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风雨七十年
——老一辈革命家关心《中国青年》片断
郑先子
７０年前的１０月２０日，《中国青年》杂志在上海秘密出版，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它点燃起希望之火，照亮了当时青年人摸索前行的道路。７０年风风雨雨，《中国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当时的热血青年，现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呼吸，共命运，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路。值此７０周年庆典之际，回望风雨７０年，回顾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青年》倾注的点点滴滴心血，深深的感动与怀念之情如潮涌在《中国青年》杂志社新老编辑的心中。
毛泽东一生珍爱《中国青年》这本刊物，并对它寄予了极大的厚望和关注，他关心它的成长，它的发展，它的命运。２０年代，毛泽东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理论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修改后就首先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犹如一声响雷，炸醒了沉睡的中国和迷茫的青年。其后，他的又一著名篇章《青年运动的方向》也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首发。
在《中国青年》几经被迫停刊、再度复刊的过程中，毛泽东曾三次题写刊名。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６日的延安复刊和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的河北平山复刊，毛主席都题写了刊名。平山复刊，毛泽东还为复刊号题了一首诗：“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为在白色恐怖时期几近熄灭的《中国青年》点燃了星星之火，《中国青年》便以其蓬勃昂扬的生命烈火燃遍了中华大地。
１９６５年，毛主席第三次提起笔，为《中国青年》书写了刊名，沿用至今。
众所周知的是“向雷锋同志学习”为毛主席所题，但题词的经过，恐怕许多人并不尽知。那是１９６３年的一天，《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向毛主席发出了请求题词的信函。他们在忐忑不安之中焦急地期待着主席的回音。２月２２日下午３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震动了所有的编辑，“主席的题词写好了，马上到中南海来取。”几十分钟后，毛主席那刚劲有力的大字“向雷锋同志学习”展现在欢欣鼓舞的编辑们面前。由此，也以《中国青年》为率先刊登题词手迹而展现在全国广大青年面前，鼓舞起一代青年人向雷锋学习的热潮，雷锋遂成为一代青年楷模。
在主席与《中国青年》的渊源中，有一则鲜为人知的故事，但它却深深地铭刻在一个叫王桂芹的女孩的心里（现中央广播电大出版社副编审），并激励了她整整一生。那时，王桂芹还是北京实验中学高三的一名学生，暑期回乡期间，结合切身劳动体会，写了一本日记，正巧被同班同学李敏读到，因当时没读完，就征得同意拿回家继续读。读完了日记的李敏在吃饭时对毛主席说：“爸爸，我这里有篇同学写的日记，写得很有意思，您能看看吗？”没想到主席不仅认真地读了日记，而且仔细地加了圈点，写了批语，并嘱李敏说：“可以送到《中国青年》杂志发表。”１９５８年第４期的《中国青年》发表了这本日记，首篇题为《假期回乡日记》，同时，还刊登了主席的批语。日记发表后，即在当时的广大青年和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国青年》杂志亦由此更加深得青年人的喜爱。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在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漫长岁月中，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路途中，毛主席一直牵挂着《中国青年》，直至暮年。１９７６年，主席逝世后，杂志社的一位总编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的故居。参观中，他忽然发现在主席卧室床前的桌面上，竟摆放着一本《中国青年》杂志，那是１９６５年第６期。热泪沿着总编的面庞滚滚而下。直至临终，主席仍然关心着中国青年啊！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时逢《中国青年》创刊４０周年，杂志社举办庆祝会，还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杂志社的同志们多希望能邀请周总理来参加联欢会呵！于是，年轻人们便发出了邀请信，没想到总理竟应允了。社庆那天晚上，晚会开了很久了，总理却一直在开会，杂志社的同志们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电话打过去，总理仍在开会。他们都以为这么晚了，总理不会来了。１０点多钟，门口忽然响起了汽车声，“总理散会了，总理来了。”大家争相欢呼起来，跑了出去。总理丝毫没有会后的倦怠，神采奕奕地走了进来，与大家亲切地握手，问好，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在即将离开会场时，许多女同志都围到总理面前，希望能与总理跳舞。总理却走到自始至终忙前忙后地张罗着搞筹备的一位女同志面前，主动亲切地对她说：“小同志，你很忙，我跟你跳一个舞，好吗？”在场的众人无不为总理的细心与周到而感动。
第二天，邓大姐也来到了展览会，她对大家说：“总理说展览会办得很好，我也来看看。”并与杂志社的同志们合影留念。那一时刻，成为每个人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１９６３年，总理向《中国青年》的编辑同志提出了杂志也要“面向农村，兼顾城市”，发行量要突破５００万的指示，只是总理夙愿未了即离开了我们，但杂志社的同志并未忘记总理的叮咛。
１９７８年《中国青年》复刊后，同志们遵照周总理的生前的嘱托，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要求创办《农村青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１９８４年７月３日，《农村青年》终于和青年读者见面了！百忙之中的小平同志亲自为刊物题写了刊名，王震同志发表了《满足广大农村青年的精神需要》一文。总理的夙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与关注，终于变成了现实。如今她已成为广大农村青年的良师益友。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毛主席的“寿宴”
刘连杭
人民大会堂有个１１８厅。１１８厅，最早称北京厅。这个厅宽敞、明亮，布置得舒适、安怡。它又分为１、２、３、４号厅。对外使用的是２号厅。松软的地毯，宽大的沙发，宝塔倒挂式的水晶玻璃吊灯，反映北京自然风貌的巨幅国画：《十三陵》、《燕山》、《樱桃沟》、《八达岭》分别悬挂在四面墙壁上。由于进出路线方便，开会、办公、休息能配套使用，是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经常使用的厅室之一。１号厅曾是毛泽东主席生前经常使用的办公和休息厅。
１１８厅的１号小厅，只有２０多平方米，设有主席办公的写字台，一个小书架和一套沙发，西头一间小盥洗室。主席工作之余就在厅室东头一张中型木板床上看书、小憩。
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那个历史大背景条件下，毛主席的各项活动，除见报消息外，一切都是绝对保密的，因此，为毛主席服务的工作人员，从局、处（当时是处、科）领导，到服务员都是固定的。
在这里，我们为毛主席的服务是全程的——从迎进到送出，从会议、接见的烟茶招待到宴会桌面服务，从主席便饭到按医生的要求递药送水……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是毛泽东主席７０寿辰。这天下午，主席在人民大会堂１１８厅会见外宾，谈的时间很长。会见结束，主席送外宾到门口，目送外宾的车子离去，时间已经很晚，用餐时间已过，我们按情况为主席准备好了晚饭。主席接过服务员递给他的毛巾，一面慢慢地擦手，一面满面笑容地问服务员：“小张，今天给不给饭吃啊？”当天值班的服务员张善兰笑着说：“主席是不是肚子又闹革命了，晚饭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您先休息一下，马上就可吃饭。”
我们熟悉主席在１１８厅工作的习惯，在外事活动或内事会议结束后，总要继续审阅文件或看书阅报。这许是老人家休息的一种方式。我们也从中了解主席的另外一个规律：一起活动结束后，如已到饭时，立即催请他吃饭，否则，接下第二起活动——无论是看文件、看书，一开始，就会忘记吃饭，再请他吃饭，不知要费多少周折。
这天因饭时已过，我们准备毛主席活动一结束立即请他吃晚饭。熟悉毛主席日常生活的人都知道，实际这是他的午饭。因为多年战争生活环境养成的工作习惯，主席大都是上午休息，下午和夜间办公。所以，晚餐就成了主席的午餐。午餐又是中国习惯的正餐，加上这一天又是主席的７０岁生日，于是，我们就取得主席保健医生的同意，特为老人家的便饭多准备两个菜、一碗面条——四菜一汤和一碗汤面。这就是我们为毛主席准备的古稀寿宴。应该说，我们出自热爱自己领袖的内心之诚，特意为他老人家准备的“寿宴”实在有点寒酸。但主席看到了桌子上为他摆的菜饭，脸上顿时显示了不悦。
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素有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人到七十称为古稀之年，即使在民间一般之家也要庆贺一番。然而，毛主席却不喜欢为他这样做。而为他这样做的只是经常为他服务的身边工作人员。
毛主席不悦的起因，是这顿饭违犯了他的规矩。进城之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由他建议通过了不为党的领导者祝寿的决定。主席自己身体力行。主席平时的饮食很简单。他的午、晚是荤素各一的两个热菜，两小碟凉菜（其实是一个小咸菜，一个辣椒），一个汤，一碗红、白两（糙）米饭。主席不喜欢别人改变他的伙食标准和饮食习惯，桌子上加菜，主席发现后，以深沉的眼神望着服务员，似乎在问：这就是你说的要给我做寿加的菜吧！服务员如实相告。面色变得严肃的主席说：“我们党内有规矩，不准做寿，我不能带头违反规定，这饭我可不能吃！”主席没有入座，做了一个人们都熟悉的手势，右手向外一挥，就在１１８厅内散步。
主席不喜欢的事不愿别人强加于他，这我们都知道。他身边的服务员为他做寿，这种生活小事，他也是当大事来对待的，因为他是党的主席，要带头遵守党规。这使我们更加敬重自己的领袖。但我们却给主席出了难题。在饭前服务员送上茶水时，轻轻地对主席说：“今天，我们为您祝寿。”主席却认真地说：“我好好的，做个屁寿。”主席对我们服务人员，就是这样，平易、随便、亲切，常使用直接、风趣、幽默的语言，我们也从中可以知道主席对我们服务工作的不满与要求。这时我们还未感到主席不悦，到主席看见桌上菜不入座，才知主席真的不满。虽然那时我们在主席面前无拘无束，但见到这个场面，也一时有点紧张。我们让张善兰去“做主席的工作”。那时的服务员张善兰、侯桂珍都只有二十几岁。侯桂珍，安徽蚌埠人，性格活泼开朗、热情，善言辞。主席戏称她小猴（侯）子。张善兰，山东蓬莱人，性格善良恬静，温柔热情，说起话来带有山东味的爽直。二人性格相左，但都对主席如对父辈一般尊重，工作之余却可顽皮地和主席说笑。主席喜欢年轻人，很容易和这些平常的年轻人感情交流。经过“做工作”，主席“被说服”了，说：“饭可以吃，但有一个条件：你们不是也没吃饭吗？和我一同吃，不是做什么寿，打牙祭，我请客，这么多好菜，免得浪费。”其实哪里有什么高级菜，没有山珍，也没有海味，量也不大。没有为主席做成寿，为主席服务的小年轻服务员却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饭间，张善兰举杯，祝毛主席健康、快乐。主席则说：再过几天就是１９６４年了，我们每个人都长了一岁，每个人都过日子，祝我们每个人都健康。古稀老人在为年轻人夹菜和谈天中，得到了常人的生日愉悦的心情平衡。至于饭费和粮票，当然如主席往常在这里吃便饭时一样都由他支付。
饭后，我们去向毛主席祝寿并请老人家同我们合影。他笑容满面地说：“感谢你们大家。照个相可以，不要祝寿。”主席这次再没提党的规定，而是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我们改口说，祝主席健康长寿。毛主席笑了，“健康很重要，可以多活几年。什么万岁，万寿无疆，没那回事，你们不要听。人都是要死的，无非是七十三，八十四。如果人都不死，孔老夫子到现在还活着，不要说他坐车子周游列国，恐怕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毛主席风趣的谈话引起了满厅人的笑声。闪烁着欢快目光的主席和我们一起笑了，而且笑得很开怀。在满堂亲切、真诚的笑声中，我们感觉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到今天我还有这样的感觉。
（附图片）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毛主席同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合影。右一为作者。本报稿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刘邓首长的好助手——李达
陈锡联
我与李达同志是在１９３７年认识的。从那时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大西南，一直同在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领导下工作。彼此交往，情深谊笃，印象至深。
在刘、邓首长领导下，李达同志所主持的司令部，机构精干，富有朝气，工作效率较高，深得刘、邓等首长信赖。李达同志是刘、邓首长的得力助手，是好参谋长，好领导，这是部队广大指战员众口一声的赞誉。
在和李达同志几十年的接触中，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现将我感受最深又为我们大家最为敬佩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
一
李达同志一身正气，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党性强，坚决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的领导。对刘、邓首长非常尊敬，对他们的指示一向坚决、迅速执行。他善于领会刘、邓首长的意图，并能胸怀全局，缜密思索。他考虑问题深远，苦心孤诣地谋划，周密细心地准备。在战斗频繁的日子里，常常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研究、分析各种情况，及时向刘、邓首长提出报告和建议。他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对第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工作的建设，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以清晰的思想，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放手让下面大胆积极地工作。他用有条不紊的领导方法，使上下融洽和内外密切协作，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而保障了刘、邓首长得心应手的指挥，打了很多胜仗，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辉煌胜利。这些都是与李达同志深刻领会刘、邓首长的意图，忘我工作的精神分不开的。
二
李达同志品德高尚，胸怀坦荡，为人正派，作风艰苦朴实，平易近人。他对同级团结协作，遇事主动通报，主动和别人商量。对下级爱护，平等待人，很有修养。遇有下面工作出了差错，从无声色俱厉的批评，而是循循善诱，帮助找出原因、吸取教训。我从没有见他在下级面前发过脾气。顶多说句“乱弹琴”。他一向任劳任怨，勤奋学习，一心为了党的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受到委屈，也毫不怨天尤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使李达同志身陷囹圄，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自我爆炸，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党中央给李达同志平了反。他出狱后继续为国为民，竭尽忠诚努力工作，无论是在总参谋部主管训练，还是在这之前在训练总监部工作，都是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训练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心血。
他在第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根据刘、邓首长的指导思想，狠抓领导机关和部队的训练。他对直属部队的训练、管理工作抓得很紧，经常亲自去检查。作战频繁时，只要有一个星期的休整，都要布置训练。部队每到一处，他都要下令所部严格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行政管理。部队进入宿营地布置警戒，挖厕所，部队离开时掩埋厕所，他都是亲自去检查督促。直属队每十天结算一次伙食帐。结算结果他都亲自过目。渡江战役打响后，第二野战军领率机关和直属队进驻南京，他发现他的伙食标准和刘、邓、张（际春）首长一样，便把自己的名字画掉。他言传身教，教会人们如何管好这个“大家”，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切莫忘记吃糠咽菜的苦日子。
三
李达同志生活一向俭朴，严以律己，不论平时战时都为人师表，堪称模范。
在１９４２年的一次传达动员会议上，刘、邓首长和李达同志都穿着缝了好几个补钉的旧棉衣棉裤，而且翻洗成黄白色的了，但却整齐清洁，同我们与会干部所穿的新棉装相比，他们是那样俭朴，我们内心深处不由得赧颜自愧！他们为人师表的艰苦奋斗精神，感人至深。
１９４３年５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在敌人进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抢光、杀光之时，又遭旱灾和蝗灾。庄稼、树叶全被吃光，真是赤地千里，连院子里盛水的水缸，一夜之间也变成满缸蝗虫。敌人大“扫荡”尚未撤退，又遭淫雨连绵。这些横祸接踵而来，根据地遭到空前浩劫，人民生活无以为继。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边区政府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同甘共苦，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奋起抗敌救灾，节衣缩食，生产自救，敌人大“扫荡”过后，全区男女老少合力扑灭蝗灾。洪水过后抢种秋菜。军队帮助群众翻地播种，上山开荒，繁殖山羊。军队自己四处采集野菜果腹。刘、邓首长、李达同志与广大干部战士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日理万机，但坚持与同志们同吃一锅饭。干部战士们不忍心让他们跟大家一起茹苦含辛，为保证他们健康，给他们做小米饭，均被他们拒食。刘、邓首长与李达同志这种高尚情操，令人钦敬，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四
李达同志对待工作严肃认真，极端负责，非常实在。他对待参谋人员和各级指挥员要求严格。他和刘、邓首长注意对参谋人员的培养，他常以刘、邓首长要求各级司令部工作必须准确细致、胆大包天、心细如发、准中求快的指示教育干部。第一二九师在抗日战争中先后开办过几期轮训队，有机枪训练队，迫击炮训练队等。并相继开办过几期参谋训练队。抽调现职旅、团参谋长，科、股长以及参谋人员，进行轮流培训，以提高各级司令部组织训练、管理、指挥业务的水平。这对加强部队司令部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他经常到这些轮训队视察，或讲话、点名。他记忆力超人，只要他按名册点过一次，以后再来点名时便能见人唱名无一差错。部队的干部，只要他接触过的，日久见到时他仍能喊出名字来。行军中他骑在马上边看地图边实地进行对照，只要是他走过一遍的道路、山梁、沟岔、河川等，他都记得特别牢。许多地点他都能在地图上指出具体位置。１９４７年８月间进军大别山，途中须经黄泛区，他率领参谋人员带一个班先行设营，到了新的宿营地已把房子分配好了，仍未见刘、邓首长跟上来。他立刻悟到可能是带队同志走错了路。他便让参谋人员沿他指定的方向路线去接刘、邓首长，到了宿营地，刘伯承司令员说：“李达真行，硬是把我们迎回来了。领队同志是头戴破砂锅——乱撞一气！”在大别山反“围剿”中，一次夜间转移，警卫团前卫走错路，幸被李达参谋长３次纠正，邓小平政委说：“李达这一手真了不起！”
李达同志下部队或到参谋训练队讲话，常以刘伯承师长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行术，教育大家、要求大家做到了如指掌，灵活运用。他告诉大家说：刘师长说过，这是定下决心的基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因此，要认真准确地掌握五要素，巧妙地运用“五行术”。由于参谋人员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不论是第一二九师还是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战时所下达的预先号令、通报等，都比较及时、准确、易懂。他和部队干部研究训练、作战和管理工作等问题，都能帮助找准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共同分析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对部队工作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受到部队的欢迎和称赞。李达同志戎马一生，为第一二九师、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部队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永远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