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文化)
专栏:

  填平文化断层的赤子
——一批中青年社科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
本报记者杨健
早在80年代后期,当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正在为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的文化繁荣、学术自由而踌躇满志的时候,海外的有识之士就曾告诫说:中国的改革之势已经不可逆转,那些支持和鼓励改革的学者们在为社会设计道路的同时,应该开始为自己重新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了,因为他们正竭力推动着的这种潮流总有一天会冲到他们自己身上。
几年过去,当市场经济终于成为呼啸而来的潮流时,几乎每一位社科学者都感到了它那咄咄逼人的挑战。
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本色,广泛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构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
如何在未来以市场为枢纽的社会结构中,重新找到文化学术以及文化人的位置?文化人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投入这场以商品为先导的经济改革?
这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和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这种挑战和机遇面前,他们既要承载起重构民族文化的责任,又要抵挡住市场经济下拜金逐利的诱惑;既要打破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又不能照抄那些外来的思想和经验。时时袭来的困惑像一片漂浮的云层,不时遮蔽在他们心灵的天空。
但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有精神的。许多人已经作出了选择。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1993年4月,威尔顿会议中心,英国外交部组织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世界的挑战和反应”研讨会上,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与会者,张蕴岭受到整个会议的注目。短短三天的会期中,有整整一天是为他的讲演和答辩安排的。
当2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们瞪大眼睛,倾听张蕴岭旁征博引、高屋建瓴的论述时,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位视野开阔的中国学者至今还住在北京万寿路一间低矮狭小、只有7个平方米的斗室之中;每天晚上打开房门,等待着他的是一条油腻的围裙、一张冰冷的板凳和一盏彻夜不灭的灯。
《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张蕴岭学术理论的代表作品,也是我国这方面研究的扛鼎之作。为写好这本书,仅《资本论》第一卷他就反复研读了3遍,做下了几十本厚厚的笔记。在美国搜集资料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张蕴岭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啃着自制的三明治,他每天从开馆坐到闭馆,几乎没有了时间的概念。到回国的时候,两大箱沉甸甸的材料和40万字著作的雏形几乎就是他全部的行李。
张蕴岭这样解释自己的行动:“我们这批人是过渡的一代,在发展的潮流将我们冲走之前,这个社会的前进还需要我们来推动。缺少了我们的努力,这一段历史就会留下一个空白。在这种时候,我们有一种使命感。”
“使命感”,这是一个平庸者怯于提及的字眼,也是多少代中国有血性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无法放下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张蕴岭绝不是孤独的。
翻开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马西沙那本洋洋百万言的《中国民间宗教史》,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著书立业,苦中作乐,是当代一批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这里已经没有弹素琴、诵金经的高雅情致,也没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闲适格调,却像夕阳下,古道西风中寻求归路的游子疾步前行,赶着完成一种谁也没有下达的使命……”
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驱策之下,马西沙在烈日炎炎下跋山涉水,寻经问典,在黑灯暗夜中走街串巷,造访行家,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也正是为了不辱使命,马西沙年复一年地静伏在故宫档案馆的阅览桌上,把驰骋思绪于历史的大千世界中作为最高的享受,十年磨一剑,孕育出《中国民间宗教史》这一硕果,在冷而难的宗教史领域里走出了一条新路,再现了范文澜先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
谈到使命,樊纲,这位年仅40岁的博士生导师,显得异常地沉静和冷峻。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这种平民化的经济中,知识层次高的人应该有一种自觉,即不把自己看作精神领袖,而只是努力去做自己职业中的带头人。在我们过去的知识体系和当代世界文明的发展水平之间有着几十年的断层,如果我们这批学者能够在知识的积累、传播和社会精神生活的丰富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未来30年的时间内完全填平这个断层的话,我们的历史使命就算完成了。
基于这种理性的思考和长远的打算,樊纲便有了一种超乎年龄的宁静淡泊:“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乐趣和必须付出的成本。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喜欢上了这种独处的安宁。我那些进入商界的朋友们最大的苦恼,就是他们每天都要说许多许多的话,可又实在无话可说。而我有足够的时间来面对书本、面对圣人,与他们对话,我有什么理由不感到一种莫大的幸福呢?”
孟子有一句话:“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按照孟夫子的说法,在滚滚而来的商潮面前,我们无意去褒贬那些练摊的学生、卖饼的教授和经商的文人。但对于那些安于清贫、甘于寂寞、潜心学术的学者,我们无法不表示我们的敬意,因为孟夫子还有一句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从“象牙之塔”走向“人间烟火”
一种新型文化的建设,光靠一种精神是不够的。如果不能面向实际,提高我们自身对现代社会掌握和研究的水平,解决好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我们就永远无法走出从理念到理念的经院哲学式的象牙之塔,我们殚精竭虑所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便只能束之高阁,我们所追求的那种理想的文化大厦也只能是一片海市蜃楼。
“在我看来,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社会赋予它的功能之一,就是解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个具体的经济现象;所做出的研究,应有助于社会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经济问题。”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李扬博士一见面的几句话,就道出了他沉稳务实的治学风格。
在李扬选择《财政补贴经济分析》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时,有不少师友认为这个题目太小,太具“人间烟火”味,是不能成其为理论,更难成其为博士论文的。可李扬追求的,正是这股“人间烟火”味。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应当从对一个个具体的经济现象分析开始,在此基础上才能抽象出覆盖面较广的经济规律,才能建立起不脱离实际的“大”理论体系来。当我们探索的对象是在很多方面还不成熟,其自身还处在不断调整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时,尤其需要对具体问题作大量的实证研究。
本着这样一种思路,李扬在大量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提出按市场化的改革思路,变革中国补贴制度的主张。有关专家认为《财政补贴经济分析》一书理论联系实际,填补了我国财政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一些青年经济学者公推此书是学术著作的范本。该书因此获得199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和李扬相比,樊纲的研究更侧重于基础理论,但他研究基础理论决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实证分析奠定基础。为避免脱离实际的经院式研究方法,樊纲探索着一种从现实中来、又能够解释现实的理论实证研究模式。他的这一探索在《灰市场理论》一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该文通过一个严谨的理论模型,对“走后门”、“官倒”等经济现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实证分析。他指出,由这些经济现象带来的非利润收入实际上是消费者利益的一种转移,“官倒”公司在流通中的实际作用不在于促进流通,由它所导致的价格上涨并不能引起生产的增加,从而产生一种供求刚性。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震动了当时的经济学界。
实践的要求规定了理论的时代性,也激活了理论的进步。1993年春天,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199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2—199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等经济、社会蓝皮书。这是一个标志,它告诉人们,注重研究现实问题的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两个人,中国社会科学界在理论为实践服务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冷静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
要让理论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并指导实践,最重要的是深刻了解研究对象;而在这种了解的过程中,冷静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是不可缺少的。
这是青年学者邓英淘十几年治学的最深体会。
“冷静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形成了邓英淘一系列著述的鲜明个性。在时下学术界舶来的“新理论”、“新方法”乱飞,不问前提照抄西方的情况下,这一执著追求真理的鲜明个性闪烁着耀眼的光彩。
在《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中,邓英淘指出,在发达国家生活方式对我们的“示范”效应日趋强烈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资源人均占有水平低、资源分布不均衡以及生态和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一现实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中国发展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突破那种耗用大量不可更新资源和片面强调不断加速物质经济增长的经典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他的这一理论在1988年1月公开提出之后,在学界独树一帜,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面对近年兴起的“股份热”,邓英淘也没有人云亦云。他认为,在大部分资产集中在国家手中的状况下,依靠股份制解决国有资产运行效率不高、亏损无人负责问题的设想是无法实现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国家负亏、企业负盈,入股分红成为企业变相超发奖金的一种借口。邓英淘这一不为时尚左右的独立见解,对防止企业股份制一哄而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它提醒人们在借鉴西方经验时,应充分考虑中国国情。
同样,当王震中提出史前东夷文化是形成华夏文化的重要来源,对流行的中国文明和夏商周文化单线起源论提出质疑;当李汉林通过对单位和组织的研究提出重新整合国家、群体和个人相互关系的设想;当刘靖华在国外传媒一片“海湾危机可以政治解决,战争或可避免”的预测中,坚信海湾危机的结果将是一场以科威特的主权恢复为最终结局的战争的时候,他们所想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从哪里拉来一个“新理论”作靠山,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学术界要建立独立的学术品格,恐怕首先要从建立这种鲜明的“个性”开始。
最近,一位来自海峡对岸的学者与北京学术界广泛接触后,深有感慨地说:“以前看见大陆新闻传媒纷纷言说文人下海,很担心文化学术就此薪火失传。现在看到北京不少年轻人神定气闲,端坐书斋,精品迭出,很有希望,中国下个世纪的学术大师很可能就诞生在他们中间。”诚哉斯言。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苑杂咀

  史学的寂寞
陈祖甲
朋友告诉说,近些年高考报考文史科的学生日见减少。前些日子,看到今年上海各高校录取的500分以上的考生名单,历史学科达标的为数不多,分数也比其他学科低。历史学科受到年轻人的冷落,使学历史出身的笔者感到惊异。
世上的人事,并不是像神话中的孙悟空,凭空从石头中蹦出来的。无论何人何事,总有个来龙去脉。了解、研究事物以至社会发展的历史,追根究源,并不是让人们单纯地向后看,或者当作文人墨客手中的玩物,而是回顾留下的脚印,探究步子是大是小,方向是正是偏,印子是虚是实,以便明白前进的方向、速度。励精图治的古人说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可见,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得当,采择正确,正是事物乃至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我们中国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良的传统,也有不少糟粕。对糟粕自然要摒弃,不能任其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对精华也需要筛选,那些在当时还不错,但今天因环境、条件的变化,不怎么实用的,也须搁置一边。对于当今和将来有价值的优秀遗产则须认真地继承和发扬,鞭策我们更好地前进。在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最有价值的要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因为新中国的历史同现实紧紧相连,性质相通。我们要让新中国更加昌盛,就得研究和分析这40多年历史,从中吸取营养和动力,警惕那些教训再现。薄一波同志新近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其用意和作用就在此,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其实,历史远不止政治、决策方面的,还有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这里冒昧地说一句,敬请这些方面的老前辈、过来人,认真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给青年人留下宝贵财富,明确该如何换脑筋,创造未来。
如此说来,笔者不得不重复一句:莫忘历史。


第11版(文化)
专栏:

  让历史走向大众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问世
李梦超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库。新中国建立以来,近代史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近代史教科书数以百计。然而,史学论著的艰深枯涩、教科书的单一模式却使很多青少年读者望而却步。将近代史研究的基础性成果转化为容易消化吸收的精神食粮,请历史科学从学者的书斋走进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史学界义不容辞。
青年学者张晓虎和青年编辑刘仰东、孟超等人想到了王铁崖先生辑录的三大本沉甸甸的《中外旧约章汇编》,想起了曾经羁绊中国人民的屈辱的绳索——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以不平等条约为线索,编写一套雅俗共赏的丛书,形象地再现近代中国人民蒙受屈辱奋勇抗争的历史,向千万读者奉献高品位的精神产品。”青年学人的倡议得到了响应,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历史学家李文海和匡继先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因此问世,全书分为10册。有《紫禁城下之盟》、《世界屋脊的呻吟》、《零丁洋上不速客》、《十亿白银无量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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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消玉减何日休
——文物面临环境污染危害备忘录
本报记者李泓冰
中国,曾有一段时间,相当多的人浑然不知文物的价值,将它们一概横扫进“历史垃圾堆”;而等到一旦睁开眼发现我们手中原来正捧着祖宗留下的偌大金碗,便又有人既沾沾自喜,又漫不经心。殊不知在子孙们的疏忽中,这金碗早已是满目疮痍,不复昔日堂皇了。
在我国,文物除了纯属人为的破坏而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又成了文物的第二号杀手。“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于是,在近几年、十几年里,许多文物的损坏程度竟远比以前漫漫几千年还要严重。
北京。浸润了多少古代能工巧匠手泽的汉白玉,如今正在古都的风雨中啜泣:
曾被马可·波罗赞叹为“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的京西卢沟桥,地处交通要道,数百年来默默承受着南来北往的车水马龙,现在又呼吸着周围工厂排出的污浊气体,早已面目全非。昔日活灵活现的石狮子,许多像是生了恶疮,口鼻眉目一块块地烂掉。去年,北京市终于下决心让衰迈的古桥退休了,并不得不在整座桥上涂上一层有机硅保护层,以延长它的寿命。
天寿山下的十三陵,总算是远离喧嚣市井,可是它也难逃劫难,游客们熙熙攘攘地带着好奇而来,却也给原本安宁的地宫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地宫中的岩石正在一片片地起甲、剥落。而陵区内的石雕,尽管涂了保护层,但是地衣、腐植酸(俗称“雨锈”)还是不断地给石像的脸上、身上添上无数麻点。
每天络绎不绝地经过天安门、故宫的中外游客们,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的汉白玉石雕、金水桥的石护栏等,风化程度已经相当严重。
南京。六朝故都,文物昌盛,著名的六朝石刻、明孝陵石像生、栖霞寺千佛崖……一直是金陵百姓的骄傲。而今举目四望,六朝石刻恰恰地处南京最大的化工区,被林立的诸多工厂包围,表面损害已是极为严重,几乎所有的石刻都是全身布满裂痕,望之令人鼻酸。明孝陵和千佛崖命运稍好,但石像生身上也布满了黑斑……
四川。足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乐山大佛已经慈眉善目地俯视众生千年之久。但是,它不幸正处在酸雨严重的地区,酸雨和大佛身上岩石中的钙质、氧化铁等经化学反应生成易溶于水的盐,其中一部分就赖在大佛身上,破坏了矿物间的粘接作用,导致岩体侵蚀,使大佛表层不断脱落……
山西。云岗石窟地处我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被星罗棋布的煤矿包围着,加之附近还有7家焦炭厂,100米开外又是云岗公路,运煤车日夜不停地穿梭而过,大量煤粉、烟尘、汽车尾气等污染性气体,源源不绝地扑向石窟寺……
位于太原西郊悬瓮山的晋祠,近百座殿堂楼阁等组成了一个紧凑精致的古建筑集群,其中有金代的献殿、宋代的圣母殿和鱼沼飞梁,构成我国古建筑史上的灿烂一页。可是,它们靠近以高能耗、重污染为主导行业的太原,更直接位于热电厂和化工厂的下风处,空气中的煤烟和二氧化硫等废气的排放量逐年递增,其命运可想而知。圣母殿的廊柱、门窗油漆等龟裂脱落已十分严重,其中40多尊侍女像的彩塑在50年代还十分鲜艳,而今却是斑驳陆离,晦暗无光。
河南、甘肃、陕西、广西、广东……几乎没有文物能够逃脱环境污染的魔掌。甚至就是躲进博物馆深宫内院,也未必能够幸免:北京故宫珍宝馆中展示的银器,时间稍久就会因空气中硫化物的污染变得暗淡无光……
无可置疑,我国在环保方面已经作了很大努力,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扼制了整个环境的恶化。但也毋庸讳言,对与文物保护有关的环境因素仍考虑不够。
鉴于环境污染带来的文物灾难正在波及全国,国家文物局已将“文物保护环境的研究及其监测技术”列入“八五”期间的重点攻关项目。中国文物研究所所作的“环境污染对文物的损伤及研究”前期调研也已经完成。然而,专家们的心却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日趋沉重。
过去,一些地方由于对文化的无知和对历史的蔑视,在城市建设和工业设置中,没有把文物作为考虑内容,以至于在许多文物胜地,工厂与民居杂处,向历史和子孙欠下了一大堆难以还清的环境债。即使是在今天,人们也并没有都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有的污染严重的企业还傲然兴起,与珍贵文物遗存比肩而立。
目睹专家们的努力,令记者有一种看老虎吃天的悲壮感。无疑,仅仅靠他们,无论如何挽救不了文物在现代烟尘下香消玉减的命运;可是,他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了。
记者的备忘录,也仅仅是备忘而已,提醒人们不要忘了,或许我们有朝一日将安享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乐趣,但是,如果那时中国的历史遗迹已大部无存,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些孤独和茫然?如果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更有文化,更尊重历史,当他们向我们发出质问时,我们又将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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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冰心奖:众人织成童话梦
入冬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把北京下成了一个童话世界。
十一月十九日,在北京钓鱼台,一群准备为第四届冰心奖发奖大会表演节目的小朋友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着许多奶奶、爷爷、叔叔、阿姨们很激动地从雷洁琼奶奶,还有专门从美国赶来的韩素音奶奶手中领走奖杯,那奖杯上是一只大鸟正把食物喂进一只小鸟的小嘴里。小朋友们模糊地知道,这些大人就像那慈爱的大鸟,只是“喂”给孩子们的是一些很好看的书。
儿童文学作家葛翠琳说她原来一直有一个秘密的愿望,就是把象征爱和美的奖杯给那些为孩子们创作好书的人们,朋友们笑她是在编童话。一九九○年春,为着商量如何替冰心老人庆祝九十岁大寿,热心的韩素音提议就把葛翠琳梦中的这个奖叫冰心奖。冰心,还有雷洁琼、吴作人、胡絜青、杨沫、叶君健等许多爱孩子的老人,从此肩上又多了一份义务工作。北京市企业文化建设协会、台湾光复书局等也共襄义举,由北京少儿图书研究社和冰心奖评委会具体操持,大家一起把这个美丽的童话梦变成了现实。曾经觉得有些寂寞的专为孩子们写书的作家们,心头多了一分暖意。
第四届冰心奖的大奖被《神奇的南极世界》(海燕出版社)、《中国历代风流史话》(安徽少儿出版社)、《世界通史》(浙江少儿出版社)、《中国创作童话》(光复书局)、《万影图苑》(河北少儿出版社)、《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希望出版社)夺走。
本届还特设了“冰心艺术奖”。 (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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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学术这方净土
——《东方》杂志小记
高姗
在铺天盖地呼啸而来的俗文化面前,雅文化会不会失传?知识界的有心人已经行动起来,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例如,“阳春白雪”的《读书》杂志就由一个文人小圈子呵护着:一批相对稳定的读者宁愿“少吃几片猪肝”也要掏钱订阅,一批相对稳定的作者放着几倍于《读书》的稿酬不拿也要把精品献给它。不久前,大师荟萃的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又推出《东方》杂志,虽然印数不足万册,总编辑钟沛璋还是忒认真地解释说:“知识分子需要自己的园地。”
当“下海”的诱惑八面来风的时候,《东方》创刊号上的一组学人文章就格外感人。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一文中,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坦然承认: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固守校园,从事无法“来钱”的文史哲研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经济发展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很难因饱读圣贤书而完全化解”。要想解脱学者“乐道”而不“安贫”的尴尬处境,从长远来说寄望于企业界大规模赞助科学文化事业,但在目前尤其需要警惕市场供求关系的负面影响。他强调说:“把文化学术抛向市场,虽然可能淘汰大批庸才,但也可能扼杀所学‘不合时宜’的精英”;“金钱的压力同样会挫败学者的独立自尊”,有时候抵抗金钱的诱惑甚至比抵抗长官意志更难。
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愿像“平原君”那样做“不合时宜”的学院派,撇下高头讲章改写畅销书的也大有人在。在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分化,本是无可奈何的事。然而,文化史学者杨东平在《现代中国的“双城记”》一文中,还是不依不饶地提起30年代京派文人对海派文化过于商业化的批评。他认为:健康的社会文化必然包含雅文化和俗文化这样对立的两极。把包括“庸俗小说、彩色封面、全张广告、闲话、电影明星、丑闻、大会议、文学名流、请人写书评、美国流行音乐”在内的市民通俗文化统统一棍子打死固然不可取,但在新文化建设初期,严肃文化在商业社会中的生存危机的确令人忧虑。当年京派作家主张“在自己的园地”,“依了自己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坚持“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在今天回味起来也不无道理。
还有季羡林老先生关于东方伦理道德和哲学将拯救人类的大胆预言,还有那位当众人吟唱“潇洒走一回”时依然一刀一刀解剖自己的巴金老人的近况,还有吕胜中副教授别出心裁的“剪纸招魂展”,以及那神秘的原始文化的现代遗存“傩”(núo),笔墨情趣,书生怀抱,文苑同道自会细细品读。虽然在目前难免曲高和寡,但这种上不了书摊的杂志居然能够面世,还能有一些企业家慷慨解囊赞助,本身就足以让文化人相信“吾道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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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韩儿童美术素描展不久前在北京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展出,作品充满了童稚的情趣。  本报记者 王景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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