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新闻
初冬再访大邱庄
本报记者肖荻
这里一片繁忙
11月18日，大邱庄由村升格为镇，我们驱车前往采访。临近时，但见满载钢材、成品的卡车呼呼生风而来，似乎提醒你注意，这里仅钢材就年产440万吨。及至镇里，“香港街”上人来人往乐曲盈耳，百亿元工业区机声隆隆。这是初冬以后，记者第二次去采访，接待的人谈起来畅所欲言，一再表示欢迎。现在，已看不到年初那场事件的痕迹了。
“大邱庄恢复得这么快，我真是没想到。”年初在津住院最近才回来的万全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刘万全，跟记者谈起来感慨万端。他兴奋地说：“我们万全经历了一番波折，但现在又在大步前进了。”
一些外商似乎颇能及时嗅觉到这里的变化。在记者采访时，日本、韩国、香港来人正和这里的几家大公司频繁洽谈高技术合资项目。而德国P·T·S公司的美籍经理乔治·柯奔纳9月18日就到这里参加万全和德、美合资兴办的皮特斯公司，他介绍引自德国的自动生产线时宣告：“这里将年产20万吨达到国际标准的螺纹钢！”最近，国内一些目光四射抓机遇的企业家也纷纷来横向联合。山西临汾钢厂和万全合资的泉汾热轧带钢厂12月即将投产，新疆农垦局和万全合资的轧钢焊管厂10月中旬就已上马了。
记者走访了大邱庄四大集团公司——万全、尧舜、津美和津海，今日大邱庄究竟发生了哪些深层的变化？
“有誉则兴”
当初出事的万全公司办公室，如今业务紧张忙碌。干练的外联部主任刘广洪，热情地送往迎来，她告诉记者：
“我们公司有些人牵扯进去，但他们的家属都得到妥善安排，都在加倍努力弥补损失。”
新上任的万全总经理张玉银坦率而言：“出事后我们都懵了，甚至认为这下子可完了。但是市、县领导明确宣布案件和大邱庄的改革开放、和广大老百姓完全是两码事。在清理、善后的同时及时帮助我们克服资金困难，保证电力供应，打通对外联系……结果万全不但未倒退反而前进了！”他们从痛心疾首的震撼中深深体会到：党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上是坚定不移的，这才是大邱庄过去、现在、未来的生命线。张玉银告诉记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信誉经济。为此，他们买了许多法制书籍组织职工学习，还在新投产的螺纹钢上打上厂名的缩写“P·T·S”，表示永远对用户负责。新厂开业那天，由他拟定的一对条幅从楼上垂下：
“公平义取四方财，以赤诚喜迎八方嘉宾，
文明招揽千里客，以信誉再振万全雄风！”
横批更凝聚着他们的新导向：“有誉则兴”。
在尧舜集团新开工的铝加工厂，总工程师孙继尧向记者一一介绍今年新引进的各种设备：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全自动氧化整流柜、美国开利公司的冷冻机、日本三菱公司的三架铝离子机……由世界名牌优化组合出的产品，已赢得铝材市场的青睐。
尧舜总经理禹作尧一言以蔽之：前阶段我们遇到平生以来最严峻的困难，但我们珍惜信誉苦练内功，因为有信誉，才有联合。尧舜集团去年筹集股金9000万元，用来开办了四个新厂，目前还不具备分红条件，但公司依然决定兑现招股承诺，如期给股民分红。
采访中，津美集团公司总经理赵书忠的一句话给我印象极深：“我们还有很多错误观念和陈规陋习，要坚决虚下心来当国有企业的小学生”。10月5日他率领各厂干部去沧县炼油厂细心观摩和诚恳求教，回厂后对比人家找出本身287个漏洞和差距，抓紧一一改进。
“无形资产”
是企业的生命
津海集团是个拥有合资、独资、联营企业80家、形成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9亿多元的科、工、贸、商综合集团。但34岁的总经理张延军认为“财大不该气粗”。他说：“搞市场经济离不开金融部门支持，离不开对外联合，更离不开高人指点。任何成就都不是一人之功，而是领导、群众、专家们综合的力量。如果说我发明了什么‘专利’，那就是求人指点。我也时刻要求津海的3000职工，就是钱多了也别来穷人乍富、牛皮哄哄那一套。我常说，要把企业素质和形象构成的无形资产当命！”正是这些“无形资产”换来了“有形资产”。
津海集团今年有30多个系列、2000多种规格的冶金、化工、电器产品取得生产许可证。在环保方面投以重金使7条酸洗线得到净化和认可……尽管有人嘲弄说：“乡镇企业何苦这么穷讲究？”但却赢来了更多的合作者。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大邱庄今年1至10月产值、利润为45.2亿和3.2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63％和38.6％。这使我猛然悟到：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因为河水总在不断流淌。今日大邱庄的变化，体现在企业素质上的觉醒和追求。尽管这一切都还有待深化……（附图片）
大邱庄镇上，万全集团公司的大楼门口，竖立起引人注目的四个大字“有誉则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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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忙人的业余生活
事业成功的“微量元素”
——记著名企业家赵希友的业余生活
本报记者段心强
赵希友放着“卡迪拉克”不坐，骑自行车来啦。在沈阳金杯大厦，他和记者谈起这自行车的来历：“它是我1990年获全省钓鱼冠军的奖品，我从心眼里喜爱它。”
故事就从钓鱼说起。要论忙，在沈阳排“座次”，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希友够靠前的了，忙得把好多业余时间都被他转为“业内”，可他就是断不了钓鱼。大雨滂沱，他穿着雨衣盯着水面；烈日当空，他打伞守着鱼竿。他钓鱼有个特点，就是从不在养鱼池里钓，说那样太容易，一天钓100斤也没意思。他喜欢到大水域去钓，水越大越好。有一次，他到山东蓬莱洽谈合作项目，听说长山岛可以开着船在海里钓鱼，他就非要试试。海上风大浪激，又是行船，钓鱼难得多，两三个小时没挂住一条，赵希友不服气，坚持钓下去，直到钓住了一条才返航。
他钓鱼的另一个特点是喜欢人多，从不一个人孤单地甩钩垂钓。钓鱼时，他两眼不仅盯着自己的浮子，而且不时盯着别人的成果，憋足了心气暗地里比赛。别人钓到一条大的，他也要钓到大的才走。1990年，全省在溏河举行钓鱼比赛，参赛的全是钓鱼行家。那天，他钓出一条一斤二两重的鲤鱼，获了冠军。
久而久之，钓鱼使他渐渐形成三种素质：专心司职、迎接困难、参与竞争。他说：“我一拿起钓鱼竿，鱼钩一甩，忘掉一切，不管风多大，浪多激，都要千方百计钓出鱼来。”不过，赵希友爱钓鱼却不特别爱吃鱼，钓到的鱼大都送给了左邻右舍。
话说回来，占去赵希友业余时间最多的还是读书。他从小对书有特殊的感情，老百姓说他读书是“吃书”。当经理后，工作再忙，他也在业余活动中安排读书。他读的书自然是生产经营管理的多。如《松下幸之助》、《本田之路》、《改造世界的机器》……一系列介绍世界大企业经验的书，赵希友都一一看过，有的还看两遍、三遍，而且还鼓动大家一起看。《本田之路》写出企业的成功之路，对他们办好自己的公司有可借鉴之处。赵希友用教育经费给全公司每个办事员以上的干部每人买一本，定期读完，由他给大家作辅导报告，指出这本书揭示的企业成功的两大要素：一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二是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国内市场几年扩大到29个省市，各种档次的面包车陆续出口……引进丰田公司90年代新产品——海狮面包车和通用公司90年代新产品——S10轿卡车。
赵希友不仅读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书，还读中外文学名著；不仅读人们一致称道的文章，也读有争议的文章。比如现在大家对一部很畅销的小说有不同看法，他不盲从，找来用3天业余时间读了一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本书作者敢于正视现实，对现存的严重封建主义进行猛烈抨击，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在书中过多地描写了性生活，当前对一些人可能产生副作用。看来作家不仅要有个好的愿望，还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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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物志
滇池边上民族村
本报记者任维东
朋友，您知道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是哪个省吗？当然是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了。
在云南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散居住着26个民族，其中仅云南独有的傣族、白族、拉祜族、基诺族、景颇族、佤族、布朗族、纳西族、傈僳族等就有15个。他们大都生活和居住在遥远的边疆山区，不易见到。
以往外地人到昆明，常常由于时间紧、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到西双版纳、丽江、思茅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去看看而感到十分遗憾。可是现在，您再也不用犯愁了。
在昆明，只要到了云南民族村，您就可以领略云南少数民族的风情了。
1991年云南省和昆明市决定，发挥自己的民族优势，在春城兴建云南民族村。省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积极响应、支持和参与了民族村的建设。到1992年3月，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前夕，民族村初步建成，成为昆明的一大新景观，首批开放了傣族村和白族村，就博得了成千上万中外游客的青睐。
民族村，位于昆明城南、滇池之畔，现已成为国家级的滇池旅游度假区的一部分，占地面积573公顷。村内，民族特色浓郁，湖光山影，郁郁葱葱，景色非常迷人。
它以反映云南26个民族文化为主体，兼有博展、游乐、度假、购物、饮食等多功能综合配套设施，层次丰富，可满足广大中外游客的不同爱好和需要。
规划建造26个民族村寨，现已建成开放的有傣族、白族、彝族、佤族、布朗族、纳西族、傈僳族等寨子。在每个寨子，都有身着本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载歌载舞，甚至献上热茶和美酒，加上特有的民族礼仪，使游客可以感受到云南少数民族的淳朴、友好和热情。傣家人的竹楼、八角佛塔，彝族的“大三弦”、太阳历广场，白族的“三房一照壁”、“三道茶”、三塔寺，纳西族的东巴文化，佤族的木鼓，傈僳族的“刀杆”等，令人眼花缭乱，大长见识。这些村寨从建筑外型到室内布置，从民俗风情到村寨环境，从文化艺术到民间活动，从生产到生活，都是云南少数民族特色的浓缩与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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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
河南省平顶山市农民给城市居民发“票证”。这些以肉、蛋、奶来分门别类的“票证”，是郊区五十多家养殖专业户向市民定销畜产品的凭据，已有六千多户城市居民用这种产销直接见面的办法享用上新鲜的肉、蛋、奶。
世界第一座治疗研究用肿瘤库在浦东筹建。它缘起于我国肿瘤冷冻外科专家亓前军创造发明的恶性肿瘤体外冷冻法与冷冻抗癌疫苗。亓前军与上海肿瘤医院合作，已治疗了一例晚期癌病例，初步控制了癌细胞复发转移。
天津河东区大桥道街，采用“关照协议”解决家庭难题。这项已有四十年传统的互助活动今年又出现新趋向，一万多户居民相互间签定了“邻里相互关照协议书”，今年内已经解决了三千多件各种居家生活难题。
语言文字学家昌学汤著的《汉语错别字心理分析》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部三十万字的著作阐述了人们在识记汉字过程中产生的被称为“负迁移”的心理活动规律，为规范汉字提供了科学依据。
“北京吉普”在国家首次汽车可靠性考核中名列榜首。今年以来该公司开展了以提高产品质量为目标的绿色工位活动，对每个工序、工位，以及设备、原材料、生产环境都提出严格的标准，并与效益工资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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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题特写
严肃音乐忧思录
本报记者赖仁琼由热变冷的北京音乐厅
位于北京西长安街南侧的音乐厅，是我国第一座专为演奏音乐而设计建造的现代建筑。1985年落成后曾十分红火。但仅仅3年之后便逐渐冷落。如今，除个别外国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外，一般演出上座率最高时仅为40％左右。
10月底，记者见到音乐厅经理赵永诚的时候，他正在为纪念柴可夫斯基逝世100周年音乐会忙碌。谈及音乐厅的状况，曾经是男高音歌手的赵永诚感慨万千：“音乐厅有过自己的辉煌。”他说，那时一年演出300多场，最多一天演出两三场。观众天天排大队买票，除团体票、零散票外，我们还首创了套票，即将一个月的票作为一套出售。出人意料的是，有1182个座位的音乐厅，居然可以售出700多套票。
观众的热情不仅激发了演奏家的热情，而且也激发了音乐厅员工的热情。那几年，赵永诚和他的同事几乎天天带两顿饭，有时一天工作13小时。忙、累之余，他们曾作过观察与分析，发现观众中有80％确系音乐爱好者，其余的到这儿来则出于对音乐厅的好奇。他们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热度的降温，观众自然会减少。然而，接下来的变化之快却又令他们始料不及：在目前平均每月只有十七八场演出的情况下，一场音乐会有时只卖出200来张票。音乐家们不得不面对成片的空椅子表演，这使他们既尴尬又无奈！
严肃音乐的知音哪儿去了呢？赵永诚的看法是，港台通俗音乐的冲击，歌厅、舞厅的增多以及录音机、音响的普及，客观上造成了观众的分流。而严肃音乐爱好者中，又以老知识分子居多，但如今他们大都年迈体弱，出门不易，故很难来这里听场音乐会。那么，年轻的严肃音乐爱好者为什么没有成长起来呢？
赵永诚深感忧虑的是，国家对严肃音乐的发展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他说，世界各国的交响乐团、歌剧院等大都由政府拨款、财团赞助并实行免税。我国则不同，以北京音乐厅为例，国家既不拨款，也不免税，我们要交的税达10种之多。现在演出少了，无以为继，只好出租部分房屋来维持音乐厅的运转。
商品经济大潮
冲击下的乐坛
艺术家如何看待严肃音乐的不景气呢？
“大家关心交响乐，说明它在人们心中仍有一席之地。”77岁的指挥家李德伦说：“交响乐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副产品，曾对不少杰出人物的思想、情感发生过重要作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交响乐也不行。”然而，谈及中央乐团和严肃音乐目前的困境，他忧心如焚。李德伦说，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旧的文艺体制不灵了，但新体制又尚未建立。物价上涨等因素使得靠薪金养家活口的演奏员，词、曲作家不得不寻找增加收入的新途径：去饭店打工、钻棚子录带子、写流行歌曲、电视剧音乐等，成为收入可观的第二职业。
组建于1956年的中央乐团是我国水平最高的国家级艺术团体，近几年已因经费短缺、人才流失等诸多原因陷入了恶性循环：越演出越赔钱，越不演出就越无事可做。李德伦说，目前全团平均工资仅为200来元，艺术家不干点别的怎能维持生活呢？
“现在有的歌星出场费已高达6万元。”我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说：“而我们的大型演出每晚补助按规定仅为5元，两者相差了一万多倍，艺术家的心理能平衡吗？”她说，虽然艺术家都明白，全世界搞严肃音乐的都不可能成为富翁，因为热爱艺术、献身艺术，就得放弃发财的念头。但是，搞艺术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获取合理的报酬。她说：“生存是现实的，不能以安于清贫为由而使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
中央广播交响乐团28岁的指挥彭家鹏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分到团里已3年，至今不但没有宿舍，甚至放张单人床的地方也没有。家在外地的他无处安身，只得把衣物书籍存放在同学的宿舍，自己到处“打游击”借宿。最令彭家鹏忧虑的还是演出太少。他说，不少校友先后出国，或在国际上获了大奖，或被聘为外国乐团的指挥、副指挥、艺术总监。如不出去，他们在国内又能做什么呢？彭家鹏是该院指挥系毕业的3名研究生之一，他表示：即便生活相对清苦，但若每月能指挥一场音乐会，也绝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乐坛内外的执著追求
尽管严肃音乐的生存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大多数音乐家仍在乐坛内外执著地追求。李德伦10年前就提出中央乐团的改革方案，虽然最终未能实施，但他一直为乐团和我国严肃音乐的发展尽心竭力。前些年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的陈佐湟到中央乐团后，也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但等了两年仍不见实施，他只好去国外寻求发展。如今，他在美国的两个乐队担任指挥。李德伦说，还有汤沐海、邵恩、水兰、胡永延、叶聪等十几人虽然已在英、美、德等国的乐团任职，但要请他们回来并不难，问题不在钱多钱少，关键是要有演出。
今年春天，中央乐团因经费困难找资助几乎到了要更换牌子的地步，此事惊动了江泽民总书记，在他的过问下，中央乐团才保持原名。李德伦透露，目前，海南国际招商有限公司正准备成立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与此同时，有关方面也在北京筹办一个高雅音乐演出公司。如进展顺利，也许会给困境中的乐坛带来新的转机。
郑小瑛以为，人的知识情操并非与生俱来，要靠教育和熏陶。为更好地向年轻人介绍古今中外优秀音乐作品，她与首都20多位女音乐家组建了一个室内乐团——“爱乐女”。她们技艺精湛、台风严谨，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演出不计报酬，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乐团被称为“低谷中的鲜花”。郑小瑛说，不少人在关注严肃音乐，做为音乐工作者，最要紧的是身体力行地做些什么。
最近，京城又出现了一支爱乐男声合唱队，当算作“低谷中的一丛绿叶”吧。
“我不排斥流行音乐并且喜欢它。”彭家鹏说，但是我愿借此机会告诉年轻的朋友，不要放弃欣赏交响乐等严肃音乐的机会。虽然买几盘磁带、激光唱片也可以欣赏，但不去音乐厅，你无法感受、领略那种氛围和意境。
赵永诚惨淡经营却并不甘心，他说：“音乐事业代表着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面貌和知识水平。”赵永诚和几位指挥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国家应对严肃音乐实行倾斜政策，像重视体育一样重视音乐，以使我国严肃音乐健康、蓬勃发展。（附图片）
题图：寂静的北京音乐厅演出大厅。
图①77岁的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指挥仍充满激情。
图②我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明理摄）。
图③青年指挥彭家鹏在“20世纪华人经典作品音乐会”上指挥演出。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