节奏而发狂。面对高耸的雪峰，我似乎听到山神的声音，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吧，别辱没了人生。”
“不必为自己天地狭小而悲伤，也不必以为自己天生就是大树或者小草，摄影家的胸怀应该是大森林，摄影家的情感也应该是大森林。森林是何等的丰富和完善，森林中有艺术的源泉。”徐力群并非孤军作战。他得到了文化部、黑龙江省文化厅的支持；也得到了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等企业的赞助，五六年中，这家公司向他提供了三台摩托车，帮助他承办了两次摄影展览；沿途边疆的政府、军队、武警和人民的援助之手，使他倍感人间的温情。
五年，在行路中失去的和得到的，在徐力群看来都是一种创造，一种对崭新境界与情操的求索过程。他的手记上写着：“人生总有个目标，它应该是一面旗帜，每一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座珠穆朗玛，那就是你凭着勇气和毅力去努力攀登的人生目标。”求索的过程，不仅是摄影艺术的创造，而且是“再造一个自己”。徐力群走过了荒漠、高山、森林、大海，也走过了他自己。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生不就是一场寻找？寻找新的世界，寻回一个新的自我。”
“我生活过了。”４７岁的徐力群比八年前深沉了许多。只有理解他的人才能掂出这句话的分量。１９８６年９月９日，徐力群沿黑龙江北行，经内蒙古、新疆、西藏，转而进入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然后北上福建、上海、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遥遥八万里，他考察了４０多个少数民族，收获了６万张照片和１００万字的笔记。今年金秋，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徐力群边陲万里行摄影展》，人民美术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中国摄影家徐力群作品集》。（附图片）
徐力群在珠峰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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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南西北
浙江：综合发展居首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课题组，用综合指数法对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作出的综合评价和排序，位居第一位的是浙江。该课题指标体系包括经济效益、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指数。排在浙江后面的分别为：广东、海南、江苏、上海等省市。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神州一县
二十年后访孙吴
本报记者郭伟成
拂晓，“黑河号”旅游列车驶进了孙吴站，继而又朝黑河开去。我却在站台上望着晨曦中起伏的山岭发呆。
２５年前，我和许许多多上海知青一起来到这儿。那时，还没有火车。如今，不仅有了直达旅游客车，还开通了到黑河的民航班机，程控电话网络也已经延伸到这个边陲。从这儿，电话可以直拨北京、上海……我还记得当年，差不多２０多天以后，才第一次收到家信，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故事。
这是坐落在小兴安岭北麓，黑龙江右岸的一个小城。据考，是清代从哈尔滨北方的龙镇通往黑龙江边逊克县的驿道“龙逊关道”上的第五站，称作“逊五”，以后，入侵东北的日军，把关东军北方指挥部设在这个战略要地，精心构筑了对苏作战的前沿要塞。又因为崇尚中国古代军事家孙膑、吴起，遂把“逊五”称作孙吴。
我回来了。但是，已经听不到那熟悉的赶马车的吆喝声，也没见到老乡在准备冬季的爬犁。从地窨子、从村里开出来的是汽车、拖拉机。
自从今年６月国务院批准孙吴为沿黑龙江一类开放口岸以来，孙吴的建设步伐更快了。
过去在乡里抓备战的武装民兵连长李树祥，如今是管建设的县建委主任。树祥说，今年县里开工建设６万平方米，外加口岸建设，是历年来最大的建设规模了。孙吴的地方工业也大大发展了，烟草、轻纺、木制品、建材、机械、食品加工行业纷纷建立。
过去那个圆圆脸，留着大辫子的上海知青郭彩英，如今是县二轻局副局长了。彩英自豪地说，咱孙吴生产的木制象棋，被亚洲象棋协会定为国际比赛用棋，获得了国家银质奖。孙吴生产的卫生筷、牙签，也走出了兴安岭，销往日本、香港、东南亚。
南山下，我们当年栽的幼苗，已经长成了树林。我生活过的西南屯，已经比过去扩大了３倍。当年的马厩里，如今停着拖拉机；当年的泡泽上，建起了砖瓦厂；当年的小磨房，变成了面粉加工厂。只有村头上那口老井，依然渗溢着清澈甘冽的水。我打上一桶水，和着滴进去的泪珠，大口地吮吸这胜过可乐与雪碧的甘泉。西河水依旧那么流着，弹奏着“丁冬”的琴音，可是，我已经找不到过去西山上的知青集体宿舍。它已经淹没在一大片农舍中。电视机、收音机早已进入了每一个农户家，代替了过去县广播站的“匣子”。甚至，孙吴县都有了自己的电视台。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过去家里除了炕只有老婆的丁世昌，现在盖起了两排瓦房。一家５口人，拥有３台大小型拖拉机，承包３５垧（公顷）地。去年打了６．５万公斤麦子，净收入３万多元。今年低温多雨涝庄稼，还打了２万公斤麦子，２万公斤大豆，又能净赚两三万元。现在，西南屯全村９０户人家，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３７台，还有１台联合收割机，１辆５吨载重卡车。农田耕作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人均收入１１００元，是１９７９年的１０倍。老农张兆亮拉着我的手说：“过去，咱磨一手老茧，两手空空。”可不，我还记得，冬天里上山拉柴，怀里揣两个黑面饼子，啃一口饼，咽一口雪。歇工的日子，还得在黑面里掺上豆腐渣。
离西南屯不远的是平度屯，现在的平度，变了，认不出来了。沿着宽阔的水泥路，盖起了一排排崭新的瓦房。家家用上了自来水，实行了初级卫生保健。报纸订到户，村里办了图书馆，学龄儿童全都上了学。１９７８年，平度人均收入１５８元，今年人均收入１３００元。成为“黑龙江省文明村”。平度的变，靠党的政策，靠共产党员的榜样。村里实行目标管理，１０个党员干得怎么样，都在村俱乐部的墙上挂着，按项目打分，交给全体村民监督，每个党员联系１０户群众，帮助解决问题，帮助种地，调剂生产资金。
孙吴西南方向的深山里，有一个叫作奋斗乡的地方。２５年前，我曾经背着铺盖卷，步行５０多里，翻山越岭到那个山沟沟里去盖那种木头打垒，泥巴糊墙的“土壳楞”。后来，由一部分农民，带领２０００多名上海知青，在这一带建起了奋斗公社的２０个连队，就是今天的奋斗乡。
经过几乎一代人的奋斗，宽阔平坦的公路，把奋斗乡与北黑公路连在一起；砖瓦房代替了“土壳楞”；电视差转台、程控电话，把奋斗人带进了信息与彩色的世界。
乡长潘永芝说，奋斗的发展战略是立足科技兴农，科技兴乡，实现种地良种化、化肥化、机械化、科学化，早日实现小康化。乡里成立了科技培训中心，村村都有农民技术员，户户都有明白人；１０户里就有１个科技示范户。
临别前的一个夜晚。老乡们围着我问：“你要写咱孙吴和西南屯些啥呢？”我反问：“你们要我写些啥？”老乡们七嘴八舌，归根到底一句话：党的政策好，致富有希望。民不富，国不强，希望党的干部坚持党的方针、政策，继续带领农民致富。支部书记冯云龙说：“十四大精神指方向，开拓进取奔小康”。
我走了，孙吴。可你知道吗？你那黑土地、小山村和林海雪原的画面却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以至于在国外驾着汽车奔驰在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上时，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似乎手里握的仍是鞭子，正赶着爬犁在山林里穿行。（附图片）
省文明村平度屯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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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南西北
辽宁：唯才是举有新招
辽宁省一家人才经纪公司——沈阳维用猎头中心，一年来已在人才服务、培训和专家咨询服务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该公司有３２名专职和兼职的“猎手”，专门“猎取”科技、管理方面的高级人才向国内外企业推荐。其工作方式不是坐等用户上门，而是主动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