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术动态
海峡两岸学者的文化省思
——记在台北举办的“传统中国文化与未来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
徐远和
５月中旬，海峡两岸学者聚集一堂，在台北世贸中心举办了“传统中国文化与未来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台湾大学哲学系、政治大学哲学系、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联合举办。大陆哲学界１１位学者首次组团赴台参加会议，并与１７位台湾学者共同作为主讲人，发表了２８篇论文。与会学者达２５０余人。
根据预先设定的主题，举办单位将会议宗旨表述为：“基于两岸对传统文化之共同重视，透过人文学者对中国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诠释，借以形成共识，促进未来文化发展。”并拟定了４个讨论子题：１．对中国文化作创新诠释，以为中国现代化之指引；２．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之发展；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调整；４．中国文化当前发展之困难与克服之道。两岸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各陈己见，相互切磋，加深了理解与沟通。这里，仅就会上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简介。
（一）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两岸学者都肯定传统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概念，但视角有所不同。与会的大陆学者对于什么是“传统”有较多的辨析，认为传统的本质不是在于过去，而是在于现在。传统即存在于我们生存的方式中，甚至可以说，传统就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传统永远是活生生的，它不断被创造，也不断被超越。传统文化是人们无法切断而不停地从过去向现在以至未来涌动着的流，任何人都只能生活在这个流之中，而不能跳到流之外。没有文化的传统是不存在的，没有传统的文化也是不可想象的。
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则给予现代性问题以较多的关注。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自本世纪２０年代以来，现代性的意义始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和充分的理解。自由主义者曾将现代性运动表述为“以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而现代新儒家试图通过宣称儒家具有现代性（或现代精神）来消解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矛盾。这是文化中传统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克服这种二律背反的出路，在于注重传统价值与现代实践之间的统合的力量，这个力量构成所谓的现代性。现代性所代表的毋宁说是一个现代化的历程，或者说是一个具有辩证本质的理性运动。有的学者更把视点移向现代性的发展问题，指出现代性表现出“现代化根源”和“现代化批判”两个面向。就现代化的中国而言，因为现代化批判的面向，深信可以和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由于现代化根源的面向，要想回到传统中国文化去发展，却令人迟疑。
（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两岸学者都承认现代西方文化中存在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并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大陆有的学者指出，英国作家查·帕·斯诺所提出的两种文化分裂现象，在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影响到各种人文科学及专业，例如，哲学中就有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冲突。科学文化重在事实判断，人文文化重在价值判断。持科学文化立场的逻辑实证论者原以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相容，但迫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日益相互渗透的趋势，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持人本主义立场的一些存在主义者则走向另一极端，否认在科学认识基础上作出价值判断的必要性。二者的弊病都在于未能从实践的观点来把握人类文化当中理性与价值的辩证关系。台湾学者也认为，自从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理论以后，人文与科技的分合问题便成为当代以及未来人类的基本问题。人文与科技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在下一个世纪，我们既不能只沉湎于旧有的人文主义传统，用人文传统涵盖科学传统；也不能像西方那样过多地侧重于科技，而忽视我们本有的人文精神。两岸学者达成一种共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是应当避免的，将其中的一种文化凌驾于另一种文化之上的偏向也是应当防止的。
（三）未来文化的走向。两岸学者依据各自的“传统观”和现代考量，对中国文化和未来走向作了不同的预测。大陆有的学者着重从中国哲学的特色分析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有五大特色，即：１．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结合的“天人之学”；２．群居和一的人道观；３．天人合用的宇宙观；４．阴阳推移的变化观；５．气化流行的形上学。处于当今西方科学思维面临挑战的时代，中国哲学的上述五个方面经过新的阐发，可以走向世界，伴随社会经济的繁荣，成为人类新文化的一面旗帜。也有的学者对于儒学的未来命运作了研判，指出：儒家文化的整体结构因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瓦解崩溃而遭到破坏，其文化大厦轰然倒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儒家文化已经并且必将进一步被分解为无数“碎片”，汇入时代思想的大潮，成为新的综合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也将获得“新生”，但新生儿不是新儒学，而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台湾有的学者从反省和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危机的经验模型出发，预测中国文化的走向，指出：中国近现代有过多种文化模型的建构，这些模型是：１．中体中用型；２．中体西用型；３．西体西用型；４．西体中用型；５．中西互为体用型。今后，应“展现超越性、开放性的思考，迈向和合性的创造，为我们这个地球寻找‘生生’之世界哲学而努力。”有的台湾学者提出要建立一种宏观的理论，作为综合传统智慧，开创未来前景的理论依据，认为中国文化的前景分为两个层面，在理论上应解决结构与意义、系统与主体、科技与人文的对比，在实践上应解决两岸互动、中西交流、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比，使中华文化与现代化接引成功，能在２１世纪实现一个既富普世性又富特色性的文化创造。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
郑祥福
现代科学哲学，当追溯到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由于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维护科学的自主性和文化权威性，因此，逻辑经验主义者一开始就以证实问题为基础，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其方法则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造成了其后四五十年间的争论。奎因首先对逻辑经验主义发难，认为分析真理——综合真理的区分与证实说是“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并提出了“本体论承诺”的相对性问题。库恩则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绝对主义作法，以世界观分析为核心，主张从科学史的研究中来理解科学的变化，认为科学家的本体论承诺将随着科学家世界观的转变而改变。但库恩的世界观分析因日益滑向相对主义而使科学失去其客观性、自主性和权威性，因而遭到种种反驳。１９６９年在伊利诺斯召开的科学哲学讨论会，以理论的结构为主题，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绝对主义与库恩、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大加责伐。从此，便形成了以普特南、夏佩尔、麦克马林、波依德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实在论与以劳丹、范·弗拉森等人为代表的反实在论的“新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其一是本体论承诺问题，其二是真理问题。在争论中，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双方都得求助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分析。但无论怎样，认识论分析的总体性意义是无法避免的，并且往往与当代科学发展的实例不相一致。于是，便形成了既反对科学实在论又抛弃反实在论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后现代科学哲学以亚瑟·法恩为代表，他在１９８６年出版的《动荡的游戏：爱因斯坦、实在论和量子理论》一书，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经典之作，他提出的“自然的本体论态度”代表着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另一个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代表是理查德·罗蒂，他所提出的是“协同性实用主义”。
后现代科学哲学总的特征是：感觉到哲学对科学的一般性或总体性说明之没有意义。其主要根据是：
第一，以往对经典力学与相对论所作的哲学之概括性说明与当代物理学、量子力学的现象不符。因为经典力学与相对论都要求严格的连续性、严格的决定论，而量子力学所要求的是非连续性、非决定性。但是，实在论对指称问题的解释则明显地存在欠缺，经典实在论者所认为的理论术语指称个别具体的实体的观点甚至是错误的。特别是当代物理学家的本体论承诺，仅仅是随着他集中注意于哪类理论而发生改变。因此，哲学对科学的解释与科学家本人对科学的理解未必尽然，科学家可以毫不考虑自己在哲学上究竟正确与否，他并不按照哲学概括出的理论去思考与从事研究活动。
第二，一个科学家究竟属于实在论者抑或反实在论者是很难说清楚的。例如，人们可以认为玻尔是实在论者、爱因斯坦是反实在论者，但玻尔的“完全性哲学”也可以认为是非实在论的，是“实在论的大敌”，而爱因斯坦也可以被认为只是一个“诱导性的实在论者”。然而，这种区分或分类并不代表玻尔与爱因斯坦在科学理论上的分歧。
第三，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是为了维护科学的自主性与权威性，本体论承诺和真理问题仅仅是辩护的手段，但是当代科学的发展证明这两个问题都是不确定的、相对的。既然这样，我们就无须承认理论指称实体和理论的真理性。实际上，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并未求助于科学来说明这两个问题，而最终是借助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助听器。
后现代科学哲学以信任科学研究结果为前提，认为经验论、实用主义与建构主义对科学的解释尽管迥异，却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可是，无论是实在论、经验论抑或实用主义与建构主义都不会否认科学研究的结果，因为这些哲学流派实际上每一个都想要对科学研究及其结果真正意味着什么补充一点自己的见解，他们的出发点是共同的。所以，应该用科学自身的术语来对待科学，不要以为非要对科学提供哲学解释不可。其实，科学家仅仅为了自己的方便才借用了哲学术语，这些术语并不是科学非要不可的。因此，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法恩建议人们，应该相信科学家说的话，相信科学家的感觉，让科学自己发言。如果科学家说存在分子、原子甚至φ／Ｊ粒子，那么我们就认为确是存在的。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称为“自然的本体论态度”。这种态度仅仅是种建议，一种信任态度，它标志着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哲学的终结，而是把科学哲学看作一组具有历史的实践，不是把哲学当作至高无上的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教条。
后现代科学哲学认为，没有哪一种模式是固定不变的。传统观念主张科学的目的是求真，为了求真，就得去寻找真理的标准与证明的方法，并因此而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这样就把自己从社会协同性中分离出来，片面地去追求客观性。所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另一代表人罗蒂认为，主张协同性者无须形而上学或认识论，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仅仅是毫无用途的宗教。在科学活动中，永远存在改进信念的余地，因为新的证据、新的假设、新的词汇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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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皇帝》述评
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朝起，皇帝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特有称号，沿续了二千余年之久。皇帝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象征，是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它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要认识中国历史，必须研究中国的皇帝制度。最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钢著《中国皇帝》，则是一部对此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研究的学术著作。
《中国皇帝》一书的可贵，首先在于作者立意“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观察皇帝现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各个侧面，来探索中国皇帝的形态”。书中探讨的问题，无不体现了作者的上述苦心。尽管作者的某些论述还可以商榷，但他这种努力是很有价值的，对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是重要的突破。
皇帝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仅在中国长期存在，而且对中国周围的某些国家发生过影响。此外，东方的不少国家和地区，也曾发生过类似的制度。另一方面，欧洲的许多国家，在封建时代，则采取了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将中国的皇帝与其他国家同时期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进而探索其经济基础的差别，意识形态的分歧，我们对这种政治制度的认识，将会更加深入。通观《中国皇帝》全书，作者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着墨不多，令人不无遗憾之感。（陈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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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毛泽东辩证法史论》简介
张彦加
晋海生同志的《毛泽东辩证法史论》将毛泽东的辩证法当作一个“系统”，从毛泽东投入革命实践活动的动态中，探寻毛泽东辩证法的产生和发展线索，力求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毛泽东从书斋走向社会，从社会实践的体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中，从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索中，哲学思想逐步萌芽；从对“井冈山星火”的考察中，预见了必然出现的燎原之势；从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中，提出了唯物辩证的思想路线；从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历程中，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了军事辩证法；在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双百”方针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中，都富有创见地提出和论述了辩证法思想。
《史论》一书将毛泽东辩证法具体划分为认识辩证法、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党的建设的辩证法、领导方法的辩证法、彻底革命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辩证法、发展真理的辩证法等各个子系统，并揭示了它们在毛泽东辩证法系统中各自的功用，切实地证明了“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认识”，给人以大树枝繁叶茂的立体感、全面感。
为了尊重历史，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该书将《辩证法大师的失误》、《不尽长江滚滚来》列为专章，前者对毛泽东晚年一些实践和理论进行反思，后者是关于邓小平对毛泽东辩证法的发展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