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江海通津是崇明
本报记者章世鸿刘士安
我国的第三大岛在上海，它就是“控长江咽喉、扼东海要冲”的崇明岛。与它的两位“兄长”——台湾岛和海南岛如雷贯耳的声名相比，它在全国的知名度并不高。崇明缘何如此？
尽管崇明的经济实力在上海郊县排行榜上屡屡名落孙山，但我们却相信它就像一块被埋藏了很深的金子，应该有闪亮发光的明天。这种挥之不去的潜意识，驱使我们去崇明岛探访。
去崇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江难。崇明岛三面环江，东临大海，进出岛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渡轮。汽车从上海市区到石洞口码头，只需１个小时，但从等候、上船到开航，没有３个小时一般上不了岛。倘若遇上台风或大雾天停航，只能困在岸边或岛上干着急。
长江让奔流泄下的泥沙淀积成崇明岛，又用滔滔江水把崇明与上海分隔。交通不便使崇明变得闭塞，且难以把握许多机遇，崇明岛就像是大上海这个繁华都市里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交通是最大的投资环境。崇明岛人议论的是交通，几届县政府倾心关注的是交通，外地和海外的投资者最担忧的也是交通。轮船公司从１９８７年组建时没有自己的一条船，到现在拥有大小９条渡轮，开辟１３条航线、４６个班次，基本形成布局较为合理的交通网络。但每年进出崇明岛有６５０万人次，车辆近３０万台次，仅靠９条渡轮，开足了马力也难以做到来得容易去得方便。交通局下了大决心，贷款３０００万元建码头，造高速气垫船，争取尽快把硬件设施搞上去。最近，轮船公司改制成为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近３年里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建设四个大项目。
崇明岛“襟海带江”地位独特：前通我国南北方沿海和太平洋，后贯长江流域，全岛有２０９公里长的岸线，南线的３４．５公里都属于优良港址。在我国，具备这样优越建港条件的地方并不多见。崇明应当成为长江流域广大腹地出海的“岛桥”，成为苏南与苏北两个经济区域间的“岛桥”。
“岛桥”，一个多么新鲜的名称。作为我国通向世界的东方门户，上海港担负了繁重的使命，码头泊位常常超负荷运转，加之黄浦江水深不足１０米，超级巨轮往往难以驶入。如果在崇明岛南部兴建现代化的港口，将会给长江流域增加一个新的出海口和周转地，在江海通津处架起一座“岛桥”。长江每年带下的５万亿吨泥沙，使崇明岛的北翼和东西两端每年长出２万亩土地，崇明正与苏北逐年靠近，将来有条件设坝拦堵长江北支，崇明岛不仅可实现与苏北的沟通，而且能形成２０万亩的水面和３０万亩的土地。令人鼓舞的是，以大桥、江底隧道将崇明与上海和苏北相连的浩大工程方案，将要进入论证阶段，一旦实现，崇明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定将迅速“增值”。
“岛桥”意识的萌生是崇明岛经济起飞的信号。
冷寂了多少年的宝岛，盼望那闪亮光辉一幕的来临。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东西南北
△贵州超额完成今年扫盲任务。去冬以来，全省已脱盲二十余万人，超额完成了国务院下达的今年扫盲指标。
△二十五家中外航空公司角逐沪上。据统计，上海今年空中客流量达七百万人次，现有空中航线通往国内外七十二个城市。预计年内还将有数家航空公司加盟。
△骊山秦始皇陵模拟地宫建成。耗资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历时八年建成的这座地下宫殿，距秦始皇陵与临潼县城各一点五公里，占地二十五亩，是我国以模拟形式再现帝王陵地宫的首家旅游景点。
△苏州净化内河水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市去年因京杭大运河改道，城区水质恶化，市政府遂耗资四千万元进行水质净化首期工程。
△广东亿元乡镇逾四百。据广东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统计，广东省平均四个乡镇中就有一个农村社会总产值超亿元的乡镇，亿元乡镇总数达四百二十五个。其中十亿元以上的乡镇有十六个。
△北京累计批准“三资”企业逾六千家。今年一至八月，全市共批准“三资”企业二千五百四十八家，平均日批准十家，协议投资总额达六十五亿四千万美元。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记者评说
采访归来话乡情
——快为农民负担画句号！
主持人（驻山西记者阎晓明）：农村改革使一代中国农民成为历史舞台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然而，经济发展了，农民喜中也有隐忧，“农民负担”便是其中一个话题。中央和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不折不扣地减轻农民负担。眼下，收获的季节已过，各地农民的负担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我们来听听本报驻地方的记者有什么说头。
拿到粮款 咋没笑脸？
李而亮（驻河南记者）：截至７月底，河南基本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白条现象”没有出现，按说农民该高兴了吧？可是，我跑了几个县的收购站，想抓些群众卖粮后手拿现钱喜笑颜开的镜头，却没有如愿。因由出在新实行的“户交村结算”上。农民卖完粮，粮款要交给村会计，一次性扣除全年的公益提留后，余下的再给农民。河南今年夏季完成定购任务３１亿公斤，全省７０００多万农户人均４０公斤，合２９．４元，去年全省农民人均收入５８８元，按５％的合理负担计算，平均负担２９．４元，两相抵消。相当一部分农民拿不到现钱，自然是一肚子意见。村干部也有其道理，认为反正没有超过５％的限度，不硬行扣除提留，想收就难了。
张述圣（驻甘肃记者）：对白条现象应做具体分析。一般说来，贫困地区和粮食歉收年景，白条问题少些也容易解决，因为所需收购资金少；越是产粮区，越是丰收年景，白条问题就越难解决，原因也简单，需要收购资金多，不容易筹集。酒泉地区是甘肃粮棉的半壁江山，今年是个丰收年，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约需４．１７亿元，比去年多一个亿，预计能筹措１．７亿元，由于粮食调出缓慢，库存粮占用大量资金，加之粮食调拨款回笼慢，久拖长欠，至今缺口２．４７亿元。
罗茂城（驻四川记者）：四川广安县代市镇反映，今年该镇农民交售合同定购小麦６０万公斤，粮站收购时，每公斤价格比市场价少一角四分，表面上看，倒是没打白条，但仅此一项农民就减少收入８万多元。交售蚕茧，收购部门除压级外，还要扣除１５％的水分，１０公斤茧子，竟只开８．５公斤的票据，比打白条还要命。
主持人：看来，表面形式下还掩盖着新的矛盾，只有真心实意替农民着想，才能摈弃那种换汤不换药的现象。
孙健（驻江苏记者）：江苏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尤其苏南，乡镇经济蓬勃发展，农民个人负担问题不如其他省突出。去年，苏南农民直接负担仅占上年收入的２％。然而，除去农业税外，其他摊派、集资全转移到企业身上，据统计，江苏去年由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村集体承担的农民负担达１５亿多元。在苏南，呼吁减轻负担的，不是种地的农民，而是在乡镇企业的车间里工作的农民。
凭啥胡子天天长，眉毛不变样？
主持人：为什么除了少数经济发达地区，中国农民普遍感到负担重呢？
张述圣：旧经济体制形成的掣肘是个原因。甘肃农民有个说法：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像人的胡子，每天都在长（涨），农副产品价格却像人的眉毛，总是老样子。甘肃每年需农用柴油９万吨、化肥１４５万吨，按市场价格，仅柴油、化肥两项涨价因素，就使农民新增支出４．６８亿元，人均２６元，加上地膜和水、电的涨价因素，人均负担超过了上年人均税外负担的总和。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喊了多少年？这个剪刀差反映出农村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
罗茂城：农用生产资料的暴涨，有诸多非经济因素。四川南充县反应，地区核定的农用柴油价格为每吨９２０元，经过地、县、乡几级周转，一家宰一刀，到农民手里，每吨竟涨到１５００元至１７００元。
孙健：社会风气败坏也是一个原因。现在，有些巧立名目的乱收费很邪乎。江苏某县，农民建房就有六七家来伸手，什么建房许可证费、法律服务费、建房勘测押金费等１２个名目，还有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逃会费”，总额达８００至１２００元。公款吃喝也是农民一大负担。江苏有个县一年用于吃喝的费用超过１０００万元，相当于县财政收入的１／４、农业税的两倍。一个乡一年也要吃掉十几万，一个村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这些费用都是农民的血汗。
李而亮：农业服务部门也有它的难处，常常是平价物资有指标没实物，你让它把议价购进的物资平价卖出，它自己亏了。河南今夏农民可出售议价粮３０亿公斤，为保护农民利益，河南制定了议购粮必须执行国家保护价的政策，而河南目前小麦库存５０多亿公斤，占压资金高达５０亿元，年付利息５亿元，财政挂帐还有２０多亿元。有的干部就说：不打白条容易，不收购就没有白条了。吃亏的还是农民。最近，我去“烟叶王国”襄城县采访，一群烟农指着满地成熟的烟叶说：“只要把这烟叶都收了，打白条我们也欢迎！”听了让人心酸。
引导农民致富是根本出路
孙健：农民负担问题在经济发达地区几乎都不突出，这说明致富是根本出路。
要减轻农民负担，农村工作也要精兵简政。眼下，有的乡镇机关竟有一二百人，而在编人员只有二三十人，编外人员的费用都由农民负担。江苏盱眙县由农民出资负担的各类人员竟达１５７０８人，每年负担９５６万多元，平均每个农民负担１７元，是上年人均收入的５．２５％。
张述圣：在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要防止出现一个极端的倾向。不能强调减轻负担，就是农民付出的越少越好；而强调改善农村发展环境，又把许多负担都摊到农民头上。要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属于政府办的事情，不该摊给农民；属于农民的义务，也不能一推六二五。
主持人：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办好农村的一切事情都在于农民有没有积极性。大包干初起，农民有个响亮的说法：保证国家的，交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必须让农民从土地上得到实惠，还得引导农民适应市场，他一旦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便能够承担市场中的各种风险，逐步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投资主体。事实上，国家不可能把一切都包下来。从法制的角度讲，农民负担必须用法律来界定。有人建议，通过增加农业税来理顺农民与国家的分配关系。农民交足了国家农业税有权拒绝一切摊派。农业税与土地租金之外的经济往来，全部纳入商品交换范畴。明确了农民的责权范围，就可以使各种名目的乱摊派画上句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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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遂川县抓紧粮食入库工作，农民踊跃售粮。张锋光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掏出真心为群众
——江西永修县委书记熊才水一席谈
本报记者余清楚
江西永修县委书记熊才水，上任刚刚一年，永修就受了百年不遇的水灾。洪水退后，熊才水对记者说：“要和农民兄弟一起重振永修经济大业，县委书记要有真心、热心、关心 ，和人民交融在一起。”
风吹雨打是考验
熊才水说，永修有着发展经济的好条件。年初我们的目标是：强化农业，主攻工业，突破第三产业，年财政收入达到４２００万元，产粮１亿公斤，种棉花２０万亩。上半年情况很好，春粮增产３８％，乡镇企业效益增长１０％。偏偏老天爷不合作。７月，永修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全县４３万亩地淹了３万亩，绝收２６万亩，损坏房屋４５０００间，整个经济损失达１．８亿元。我们上半年做的许多工作都让这场洪水冲掉了。我盼望过有个好机遇，五谷丰登，财政增收，农民致富，喝庆功酒，唱凯旋歌。现在，一场大水使我清醒，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风吹雨打正是一种考验。
用“三心”对待农民兄弟
８月下旬的一天，记者和熊才水同志一起来到受灾最重的艾城镇东门村。大水来时，这里一片汪洋，如今一个多月过去，却见禾苗青青，长势喜人。农民们看到县委书记来了，纷纷围了过来。
“熊书记，那天晚上下大雨守圩堤时你来过。”
“熊书记，现在农药、化肥太贵，我伲遭了灾，早稻又减产，买不起了。”
“请书记帮着查一下，我们这里照明电价７到８角一度电，农用电价也３角多。现在是排涝的时候，日夜用电，一个村就用了３万多块钱，承受不起。”
农民讲话是竹筒抖豆子——嘣嘣响。熊才水不时点点头，把这些反映都记了下来。
和农民在田头谈过话，熊才水对我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当过村支书、乡党委书记，对农民有特别的感情。我认为，对农民兄弟要有“三心”：一是真心对待农民，不要假心假意，更不能欺骗农民。二是热心为群众办实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喜欢办实事、讲实理的干部。三是关心群众疾苦，为农民排忧解难。今年水灾，我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一要吃苦，二肯吃亏
熊才水说：我的为官之道是：一要吃苦，二肯吃亏。不吃苦无法贴近群众，了解民情。不吃亏无以正己正人，没法廉洁奉公。
熊才水上任以来干了好几件铁面无私的事。两个单位擅自买“桑塔纳”小车，他严厉斥责：“要车子还是要‘帽子’？”下令停止使用。“灾区群众吃穿都有困难，他们却一掷千金。这样的人是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非查处不可。”熊才水的态度既明确又坚决。
“作为县委书记，最顺心的事和最难办的事是什么？”临别时记者问他。
他回答得很爽快：“最顺心的事是看到农民增产又增收，笑脸常开。最难办的事是关系人情进‘衙门’，左右为难，头痛得很。”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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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神州一县
无为保姆今有为
本报记者王启明刘杰
枕着滔滔长江的安徽无为县，本是古来征战之地。三国时，此地的沿江沼泽是曹魏前哨阵地，大江对面为孙吴占据。相传魏武挥鞭，几度攻吴，兵陷沼泽，进退失据，乃仰天长叹：此“无为之地”。无为因而得名。
但无为决非无为之地，１９４９年，“渡江第一船”从这里开出，拉开了革命战争最后胜利的大幕。如今，在改革开放大潮涌起的岁月里，从无为走出了一群群乡村女子，使“无为保姆”的名声传于京津沪大都市。在北京，早有了“京城保姆半安徽，安徽保姆出无为”之称。
走出一步天地宽
无为邻江上百里，水乡泽国，人烟稠密。历史上水、旱频繁，流传着“家住无为洲，十年九不收”的歌谣，建国后３４年中就有２０年受了水旱灾害。每逢灾荒，总有许多无为人远走他乡，这中间，就有无为女子的身影。
无为又是个米香鱼肥的地方，乡村女子沾着了江水的灵气，出落得也水灵。她们把家居的茅草屋、土锅台收拾得干净利落，生活虽不具现代文明的条件，却有着水乡人特有的清洁。当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大城市崛起之后，就有一批批无为女子，被贫困的生活驱向城市，当奶妈、当保姆。这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了。
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也驱赶了无为的贫穷。无为农民的生活迅速改善，赶上了安徽农村的平均水平，去年人均收人５８０元。但是，无为人口众多，去年已达１３１万，人均耕地仅１．０６亩，全县剩余劳力近３０万。无为农民再也不能困囿于耕地了。
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以一种合力推动着无为女子，让她们展翅凤先飞，走出无为进城市。保姆业，往往是这些女子走出无为后最先从事的职业。
７１岁的陈效才老人，早年４次到上海、青岛当奶妈，后来常年在北京当保姆。她人缘好，乐于助人，不光带出了女儿崇姐、崇英，带出了乡里乡亲，如今全村７０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姑娘由她牵线到北京做过保姆。
就说崇姐吧，１９７６年进京，先当保姆立稳了脚，接着把女儿带了去，如今女儿女婿都在清华大学做安徽板鸭、炸鸡、卖菜，收入不菲呢。
太平乡黄土村有许氏三兄弟，老三许江顺的对象宋中英１０年前进京做保姆，买菜的时候发现家乡泡菜好卖，就捎信让江顺兄弟上京做泡菜买卖。踩着这块“跳板”，许家兄弟怯怯地去了北京，竟一发不可收拾，如今已经在首都机场附近开了家像模像样的泡菜厂。这样的例子在无为遍地都是。
据统计，无为县近３０万剩余劳力中，已经有１８万转移了出去，其中从事保姆业的大约有２万多人。无为人常说，别小看了这两万保姆，她们可是外出劳力的龙头呢。
一花引来百花开
７０年代前外出的保姆，多为有了孩子但没有文化的村妇；近年来，年轻有文化的女子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她们从狭小的乡间小路走向大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
蜀山镇初中生李晓凤是１９７８年经人引荐进京做保姆的。在帮人洗衣时结识了著名中医王贵银，就拜他为师，在工作之余苦学中医理论。在王贵银指导下，李晓凤学业有成，拿到了中医专科文凭。１９９０年春节，李晓凤邀请王贵银到家乡来考察，在王的指点下创办了无为县保健用品材料厂，利用本地中药资源开发出保健服装、美容化妆、食品饮料３大系列２０多种产品。他们生产的高效止咳平喘背心、“贵银牌”高效保健枕获得了国家专利，产品的５０％出口日本、新加坡、美国、意大利。目前，这个厂已与江苏、山东、河北一些厂家结成合作伙伴，并安排了一批本乡本土的劳动力。
县人大副主任胡桂芳讲了这样一件事，开城镇的谢春香，高中毕业后进京在中医学院一老教授家做保姆，白天干活，晚上闭门学半夜。她对教授说，工钱多少不计较，只想晚上多开会儿灯看点书。老教授欣然应允，还让小谢旁听研究生的课。两年后，小谢拿到了结业证书。
越来越多的小保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保姆生涯后跳出家庭服务的圈子，跻身商品经济的海洋。由挣钱糊口型向兴商办厂型发展，由劳力型向技能型发展。而在她们身后，又有新一批无为姑娘加入进京保姆的行列。
传播现代文明
每逢春节，人们会看到无为新一景：小保姆们回乡过年来了。她们操一口京腔，一身新时装，烫着卷发，戴着金项链，昂首走在无为的土地上。一首乡间打工谣跟随着她们：
“出门挎着蛇皮袋，回家皮包拖地拽，不说再见说拜拜，乡邻误认小老外。”
石涧镇副镇长秦玉珍告诉我们，以前乡下人瞧不起保姆这行当。现在，保姆的价值在劳务市场上得到了承认。人们开始对保姆刮目相看了。因为保姆外出带回的不仅是富足，还有现代都市的文明。秦玉珍有条不紊地谈了几点新变化：
青年人自主婚姻多了。以前穷，乡里人结婚多为转亲、换亲、包办婚姻。现在女青年出去了，也带动了小伙子们一起出去闯世界，自主的机会多了，婚姻半径也大了。
生育观有了大转变。小青年出门挣钱，结婚了也不急于要孩子，有的就是怀了孕，还主动去“流”呢。看到她们的乡间大姐还偷着生、躲着生，小青年说那样没意思。
文明生活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年轻的保姆们眼界开阔了，思想丰富了，素质也提高了。她们耳濡目染城市文明，两眼不再只盯着田头、锅台，而是渴望寻觅到另一种人生轨迹。
在石涧镇办公室，我们看到了范碾村姑娘石巧云为出国定居写的报告。石巧云就是一位曾去广州打工的无为姑娘。在广州，她结识了男朋友曾志华，结为连理。如今巧云已随丈夫定居加拿大，而她还不是无为保姆出国的第一人。
归去来兮无为女
１０年来，走出无为当保姆的姑娘，有些已经定居他乡，而更多的人，还是在有了几年保姆的经历后又回到无为这块生养她们的土地上。
１９９１年春节晚会上，歌手韦唯曾将一曲《爱的奉献》献给一位无为姑娘——龚义霞，她在著名围棋国手聂卫平的姐姐聂珊珊家当保姆，不幸患巨型骨细胞肿瘤。聂珊珊一家和无数热心的北京人热诚地帮助她治愈了疾病，如今她在自己的家乡龚井村经营一家小店（见下图）。她谈起北京，和许多有同样经历的无为女子一样，都带着深深的情感。
赫店乡姑娘赵月明９年前随父母进京投奔外婆，加入了保姆的行列。此后不久，这一家就和朋友合办起养鸡厂。他们学得了技术挣着了钱，萌发了回乡干一番事业的念头，于１９８８年举家而回，任俊凤和赵月明母女在村里合资办起大型养鸡厂（见左图），至今效益甚佳。
赵月明说，她的外婆做了１８年保姆，现在已回到儿女身边；而外婆的姑母１８岁出去做保姆，前年才回家，干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保姆呢。从那一辈到今天，四代保姆走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路，是改革开放给无为保姆带来了新的机遇，开拓出新的天地。
县委书记喻晓谈起这些来充满信心地说：“无为保姆是在时代潮中走出去的，只要积极引导，无为保姆还会更有作为。”
（本文摄影 陈秀春）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