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法拉奇访谈录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作家奥丽亚娜·法拉奇女士于１０月中旬对我国进行了为期一周多的参观访问。在北京期间，她特意邀请中国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座谈并主动接受其采访。这位以采访世界风云人物而闻名的女记者对中国同行说：“今天是你们采访我，你们问，我回答。”她虽已年逾六旬，又刚刚大病初愈，但仍精神饱满，侃侃而谈近两个小时，毫无倦意。在此前，她刚同北京几家出版社的代表就其作品在中国出版的问题谈了很长时间。
我为何再访中国
记者问：是什么原因使您再次来到中国？您的身体近况如何？
法拉奇：我对中国的热爱，是促使我来中国的最好原因。６年来我一直忙于写书，是一本小说，名字叫《Ｉｎｓｈａｌｌａ》（如果上帝喜欢）。书写成后，我又动手把它翻译成英、法两种译本，所以一直没能到中国来。现在有了时间，听说中国变化很大，非常好奇，想好好看看中国，想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１３年前，采访邓小平的那一次。那次的采访很深入、很详细，用了两天时间，很有意思。对于记者来说，那是一次很成功的采访，不太难。对方合作得很好，应该说是一次开放的采访。我想提的问题全都提了，包括对共产主义、对自由的看法。可以说，离开时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从那次采访后，我一直保留着这种感情。不知道邓小平现在身体怎么样？我想问他好。我这次来不想打搅他了，希望大家代我向他问好！
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看看中国，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关心我、喜欢我的中国朋友问好。
我每年都收到很多很多的中国来信，包括儿童的来信，还有照片，使我非常感动。我最近生了病，《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消息，使关心我的中国朋友更多了，一些医生还邀请我来中国治病。我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告诉中国朋友：我现在全好了！没事儿了！我只想作为一般的旅游者，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亲眼看看中国的变化，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的义务。
问：您在中国人眼里是闻名世界的女记者，可是对您的小说，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请您就此谈谈好吗？
答：我是个作家，包括当记者时也是，我希望中国朋友喜欢我写的小说。我这次来的另一个目的，是想重新建立和中国出版界的联系，向中国朋友介绍我的新书。我写了４本小说，另外还有４本不能完全说是小说，比如《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我的小说《男子汉》，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而且我这次来才知道，这本小说竟有３个不同的中译本。
关于我的新作《Ｉｎｓｈａｌｌａ》，这个书名，我认为是不可翻译的，是阿拉伯语，有“上帝的意愿”的意思。这本书中有很多人物（共１２０位），有真正的战争背景（指１９８２年的贝鲁特城），有女人、孩子，尤其是有一些真正的小说里所没有的儿童。故事发生在３个月之中，由许多故事构成一个故事，主要讲一群人（贝鲁特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意大利士兵）为了摆脱自己的命运而斗争，但却摆脱不掉。对我来说，“Ｉｎｓｈａｌｌａ”就是命运的意思。
这本书引起许多人的奇怪，包括很熟悉我的人。他们问，为什么一个女作家会写这样的书（书中有人物命运的交织，有战略和军事名词，有阿拉伯语的咒骂……）？但是，我多年奔波沙场，对战争、士兵的确很了解。过去我作为记者报道战争，只是从外部看战争。而现在，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更加真实的小说，看一些真正的人，他们怎样看战争。上个星期，这本书的法译本在法国获得了一项很重要的奖（国际最佳小说奖），过去从没有意大利人获得过该奖。
这次来中国，除了谈出版的事，我希望能真正享受一下旅游的滋味。过去到很多国家都是因为工作，为了采访，没有时间在工作之余参观旅游。当然，一个作家，永远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旅游者，我的这本书里就有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一名作家，应该能看到、听到、感受到其他人所不能感受到的许多东西。
问：关于中国，您最想谈些什么？
答：我最想说的，是离开意大利的那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关于中国的小消息，它虽然不涉及政治事件、战争或者某大人物的病况，但是，这条小消息使我非常震惊，因为我认为它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北京繁华市区内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剧院，由于附近商业区的重建而被拆除。我到中国后，看到北京这些漂亮的高楼，却感到有一点难过。难道这些高楼的建设，其代价就是我们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被毁灭吗？我认为现代化的建设不应以此为代价。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富有、繁荣，但不愿看到中国人模仿西方人。我当然不敢就此对中国的事做出判断，我毕竟才来了两天。我只是表示我的担心。这就是，不要过分地模仿西方的缺点。有些东西是重要的，应该模仿，但我认为不应该为了模仿而失去自己的传统。这座剧场的拆除，是否代表了对过去文化传统的抛弃？再如对老年人的尊敬，这是中国一个好的传统，西方早已失去了，美国也早已失去了，当我想到有一天中国也会失掉这一传统时，就感到十分难过。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认为自己译得最好
问：您为什么要亲自翻译自己的小说？
答：《圣经．旧约》中说，上帝为了惩罚亚当、夏娃，对他们发出最严厉的诅咒，那就是让男人永远从事辛苦的劳作，汗流浃背；女人生孩子总要忍受痛苦的煎熬。但是对我来说，上帝的最严厉的诅咒，是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彼此难以相互理解。其实，这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作家。一个艺术家、画家、甚至包括音乐家，他们的作品是不需要翻译的。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国际流通的语言，会直接产生人类共有的某种情感和理解，但是，可悲的是作家，其作品必须经过翻译才能被外国人理解。这是作家的一个悲剧。
因此，每次我的书被翻译，都引起我的担心。我认识许多作家，他们都希望亲自做自己小说的翻译。我年青时读了很多书，看各国的名著，但大都是看译文，而不知其原著的风格、文笔。比如海明威的作品，有一次我和一位美国作家吃晚饭，谈起海明威，他说，你如果读的是意大利文译本，就等于没有读过海明威。当我找到英文原著再读时，我突然发现了许多以前从未感受到的东西。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是这样。准确地讲，我由于从未读过俄文原著，可以说是根本就没读过这部巨著。当我的《Ｉｎｓｈａｌｌａ》在法获奖时，法国人说这本小说可与《战争与和平》相媲美。我说，获此殊荣，应该首先感谢该书的法文译者“维克多·芳先生”。这位译者其实就是我本人。
这是我第一次亲自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语和法语，等于重新写了两遍这部书。假如我懂其它语言，一定会再亲自译出来。因为这是我的书，我认为自己译得最好，或者说最知道如何进行二次创作。意大利语言的音乐性是无法翻译的。我认为一部作品的内容、故事情节可以翻译，但声音、节奏要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十分难。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译成英文时常常为难的原因。而在我的作品中，这种音乐性又是非常重要的。
我笃信小说
问：您把自己的小说分成真小说和不能完全算是小说的两种。那么《男子汉》应算哪一种？您对小说的真实性如何看？
答：在法国文学体裁里，有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真实事件的小说，叫“Ｒｏｍａｎ—ｖéｒｉｔé”（相当于纪实文学），是一种特别的文学，有其特殊的结构，不能看成为自传。《男子汉》就是这样一部小说。书中的“我”就是我自己，但描写的仅是我３年生活的经历。正如书中所说，这不能包括我的一生。
我在写作中，最关心的是不要让读者在读我的小说时感到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自己首先在写作时不感到累。为此，我写作时就要安排小说的结构，我的小说每一部在形式上、结构上都不一样，这正是我所研究和致力追求的。
我笃信小说。可以说，我是与小说一同长大，并越来越成熟的。读小说使我学会了认识世界的方法。我认为用小说的眼光看到的世界是更加真实的。小说反映的真实，是一种经过重新创造的真实，我采访过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并在越南战场多年，在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战争报道，我都认为是非常好的。但我认为都不如我的《Ｉｎｓｈａｌｌａ》。小说所描写的战争的内涵，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要比任何详细的新闻报道都更接近真实。
问：关于您自己，您希望让中国读者了解些什么？
答：作为一个名人，我使很多人好奇，这常常令我难以忍受。很多人想写我的传记，好莱坞多次提出要拍描写我的经历的电影。这种请求如同炸弹一样不停地朝我袭来。但是我很不愿意谈我自己。我可能与很多人不同，由于个性的原因，我不愿自己在世时看到别人写我自己或拍电影演我自己，因为这会使我感到如同受到外来的暴力侵害一样。要想了解一位作家，最好的办法是读他写的书。
（梁晓华整理文中括弧内文字为编者注）（附图片）
法拉奇在北京彭璋庆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我所认识的阿拉法特
王贵发
１９８５年８月初的一天，我同国家教委派出的招生小组，在约旦美丽的山城安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约旦办事处的办公楼里，对来自约旦河西岸的２０多名巴勒斯坦学生进行考试。考试从上午９时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多钟。没想到，当时刚抵安曼的阿拉法特主席得知我们的工作情况后，顾不得休息，立即接见了我们，并同我们共进午餐。
那时，阿拉法特显得很年轻，也没有现在这么胖。他端着盘子同我们一起选菜，然后又同我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谈，谈到我们这次招生工作时，他希望中国的大学能更多地和约旦河西岸的一些巴勒斯坦大学建立联系。过了一会儿，他从自己的盘子里抓起一大块羊肉放在我爱人的盘子里，风趣地说：“你为什么不吃肉，是否怕发胖？”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我爱人说：“我希望有一天去您的国家，到时一定吃大块大块的羊肉。”阿拉法特主席说：“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如今阿拉法特主席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正逐步成为现实，我们为之高兴和振奋。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奋斗了一生的阿拉法特主席，虽然已胡须花白，年届六旬，但看上去并不显老。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７日，他同他的秘书萨海·塔威勒结婚，新娘当时仅２９岁。
萨海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她的母亲雷蒙德创办了巴勒斯坦新闻社，后来被捕入狱，长期被监禁，但她一直没有停止过斗争，她经常对子女进行教育，因而萨海从小就对阿拉法特产生了爱慕和钦佩之情。从苏尔本大学毕业时，她获得了外国语言、文明史博士学位。他们至今没有孩子，不过，萨海收养了许多巴解组织的烈士遗孤，阿拉法特夫妇现在是４０个孩子的“父母”，从而组成了据说是巴勒斯坦国内孩子最多的大家庭。（附图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电话朋友”
世绍
“我一人在家，好像有人进屋了！”从电话里传出一个男孩颤抖而短促的尖叫声，“现在我躲在床底下，四周用枕头围着。”这个９岁的孩子，正在与“电话朋友”通话，请求帮助。
一个时期来，美国报纸不断报道因孩子一人在家而诱发的一些事件。如前不久，底特律一个孩子独自一人在家，不慎失火，致使７个孩子死亡。如何安置好孩子的校外生活已成为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
据统计，美国有４０％以上５至９岁的孩子经常一人留在家里。大约有１０００万儿童在工作日的下午一人呆在家。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妇女就业的越来越多，父母上班后，孩子放学回家就无人照顾了。这种“自己看自己”的状况，使孩子容易产生孤独感，心理上压力很大。
为帮助孩子摆脱这种心态，加利福尼亚州一些地区专门开设了名为“电话朋友”的热线电话，由居民自愿出资组织，服务时间一般在下午３点到５点。因为此时孩子们大都放学回家了，且往往一个人呆在家中。据预测，今年，“电话朋友”可为１．５万人次服务，多数是苦闷孤独的孩子为了解闷打电话，有诉说学校老师对学生不公正的做法，有为一些生活琐事请求解难的，如头发里沾了一块树胶、鼻子流血等。有时，孩子突然病了，可通过电话联系，或通知家长或请医院及时照料。
家长一般认为，孩子有吃的、玩的，一人在家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很少关心孤独对孩子心理上产生的影响，“电话朋友”弥补了这一不足。孩子们拿起电话说上几句，获得热心的老妈妈或年轻阿姨的亲切开导，他们的心情就平静多了。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摆塔”
缅甸有一座独特的佛塔，因为它会摆动，故被称为“摆塔”。该塔建于公元五世纪，但塔不是筑造在陡峭的山崖上，而是建在一块三层楼高经常摆动的巨型圆石上。巨石摆动时，佛塔也随着摇摆。那么该塔为何建在这里？石头为什么会摆动？如今，科学家们正试图用电子仪器解开“摆塔”之谜。（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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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意璀璨
——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
温宪
１０月７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１９９３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授予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瑞典文学院在授奖决定中说，莫里森女士是“第一流的文学艺术家”，她在“以富有想象力和充满诗意为特征”的一系列小说中，“生动地描绘了美国现实社会中的一个基本面”，并“深入地探索了一种她期求脱离种族羁绊的语言。她向我们展现了诗意的璀璨。”
今年６２岁的莫里森，是第９０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就在瑞典文学院宣布这一决定的当天，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莫里森女士，仍像往常那样清晨４时３０分起床，开始写作。几小时后，一位朋友兴冲冲打电话告诉了她获奖的消息。突如其来的喜讯竟使莫里森感到难以置信。她随后在接受美国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是一个令她感到“大喜过望”的消息。不管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怎样众说纷纭，“对我来说，这仍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曾负责编辑莫里森作品评论文集的哈佛大学非洲与美国研究所所长盖茨说，莫里森是一位精到纯熟的作家，她同福克纳、马克斯和伍尔夫等作家一样杰出，她获此殊荣当之无愧。他说，起源于对美洲大陆黑人奴隶生活记述的美国黑人文学，仅有２００年历史。如今，美国黑人作家的优秀代表已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就。
莫里森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钢铁工业城市洛雷恩的一个黑人工人家庭，原名切里·安东尼·沃福德。这位自幼天资聪颖、感受敏锐的女孩，在初谙世事时，面对着的是一个对黑人充满种族偏见和歧视的社会。她耳闻目睹和亲自经历了美国黑人遭遇的种种屈辱，这一切都给她留下了难以拂去的痛苦回忆，却也因此为日后的创作积淀了深厚的生活基础。面对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这位年轻的黑人姑娘没有自暴自弃，也不满足于哀哀戚戚地被动抗争，而是以庄重的自尊和顽强的努力向社会证明着自身的价值。１９５３年她在哈佛大学获英语学士学位后，又于１９５５年获科内尔大学硕士学位。她在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了福克纳和伍尔夫等作家的作品中对自杀的描写，也因此对这些著名作家的风格特点有了更深邃的理解。此后，她在南得克萨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英语。她曾与一位名叫哈里德·莫里森的建筑师结婚，生有二子，但于１９６４年离异。
６０年代初在哈佛大学任教时，莫里森参加了一个由一批诗人和作家组成的非正式团体，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文学艺术问题。自那时起，莫里森开始了文学创作。在一次聚会上，她向朋友们捧出了一部以其故乡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描写了一个黑人女孩在白人社会中遭受诸种屈辱后，极度渴望自己也有一双蓝眼睛的经历。后来，莫里森将它修改为自己的处女作、长篇小说《最蓝的眼睛》。这部书于１９７０年发表后，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
此后，莫里森又先后发表了《苏拉》（１９７３年，获美国全国图书奖提名）、《所罗门之歌》（１９７７年，获美国全国图书评论家奖）、《黑孩子》（１９８１年）、《心爱的人》（１９８７年，获普利策文学奖）和《爵士乐》（１９９２年）。在这些作品中，莫里森诗一般的语言、多变的叙事方式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描写才华，表现得愈来愈酣畅、纯熟。在《心爱的人》一书中，她如诉如泣地描写了一个为抗争屈辱而逃跑的女奴，当她被捉回后，宁可切断亲生女儿的喉咙，也不愿看到她将在奴役中成长的故事。在《爵士乐》中，莫里森颇具创意地讲述了２０年代纽约市哈雷姆区黑人社会中的恩恩怨怨和反抗斗争，再一次鞭挞了不公正的种族歧视。有评论者认为，《爵士乐》是“后现代派”文学的杰作，莫里森在该书中兼融了埃林顿、福克纳和玛丽安·卡拉斯等文学大家的风格精华。莫里森以锲而不舍的努力所酿就的精美作品，逐渐确立了她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上的杰出地位。
自１９８７年以来，莫里森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除小说外，她还涉足散文和剧本的写作。这位美国黑人女性中的佼佼者，至今仍在辛勤地笔耕。（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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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脐带种树
海地农村至今盛行着一种有趣的习俗：婴儿出生后，家人将他的脐带剪下埋入地里，然后在该处种上一棵果树，该树及其所结的果实便属于脐带的主人终生所有。（马宏通）