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花大力气研读原著深刻领会精神实质
各地党委部署学习《邓选》第三卷
总政治部团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好学习
本报讯综合本报和新华社消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以后，各地党委纷纷联系本地实际，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及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重要讲话，表示要坚决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把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的学习抓好。
中共北京市委11月3日召开常委会，集体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对学习、宣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作了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同志理论的精髓；第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讲得太好了，给了我们强大的思想武器；三是一定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当前要抓好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11月3日召开全市干部大会，部署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要求全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吴邦国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联系上海实际，深入领会精神实质，进一步统一认识，坚定信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推动上海的两个文明建设，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和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为把上海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努力奋斗。他并强调，上海要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中共江苏省委4日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省委书记陈焕友说，小平同志对江苏的发展一直很关心。在新一卷《邓小平文选》中，收入了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江苏等地视察回京后的谈话。在去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小平同志又提出，江苏经济发展要比全国平均速度快，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今天重温小平同志的教导倍感亲切，也深感责任重大。全省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学习《邓小平文选》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把江苏的工作做得更好。
中共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4日认真学习、讨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大家认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统一思想，坚定信念，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要与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结合起来，与当前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廉政建设结合起来。
中共四川省委4日也召开常委会议，结合四川的实际，边学边议，深刻领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精神实质。许多同志在学习中谈到，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在迅速发展，四川更要奋起直追。四川省委领导决心带领全省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求实创新，开拓前进。
解放军总政治部4日发出《关于组织全军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通知》，对各级干部和各类人员的学习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全军积极响应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号召，兴起学习和运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的热潮，更好地落实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军的任务。
11月4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团开展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深入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通知》，号召全团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和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通知》指出，全团上下要充分认识到，在跨世纪一代团员青年中开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学习，引导他们认清大局，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具有特别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附图片）
空军后勤部通信站战士买到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马上认真学习起来。本报记者卢传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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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来我国访问江泽民主席主持仪式热烈欢迎
宾主在会谈中就两国关系和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
本报北京11月4日讯记者吴绮敏报道：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主持仪式，热烈欢迎文莱达鲁萨兰国苏丹哈吉·哈桑纳尔·博尔基亚陛下及其一行。随后，两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就两国关系和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
谈到双边关系时，江泽民主席说，中文两国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自古以来两国人民之间就有着传统的友好往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说，中国重视同文莱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建交以来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苏丹陛下此次访华对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江主席表示，中国愿意与文莱共同努力，使两国友谊更加发扬光大，使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
谈及亚太经济合作时，江主席指出，中国作为亚太国家之一，一贯重视并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重视包括文莱在内的东盟国家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的作用。
谈到我国外交政策时，江主席重申，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追求的目标是和平与发展。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成员。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哈桑纳尔陛下对自古以来两国间的友好交往和传统友谊表示赞赏。他说，此次访华的目的是进一步密切同中国的关系，相信在这之后会有更多的文莱商人来访，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他表示很高兴看到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有着友好合作关系，并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表示欣赏。他认为，各国应该和平共处并为之做出努力，世界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罗涵先以及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建设部副部长叶如棠等参加了欢迎仪式。
晚上，江泽民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宴会，欢迎哈桑纳尔和夫人及其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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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江泽民主席举行仪式欢迎文莱苏丹哈桑纳尔访华。本报记者孟仁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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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会见芬兰副总理
介绍说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记者张益俊）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芬兰副总理兼外贸部长萨洛莱宁时说，中国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李鹏在应客人要求介绍国内情况时说，中国注重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还要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建立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
他说，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积极引进外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李鹏说，这几年来，中国政治稳定，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引进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外商投资的领域逐步拓宽，这些都是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有利条件。
他在愉快地回忆了去年对芬兰的短暂访问后说，中国欢迎包括芬兰在内的外国企业界人士来华投资，特别希望外商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方面进行投资和合作。
在谈到双边关系时，李鹏对这几年来中芬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高兴。他说，去年以来，两国的贸易额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表明双方扩大经济贸易合作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萨洛莱宁说，现在芬中两国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都很好，芬兰方面高度评价李鹏去年对芬兰的访问。
他说，芬兰政府和企业界对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抱着认真的态度，这次随他来访的有50多位企业家，就是一个例证。他希望今后两年内双边贸易额能够成倍增长。
萨洛莱宁应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邀请来访。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参加了今天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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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环会见加拿大前总理
希望进一步发展中加友好关系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四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加拿大前总理克拉克率领的加中儿童健康基金会代表团。
李瑞环说，加中儿童健康基金会成立以来，为支持中国儿童保健事业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一九九一年中国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时，基金会伸出友谊之手，给予灾区儿童很多实际的帮助。他对克拉克先生、基金会主席谢华真教授以及所有支持基金会工作的加拿大朋友表示感谢。
李瑞环说，中国和加拿大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进一步发展中加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十分重视同加拿大的关系。近几年来，两国卫生界的交往不断增加，对增进了解、推动合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表示相信克拉克这次率团来访将为中加友好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李瑞环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并回答了客人的提问。
克拉克一行此次来访主要是参加基金会为表彰有突出贡献的儿童健康工作者而设立的诸福棠奖颁奖仪式，并参加基金会为一九九一年中国六省水灾重灾区购置五十三辆客货两用车的捐赠仪式。
克拉克说，加中儿童健康基金会之所以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国人民有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两国政府的支持。他说，今后两国卫生界还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合作。
参加会见的还有卫生部长陈敏章和加拿大驻华大使碧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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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重要篇目介绍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这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开卷篇。文中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口号，形成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或者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十多年来邓小平同志全部思想理论的主题。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9月13日）邓小平同志作为由他倡议成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在这篇讲话中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作了论述。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是过渡性质的。我们的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他要求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注意起传帮带作用；要联系群众；要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
《一心一意搞建设》（1982年9月18日）这是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介绍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实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历史。他说，1977年7月我出来工作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年9月24日）是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邓小平同志在这篇谈话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指出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他强调指出，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保持香港的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后，在中国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还说到，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这篇谈话是为香港问题的谈判定下基调的最重要的文献，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1982年10月14日）是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收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以下简称增订本）时，题目为《落实重大建设项目，合理使用科技人员》。文选第三卷按原记录作了补充和整理，并将同年7月26日与计委负责同志的另一次谈话的部分内容吸收了进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1983年3月2日）是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邓小平同志视察江苏、浙江、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市场物资丰富。他高兴地说，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他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现在看担心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83年4月29日）是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1983年6月26日）是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谈话的要点。文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问题上的方针政策，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祖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建议国共两党举行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1983年7月19日）是同公安部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的情况，要求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他说，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以后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为景山学校题词》（1983年10月1日）这个题词提出三个“面向”，给党的历来的教育方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同时对各方面的工作都有指导意义。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针对思想战线存在着相当严重混乱的情况，严肃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他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他提醒全党，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
《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1984年2月22日）是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的谈话。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他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
《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1984年2月24日）是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明确提出了办好特区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指出，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次谈话还提出要开发海南岛。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23日）是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要点。邓小平同志说，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邓小平同志指出，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指出，在过渡时期中，一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是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这是一篇比较系统地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的重要文献。邓小平同志总结中国近代的历史，断言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他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我们提出发展要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1984年7月31日）是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谈话的一部分。收入增订本时，题目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能够行得通的》，文选第三卷照原记录增补了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表示，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诸如动摇港币地位，港英政府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港英政府自搞一套班子强加于将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英资带头转走资金等情况。他说，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是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984年10月3日）是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谈话的主要部分。邓小平同志辩证而又透彻地分析了香港有些人怕变、怕干预、怕乱等种种疑虑。他说，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这也是变，香港人会欢迎的。也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他严肃地指出，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
《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6日）是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的谈话。邓小平同志在讲到我国发展战略的时候说，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关于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在八十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九十年代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两番，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是他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这本文选中，多次地反复地论述到这个问题，而且表述得越来越完善。
《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984年10月10日）是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提出一系列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才真正发生变化。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十二届三中全会起改革要转到城市，这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5年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谈话的一部分），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改革的性质这个重要的论点。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在讲话中，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说，这个文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看讲清楚了。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关于解决台湾问题，他说，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他强调，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在谈到翻两番重大意义时指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邓小平同志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事情成功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1984年10月31日）是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谈话的要点。邓小平同志指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一步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指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
《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1984年11月1日）是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指出，我们的国家建设是大局，军队要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讲话还谈到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问题，指出这也是一个顾全大局的问题。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是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指出，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得不到适当的发展，继续贫困下去，发达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是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的两个讲话。邓小平同志在前一个讲话中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他在后一个即席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教育全国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他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我们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经济改革中，一定要严守纪律，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
《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是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谈话的主要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又指出，我们的发展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
《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1985年5月19日）是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20日、6月6日）本文包括两段文字，分别摘自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和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谈话。文中指出，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一个乱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这个讲话在论述了裁军百万的重大决策的意义之后，着重阐明了我国对国际形势判断的转变和对外政策的转变这两个重大转变。指出，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根据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是一篇系统分析世界大势和相应地调整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文献。
《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1985年6月29日）是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改革。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得好，有可能为今后五十年以至七十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
《抓住时机，推进改革》（1985年7月11日）是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
《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1985年8且21日）是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是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回顾和总结了建国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邓小平同志强调，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指出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开放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同志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刚刚起步，总的方向、原则有了，我们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他强调全党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他要求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10月23日）是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回答提问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只能走改革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走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在回答如何解决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少数消极腐败现象时，邓小平同志说，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又说，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这是继1979年11月26日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谈话和1982年7月26日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之后，又一次直接论述市场经济问题的谈话。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志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不能手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1986年4月4日）是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
《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年6月18日）是会见国内外荣氏亲属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称赞荣家在历史上为发展祖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指出，这次荣家的团聚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他表示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了解我们的国家，参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
《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6月28日）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又指出，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
《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是接受美国记者电视采访时的谈话。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都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即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他说，台湾必须同大陆统一，这首先是民族感情问题，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统一。只要不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统一问题。在回答致富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同志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是我们讲的致富是社会主义的致富，即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9月至11月）是四次谈话的集纳，分别摘自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时的谈话，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的谈话，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收入增订本时，题目分别为《不改革政治体制会阻碍生产力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蓝图》、《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还包括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改革的总目标是：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这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内集中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著作。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是在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讲的。讲话针对当时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指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其本身就是对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他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讲十年二十年。
《悼伯承》（1986年10月21日）作者与刘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对于他的辞世，至为悲痛。文中回顾了刘伯承为共产主义事业所走过的战斗历程，称赞他党性坚强，战功卓著，是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是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表率。他作为大军事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1986年11月9日）是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的节录。邓小平同志指出，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他又说，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1986年12月19日）是听取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改革设想时的谈话要点。谈话指出，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金融改革，步子要迈得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是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邓小平同志指出，学生闹事，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这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排除干扰，继续前进》（1987年1月13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谈话的一部分）、《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年1月20日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谈话的一部分）、《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1987年2月18日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谈话的一部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谈话的一部分）和《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87年3月8日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谈话的一部分）等多篇著作中，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论述，指出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同时强调，处理这样的问题影响不了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我们的开放、改革、建设的方针政策只会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987年2月6日）是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的观点。他说，计划和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同志着重讲了对香港的政策不变的问题。指出，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对澳门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实现统一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他强调，还有一个方面不变，即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讲不变，应讲这两个方面都不变。他指出，要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现行的政策不变。他还对起草基本法的方针、原则作了说明。1990年2月17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时指出，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1987年4月26日）是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是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谈话的一部分。这是一篇系统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重要谈话。谈话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谈话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只能按照自己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是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经验和原则，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谈到我国的改革时他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搞各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他说，实践证明，我们搞改革开放的路子是走对了。他针对当时改革步子快慢的议论，强调说，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都已经确定，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快。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1987年6月29日）是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谈话的一部分。这是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对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针对有人就汉人在西藏帮助建设这样的事情作文章，作者指出，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
《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1987年7月4日）是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从这里来的。
《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1987年8月29日）是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谈话的一部分。在谈到我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时，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容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的创造。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他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1987年10月13日）是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谈话的一部分。这是又一篇系统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重要谈话。谈话指出，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同志还说：谈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
《解放思想，独立思考》（1988年5月18日）是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状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谈话又指出，建设一个国家，对外要开放，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对内也要开放搞活，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
《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1988年5月25日）是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我们现在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子要走得更快一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988年6月3日）是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光凭自己的经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还必须开放，吸收国际的经验。又指出，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自标，要更加开放。
《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1988年6月7日）是会见波兰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深化改革是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必须更大胆一些。关键是两条，第一条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第二条是在改革过程中生产要保持比较好的发展速度。
《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1988年6月22日）是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谈话的一部分。作者归纳建国以来我们所犯的“左”的错误，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文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8年9月5日）是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谈话的主要部分。谈话强调，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对每个党和国家的历史，必须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邓小平同志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不很健康的。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9月）是两次谈话的节录，分别摘自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和1988年9月12日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他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
《中央要有权威》（1988年9月12日）是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他强调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批评了那些各行其是，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的现象。指出，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大局。内地要照顾这个大局。反过来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这也是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没有中央的权威办不到。他说，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整顿，但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是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与过去不同，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而是实行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是在大的问题上和方向问题上行使中央权力。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88年10月24日）是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邓小平同志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说，这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要从长远发展利益着眼。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不要失掉时机，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21日）是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他还说，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去观察和解决。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我们主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同时不要闭关自守，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2月26日）是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针对当时的形势，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中国不允许乱》（1989年3月4日）是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谈话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要抓紧立法，违法的就要取缔。要放出信号：中国不允许乱。1989年动乱之前不久作这个指示，意义重大。
《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1989年3月23日）是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最近十年中国有了可喜的成就，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成就，这是我们的根本观点。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是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谈到，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同志回顾了近现代中国同沙俄和苏联关系的历史，讲到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讲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的问题，提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日）是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谈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他还指出，动乱平息之后，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这是对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干出实绩，取信于民。要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要体现改革开放，比过去更开放。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1989年政治风波的性质是动乱。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人民解放军在平息暴乱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他指出，这件事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他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三部曲”的发展战略的正确性，充分肯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他说，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同时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两手抓”的问题上，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况。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按照原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他说，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加点劲。邓小平同志在重要的关键性的历史时刻发表这篇讲话，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是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邓小平同志说：我党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立了实际上以我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是江泽民同志。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第一，经济不能滑坡。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和抓紧惩治腐败。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最后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是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邓小平同志这次谈话主要是商量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提出退的时间确定在十三届五中全会，退的方式要简化。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动调动也就比较容易。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谈到国际局势时，他说，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现在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对当前国际局势和我们的对策，他概括讲了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他强调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这是我们对待国际问题的根本指导方针。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这封信中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信中说，一九八○年他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他表示，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他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后，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高度评价了他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是会见李政道教授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严肃指出，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一些同志埋头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这次动乱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西方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我们要警惕。谈话强调两点，一是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动乱过后，新的领导班子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二是中国人吓不倒。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
《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1989年10月26日）是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针对中国平息动乱暴乱后，西方发达国家决定制裁中国、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强权政治行为，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这样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家是打不倒的。世界上最不怕孤立、封锁、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1989年10月31日）是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因为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又指出，国家关系要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时，又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
《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89年11月12日）讲话明确指出，我们军队的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他说，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社会主义事业，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1989年11月20日）是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邓小平同志简明概括而又条理清晰地叙述了二野的光辉战斗历程，是一篇难得的关于二野历史的重要文献。邓小平同志对二野的评价是，战争年代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二野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协调的，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是个了不起的力量。
《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1989年11月23日）是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的谈话。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989年12月1日）是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时谈话的要点。谈话指出，1989年发生的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安全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我们总结的另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要把过去某些方面的失误认真地尽快地纠正过来。
《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年3月3日）是在东欧发生剧变之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他尖锐指出，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他提出，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振兴中华民族》（1990年4月7日）是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国垮不了，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他说，要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中国的发展前途在大陆，“一国两制”终将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
《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1990年7月11日）是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的谈话。邓小平同志针对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严肃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如果乱起来，就是打内战的局面，难民将成亿地往外面跑，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他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
《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1990年9月15日）是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说，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是搞“两个中国”。他指出，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都是中华民族子孙，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是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比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的时候要复杂得多。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我们在国际问题上还是要有所作为，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谈到国内问题时，他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感到满意，对制定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表示赞成。他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又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是个大问题，共同致富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四个坚持中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
《视察上海时的谈话》（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是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邓小平同志对上海的发展寄予殷切的期望。他说，要抓紧开发浦东，这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改革开放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要用事实来证明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邓小平同志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提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总结经验，使用人才》（1991年8月20日）这是在国际发生重大变化又一个时刻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向党中央提出总结经验和使用人才两点建议。他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要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是个机遇。不抓住机会，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他说，要很好地发现人才，果断地起用人才，广开进贤之路。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根据邓小平同志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南方视察时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整理而成的。谈话要点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外国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要逐步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对改革开放有不同意见不搞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谈话要点最后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这篇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非常精辟、深刻、系统的阐述，把这一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把它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结束篇，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和总结。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