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曹生吉推广栽培技术双喜临门
“懒棉花”亩产超百公斤
“包风险”灭虫创造奇迹
本报北京十一月十四日讯记者谢联辉报道：由山西农民曹生吉创造的一种新型棉花简化栽培技术“懒棉花”在迅速推广，由曹生吉和棉区基层政府共同开创的一种减轻植棉风险的承包方式受到欢迎。来自还未采摘完的棉地报告表明，采用这种承包方式在河北省固安县大沙垡乡推广的一千八百亩“懒棉花”、在天津武清县聂庄子乡推广的八百亩“懒棉花”，平均亩产都超过一百公斤，达到技术联产合同指标。现在，“懒棉花”种植户已经主动交付完承包费，更多的棉农要求签订明年的承包合同。
“懒棉花”简化栽培技术，省工，省力，投入少，产出高。据统计，这种不用中耕、不用整枝的简化技术，仅棉田管理一项就可使每亩减少投工十个，节省费用五十元左右；增产效益要比目前的一般精细密植栽培技术提高二三成。聂庄子乡植棉户近日实报棉花亩产纯收益均超过八百元，领导满意，棉农高兴。
今年初在大沙垡乡政府、聂庄子乡政府要求下，由曹生吉和基层政府或有关部门共同推出的植棉风险技术联产承包制，尤其得到棉农的称赞。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有：保证承包的“懒棉花”亩产皮棉一百公斤，达不到合同规定的产量，负责经济补差；每亩“懒棉花”用药成本不超过三十元，保证制服二、三代棉铃虫，达不到治虫标准包赔损失。
虽然棉农每亩地要付三元钱的承包费（曹生吉和他的山西省临猗县农业新技术研究所每亩提取一元钱的技术指导费，当地有关部门每亩提取两元钱作为技术推广服务费、植棉承包风险费及有关组织协调方面的开支等），但大家都觉得产量有保证，增收有保障，乐意支付少量费用买个高产“保险”。
这是一项带风险的新型事业。目前全国平均亩产皮棉仅五十多公斤，“懒棉花”承包的产量指标要高出近一倍，能否实现？近年来棉铃虫为害严重，造成大面积减产，去年全国这一项损失就达一百多亿元，曹生吉能否降服虫“老虎”？棉花科技界、农业主管部门都在关注，广大棉农更是翘首企盼。
七月二十二日，国家科委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记者实地了解承包地区棉铃虫防治情况；八月六日，有关专家实地考查承包地棉花生长状况；九月三日有关部委召开了有十一个省市六十多位专家和有关部门参加的现场会。
“懒棉花”示范田引起强烈反响。河北廊坊市在大沙垡乡召开了全区九个县参加的“懒棉花”现场会，市长赵诚要求各乡把这项栽培技术作为发展棉花生产的突破口；副省长叶连松在全省棉花工作会议上表示，要进一步发展“懒棉花”；近日来，省内、省外有千余人来这个乡考察。天津市政府、市农委、武清县政府也多次在聂庄子乡召开现场会；连日来，天津棉区、北京顺义县、山东阳信县等地的乡镇村干部和棉农三千多人前来参观。据悉，河北、天津地区决定大力扶植这项事业，明年采取这种风险联产技术承包的“懒棉花”种植面积，可能要达到几十万亩。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创造“懒棉花”的人
——“晋南第九仙”曹生吉纪事
本报记者谢联军
“懒棉花”是在棉农中间叫开来的俗称，其实它是一套棉花简化栽培技术，不用中耕，不用整枝，亩产皮棉却能超过１００公斤，比全国棉花平均产量高出近一倍。它的创造者竟是一位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
８０年代以来，有不少农学家提出种种棉花简化栽培的主张。专家们还在争鸣探讨的时候，曹生吉通过实践把这些科学设想一步步变成了事实。
这位青年农民、复员军人，与天斗，与地斗，与虫斗，免不了还要与人的陈旧观念斗，好不容易将自己创造的植棉技术推广到１１个省、市，今年种植面积近百万亩。他为国家增产了棉花，使农民增加了收入，他却没“发起来”，还背着债。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先由简而繁，日益精细，尔后又繁极趋简，以简驭繁。这反映了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又深入和提高了一步。
我国农学界和广大棉农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把棉花由全国平均亩产２０公斤上下的粗放种植，一步一步推进到平均亩产５０多公斤的精细栽培。但是，种一料棉花，要中耕七八次，整枝打杈四五遍；为对付年年都要发生的几代棉铃虫，总是喷不完的药，捉不尽的虫。投工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能不能找到一种既高产又简化的棉花栽培技术，就成为一个日益迫切的问题。
９月上旬，国家科委农村科技司和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组织专家，对以“懒”字命名的棉花简化栽培示范田进行实地考察、测产，给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河北固安县大沙垡乡１８００亩和天津武清县聂庄子乡８００亩示范田，预计平均亩产皮棉都在１１０公斤上下，最高地块可能超过１５０公斤。聂庄子乡的对照试验表明，示范田比传统栽培的，亩产高出３５公斤。
“懒棉花”这一显著效果，是在节省种子５０％以上、植株减少一半左右、大大降低防虫灭虫成本和免除繁杂的中耕、整枝工作的情况下取得的。
棉花栽培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马家璋算了这样一笔帐：如果北方棉区现有的２５００万亩棉麦两熟田全面推广这种简化栽培技术，按最保守的估计，每亩增产２５公斤皮棉，减少２５元直接投入和１０个用工，每年总共可增产皮棉６２．５万吨，等于１９９０年全国皮棉总产量的１４％，减少直接投入６．２５亿元，减少用工２．５亿个，经济效益超过６０亿元。
“这是中国植棉史上一次转折！”
“这是棉花栽培技术的大突破！”
许多专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出人意料，促成这一转折、实现这一突破的，竟是一位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曹生吉。
他，追踪科学，却走在了科学家前面
曹生吉，山西临猗县积善村人。作为传统的棉花主要产区，山西这几十年出了不少全国著名的植棉能手，曲耀离、吴春安、吴吉昌……人称“棉花八仙”。最近，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李立功把曹生吉排在“八仙”之后，称这位冒出来的新人为“晋南第九仙”。
“第九仙”继承了前辈肯钻研的好传统，却又与那些前辈不同。如果说前辈植棉能手们创造积累的是一套精耕细作的栽培技术，那末曹生吉是在结束“十年动乱”、祖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之后，运用了科学园地“百家争鸣”提供的启示和当代的良种、化肥、地膜、缩节安、农药、稀土微肥、增肥剂、乙烯利等技术手段，探索出来的一种新型栽培技术。他的起点，不是粗放种植，也不是精耕细作，而是一种崭新的科学思路。
１９７６年脱下军装的复员军人曹生吉，回乡重新拿起了锄头。部队生活开扩了曹生吉的眼界。他懂得要改变棉田里又苦又累的活计，靠老经验不行了，得掌握科学技术。这个好学上进的后生，白天在地里不管怎么忙，晚上总要学习到深夜。
不久，刚刚复苏的学术界对传统植棉技术提出了质疑。１９８０年第三期《中国棉花》杂志发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马家璋的文章《论科学植棉规范》，提出“不中耕，不整枝”的新思考。河南农林科学院王佐堃、高毓华、夏爱美发表文章，谈“棉花要不要整枝”的问题。１９８２年第一期《山西棉花通讯》发表山西省棉花研究所朱缵高等人的文章，探讨水浇地种棉花不整枝的问题。从专家的争鸣中曹生吉捕捉到了探索的方向。他在承包的责任田里开始了简化棉花栽培的种种尝试。
曹生吉懂得尊重科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所长汪若海认为“要调整播期”，曹生吉通过试验取得了“保证４月苗”的晚播数据。蒋国柱研究员提出“不要伏前桃”，曹生吉在试验中实现了“伏前花稀少，伏中满株花，立秋桃满株”。山西省农科院副院长陈奇恩主张“靠浅根夺高产”，曹生吉就试着改变棉田要锄七八次的中耕习惯，直到摸索出取消中耕保护棉株浅根的田间管理方法……就这样，一年两年，曹生吉逐渐形成了一套棉花简化栽培技术的构想。
为了实现自己的技术构想，１９８３年他放开胆子向村委会申请再承包了几十亩废弃的土地，贷款５０００元，雇来推土机干了４个多月，平整出３０亩新棉田。也许是对生产环境估计不足，也许是技术还不到家，新开垦的棉田产量很低，摘下的棉花总共只卖了２５０元。这一来他成了许多人茶余饭后的笑料。父亲嫌他“胡折腾”，气得要把他赶出家门。岳母说他惹是生非，再不踏实就得叫女儿跟他离婚。还是身为人民教师的妻子蔡淑玲会理解人。她认准自己的丈夫有胆识，能成器。在曹生吉最困难的时候，她干脆当了丈夫搞植棉试验的好帮手。
又经过两年的艰苦实践，曹生吉的栽培技术开始成熟了——改早播为适期晚播，避过低温影响，实现全苗，壮苗，减少伏前桃，增加伏桃和早秋桃；改常规密植为适度稀植，棉田通风透光，减少烂铃，充分发挥单株个体优势；改前期蹲苗期为促苗期，重施底肥和前期追肥，促使棉株早发，提前搭好营养骨架；改勤中耕为不中耕（或少中耕），以利根系横向发展，充分吸收熟土层养分；改不留叶枝为留叶枝、改常规整枝为不整枝（或简化整枝），应用不同剂量的化学药剂对棉株发育进行控制或促进，通过棉株自身的生理作用调节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之间的矛盾，实现发中求稳，稳中求发，壮而不旺，壮而不狂，塑造理想的株型。
他的棉田与众不同了——播种后半个月，顺看是行，横看苗稀，棉株比常规少一半左右；但到秋后看，在稀植棉田里，每棵棉株都像一座塔，果枝桃多，营养枝（通常叫“疯枝”）也挂桃，桃多桃大，每亩７万多个，实现了亩产１４０公斤。
曹生吉拿起不熟练的笔，含着热泪整理出自己第一份“棉花简化栽培高产实验报告”，总结他对传统栽培技术进行种种探索的思考。乡亲们用自己的语言给这种技术命名为“懒棉花”。
他献给广大棉农的，不只是一套新技术，还有一颗无私的心
曹生吉种棉花的技术与众不同。他推广这套技术的办法也与众不同。
１９８６年，亲眼看到“懒棉花”好收成的本村７户乡亲要求曹生吉指导他们种棉花；第二年又有３个村的棉农请他指导。两年总共种了近４００亩“懒棉花”，亩产都达到１００公斤左右；典型田块超过１４０公斤，比常规栽培增产７１．５％。小试牛刀，使曹生吉萌生出新的念头。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８日棉花刚刚收完，《运城报》刊登了一个引起轰动效应的广告——传授棉花不中耕、不整枝、农药化控技术，实现亩产皮棉过百公斤；如果达不到合同规定的产量，负责经济补差。登广告的人就是曹生吉。
不中耕，不整枝，种的哪门子棉花？包教包赔？难道吃了豹子胆？好奇心驱使７０００多位棉农跑到积善村来看个究竟。曹生吉的棉田周围被观光者踩成了光板路。
农民相信事实。听过了，问过了，看过了，虽然多数人还半信半疑，也有胆大的开始盘算。过去一个人管好三五亩棉花都吃力，如果这办法行，一个人管上三五十亩不成问题。于是有来自９个县的棉农和曹生吉签订了第二年种植２０００多亩“懒棉花”的合同。
这可不是种好自己那３０亩的事，也比不得指导邻近３个村子的小规模。要赶在１９８８年春播之前把技术传授给分散在５００多公里距离上的１５个种植点，谈何容易！曹生吉横下一条心，开始了他科学使徒的艰苦行程。不管风多大、雪多大，他骑着自己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每天都得来回八九十公里。路上饿了啃块干馍，渴了喝几口井水。自行车把屁股磨破了，只好趴着睡觉。
他制作的标本、绘制的挂图棉农看得懂，讲的课受欢迎。万万没有想到，他敬重的科技人员中竟有人硬是给他戴上一顶“科技骗子”的帽子。更没想到有那么一种“学术权威”，一方面当众指责曹生吉的种植方法是“向原始的倒退”，一方面私下许愿，“把这项成果归我，我保你当劳动模范”。曹生吉能理解人们的怀疑，却实在没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权威”！
他曾不止一次地申辩——“我怎么骗人？一亩地只收一块钱的技术服务费，还是在棉花收获以后才收钱；种子钱也是由我先垫上，等棉花产量合同兑现了才收回。”他真想把自己的心掏出来！但是，“权威”发了话，就有好事者出头干预。不但把从外地赶来参观、听讲的农民轰走，还挨家挨户逼着农民把试验田按常规办法重种。曹生吉陷入了困境。他真想大声地哭！就在曹生吉面临精神崩溃的关头，棉农们站出来支持了他。
有一天风雪交加，远道赶来的曹生吉正要给农民讲课，被突然闯进教室的几个人赶下了讲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指着曹生吉对大家说：“他是神经病！”某农科站的一个人也挤上台，大叫“今天我要讲我们的植棉技术！”３个中年棉农站起来气愤地说：“有路霸、电霸、水霸，难道还有科霸？”有个妇女高声说：“不要说懒棉花能增产，就是和平常产量一样，它一亩地只用两三斤种子，不用锄，不打杈，又省钱又省工，为什么不让推广？”忍饥受渴，千里奔波，曹生吉从没有掉过泪，这次他却当着大家的面，眼泪哗哗直流。
苍天有眼，科学有灵。９个县２０００多亩“懒棉花”亩亩丰收。永济县卿头乡张锁村王英军亩产皮棉１２７公斤，比常规增产３５％。运城龙居南花村利用“懒棉花”稀植的条件与西瓜套种，每亩产值上千元，亩产皮棉超过１００公斤。农民信服了“懒棉花”，更信服了这位“曹技术”，认为曹生吉带来了“吉祥”。
有一年李鹏总理在视察河南省时，建议搞大面积亩产６５公斤皮棉试验区，还提出搞棉麦套种，三年实现亩产皮棉８５—９０公斤、小麦超３００公斤的设想。正巧这一年河南杞县葛岗乡搬请曹生吉来指导，种了１５０亩“懒棉花”，把简化栽培技术的火种引到中州大地。第二年这个乡的党委书记和乡长亲自抓，让农技站配合曹生吉建立推广组，种了棉麦套种示范田２５０００亩，一举夺得平均亩产皮棉１０４．５公斤、小麦３０４公斤的好收成，提前实现了总理的愿望。
“懒棉花”在长足前进。１９８９年有１１个省２００多个县的棉农同曹生吉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种植面积为２．８万亩，１９９０年增加到５万亩，１９９１年１７万亩，１９９２年７０万亩，１９９３年近百万亩。
曹生吉在大范围内组织植棉技术革新与推广中，显露了过人的气魄和才华。原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称他为“棉海新星”。省委书记胡富国、副省长王文学也题词鼓励他“重视科研，种好棉花”，“强化科技研究，发展‘三高’棉花”。运城地委负责人多次表彰鼓励。现在除了有些从一开始就把曹生吉看成“骗子”的人仍在提防他“行骗”之外，又有不少的人看到“懒棉花”迅速推开，就断定曹生吉已经“发起来了”！
确实，只要曹生吉把技术服务费每亩增加一元钱，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曹生吉的承包合同与众不同，把技术推广的风险都留给自己。他下的是“使徒”的功，收的是“积善”的钱。那些种上“懒棉花”却懒得付服务费的人大概不会想到，曹生吉为推广这项技术曾负债１３万元之多。到今年棉花摘下收回服务费，才有希望还清现在还欠着的４万元贷款。
曹生吉图的是什么？他的妻子，那位农村职业教师，身上长了一个大血瘤，忍着痛同他一样奔走在千里推广线上。他俩把两个上学的孩子托付给外甥女照管。中秋之夜，家家团圆，懂事的孩子只能在作文里写着：“月亮呀月亮！请你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带个好！”有位农村秀才到他家拜访，写了一篇“陋室铭”：
“风扫地，月点灯，寒风簌簌四壁空。
老鼠都嫌穷，不来他家打窟窿！”
古人的《陋室铭》，说的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曹生吉这位“第九仙”，名气不小了，却没有什么仙气。但在他生龙活虎般千里奔走的程途上，人们不能不感到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无私的心在跳动。陶鲁笳同志说得好，曹生吉身上有一种“比前八仙更新的东西”。
他战胜了棉花的顽敌，他在拓宽一条路，一条更有风险、更有发展前景的路，政府支持了他
“懒棉花”栽培技术广泛推开的几年，正是黄河流域各产棉区棉铃虫为害最严重的时期。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三四代棉铃虫在河北、山东、河南３省连续大范围发生。１９９２年第一代棉铃虫在小麦上、第二至第四代在棉花和其他作物上又特大暴发，造成的损失历史罕见。据统计，棉铃虫去年造成全国棉花减产３０％，直接经济损失近１００亿元。
正在到处谈虫色变的时候，河北省固安县大沙垡乡的棉农发现“懒棉花”栽培技术有防治虫害作用。去年这个乡按常规共种棉３７００亩。由于棉铃虫为害，１７００亩近于绝收，其余棉田亩产皮棉也不到２５公斤。唯独村民雷树青试种的两亩三分地“懒棉花”出了奇迹。他每亩只花２９元钱就治住了虫害，亩产皮棉达１０４公斤。乡政府在这里看到了希望，立即派人到山西要求曹生吉和他们一起，共同与棉农签订包技术、包治虫、包产量的合同。天津市武清县聂庄子乡去年也遭到棉铃虫毁灭性的袭击，４７００亩棉田减产八成，部分地块绝收。乡政府听到“懒棉花”能抗虫，也去人找曹生吉，要求共同与棉农签订承包合同。从此，曹生吉的承包合同在基层政府的支持和参与下，从个人松散性的“两包”发展到同基层政府有关部门联手共同进行紧密性“三包”，而且新增的一包的条件是：每亩用药成本不超过３０元制服二、三代棉铃虫，先治虫后收款，达不到治虫标准包赔损失。
这样的条件连国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都难以承诺，为什么曹生吉敢在合同书上签字？因为他对棉花虫害作过研究，并把防治措施融进了他的栽培技术。棉铃虫大发生与生存环境有关，“懒棉花”栽培技术就处处使棉铃虫的生存条件恶化，以抑制其种群发展。常规棉田早播密植，七八月份棉株封行，田间郁蔽，湿度过大，这正好给第二代、第三代棉铃虫的发育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懒棉花”晚播稀植，幼苗期减小了田间叶面积系数，棉株得到立体光照，压低了第二代棉铃虫落卵数。立秋后形成的塔形棉株，“下封上不封”，“叶封枝不封”，光照强度大，田间湿度小，不利于棉铃虫发育。再加上实行少耕或免耕，行间土壤比较板结，棉铃虫难以入土化蛹；由于不整枝，枝多桃多，少量虫子为害的影响也就有限了。
“懒棉花”栽培技术提供了制服棉铃虫的可能性，真干起来却实在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人虫大战。关键在于要有一支懂得利用这些条件、会使用各种灭虫药剂的队伍。为了保证合同的兑现，今年一开春，曹生吉就把已经熟练掌握“懒棉花”栽培技术的３０多位棉农召集起来再次培训，组成了“临猗县农业新技术研究所”。在今年３月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之后，这个农民研究所就开始与基层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同推广服务点补签了防治棉铃虫承包合同。清明前后，战斗打响了。３０多位农民技术员分头深入承包点，一边指导栽培，一边监视和抑制第一代棉铃虫的发展。他们没有试验室，在积善村坐镇指挥的曹生吉就把自己的小麦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编上号，让各承包点捕捉第一代幼虫送来，分别寄放在小麦上，进行药性试验；他们针对不同地区的棉铃虫不同的抗药性，分别配制不同的复合杀虫剂赶运到承包点，抓住有利时机治住二三代棉铃虫……
为了作药性试验，曹生吉曾不慎中毒，整整两天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在棉铃虫暴发期，他日夜守着电话机，策划着每一个承包点的灭虫行动。曹生吉和他的小小棉农研究所，在灭虫的关键时刻，编印了近两万份《棉铃虫防治简报》送到棉农手中。他们在治虫过程中，实行了统一传授灭虫技术，统一测报虫情，统一选配农药，统一进行防治。
治虫大战取得全面胜利。７月５日，廊坊市、县领导干部在固安县“懒棉花”三包田召开第二代棉铃虫防治现场会，８０亩棉田里几乎捉不到残虫。８月３日，运城地委书记吴昂和行署专员于志成到临猗县“懒棉花”田里察看，没有发现棉铃虫……
叫做“懒棉花”，可在它的创造者身上，哪里找得出懒的影子！去年，在病中的全国著名植棉模范吴吉昌老人，拉着前来拜望的曹生吉的手说：“‘懒棉花’这个‘懒’字，和‘懒人’的意思不一样。它有科学性，是简化了的新技术，是一条抓棉花的好路子。”今年，曹生吉用大力气拓宽这条路，把新技术、防虫害、保高产都纳进简化栽培技术推广的承包范围。他认为，今年“懒棉花”取得了全面丰收，必然会迎来明年科技联产“三包”的大发展。
现在，棉农不仅欢迎曹生吉的栽培新技术，更欣赏他与棉区基层政府相结合推出来的配套服务形式。一直跟踪考察“懒棉花”的发生、发展的国家科委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认为，曹生吉正在创建一种代表农村发展方向的全新服务机制。曹生吉的出现有他个人的独特条件，但似乎也包含了时代的必然性。如果说这个人物出现是这个时代的条件决定的，那末他的精神也应当是当今中国时代精神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科学永远是年轻的，但曹生吉已经不能算很年轻了。祝愿他的精神和他的事业一样，永远年轻！
编后
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稳定棉花产量，不仅直接关系棉区经济的繁荣和棉农的收入，也直接关系到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和国际贸易。
今天本报介绍曹生吉创造“懒棉花”，探索出一套能使棉花高产、优质、高效的简化栽培技术，亩产超过１００公斤，这一成就值得重视。
曹生吉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他的实践也提出了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技术推广中的风险投资由谁承担？一个农民为探求、推广一种栽培技术竟负债１０多万元，他的胆略和奉献精神值得敬佩；但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我们要求人们学习曹生吉就缺乏号召力。河北省固安县大沙垡乡、天津市武清县聂庄子乡和河南杞县葛岗乡的党委和政府很有胆识。他们针对棉花生产的现状和曹生吉的处境，热情地同曹生吉联手推出了“懒棉花”风险联产技术承包责任制，既加快了“懒棉花”栽培技术的推广速度，又让棉农有了高产、稳产的安全感，真正实现了“扶农”、“兴农”的目的。
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赞扬曹生吉精神，更应该像大沙垡乡、聂庄子乡和葛岗乡的负责人那样，为千千万万个具有这种精神的科技人员以及为农业技术进步献身的曹生吉式的农民，创造条件、改善环境，提供应有的风险投资。（附图片）
（左图为曹生吉在田间）
国家科委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总工程师柳忠魁（左一）和综合处副处长吴正铠在田间向棉农了解今年“懒棉花”的生长情况。
河北省固安县大沙垡乡门铁营村棉农姚学军种植的“懒棉花”长势喜人，每株挂桃都有一百五六十个，估计今年亩产皮棉可达１５０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