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论反腐败与改革开放
本报评论员于宁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一场意义深远的反腐败斗争正在展开。这场斗争得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得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人心振奋，势头很好。
目前，大多数同志对反腐败斗争思想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通过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反腐败的重要论述和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克服那些不正确的认识，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是反腐败斗争胜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但是与此同时，在党内、在国家机关中也出现了种种消极腐败现象，有些方面还在滋长和蔓延，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和忧虑。
既然腐败现象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出现的，人们就不能不思考：腐败现象同改革开放是什么关系？
既然反腐败斗争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展开的，人们就不能不关心：反腐败斗争会不会影响改革开放？
关于腐败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作了科学的、精辟的分析，是我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指针。
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近代又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我们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４０多年了，但是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封闭僵化的状态下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又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轻视历史的惯性力，要充分认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是经过两三代人就能消失的，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才可能逐渐消除。
我们正在进行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个过渡时期（或称转轨期、转型期），既不同于实行计划经济的时期，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以后的时期。无论前一个时期还是后一个时期，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有比较完备、比较严密、相互配套的制度。而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时期，新旧体制的更替，不像战士换岗、部队换防那样，上岗的来，下岗的走，新部队来，老部队走，干脆利索，而是新旧体制交错，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
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总政策是明确的，但具体政策制度的制定、出台、配套，需要一个过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体制来说是根本不同的，但是计划经济也有市场调节，市场经济也有计划调控，这样，具体制度既有很多不同之处，也可能会有某些相同或相近之处。改哪些、怎么改，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这样，具体政策制度的制定往往滞后于改革的步伐，形成“时间差”。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机制和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就会给腐败现象的滋生以可乘之机。集中表现在，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金钱的作用、金钱的诱惑力急剧增大，另一方面，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可以说，这样就很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改革开放的步伐越快，改革实践的超前与政策制度滞后的矛盾就越突出，“时间差”就越大，出现的漏洞也会随之增多增大，腐败现象就更易于滋生和蔓延。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或大或小的“时间差”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改革中出现一些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需要指出的是，腐败现象最本质的内容就是以权谋私、以权谋钱、化公为私、损人利己。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同腐败现象是不相容的，它天然地排斥腐败现象，并且一定能消除腐败现象。
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目的是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对外开放对于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在经济、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发挥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不可避免地会钻进来，影响和腐蚀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在以私人占有居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搞市场经济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经验比我们丰富得多，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反腐败，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当然，私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根除腐败现象。但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只要政府真正决心反贪倡廉，制定比较完善的法律、政策、制度，并且切实去做，那么就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的抑制。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同样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在对外开放中，也存在“时间差”，即对外开放的实践超前，而有关的政策制度滞后；学习、借鉴国外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超前，学习、借鉴他们反贪倡廉的经验滞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外开放的步伐越快，对外开放的“时间差”越大，腐败现象、腐败分子可能利用的空子和漏洞也就越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腐败现象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如果说腐败现象是改革开放带来的，那是不对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同腐败现象没有任何关系，那也不容易令人信服。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应当说三句话：
第一，从改革开放的目的看，是为了建立起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体制和机制，绝不是要建立一种滋生腐败的体制和机制。
第二，从改革开放的过程看，由于存在“时间差”，由于改革开放的具体步骤、具体措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毫无失误，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很好地配套，缝隙、漏洞、薄弱环节很多，就难免产生腐败现象。
第三，从改革开放的最终结果看，经过艰苦探索，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将为预防腐败、抑制腐败、消除腐败提供全面的条件和保证。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腐败现象之所以能够滋生和蔓延，除了客观上的不可避免性之外，还有主观上的原因，那就是在一个时期指导思想与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偏向，即抓改革开放这一手比较硬，抓反腐败这一手比较软。“一手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放松了教育，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剥削阶级的思想在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滋长。这是腐败现象得以蔓延的重要思想原因。正如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的，过去１０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其实，一些腐败行为、腐败现象，如贪赃枉法、行贿受贿等，不但在旧体制、旧制度下不允许，在新体制、新制度下也不允许，不但在旧体制、旧制度下是违法犯罪行为，在新体制、新制度下也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就会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对腐败现象、腐败行为保持高度的警觉性。二是执法、执纪不严，没有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一些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客观上助长了歪风邪气。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固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但是它们程度的轻重、数量的多少则是一个变量，随着我们工作的好坏而消长。如果做到一方面加强反腐倡廉的教育，另一方面靠严格执纪执法来保证反腐倡廉，那么就可以使本来会达到十分的腐败现象降低到４分、３分；反之，就可能使腐败现象上升到１５分、２０分。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推动这项工作，反腐败斗争是有成效的。从全国来看，多数地方、部门和单位是做得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做得不够好，对反腐倡廉工作抓得不紧，特别是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下，头脑不够冷静、不够清醒，没有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只顾去抓开发区、房地产、引进外资等工作去了，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了反腐倡廉工作，这就是前一时期腐败现象在某些方面得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深刻洞察力和远见，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针对刚刚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提出必须坚持“两手抓”。在去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再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十多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确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对此我们应当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开展反腐败斗争会不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呢？一些同志存在这样的疑虑。他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首先应当看到，一个时期以来，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正是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如果不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任其泛滥，不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不能顺利进行，而且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所以开展反腐败斗争从根本上来说，恰恰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迫切要求，不但不会影响改革开放，而且正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在过去，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确曾有过搞政治运动冲击了经济建设的沉痛教训，这一点必须牢牢记取。我们现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是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必须把握的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这就从路线上、指导思想上保证了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一致性。
党中央提出要把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抓紧抓好，同时又提出不搞群众运动，不搞人人过关。关于这次反腐败斗争的范围，确定在党政机关进行，重点放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方式，一方面鼓励群众举报，另一方面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关于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的认定和处理，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掌握政策，严格依法办案。这一系列原则、规定、政策、措施保证了反腐败斗争能够在有利于经济建设、有利于改革开放的轨道上健康、有序地运作。
江泽民同志指出：“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不对的；在反腐败过程中，不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注意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也是不对的”。应当说，我们一些同志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对二者的关系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把握，在抓改革开放时，容易忽视反腐败斗争；在开展反腐败斗争时，改革开放又变得缩手缩脚。所以反腐败斗争经历了一个起伏发展的过程。认真总结这些经验，今后就一定能把反腐败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关系处理得更好。
我们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廉洁奉公的，广大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是深恶痛绝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党一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清除腐败现象。这次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之大、采取措施的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部署也是周密的。一方面强调针对当前突出的问题，要着重抓好三项工作，务必在近期内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把反腐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要善于总结经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把反腐败斗争长期坚持下去。有了这样的战略部署，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就更有把握了。
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得到解决。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也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得到清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新旧体制交错，缝隙和漏洞较多的局面将会结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法律、法规将逐步建立健全，各种管理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将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不但将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也将从根本上为遏制腐败、惩治腐败、消除腐败提供有力的保证。
在改革开放中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通过反腐败斗争保障和推动改革开放健康发展，两个文明的建设将呈现更加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一定能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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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化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金融体制改革系列述评之一
本报记者施明慎
“约法三章”初见成效
针对今年上半年经济生活出现货币超量发行、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国家做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定。７月上旬，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约法三章”，其主要内容包括：“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不得变相提高银行利率；银行自办的公司，要从财务上脱钩”。不久，人民银行宣布再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并对三年以上定期储蓄实行保值。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开始见效：
——社会乱集资现象得到制止，企业和投资者都增强了风险和法制观念。
——利率提高后，居民参加储蓄的热情重新高涨。７月份城乡储蓄增长４０５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２６９亿元。
——违章拆借资金逐渐收回。到８月１５日，全国银行系统共收回拆出资金７２７亿元，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收回的拆借资金有４０％用于补充存款备付金，保证企业和个人存款的支付；３０％用于发放贷款，支持重点急需；３０％用于增加银行的清算资金，加快企业资金周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紧张的态势。
——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价格回升，与美元的调剂价格稳定在８．８元左右。
根本问题尚未解决
“借钱容易还钱难”。不少拆借资金投入房地产已变成钢筋水泥，根本收不回来。情急之下，有的银行决定抽回贷款补缺。抽谁的？小企业资金少，原先就没贷多少，挨家挨户催款太麻烦，目标当然是大企业，一抽就是几亿元。结果，有的大型企业发放职工工资、储备生产用料马上就显现了困难。为了催收拆出资金和逾期贷款，基层银行不得不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几乎从行长到科员都倾巢出动“催债”，一些正常贷款业务反而无人顾及。
值得注意的是，在居民储蓄增长的同时，企业存款出现大幅度下降，且产品库存回升，三项资金占压有增无减，三角债重新抬头，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仍很严重。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要求银行增加贷款，而一些基层银行连消化过去超规模投放的资金都困难，哪儿还有钱贷给企业？并且，目前一些地方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实际上处于“死市”状态，资金的流动性差了，资金的紧缺问题也越发突出。
为防止重蹈“一控就死，一放就乱”老路，关键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旧的银行体制不能再继续了
长期以来，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主体的专业银行，一直承担着国家所赋予的政策性银行和经营性银行的双重职能。它们既要按照计划指令，保证重点项目、重点企业以及农副产品收购、外贸出口等方面的资金供应，承担贷款期限长、利率低、效益差、甚至收不回来或贴息的风险，又要扩充资金来源，择优贷款，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以保证每年有足够的利润上交给中央财政，有足够的盈余用于自身的积累和发展。
这种双重职能的矛盾，这种责任、权利和利益的冲突以及产权关系不清，造成了专业银行缺少有效的风险制约机制和责任约束机制。加之，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没有清晰的界定，在具体操作中专业银行无法把两种职能发挥好。当国家要求专业银行执行政策性职能时，他们往往不情愿地发放难以收回本息的指令性贷款，被动地执行国家指令。当国家要求其完成上交利润任务时，有的银行则借口承担了大量政策性贷款，用政策性亏损掩盖经营不善的失误，把亏损推给国家；另一方面，在利益驱动和行政干预之下，有的把用于政策性贷款的资金投向收益高的房地产、证券上，甚至搞违章拆借，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盈利目标。
整顿金融秩序，不能单纯地谴责专业银行的扭曲行为，而应用改革的办法消除造成这种“混乱”的根源。
１９８４年人民银行将大部分信贷业务分离出去，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但由于计划经济旧体制的影响，在信贷管理上，人民银行主要采取贷款规模限额控制的办法，这样就难免造成银行资金“钱到地头死”“相互融通难”的状况。基层银行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常常遇到“有规模无资金”或“有资金无规模”的窘况，被逼无奈只得“绕过规模”搞拆借。另一方面，由于计划体制、财政体制、投资体制等改革也相对滞后，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经常受到干扰，在日常工作中，其很难抵抗财政透支和政府干预，这就为货币超经济发行开了口子。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民银行自身还经营了一些按照国际惯例不该经营的金融业务，甚至自办经济实体，并在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对自办公司有所偏重，这就难免出现不平等竞争，造成金融秩序混乱。中央银行的公正性、权威性受到了影响，基层银行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就不奇怪了。
总结多年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目标必然是：又一轮金融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人们期待着各项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尽快出台，早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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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
认真学习《邓小平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７日电中纪委、中宣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一书。
通知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在深入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要集中一段时间，重新学习邓小平关于反腐败的论述，深化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特别要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坚持两手抓，做到两手硬，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据悉，《邓小平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一书，由中纪委研究室编辑，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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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交部发言人评彭定康施政报告
对英方坚持的立场表示遗憾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７日电（记者辛怀时）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今天在评论香港总督彭定康的第二份施政报告时，对英国方面在中英进行了十二轮会谈后所仍然坚持的立场表示遗憾。他希望英方真正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会谈，尽快缩小双方的分歧。
吴建民今天下午在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应记者提问对港督彭定康昨天在立法局所作的他上任后的第二份施政报告发表了评论。
他说，从香港总督这份报告的有关政治体制问题的内容可以看出，英方在有关香港９４／９５年选举安排问题上的立场与双方商定的三项原则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对会谈进行了十二轮之后英方仍然坚持这样的立场感到遗憾。”
吴建民说，我们多次说过，中英目前这场争论的实质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守不守信义的问题；会谈要取得进展并最终达成协议，关键是要严格按照三项原则办事。
他指出，中方认为，目前所进行的会谈，正是为了实现香港政制上的平稳过渡，双方就９４／９５年有关选举安排达成协议，是实现“直通车”的必要条件。
吴建民重申：“中方对会谈始终抱有诚意，并为推动会谈的前进作出了并将继续作出认真的努力，希望英方能真正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会谈，以尽快缩小双方的分歧，使会谈取得结果。”
他强调，要使会谈早日取得成果，需要双方共同作出努力，真正按照事先商定的“三项原则”办事。任何不利于谈判顺利进行的言论，中方都是不能接受的。
吴建民还说，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２年９月关于香港问题的谈话“具有高度的预见性，对今天的现实情况仍然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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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泽民会见台湾同胞姐妹
希望两岸妇女加强交流紧密团结在一起
本报北京１０月７日讯记者陈维伟报道：今天下午，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响起阵阵掌声和欢笑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这里亲切会见了前来参加海峡两岸妇女事业与发展交流会的１５０多位台湾同胞姐妹，并同她们合影留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参加会见。
会见时，江泽民引述了中国《易经》中的一句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说，两岸的文化是一致的，我们的心也是连在一起的。
他说，中秋节刚过，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在此期间来大陆是很有意义的。他说，中国人不论到哪里，都会把中国文化带到那里，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是隔不断的。
江泽民说，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希望两岸妇女今后多加强交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最后表示相信中华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参加会见的还有钱其琛、温家宝、陈慕华、王兆国、朱光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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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时指出
用放大镜看中国核试验不公正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７日电（记者辛怀时）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今天指出，中国在核试验问题上一贯持十分克制的态度，“用放大镜来看中国的核试验是不公正的”。
在今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一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表示遗憾。你对此有何评论？
吴建民说，中国历来在核试验问题上持十分克制的态度，在五个核国家中，中国核试验的次数是最少的。用放大镜来看中国的核试验是不公正的。中国完全理解广大无核国家关于早日谈判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真诚愿望，认为缔结这样的条约有其积极意义，并将积极参加谈判进程。但我们同时认为，核武器国家同时谈判并缔结一项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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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人物
赞比亚总统奇卢巴
今日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应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雅各布·泰特斯·奇卢巴将于十月八日至十二日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奇卢巴一九四三年四月三十日出生于赞比亚铜带省基特韦的一个铜矿工人家庭。一九六九年至一九八七年间，奇卢巴先后在美国、英国和德国学习经济、政治和劳资关系理论。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一年先后任赞比亚阿特拉斯有限公司会计助理和信贷部经理。一九六七年开始工运生涯。一九七四年当选为“赞比亚工会大会”主席，连任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年先后任“国际劳工组织”技术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主席等职。
一九九○年七月，奇卢巴当选为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临时委员会副主席、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一九九一年二月当选为该党主席。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大选中获胜，十一月二日宣誓就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奇卢巴总统已婚，有子女九人。（新华社发）
（附图片）奇卢巴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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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过近千余名建设者60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210国道西（安）—延（安）文明路建设的重点改造工程——黄陵马家山路段改建工程于8月下旬全线竣工。
它对于开发黄帝陵的旅游资源、发展陕北经济有重要意义。雷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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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年革命摇篮 如今新兴山城
井冈山打开山门加快发展
人均年收入是一九七八年的八倍半
本报北京十月七日讯驰名中外的革命摇篮——井冈山，发扬当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进行现代化建设，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去年，不足六万人口的井冈山市工农业总产值达一点八亿元，财政收入过千万元，人均纯收入六百九十四元，分别是一九七八年的三点九、六点二和八点五倍。今年头九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比去年同期都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
去年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以来，井冈山市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打开山门，内引外联，开发利用当地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在发展经济中，井冈山人民以当年老红军的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精神激励自己。去年，井冈山市修建一座总装机容量一点二万千瓦的中型水电站——井冈冲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提前发电。为充分利用当地矿泉水资源，今年三月，市里与外商合资兴办一座年产七千吨、销售收入一千万元、利税三百万元的矿泉水厂。市里一时拿不出经费，他们就压缩行政、事业和会议等开支，硬是挤出钱投入项目建设，在中行南昌支行的支持下，这座矿泉水厂提前六个多月拿出了产品。经国家矿泉水鉴定委员会专家确认，该产品为优质锶锂重碳酸型矿泉水。
一年来，井冈山市在割接使用二千门程控电话的同时，又开通了四百八十路微波通讯，修成总长三百多公里、连接省内外国道的公路，还建成一百多公里乡村公路，使全市六个乡镇、二十七个村全都通车；他们还充分利用井冈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和革命胜景发展旅游事业，建成了拥有三十七处人文景观和二百七十多个景物景观的八大景区，今年以来国内外游客六十多万人次慕名前来参观游览。
市委、市政府近日在京推出十三个招商引资项目，欢迎海内外人士到井冈山投资，一起开发建设这片土地。 （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