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报刊文摘
宋代哲学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汉唐儒学在政治上虽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在学术思想上却没有一统天下。从魏晋到隋唐，佛、道思想与儒学几成鼎足之势，儒家思想在哲学理论思辨上显得水平不高。宋代哲学则不同于汉唐，在总体上属于儒家的前提下，形成了以理学为主的哲学形态。宋代理学的哲学思辨水平大大高于汉唐儒学，这不仅为儒家伦理学提供了哲学本体论的哲学理论依据，而且使其能够与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相抗衡，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哲理与伦理相结合的路子，并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的学者指出，以理学为主的宋代哲学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一代学术思潮在哲学理论形态上的反映。宋代哲学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而且当理学被确定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后，对整个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影响不少已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
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哲学集中论证的对象是宋代理学的价值观，二程在哲学上提出天理论，后经朱熹发展，达到了宋代哲学理论思辨的高峰。程朱以理欲之辩论公私义利之分，提倡贵理贱欲、尊公蔑私、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这对中华文化影响很大。受宋代哲学及理学价值观的影响，在宋及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他们爱国爱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重义轻利，廉洁正直，重操守，讲气节，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因此，不能因为宋代哲学及其理学价值具有消极因素和流弊，就把它与封建主义完全划等号，而忽视了它作为中华伦理的主流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正面作用。
有的学者则认为，正如不能忽视宋代哲学对中华文化产生的积极影响一样，宋代哲学及理学价值观的流弊对中华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封建主义“礼教”枷锁的危害亦不容忽视。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削弱存理去欲、重义轻利、尊公蔑私观念对自身的约束，而不断加强其对下层民众的制约，并由于理学本身具有轻视物质利益、个人利益和欲望，压抑个性和个人首创精神等流弊，使其逐渐演变成虚伪的“礼教”，并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摘自《四川社科界》１９９３年第３期蔡方鹿文）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１１８２个不平等条约之说不确
一些史学工作者近年来著文认为，从１８４０年起到１９４９年止，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达１１８２个。张振鹍在《论不平等条约——兼析〈中外旧约章汇编〉》一文中指出，１１８２这个数字是根据王铁崖先生所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统计”出来的。作者认为，《汇编》一书的作者按时间顺序给予中外约章每一个文件一个编号，全书共１１８２号，表明共收录１１８２个文件。一些史学工作者把１１８２个编号与１１８２个不平等条约视为一码事。这显然是不对的。因《汇编》的“编辑说明”中交代得明明白白：《汇编》还包括与外国企业、公司等订立的各种章程、合同等在内。
（摘自《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书刊评介
《马克思主义大辞典》简介
《马克思主义大辞典》（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由卢之超任主编，周穗明任副主编。李先念同志生前特为此书题写了书名。
为了使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的全貌，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与有关学术流派和思潮的关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编者主要选编了五个方面的辞目：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概念以及相关的概念；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基本著作；第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人物，包括对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和马列著作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第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各种团体，组织，报刊，文献，会议等等；第五，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原苏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理论观点。
该工具书编撰的主要原则，是力求做到“全面，适用，方便”，既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又避免与其它同类工具书雷同。因此，该书的撰写突出了两个特点：一、强调理论特色。辞典总容量约１５０万字，选择的辞目不到１６００条，重视对辞目的理论阐释，注意介绍理论界公认的最新研究成果；二、增添当代内容。辞典有选择地引进了当代英、美、法、德、日、加等西方国家和原苏东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及其观点的内容。有鉴于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请读者研读时注意分析。该书内容丰富，资料全面，观点新颖，文字简洁，是一部有学习和参考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工具书。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报刊文摘
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我们经常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但生产力不断革命和活跃的动力是什么呢？李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一文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不是只有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是一个“动力系统”。这个“动力系统”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１）人与自然的矛盾，或者说是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界提供的物质资料的有限性的矛盾；（２）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如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矛盾、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的矛盾，以及各要素自身内部的矛盾，等等；（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４）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或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这个“动力系统”中，第一、二层次的动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的根本动力；第三、四层次的动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在的动力。
（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１９９３年第６期）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方伯谦死因有新说
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济远号管带副将方伯谦，以“逃军”罪被杀。郑守正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是被诬陷致死》一文中则说，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作者认为，这一冤案是李鸿章与丁汝昌、刘步蟾上下串通一气制造出来的，是甲午海战后，李、丁、刘为了推卸海战失败责任，逃脱清廷的惩治，把应由他们自己承担的责任，全部转嫁到方伯谦身上。
（摘自《历史档案》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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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
——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述要
北京大学和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等单位协办的“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前不久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新加坡、韩国、日本、泰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１００多人。海内外几代学者围绕“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及未来展望”的主题，各抒己见，切磋讨论，反观传统，畅谈未来。
如何分析、评价儒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是会议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针对学术界纠缠于尊孔与反孔两极对立的流弊，一些与会代表提出，儒学作为一种伦理型的人学可以分疏为“仁学”和“礼学”两个层面。前者蕴含着较多的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精神，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后者则由于与宗法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联系较为紧密，因此理应受到批判与冲击。历史上的儒家仁学经历了孔孟“仁者爱人”的爱的哲学、朱熹“仁则生矣”的生的哲学和谭嗣同“仁以通为第一义”的通的哲学三大阶段，特别是后者至今仍具有相当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有些代表不同意将儒家思想归结为只重道德而轻视经济与科技的伦理型文化，并根据历史记载指出，从孔子到王船山的历代儒家学者一直是把经济作为政治、道德和军事的基础来看待的；而且历代儒家学者中不乏科学家和数学家，李约瑟曾公正地说，朱熹的科学成就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同时，从孔子到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无一不是吸收了当时本土和外来文化各流派的有益成分才构成自己的体系的，这说明儒学不是封闭型的，它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突出表现了儒家作为管理哲学的本质。一些代表认为，传统儒家管理哲学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手段，以正己正人为途径。在当代东亚社会中，人们对儒家管理哲学进行了必要的选择、补充和阐发，使它在日本成为促进工业社会发展的“企管精神”，在新加坡成为拯救社会道德危机的“救世药方”。对当代中国来说，经过认真的分析、批判和改造的儒家管理哲学也完全有可能转化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的宝贵财富。另一些代表承认东亚某些国家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源自儒家伦理的勤奋、节俭与诚信，这与韦伯所谓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确有相通之处；然而他们也清醒地指出，东亚某些国家是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其儒家文化传统才得以转化为现代化的促进因素，而且其经济腾飞还有赖于优越的地理经济环境和正确的政府决策导向。因此，有些代表尖锐地指出，新儒家如何从传统儒学的“内圣”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唐君毅的“在自身上立根”还是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都无法架起“内圣”通向“外王”的桥梁。与会一些学者认为，对新儒学的基本态度应该是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
中国本土哲学中唯一能长期与儒家既相抗衡又互为补充的哲学只有道家，近来学界有人倡言“道家主干说”，本届会议上也有代表提出“新道家哲学”论纲。谈到道家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有人直言《老子》是中国哲学的主根，而佛学、西学及辩证唯物主义嫁接在中国哲学上，其砧木皆为老庄哲学。与儒家以共相为本相反，奉“道法自然”为最高原则的道家是以殊相为本的，因此能给予个体的存在、价值、权利与尊严以充分的肯定。在当今物欲横流、激烈竞争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失去“真我”和“精神家园”的人们在老庄反对人为物役、蔑视权力财富和名誉地位等世俗价值的批判精神中，在其追求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原始冲动中，发现了消除异化回归自然人性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发展轨迹和未来走向历来是中国哲学史宏观研究的基本主题，后者也是我们在当代所面临的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重大现实抉择。一些与会学者认为，在明清之际以前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原则，而从王船山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哲学开始向主客二分和确立主体性的思想转化，开始重视自然科学和个性解放，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颇似西方“文艺复兴”中人的发现与自然的发现。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跨时代飞跃，舍此不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然而，西方当代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已开始揭露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的弊端，甚至提出“主体死亡”的口号，企图以人与物的交融取代主客二分和主体性。面对这种国际思潮，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应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即经过而又超越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从而达到与天人合一原则的结合，这也就是超越的诗意境界与民主和科学的统一。
一些代表在总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时提出，应当自觉运用周易经传中的“通变之道”处理现代中国文化的安立与未来问题。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近现代中国哲学因应危机的文化模式历经了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西体中用以及中西互为体用等诸多类型，近来海内外又有人提出“兼综的融合”与“和合学”等主张，更有人首倡以“主体”和“资源”的关系取代过时的“体—用”关系，从而以主体的身份同时运用传统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资源，在融合的过程中进行创造。这个发展趋势表明，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在于以超越融通的精神，吸收中西古今各种优质文化成分，进行综合创新——这种观念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回顾２０世纪中国哲学走过的发展道路，代表们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任何从西方引进的哲学思想要想在中国生根并占有一定地位，都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反之，任何中国哲学流派若想获得新生，也都必须吸收西方哲学思想并使自身现代化。一味抱残守缺或完全照搬西方哲学的迂阔之论都注定没有前途。
值此世纪之交，某些敏感的观察家已在纷纷议论２１世纪将是“华人的世纪”。代表们相信，在全世界的华人和中华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文化的自我振兴和中西文化精华的互补交融必将相互推进、相得益彰。经过这番历史的熔铸，古老的中华文化终将焕发出新的生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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