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难忘的教诲
——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
习仲勋
我一算今年是刘志丹同志诞生九十周年，很想写一些纪念的话。
两当兵变失败后，１９３２年７月间，我在耀县杨柳坪找到了陕甘游击队。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我们一见面，刘志丹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因两当兵变失败，心情沉重，不知说什么好。刘志丹很理解我的心情，他鼓励我干革命不能怕失败。他亲切而深刻地告诉我：“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深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
志丹同志和我在一起相处时，的确是我的老大哥（他比我大１０岁）。从工作上到生活上都十分关心我。１９３３年，我只有１９岁，他见到我说：“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不了解实际。基层干部又大都不识字。你是中学生，又会做庄稼，了解农民，这是你的长处。”他让我多作社会调查，学会团结各阶层的人士，听取不同意见。他离开照金根据地时，把他的特务队（警卫队）留给我，要我们继续扩大游击队，除了保卫根据地，还可以给红军补充兵员。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我按照他的指示去工作，确实有效。我们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作了分析，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对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我们首先尊重他们，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了。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
１９３４年，我们在南梁（今甘肃华池县内）建立了革命政权，我被选为革命政府主席（后改为苏维埃政府）。建立政府时，志丹坚持从基层起用投票选举的办法。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许多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作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我们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选举很认真，果然很快选出了代表。因为我在照金作过政府副主席，在这里也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大家又选了我。志丹说：“民众自己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一次，他正给军事干部学校学员讲话，看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并向我敬了一个军礼，欢迎我给大家讲话。一时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事后他对我说：“我们共产党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他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我一个２０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很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了他们更要尊敬，对年长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关系更融洽了。志丹同志鼓励我：“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他是和群众紧密联系的模范，陕甘边的一山一水他都熟悉，大村庄有几口锅，能容纳多少人，他都能说出来，大家说他是活地图。在反围剿中，我们常打胜仗，就是因为我们有群众，敌人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敌人进来，见不到人，什么也问不到，像瞎子，只能挨打，不能招架。
我们的政权建立后，把廉洁当做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我们定了法，贪污十块大洋就要枪毙。
这年十月革命节，要举行阅兵式，大家张罗着要修个阅兵台，还要有彩门。志丹说：“前面的戏楼就行，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结果只花了一点钱。群众来的多，又敲锣打鼓，十分热闹。
志丹同志十分注意经济工作，一开始他就让根据地建立集市，欢迎白区商人来经商。他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农忙时，红军要帮助农民耕地、收割。”我们在边区还发行了用木板洋布印的货币，把经济搞活了，物资广为交流，干部用上了手电筒，战士用上了洋瓷碗。
志丹爱护战士干部是有名的，他平等待人，大家很少称他“总指挥”、“军长”，而是称他“老刘”。有一次，一个小战士也叫“老刘”，我马上说他：“这娃一点礼貌也没有。”志丹笑着说：“那就得叫我伯伯了。这不成了家长。”我说：“不是，不是，应该叫刘总指挥。”志丹说：“这不是太罗嗦了吗！”所以，“老刘”就成了大家对他的称呼。
说起来，志丹同志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志丹同志身上学的东西很多，以后我工作很自然就用上了，我今年已８０岁了，但想起来，他的教诲还很有用，好作风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在纪念他九十诞辰的时候，不忘他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的革命作风，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王震将军的风范永垂
荣毅仁
我所敬重的王震同志溘然长逝，我很是难过。
我早就知道王震将军很能打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他所领导的南泥湾大生产，闻名遐迩，南泥湾几乎成了英雄的３５９旅和王震将军的代称。解放后的各种会议上我们也常见面，但没有什么交往。１９６１年，彭真同志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越南，王震同志和我都是团员。那时，王震同志是农垦部部长，我任纺织部副部长。访问期间，我们谈各自的经历，谈对越南的观感，很快熟悉起来。王震同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正直、开朗、很好接近。王老给我谈得最多的是解放初他率部在新疆的屯垦。解放前，新疆几乎没有什么工业，钉马掌用的铁钉以及火柴、方块糖等都是从内地或国外运进的。王老他们决定办煤矿、电站、钢铁厂、水泥厂、纺织厂等一大批现代企业。为了办好纺织厂，王震同志向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要一些搞纺织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当时我是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管理处总经理。经我手，申新也选派了几位。这次，王震同志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选派的那几位工程师很好，很管用。没有他们，新疆的纺织厂办不起来。”王震同志对几位工程师的热情夸赞使我很受感染。几十年过去了，王震同志那神情今日仍宛若眼前。我听不少人说过，王震同志十分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早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武昌拉黄包车、扛木料，养活着参加革命一道流亡的１０多名知识分子。在３５９旅，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任以恰当的职位。１９５７年反右时，他又挺身而出，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通过这次谈话，我更亲身体会到王老对知识分子的重视。１９８６年，王老任理事长的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成立之时，王老对我说：“理事你就不用当了，只是要为基金会捐些钱。”那些年，各种基金会多，王老考虑得周到，不让我当理事，便可免去别的基金会也援例拉我去的连锁反应，以免增加工作负担。我没作理事，但我们中信带头捐了款，我也十分清楚王老晚年对基金会的事很上心，完全可以用呕心沥血来形容。正是由于王老的带头奔走呼号，现在全国２８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１２个计划单列市，７００多个县建立教师奖励基金会。几年来，全国县以上基金会已募集基金１０亿多元，会同教育部门奖励优秀教师百万名。王老是全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楷模。
众所周知，王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对改革开放事业十分热心，着力推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叶剑英元帅和王老与我商量，让我利用海外亲友关系，引进科技设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叶帅和王老一起商谈，为发挥原工商业者熟悉经济的作用，决定让我出来，为对外开放做点事情。有的同志建议我参与旅游的领导工作。经过认真考虑，我提出创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设想，主要是想集中统一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我先与王老商量，他很赞成。公司成立后，王老很关心。我们开董事会，常邀请他莅临指导，他也时常到会会见公司董事。我们对外的重大活动，只要抽得出时间，他都欣然前来；我们的有些大企业，他扶杖视察过；他在日本很有威望，经常介绍日本的大财团与我们合作。从经营方针到具体项目建设，王老给我们都提过不少很好的建议。１９８９年，我们准备编辑出版《中信十年》纪念册，我请王老作序，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在序言中，王老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客观形势下，实行改革开放。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和窗口的中信公司，我是支持的。对中信公司取得的成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祝愿它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对王老的殷殷之情，我们中信全体干部员工深受感动。中信公司成立时十几个人，５０万元开办费，２亿多的注册资金，现已发展到２万余人，５００多亿资产，这中间有王老的心血。
王震同志言如其人，行如其人，总是坚定地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对不利于特别是危害人民利益的事，他像对眼中的沙子一样不能容忍。这是有人误认为王老的脾气很粗、很躁的最重要的原因。其实王老看起来很粗犷，实际上不仅很正直，心地也很善良。他平易近人，谦谦有礼，与许多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不同职位的人都有很深的交往。他经常半开玩笑又分外亲切地称我为“老板”，我有什么心里话也乐意给他直讲。记得五六年前，我跟王老谈到一个人，我说我对这个人有意见。王老感到很惊讶，也有些不高兴，因为他很相信这个人。他也直言告诉我：“你对这个人的认识不对！”我没有争辩。没过几天，我们又见面，王老又主动告我：“我了解过了，你说得对，我讲得不对了！”一句话说得我很受感动。修正错误是坚持真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一个叱咤风云的领导，是非观念如此强，如此勇于自我批评，如此磊落光明，使我更加敬重。
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对旧中国有深切的了解，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切身体会，深深地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所以经常在一些场合谈起这些感受。王老对于我的爱国之心，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背后颇有赞词。以后我们彼此交往更多，相知更深。王老一生为共产主义不懈奋斗，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的良师益友王震同志的风范永垂。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新闻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怀念乔木同志
穆青
胡乔木同志是我国新闻界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也是我素所尊敬的革命前辈和导师。早在延安时期，我刚踏上新闻工作之路，就得到他的指引和教诲。
我直接与乔木同志见面，是在到达延安以后。１９４０年６月，我从晋西北前线回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１９４２年秋，组织上调我和张铁夫同志去《解放日报》工作。记得刚到报社那天，是“九一”记者节，乔木同志恰好在场。当他知道我们是新分配来的年轻人时，十分高兴，专门找我们两人谈了一次话。在简单地询问了我们的情况以后，乔木同志说：延安的新闻事业，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的开创性事业，为它献出一生是光荣的。当前党中央要加强新闻工作，加强《解放日报》，需要有一大批年轻人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出毕生精力。他还指出：你们是学文学的，新闻与文学是相通的，新闻反映现实斗争并为之服务，比文学更直接更迅速，它不妨碍你们在深入生活、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写出伟大的作品。最后，他勉励我们要安心新闻工作，为党和人民做出成绩来。
当时，乔木同志已经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文章，是党内有名的“秀才”，但他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他的话语亲切，充满感情，仿佛是在同朋友娓娓谈心。可以说，这是我开始新闻生涯的第一课。
１９４９年春，新华总社的一纸电令把刘白羽同志和我召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北平，让我们担任特派记者，准备随军南下。这时，乔木同志已兼任新华社社长了。南下前，乔木同志在香山（当时新华社总社驻地）约见白羽同志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在深刻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之后指出：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军事记者，过去写了不少好的通讯。这次调你们作为特派记者随军南下，主要是加强报道。这是解放大陆的最后一仗了，能够参加这一战役，是很光荣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报道不要局限于军事，范围可以扩大，新解放地区的地方经济情况、群众生活、社会面貌，都可以报道。他还指出：你们每到一个地方，可以先查找县志，从中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情况以及风土人情，做到心中有数。只有详细地大量地占有材料，把情况吃透，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文章才能写得有深度，有立体感，生动活泼，让人爱看。他还说：你们是作家又是记者，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应当深入到战争洪流中去，多跑，多观察，写出足以反映这一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好作品。他还告诉我们，要注意搜集和积累资料，记日记是一个好方法，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及时记录下所见所闻。这些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即使一时用不上，将来也会有用的。时间愈久，就愈益显示出它的价值。
４０多年过去了，乔木同志的这篇谈话始终清晰地镌刻在我的心里。这次意味深长的谈话，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一些根本工作方法，有殷切的期望，又有严格的要求，使我终身受益。
随后，我们随四野大军南下。在中原，我被邓子恢同志留在开封，不久，又抵达武汉。当时我四野大军正在部署南下湖广的战役，前线战事一度沉寂，这段时间我没有写什么东西，只是焦急地等待着新的军事行动。这时，忽然接到乔木同志的电报。他严厉责问我们：为什么去了一个多月没有发回报道？他批评我们不应被动等待，应积极主动地下去采访。并要我们把下一步的计划向他报告。这一下，我们沉不住气了。除了复电接受批评外，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于是，我们立即行动起来，白羽同志去了常德，我则随肖劲光的十二兵团直插湘桂边境。湖南和平解放后，我那篇记述长沙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新闻速写《狂欢之夜》，就是直接发给乔木同志的，新华总社很快就播发了。接着，我又连续采写了《湖南和平解放》、《二十年不屈的斗争》等稿件，都是直接发给乔木后播出的。以后，我利用衡宝战役之前的一段时间，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写了一篇关于湖南农村现状及群众生活和思想动向的调查报告，发回总社。这篇调查报告在内部刊物登出后，受到了一些领导同志的赞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我是在行军途中获悉的。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我接到总社的电报调我回北京。这时，乔木同志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他虽然仍领导新华社的工作，但已不像过去那样直接了。以后我到上海华东总分社工作，只有每年来总社开会的机会，才能见到乔木同志，聆听他的讲话和指示。
乔木同志学识渊博，思维缜密，文笔犀利。他所写的许多社论和时评，一直是我们学习的范文。他对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建树，更是对党的新闻工作的巨大贡献。新华社许多老同志都非常怀念当年西柏坡和进城初期乔木同志担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时，从政治上、业务上培训干部的情景。在他的严格要求和训练下，不仅培养了一代新闻干部，而且形成了新华社的优良传统。我在主持新华社报道工作期间，经常接到乔木同志的电话。他对新华社的报道工作，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从宣传方针到新闻业务，甚至一条新闻的导语，一篇文章的结构安排、遣词造句，他都严格要求，具体指导。这反映了他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教益，终身难忘。
１９６６年２月，我和冯健、周原同志共同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发表和电台广播以后，正在上海的乔木同志通过东生同志打电话给我，表示祝贺。他说：这篇通讯写得很好，非常感人。新华社应该多发这类宣传先进典型的报道。以榜样的力量鼓舞群众前进。他还说，一个老记者，带领几个年轻记者一起采访，进行传帮带，这种采访方法很好，应当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最后，他还建议进行连续报道：一是这篇通讯在全国人民中间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开展学习等活动；二是焦裕禄事迹的补充报道，如调兰考前的工作，焦的成长过程等。他指出，只要深入发掘，一定能采掘出过去没有发现的闪光的东西。我们遵照乔木同志的指示做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热潮，轰轰烈烈地广泛开展起来。可是不久，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狂涛破坏了这一切。对焦裕禄事迹的连续报道也被迫中断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我走上了新华社社长的岗位，肩上的担子加重了。我自知力不胜任，乔木同志多次鼓励我，使我得到信心和力量。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７日，是新华社建社６０周年纪念日。乔木同志身体不好，也抱病参加纪念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乔木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新华社的计算机房、发稿中心和社史陈列室。他看得很仔细，不时提出询问。显然，看到新华社事业的发展变化，他是感到由衷的欣慰的。
１９９２年春，乔木的病情严重了，下肢一条腿已经瘫痪。我和郭超人同志到他家里去探望。他坐在轮椅上，面容清癯，但精神尚好。谈到培养名记者的问题，他说：新华社有悠久的历史，庞大的队伍，应当培养出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办法有两个：一是多写评论和述评，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新闻报道。新华社的历史上有许多篇成功的评论和述评，可以研究和学习。西方记者写的一些好的评论作品，也可以收集来作为借鉴；二是让记者下去，多跑一些地方，深入调查研究，多写一些有深度的通讯作品。范长江就是写通讯成名的。记者不下去，浮在上面，专跑会议、跑“衙门”，是跑不出名记者来的。想不到，这次谈话，竟是乔木同志对新华社工作的最后嘱咐。
大概是他去世的前一天吧，我突然接到电话，是东生的哀戚的声音。他说，乔木同志不行了，你来吧，见最后一面。我的心陡地往下一沉，那不可避免的可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但没有想到竟来得这样快。我急忙邀上缪海棱同志一道驱车前往。在病房门口，见到谷羽同志，她小声同我们打了招呼，嘱咐不要说话。我们把脚步放轻，进入房内，见乔木平静地躺在病榻上。病魔把他折磨得厉害，昔日智者的光芒和神采消失殆尽。他见到我们，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嘴唇翕动着，却说不出话来。他挣扎着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那体温至今还留在我的心里……
乔木同志是新闻工作者的良师益友。他的风范，他的智慧，将长存天地间，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附图片）
胡乔木同志（右）与作者在新华社楼前。本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