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语言·形式·幻想
——学习毛泽东关于文学中的艺术问题理论
董学文
毛泽东是２０世纪屈指可数的文艺理论家。他把诗人的激情、敏感和气质同作为思想家的独到、深刻和缜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风格。他的美学眼光及其品位的独特性，使他的文艺观念和作品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毛泽东既要求文艺的大众性，又要求文艺的高雅性；既要求内容好，又要求形式美；既要求民族化，又要求多样化；既要求现实主义，也要求浪漫主义；既要求通俗浅显，也要求标新立异……总之，毛泽东的艺术思维非常辩证，其艺术思维上的网结也是极为绵密和斑斓的。而所有这些，又统一服务于一个整体的审美取向——从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好恶出发。这是一个总枢纽。
毛泽东特别关注文学中的语言问题。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８日，他在延安“鲁艺”做《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中说：“文学上的用语，知识阶级的言语是不完全的，老百姓的言语是比较完全的。”在他看来，农民虽不懂胡适的“八不主义”，讲故事不善用古典，但他们常是诗人，口头上常有极美丽的言辞。整风运动期间，他系统地提出了向古人、外国人和人民群众学习有生命语言的问题。１９５６年，他在谈到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这层意思时，也强调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开民族的历史发展。他始终把语言的训练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基本功。
高明的是，毛泽东没有像有些文论家那样，仅仅局限在“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外在层面，仅仅把语言看作是反映和表现生活的方式和媒介，而是把语言当成文学本体论的成分加以界定。“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语言成为作家艺术家思想感情变化的关键环节，成为作家艺术家安身立命的中心话题。
毛泽东不是“语言决定论”者，他无意把自己的文学语言观打扮成“时髦”的模样，他与那种封闭的将文学语言作为自足体的思路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毛泽东毕竟找到了吻合中国语言审美规律的新的支点，毕竟较早地把语言问题突出地纳入文艺学的新体系之中，毕竟看到新的语言是新的文学存在的家，是新的创作主体的精神滋养，是贮存传统和时代意识的水库，并且和现代语言学理论有息息相关的沟通和汇流。这就决定了他的文学语言论在当今理论格局中的地位。
毛泽东对艺术形式问题的关心耐人寻味。他曾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指的就是革命文艺队伍内存在着内容和形式不协调的毛病，希望二者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毛泽东不喜欢看话剧，认为如像有些话剧那样直白地“反映”生活，那么“我们每天都在演话剧”。这里，显然涉及一个艺术形式（程式）的成熟问题。
关于中国新诗的发展，毛泽东发表许多见解，但最为紧要、最为核心的还是形式问题。他主张新诗“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并自己就提出了“（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的三条原则。他说：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５０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新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这说明在他的思想中，形式已具有了本体的意义。
毛泽东主张演戏、写文章、做诗，如同打仗一样，既要有重点，又要留有余地，不能一下子什么都做完，应给接受者以联想和想象的空间。认为韩愈写文做诗不能割爱，处处都讲尽了，终成缺点。他赞成为文为诗“要含蓄”，特别是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为动态，有变化，才能见诗之波澜”，认为这正是唐以来格律诗之优越性的所在。他对那些讲究艺术技巧的文章倍加称许，发现了，就推荐给同好和周围的同志看。
毛泽东曾表示不满意自己的几首七律诗，大多也是从形式上着眼的。
艺术形式问题、体式问题、章法和技巧问题，在他的创作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他的文艺思想区别于其他经典作家一个显著的地方。
对幻想、对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研讨和张扬，构成了毛泽东文艺美学观特有的底蕴。批判现实，追求理想，是他首肯的两种积极的文学精神。而他的巨人意识，挑战气概，也使他的理论洋溢着代表新的阶级和新的时代的沧海横流般的征服力量。
毛泽东说过：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他喜爱李白、李贺、李商隐，主张“搞点幻想”。他甚至郑重指出：“我们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问题。”毛泽东把浪漫主义、艺术幻想提高到需要党认真研究的地步，并认为几十年在这方面建树不多，这种意见就是今天看来也是振聋发聩的。
毛泽东期待着一种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创造气魄，企盼着一种飙发凌厉、吐纳环宇、奇诡多姿、燃烧战斗的文学精神。我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未来充满自豪和信心。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于限制中运用巧思
——我看散文与小说
彭荆风
小说和散文是否应作为一种文体共融？我认为，还是分开为好！
不少作家的小说具有散文情调，这仅只表明他们能吸收他种文体的长处，并不能说明小说等于散文。
小说与散文看来近似，又分成不同的文体，是许多作家积多年创作经验形成的共识；虽然不断有人想笼统地把小说纳入散文范畴，由于它们在发展中已形成各自难以吻合的特点，还是难以如愿。
要写好散文和小说，除了作家加强对事物的观察和表现能力外，还应该认真研究文体，这比盲目摸索好得多。有的作家是研究了文体后再写作，这也就是中外许多名家谈写散文、小说的文章长久引人关注之故；也有的人似乎是不研究文体就能写作，实际上他在研读名著过程中，已潜移默化接受了小说或散文文体的影响，只是不自知而已！
写人、述事、绘景、抒情、注重结构、语言、意境、想象力等等，这都是散文与小说可以共有的，只是由于不同的作家处理不同的题材有所侧重；仅用是否情景交融来区分散文小说，当然太简单化，小说不同于散文是可以虚构，正如鲁迅先生所云：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而散文则只能根据具体人事来剪裁取舍。如果一篇写鲁迅的散文，用小说笔法把茅盾、巴金诸公的个性也融入，那就会乱套！所以，鲁迅先生不把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当作散文，朱自清先生也不把他那颇似小说结构的《背影》当小说。我相信《孔乙己》不是鲁迅的自传、朱自清写的只是他父亲的真实背影，没有虚构！
文体似乎是对作家的限制，为什么许多作家还愿接受？沈从文先生回答得好：“一个优秀作家，却能够于限制中运用‘巧思’，见出‘风格’和‘性格’。”细细研读中国的散文都自有其特色，所以名篇迭出。晚于散文出世的小说，因为可以虚构，似乎自由些，但读者对它的要求也不同，单是创造典型艺术形象，就累伤了许多作家！
如今有些散文任意虚构编织故事，这并非好事；也有人主张小说散文化，把塑造典型人物以及情节、故事都取消，说“悬念是愚弄读者”。生活中充满了悬念，写生活的作家怎能弃悬念于不顾呢？这也就是某些越来越淡、结构松散、沉闷冗长的散文化小说难以赢得更多读者的原因吧！这当然不利于小说向更精湛发展；互取所长，各自发扬特点，应是小说和散文的正途，至于国外的一些作家认为：“已经不再有小说或虚构文学，只有实实在在地叙事。”那就更偏颇。如果我们把《红楼梦》、《三国演义》列为散文，把《祭十二郎文》、《陈情表》等散文以及当前的随笔看成小说，岂不见笑于读者！
不少小说家同时是写散文的高手，这不是他不辨文体，而是他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力已达到能熟练地使用各种武器。
我相信，散文和小说分开的现状将长久继续！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为人间增添一丝温暖
——谈朱光潜译维柯《新科学》
程代熙
在６０年代初，朱光潜先生受命撰写《西方美学史》时，设了介绍维柯的专章。把这位１８世纪意大利学者的美学思想这般详尽地介绍给国人，朱先生是第一个。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两代美学、文艺学理论工作者，大都是借助朱先生的文字才开始知道维柯其人的。进入暮年时，朱先生发现他在《西方美学史》一书里对维柯的评述失之于片面，深感惶恐与不安。８０岁那年，他决心翻译维柯的《新科学》和《维柯自传》，用维柯自己的著作来纠正他对这位异邦前贤的偏颇之见。当我知道朱先生的这番用心时，我被他的这种对自己、对世人、对学术的认真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１９８０年，朱先生已是８３岁的高龄，才排除（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杂务的干扰，开始落笔《新科学》的翻译。这是朱先生一生最后完成的一部大书。《新科学》是１９８６年５月付印的，可是朱老已于这年的３月谢世了。他生前未能亲眼看到他为之心力交瘁的《新科学》的出版，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１９８３年夏，中国文联在庐山白云宾馆举办过一次“读书会”。朱先生在会上作了重要的学术演讲，谈的是维柯。１９８４年，他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也作了一次关于《新科学》的报告，他谈了１７个问题，洋洋洒洒３万余言。这两次演讲在大陆和香港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
朱老认为维柯的《新科学》，就新在它是一门“人学”。说得稍为具体一点，《新科学》是由自然科学上升到社会科学（历史科学），他把这称为广义的自然科学，即它是范围相当广泛的既包括自然科学而主要是历史科学的一门崭新的研究。他把维柯与稍晚的达尔文相比较，他认为维柯在社会科学上的立场与达尔文在自然科学上是一致的。朱先生说，《新科学》其实讲的就是“人这一物种的原始”，或“人类社会原始”，因此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物种原始》。这是朱先生对《新科学》研究的一个创见。其次，《新科学》提出了“人类世界（按：指人类社会——笔者）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新论点。人类社会是人们自己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这个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论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朱老深悔在《西方美学史》里把维柯目为唯心主义者。诚然维柯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学者，这是自不待言的。再次，维柯认为应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且要着重研究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因此，研究过程就须从过程的源头开始，也就是从问题“开始时开始”，要根据史实，即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凭证来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最后，《新美学》的“新”还表现在，是维柯而不是鲍姆加登，才是美学这门学科最早的创始人。
朱先生对《新科学》的介绍是与《新科学》本身的面貌相吻合的。当然，《新科学》的“新”并非仅仅止于以上四点。这里只是略举几个方面的例子而已。
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在一篇书评里曾借李义山的一句著名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来譬喻朱光潜一生不知疲倦的劳作。朱老在一篇文章里回答说，“只要我在世一日，就要多‘吐丝’一日。但愿我吐的丝凑上旁人吐的丝，能替人间增加哪怕一丝的温暖，使春意更浓也好”。朱先生翻译的《新科学》的确使万千莘莘学子感到春意融融，相忘于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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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星在笔下生辉
范易弘
一个人在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之后，回顾过去，总会有许许多多人与事在记忆的角落里留下深深的印记，而那些曾同甘苦、共患难，有着共同理想与追求的志同道合者就更是令人难以忘怀。散文家丁宁收集在《银河集》中的３０余篇作品，以饱蘸真情的笔墨，清新优美的文字，向读者讲述了在作者人生旅程中留下了深深印记的３０余位友人的故事。这些人物大多是文艺界人士，有的声名显赫、成就卓著，有的默默无闻、平凡普通。作者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以敏锐的观察、细腻的感受，捕捉到他们心灵的熠熠闪光，又用真切的叙述、传神的描写将这各具特色的闪光点化作一篇篇优美的散文。
丁宁是善于用心灵的眼睛去发现人物心灵闪光的作家，她之所以能够将笔下的人物刻画得如此栩栩如生，恐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她与表现对象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在生活经历上几近相同。６０年代，在北戴河盛夏的海滨，她感受到杨朔对大海的深情和他像大海一般纯净深邃的心灵，写出了凄清美丽的《幽燕诗魂》。
纯熟的技巧和对描写对象独具匠心的选取、剪裁与把握，便是写出真人、真事与真情的魅力的艺术保证。在《银河集》中，有许多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名字：冰心、臧克家、孙犁、郭小川、赵树理、关肃霜……等等。这些活跃于中国文艺界的著名作家、艺术家，无论是健在的还是已故的，都对文艺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他们或为后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或在舞台上塑造了为百姓赏心悦目的艺术形象。事业的成功在他们身上罩上了一圈耀眼的光环，也拉开了他们与普通人的距离。而丁宁则用她那支灵秀的笔，将这圈光环轻轻揭去，让读者通过工作与生活中的具体情景和细微琐事，来感受她笔下人物所特有的个性的光彩和灵魂的美丽。冰心是一位深受读者喜爱的老作家，作者在《涓涓细流》中，写她爱花、爱洁净，写她在十年动乱中被关时，吃雪里蕻煮挂面的快乐和午睡时细细的鼾声，还写她对疾病的恬淡态度和对工作的不倦热情。一件件细微小事，既平凡又普通，却从不同侧面显示了一位世纪老人对生活的热爱，写出了她在不同环境中安之若素、坚韧顽强、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境界。赵树理是一位出身农民的作家，他在成名和进城工作后，依然保持着对农村极其深厚的感情。作者在《“驴背上的状元”》一文中描写赵树理时，通过两个场面十分生动地表现了他的这种情感。而当我们看到邵荃麟在家中被儿子反绑双手当作俘虏的画（《孺子牛》），感受到孙犁对亡妻铭心镂骨追念不已的深情时（《一颗动情的心》），不是也更能体会出他们与普通人相近相通的情感么？作者善于写出与人物感情上的共鸣，注入人物灵魂以诗化的感觉，读来便能咀嚼出丰厚的意蕴。
《银河集》中的许多篇什，则是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通过对个人命运、遭遇的描述来揭示、反映时代与社会的风云际会、发展变迁。《人有尽时曲未终》通过对李季人生经历中几个阶段的记叙，曲折地反映了我国社会历史几十年发展变迁的风雨历程。
不求完美、但求真诚；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写出本质与神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丁宁的散文是灵魂的反光镜，是时代风云的结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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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笔底春秋慷慨多”
最近，由邓拓同志夫人丁一岚编的《邓拓诗集》出版发行。为此，北京市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充满对邓拓同志敬仰、缅怀之情。
丁一岚说，邓拓诗词创作大约历经３０年，不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建设中，几乎无处不吟诗，一生大约创作了诗词５００多首。他的遗书就像是一首长诗。当然这是一首没有收入诗集中的悲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郑文林说，《邓拓诗集》共收集了４００多首，是目前邓拓诗作最全的本子。邓拓同志的诗作体现了崇高的政治思想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是我国诗坛上不可多得的佳品。
作家杨沫说，《邓拓诗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他绝大部分诗词，这对当今文坛上某些虚无的、混浊的、不辨美丑的诗文来说，像吹来一阵清新芬芳的空气，使人读了耳目一新。
诗人邵燕祥说，我捧读《邓拓诗集》，仿佛将诗人３０多年的人生足迹和心迹披阅了一遍。我要说，邓拓其人，人中精英；邓拓其诗，诗中精英。（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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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水风物也是书
——读《林非游记选》
张梦阳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以来被认作立身治学的两大方面。林非先生，喜读书，又爱游历，近作《林非游记选》就是万里行程的记录，从戈壁滩的大沙漠，到九寨沟的珍珠滩；从美国的旧金山，到汉城的摩天楼，无不留过他的足迹。书与路，在他那里是相互融通的。在他的“精神导游”之下，你会禁不住把山水风物当作书来读，从中得到审美的享受与思想的启迪。
当然，旅游不同于读书，林非的游记充溢着书卷气，却绝不掉书袋。他善于绘景，给读者贡献出一幅幅美不胜收的油画，描摹出替大自然涂上苍莽底色的山坳里的松柏，幻化出仿佛小小玻璃碎片的明媚、鲜艳、秀丽和神奇的五彩池；他善于写人，普陀山的善男信女、业余“和尚”是那样活灵活现，日本、韩国的文人学者又一个个可亲可敬、呼之欲出；他善于状物，连庐山的云这变幻无穷的精灵，也做了几天朋友，显现活泼多变的性子，引起他的怀念。
然而，林非绝不为绘景而绘景，也不为写人而写人，更不为状物而状物，而是着力揭示景、人、物的内蕴和情趣。他善于不断转换审美的角度，居高临下，从容裕如地去鉴赏和褒贬；善于作历史的遐想，恨不能从九泉之下将古人唤醒，跟他促膝长谈，问问他古时候这地方，究竟是一番什么样的气象？善于憧憬未来，无论走到哪里，都在苦苦地思索：如何去建设崭新的中国文化？这样，景、人、物，都有了“魂”，活起来，动起来了。山水风物，在他的笔下，成为一部部蕴藉深厚、陶冶精神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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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九三版纳文学笔会”近日在西双版纳举行。国营景洪农场、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省作家协会联合举行了这次笔会，邀请原生活在版纳的作家和文学期刊的编辑参加。与会者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和座谈。（王）
△叶鹏著《切割艺术空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作者关于军旅文学的评论和当代作家作品的论述。（毕）
△半岛的社会风情小说《凶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力）
△以冰心、严文井等为顾问的《小天使报》（主编谢璞）最近在湖南创刊，力求办成受少儿们喜爱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报纸。（诚）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胡大楚的长篇小说《儒商》，反映了我国高科技研究成果经历的艰难曲折。（庄俊亭）
△刘元举的报告文学集《黄河悲歌》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闻）
△何寅泰的《中国当代作家论》最近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浙）
△刘一达的纪实文学集《记者敏感线》，由档案出版社出版。
△沈卫威著《东北流亡文学史论》一书，最近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较系统地梳理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这十四年间，一大批爱国作家的文学轨迹。（郭宛）
△王芸、王宗堂主编的《写作名句词典》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数千条古代诗、词、曲、文中的名言佳句集中起来，并进行注释。
（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